谭载喜：译者比喻与译者身份

摘要：“译者比喻”是涵盖在“翻译比喻”中的一个范畴，它的构成及其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译学价值，特别是我们可以透过对它的分析和研究，来认识译者的行为角色，进而认识译者的身份特征。

关键词：译学研究; 身份研究; 译者比喻; 译者身份; 翻译行为角色

一、引言 

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研究内容不断充实。近年，不少新的译学话题持续出现在翻译研究领域。这些话题除人们讨论较多的所谓“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翻译与意识形态”、“后殖民理论”、“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多元系统论”、“翻译的社会学理论”等等外来话题之外，也包括各种形形色色的、关涉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和翻译作品、翻译人物的具体个案研究、以及近期因翻译专业硕士(MIT)兴起而出现的翻译教学理论研究的众多话题。所有这一切，即是译学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和扩充的重要表征。笔者近几年一直关注的“翻译比喻”和“译者身份”这两个主题，也同样属于译学研究领域的较新话题，本文把涵盖在“翻译比喻”里面的“译者比喻”和“译者身份”结合起来讨论，目的是透过对“译者比喻”的研究，来认知“译者身份”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多元意义，进而更深入地认识翻译的本质，更好地挖掘相关译学话题的译学价值。

二、翻译比喻与译者比喻

首先需要说明，“翻译比喻”一词是人们已经熟悉并惯常使用的，其意义范围宽，可指一切关于翻译的比喻;而华文表述“译者比喻”则是笔者于本文首次提出来使用的，其意义范围窄，专门用来指关于译者的比喻。但由于两者所指并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本文研究的对象又不是意义宽泛的“翻译比喻”，而只是所指较窄的、与“译者”相关的比喻，因此笔者认为，至少就本文所涉话题的范围而言，有必要把“译者比喻”这个特指概念从“翻译比喻”的泛指概念中分离出来，使它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译学概念，并赋予其作为独立术语使用的地位。

当然，如前所述，“译者比喻”的意义范围涵盖在“翻译比喻”之内，即“译者比喻”也是一种“翻译比喻”。当人们用比喻来形容翻译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无可避免地会是比喻的重要对象，如把译者比喻成“先知”、“启明星”、“筑桥师”、“把关人”、“画家”、“奴仆、奴隶”、“媒婆”等等。因此，以往对翻译比喻所作的种种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把有关译者的比喻纳入其中。例如，Hermans［1］以及André［2］所编文集中各个作者在讨论翻译比喻的译学意义时，常以译者比喻举例。笔者在此前讨论翻译比喻文章中，也涉及不少与译者相关的比喻［3］［4］［5］［6］。然而，所有这些研究所关注的是“翻译比喻”，而没有把“译者比喻”作为相对独立的概念看待，也没有把“译者比喻”和“译者身份”两者的研究挂起钩来。虽然笔者曾于2007 年在一次有关“翻译·身份·多元” (Translation，Identity and Heterogeneity)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后来一次有关翻译学科建设的国内翻译论坛上，既讨论了翻译比喻又讨论了译者身份的问题［7］，［8］，但却始终没有把“译者比喻”的概念从“翻译比喻”中抽离出来，把它作为独立课题来研究，更没有强调把研究“译者比喻”作为手段，通过它来认识译者的种种身份。也就是说，本文在此区分“翻译比喻”和“译者比喻”，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的一种向前演进，相信透过集中研究专涉译者的“译者比喻”，并以此来认识和阐释译者的身份及其意义，能够增强讨论相关问题的针对性和贴切性。

在以往讨论中，笔者曾就翻译比喻的基本定义进行过解释，指出:所谓“翻译比喻”，就是拿翻译打比方，把翻译比作另一事物或活动，即是说它以类比和形象的手段来界定翻译的意义，刻画翻译的功能和方法［3］3，［4］73-74。按此模式，我们可以把“译者比喻”解释为:以类比和形象的手段来界定“译者”的意义，亦即拿译者打比方，把译者比作另一类别的人物，如前面所说的，把他比作“先知”、“启明星”、“筑桥师”、“把关人”、“画家”、“奴仆、奴隶”、“媒婆”等等。从这个定义出发，本文对笔者搜集到的近三百条中外翻译比喻进行整理，发现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以译者为比喻对象的。然后，我们对这些涉及译者的比喻进行再次梳耙，从中挑选出十四个译者的主要形象，并伴以比喻举例植入列表，作为后面进一步讨论的数据基础:

表一 

必须指出，笔者无意以偏概全，说列表中这十四个比喻形象覆盖了所有译者比喻所覆盖的形象和意义范围。我们知道，译者比喻形形色色，不同比喻和形象均可反映不同的译者身份特征和意义，而且如同一般翻译比喻乃至整个比喻体系一样，译者比喻是一个开放体系，喻体选用范围十分广泛，没有也不可能局限于十四或某个更大的数字，体系会随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喻体形象和意义。因此，在实际研究中，无论呈现多少译者比喻的例子，也未必能说已尽其全貌。本文之所以不将所搜集到的译者比喻一一呈现出来，而只列出十四组别，一是因为如前所述，这十四个组别的形象是笔者认为在中外译者比喻中较常见、因而也是较具代表性的比喻形象;二是因为本文篇幅有限，无法呈现更多，“十四”在此并没有被赋予特别含义。笔者相信，虽然所列出的这些译者比喻为数不多，但因它们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能作为数据基础，使我们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以一种特别的眼光即比喻的、形象的眼光，来认识译者的身份及其蕴含的种种意义。

续表一

三、体认译者身份，解码译者比喻

在通过对译者比喻进行解码来认识译者身份之前，有必要首先对何为身份与何为译者身份的问题有所认识。按照一般辞典解释，所谓“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辞海》)。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三个主要层面来了解它的含义:一是身份的本身意义，指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二是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的关系意义，如纵向的父母子女关系、上下级关系和横向的同事朋友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等;三是身份的等级意义，指人在资历、资格、地位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即是说，所谓“身份”，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与他人之间是何种关系”［29］2，是“相对稳定的、对自我角色的理解和期待”［30］397，是指“在社会关系中，特定个体和群体区别于其它个体和群体的方式”［31］4。此外，在当代身份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特定个人的身份往往是个人对特定思想和行为准则的认同，是个人根据这些准则来判定什么是好与坏、有价值与无价值、该做与不该做、赞成与反对等方面的问题［32］27。概括起来就是说，“身份”是一种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标识和认同。前者是客观的，如族裔、家庭、年龄、辈分、性别、职业、职位等。后者是主观的，如好人与坏人、朋友与敌人、熟人与生人、内部人和外部人等。

无论在生理、心理还是社会学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个身份。从生理上看，每个人的生理特征即是他的身份特征，如身高、面部特征、指纹、肤色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身份指个人特质，是自我意识和自省能力的表现，是对特定事物的认同，如民族、语言文化和性别等身份的认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角色，它与社会群体中其它成员的行为角色相联系。

总之，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也就是这个身份。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世界许多国家实施的身份确认制度中得到印证。例如，在中国的身份证制度下，每个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证;在另一些地方如英国、美国，虽然没有身份证，但也有其它相应方法来确认身份，例如任何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国家社会保险号或驾驶执照号，等等。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下，只有在特殊场合里才会出现一个人同时拥有多于一个身份的情况，如间谍或双面特务、假身份证、假护照或舞台上的演员等，在一般情形下，每个人都只能有一个真实身份。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么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可以同时具有一个以上的区别性个人特征，在社会中可以同时扮演一个以上的行为角色。例如，在家里可以既是父母也是子女，在职位上可以既是上司也是下级，在工作上既是学校教师也是单位领导、既是甲校教授也是乙校博导等等。这些社会中的行为角色，其实也是一种身份即角色身份。而角色身份又往往与人的社会地位有关，“与情感表达及行为表达有关;而由于在自我概念的等级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所以有些角色身份比其他一些更为突出”［33］5，也就是前面所指的身份的第三层含义，即身份的等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角色”身份与“等级”身份界定为“次身份”，而把上面说到的那种身份证式的身份叫作“主身份”。“次身份”与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行为角色及所处地位相关，受制于各种社会因素与环境，呈多样化特征，可以随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主身份”则是“独一无二”的，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变或基本不变的。这，大致可以作为我们对于何为身份的一种理解和阐释。

对于何为译者身份的问题，我们又如何理解和阐释呢? 如果说身份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有长足的发展，那么把身份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成果用于翻译研究，则似乎只是近十多年以来的事情。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Gustavo Pérez Firmat［34］、Sherry Simon［35］、Eva Hung［36］和Edwin Gentzler［37］等人的相关作品，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讨论翻译与民族身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文学身份、翻译与性别身份、翻译与历史形象变迁等方面的问题，为翻译中的身份研究作出了有益贡献。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触及或甚少触及译者本人的身份问题。而笔者认为，在翻译研究中谈身份问题，译者身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不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因此如前所述，笔者曾于2007年在名为“翻译·身份·多元”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强调译者身份研究的重要性，并首次尝试把翻译比喻与译者身份的研究结合起来［7］。与此同时，译者身份这个词也稳稳地进入了当代新兴译学语汇中，对它的系统研究也开始出现。李文静2010年于香港岭南大学完成的题为《译者是谁? ——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即是最新一例。在该学位论文中，作者借鉴和整合社会心理学有关身份理论的假设和分析，对译者身份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提出译者身份的三种类型，即角色身份、群体身份和个人身份。在详细论证这些身份类型的基础上，作者还对译者身份的社会期待与个体内化、身份杂合、多重身份的承诺和选择、身份表演、角色对话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也作了广泛讨论［38］。至少就华文领域译者身份的系统研究而言，李文静所完成的上述课题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它为今后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参考模式。但也必须指出，尤其在讨论译者角色身份乃至所谓身份杂合、多重身份的问题时，该论文没有触及到在笔者看来是译者身份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即前面已经触及、下面将进一步阐述的“主身份”和“次身份”问题。

笔者认为，与一般身份一样，译者身份其实也有“主身份”和“次身份”之分。一方面，译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有别于其它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如作家、工人、医生或科学家等，其基本特质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指语际翻译而言)进行翻译转换。也就是说，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的人就叫作译者，译者就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的人。这是构成译者“主身份”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译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顾名思义，他并非存在或活动于真空之中，因而其行为角色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包括源文本、源语言文化、目标语言文化、目标读者、翻译动机和目的、翻译诗学和规范、以及翻译的文化和时空环境等。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行为中，译者不会以一种抽象、静态的身份出现，而会把抽象、静态的身份因素消融在具体的、动态的、与不同社会因素和环境密切互动的角色身份之中。这种角色身份便是译者的“次身份”。我们之所以把前者称作译者的“主身份”，把后面这种角色身份视为“次身份”，是因为前者是根本，是不变的，是第一位的，没有了它，相关的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就不具备译者身份，不属于译者范围，而后者则是前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变化的，是第二位的。

更具体地说，凡［语际］翻译都会涉及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在转换过来的目标文本与被转换的源文本之间也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二者不可或缺，否则不成其为翻译，译者即为这个过程的行为者。对翻译和译者本质的此种界定，自古至今，虽然在表述方式和强调程度上时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却始终如此。相反，在译者这个“主身份”之下的“次身份”，因属于译者角色身份的范围，则会随前面所说各种社会因素和译者行为角色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实际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我们所看到或做到的翻译，不会也不可能只是一种形式的翻译，而往往是各种因目的而异、因读者或赞助者而异、因意识形态而异、因时空而异的不同形式。所谓“异化翻译”、“归化翻译”、“忠实翻译”、“不忠实翻译”、“死译”、“直译”、“意义”、“活译”或所谓“改译”、“写译”、“拟译”、“编译”、“节译”、“选译”、“摘译”等各种类别的译文和译法，其实就是译者以各种角色身份开展工作的产物。

对于上述“主身份”与“次身份”在“不变”与“多变”性质上的区别，我们从“身份”一词的语法内涵上，亦可见一斑。例如，在名词有单复数形式变化的语言如英语中，如果使用语言学术语来表述，那么“主身份”中的身份一词是单数的“identity”，而“次身份”中的身份则为复数的“identities”。然而，最能说明二者区别，尤其是最能解释清楚各种“次身份”亦即具体的译者角色身份的，应当是本文所提的译者比喻。前面列表中的十四组译者比喻，分别代表的是十四种不同的译者角色，而这些不同形象和角色所代表的，也就是译者的种种不同身份，即他们的角色身份。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画家、演员、乐师、调停者、筑桥师、媒婆、摄影师、启明星、竞争者、叛逆者、奴仆或奴隶、旅行者、商人、把关人等形象来比喻译者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译者的各种角色身份。

由于译者比喻中所用的喻体往往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形象，对相关形象本身所具备的“身份”意蕴相对了解，因此通过它能够十分形象地解读到译者的相关角色意义。以下举“画家”、“演员”、“调停者”、“奴仆、奴隶”、“把关人”几个形象为例，对相关译者比喻作一简单解码，以示如何通过译者比喻去认识译者的角色身份。

从“译者即画家”之类的比喻中，我们可以解码到这样的信息，即:译者可以(1)采用与源文本相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如以名词译名词、以动词译动词等等，就像临摹师使用与原画相同的颜色作画一样，达致“形似”;或(2)采用精神对等的译法，像写生或人物画家在创作中主要关注神 态 而 不 刻 意 讲 究 细节那样，达 致“神似”。在“译者好比演员”之类的比喻中，其内涵的意思可以包括:译者必须具备与演员相同的能力，演员演绎一个角色，目的是要演得像真的一样，而同样，译者翻译一部作品，至少就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也会是能使读者像在读原作一样。将译者比作调停者，所传递的意思是:译者扮演的角色，是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进行协商、调停，在源文本与目标语读者之间搭建交流的平台，使两者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将译者比作竞争者，就是说译者总想与原作者竞争，以求超过原作者，如商人或运动员总希望超越对手一样。将译者比作奴仆、奴隶，即是说译者的角色就像16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Etienne Pasquier 和17世纪英国桂冠诗人、翻译思想家John Dryden所描述的那样，在地位上不如“主人”(即原作者)那般重要;在自由度上没有原作者那般可以无拘无束;在收获方式上也总是付出最多，得到最少:奴仆、奴隶“做牛做马”，主人则“不劳而获”。将译者比作“媒婆”，是指译者对源文本不尽忠实，在目标文本中不展现原作全貌或对读者“撒谎”，像善于夸大其词的“媒婆”一样。将译者比作把关人，则是指译者有“纠错”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发现源文本中有何谬误、错漏或不妥之处，在目标文本就必须予以删除或“纠正”。这种“把关人”的责任，显然是一种翻译伦理上的责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却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作为，译者也就进而成了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行为的一个工具。

囿于篇幅，本文不拟对上面列出的译者比喻，一一加以阐释。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所有列出或未列出的译者比喻都进行类似的、甚至更加详细的解读。但相信举一可以反三，以上讨论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译者比喻为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我们能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眼光和方法，对译者身份、特别是译者的角色身份，作出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四、结语

应该说，任何一个译者比喻的创造和使用都是有特定语境的，它们最初出现时，都或多或少地会伴有原创者的解读。在本文列出的各组译者比喻选例中，各个比喻都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处于相关语境中，它们各自的喻义也就因此容易被理解。然而，创造比喻、使用和理解形象的语言，却是人类的共性，因而只要喻体并不陌生，即便某个比喻独立出现，比如说“译者是画家”、“译者是演员”、“译者是把关人”甚至“译者是启明星”等，我们也可以根据对相关喻体的已有知识，去理解比喻意义。但各个喻体所承载的，却又永远不是简单的、静态的单一意义，而是丰富多彩的、动态的复杂含意。如此一来，对于译者比喻的解读，也就不能也不应当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平面上。本文通过译者比喻来认识译者身份，只是对译者比喻乃至整体翻译比喻研究的一种努力。相信本文的讨论作为一个尝试，能引发译学领域对译者比喻和译者身份的更多关注，或由此引发更多的研究课题，将译学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简介

谭载喜，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哲学与理论、中西翻译史论、翻译文化政治学、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语言文化比较。

本文原载《暨南学报》2011年第3期，第116-123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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