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立宇、崔凯：方言 · 文学 · 翻译

摘要：古今中外，方言的存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文学的结合具有很多可能性和特点，将两者与翻译相结合进行探讨，方言的翻译问题便立刻凸显出来，构成了一个学界不得不关注与正视的学术性问题。中国的方言与文学是文学本土性与方言地域性双重特征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宏大战略背景下推进中国文学作品（古典和现当代）走向国际舞台，进入世界文学殿堂，方言、文学和翻译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

关键词：方言；文学；翻译；本土性；地域性

中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若从语言方面加以考察，民族语言①与地域方言的混杂存在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关于民族语言，如藏语、蒙语、维吾尔语、满语、壮语等是为大宗，其他仍有许多；关于地域方言，如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话等，皆为部分，列举还有不少。与民族语言、地域方言②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叫“汉语”（台湾叫“国语”，新加坡叫“华语”，大陆叫“普通话”）③。与民族语言相较，两者当为并列关系（基于民族平等的观念）；与地域方言齐观，双方则是统属关系——地域方言也是汉语的一部分。目前，关于民族语言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前人研究成果已经十分可观[1]，这里暂且不论。与之相较，关于中国方言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尚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究其原因，当有许多，如陈吉荣[2]列举的几点，包括方言翻译的实践困难、译者对方言翻译准备不足、方言本身的体系尚需完善、方言翻译研究缺乏文化张力等。作为补充，还应注意的是，并列关系似乎高于统属关系，某些民语的使用人数众多、固定、保守等。一如李欧梵所指出，“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划分，远不如族群、知识、哲学、宗教的划分更重要。”[3]27除此之外，或许还与民语文学体量之巨大、名著之繁多，方言文学体量之逼仄、名作之少出不无关联。唐德刚曾经指出，“用中国方言所写的出名的文学作品，大概只有一部用苏州语的《九尾龟》——其他则只限于用一些‘方言’译的《圣经》了。”[4]65当然，此论难免多有局限，但是方言文学之规模由此可见一斑。有鉴于此，论者拟对中国之方言、文学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客观情况略加考察与梳理，对其中涉及的翻译问题予以思考并分析，以此对翻译研究中的方言维度进行探讨，似不失为该领域研究的某种开辟与拓展，敬请方家不吝赐教、多予指正。

一、方言

考察历史上的情况，《礼记·王制》中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是我国文献中最早关于地方语言差异的记录。其中“五方之民”所用的“言语”便是方言。然而“这‘五方’的确切地域何所指，不得而知。”[5]79所以这里的方言，只可作为“不同地方的语言”来解读。到了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司空图在《漫书五首》中写有“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乡音”即为方言，点明了地域方言之于人生的特殊意义。时至清末，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名“广方言馆”——这里的方言作“外国语”解释，被视为昔日天朝上国白日梦般的“自慰方式”，成为后世后生的笑柄[6]163。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标举“方言文学”才是真正的“白话文学”，在商伟[7]11看来，则是源于对“方言”（vernacular）的历史误会。

按照当今学界的研究，方言则有广义、狭义之分。语言学上取广义，现代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可以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前者是“语言的地域变体”，如粤语、闽南话，后者则是“语言的社会变体”，如20世纪初常州的街谈（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形式）和绅谈（或多或少局限于文人或官吏家庭）。狭义的方言则专指地方语言，“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8]引言“通语与共同语是广泛流行于全国或相当大的地域范围里的语言，方言则仅局限于一定的地区。”[9]275

如果说民语多与民族属性相关，那么方言常和地域分布有涉，但彼此也多有交织——如上述《礼记·王制》中的说法，便充分说明了“当时肯定存在着互相不能通话的不同语言或方言”[5]79。而在这些语言之内，方言之中，或有民语的存在。另如西汉杨雄所著的《方言》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5]4，考虑当时民族交往杂居的情况，书中所谓的方言，可能涉及民语。

不仅如此，方言与民语的交织关系还表现在：第一，民语区内有方言，以藏语为例，比较大的方言划分便有卫藏、康巴、安多三种；第二，方言区内有民语，以粤语为主要用语的两广为例，其内部便有壮语的存在。汉语作为“国语”“雅言”④，使用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泛，历史悠久⑤、历久弥新，方言及其使用的情况就更加复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内中似乎便有不少方言土语。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方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其中的语汇都在经历着生、住、异、灭（启蒙、全盛、蜕分、衰落）⑥。“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变迁，各地移民的陆续进入”等[8]引言，这些因素不断地潜移默化，各区域方言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两个方面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总体上说，方言变化的结果，通常是“语义更加生动，词汇日益丰富，语音变换多样，分布较为复杂”[8]引言，1。微观分析，方言语汇从古及今的历史变迁，从排列组合的角度看，通常会出现几种不同的可能性：(1)古今、仅甲地或乙地使用；(2)古今、甲乙两地通用；(3)古、甲乙两地通用，今、甲乙中只有一地使用；(4)古、甲乙中只有一地使用，今、甲乙两地通用；(5)古、甲乙两地通用，今、甲乙两地均不用[10]179。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方言存在着几种不同层级的划分。中国自古就有南北的划分模式，如宋元两代的戏曲便有南戏北戏之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南北学者之辨；鲁迅杂文中对《北人与南人》的讨论等。依此划法，方言便有南方话和北方话之别。鲁迅[11]17曾指出作为大众语北方话较之南方话理想的所在，“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

鲁迅还曾对中国的方言进行粗枝大叶的划分，其中“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11]18又指出，“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这是小说家的敏锐眼光，然而缺乏田野调查的科学依据。

按照语言学界通俗的划分，汉语内部有七大方言：官话、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5]8。在这些方言内部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如豫方言中便有豫北方言、豫西方言、豫东方言之别。甚至还可以分得更细，如吴方言内部分出南京方言、扬州方言、杭州方言等即是。但就一种方言来说，有时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如广义的淮安方言是指“淮安市所辖地区使用的方言”，狭义的淮安方言则指“淮安市淮安区所使用的方言”[10]151。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来看，方言与汉字有着比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同一个汉字从古到今，字形虽然没有改变，但读音却会发生变化。“不过汉字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其意义基本上不变。”所以，在阅读中国古典时候，某些古音固不可考，古义却还清晰，而且“不同方言的人读来都是一样的意思。”[5]291

从文白差异方面来看，不同方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粤方言文白差异较小，“任何用普通话写成的歌词都可以用粤语方言唱出来。”吴、闽两种方言文白差异较大，“许多方言词无字可写”[9]276。一般来说，文白差异小的方言更容易为普通话接纳，如粤语中的“搞掂”、“埋单”等，在普通话中已经司空见惯。

从语言符号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来看，方言带有一定的本土性特征，在中国则带有中国的本土性（Chineseness）。从语言符号交流与影响的角度看，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此方言与彼方言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关系——如普通话中“搞定”“埋单”“企稳”等用词是受到粤语的影响，而北京话中“我有吃”、“我有去过”的结构，则是受到了闽南话的影响[9]275-276。

荣立宇 译

二、方言与文学

方言通常在日常口语中畅行无阻，也时常与书面文学发生某种关联。试分析之，方言与文学的关联则有以下几点。

1.方言与文学的结合有不同的形式

就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和所居的地位来区分，则有两种情况：其一、以方言为主要创作语言的文学作品，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北京话）、石玉昆的《七侠五义》（北京话）、邹必显的《飞驼子传》（扬州话）、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苏州话，限于对白）、张春帆的《九尾龟》（苏州话，限于对白）、张南庄的《何典》（北部吴语）等，其中方言占比重较大，姑妄称之方言文学；其二、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成分，如《红楼梦》中的北方话⑦，《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中的山东话，以及《儒林外史》中的全椒方言等，其中方言为次要语言，占比重较低，姑妄名之文学方言。  

文学方言十分常见，究其原因，或与历代作者，籍贯有别，创作虽然惯以汉字落笔，但地域方言根深蒂固，有意无意之间难免夹杂有关。对照之下，方言文学体量较小，又因体裁不同存在差异：清末之前“纯粹用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并不多见。”[5]183；用方言讲唱的弹词在南方民间却很有一些，如吴音弹词《三笑姻缘》、《玉蜻蜓》、《珍珠塔》等。但需要指出，所谓土音弹词一经汉字记录“也并非通篇都是方言”[5]188；用纯方言创作的诗词歌谣存在少许，尽管古代能做诗词者一般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层，他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以普通话为主，但上述冯梦龙辑录的吴语《山歌》，刘半农创造的苏州方言《瓦釜集》证明了别样的存在；当代歌词中纯粹的方言文学为数不少，主要以粤语歌、闽南语歌为主，蕴藏量较大；散文中完全以方言创作者十分罕见，尚未得见。

2.方言与文学的结合涉及不同的体裁

诗中有之——如《诗经》中“国风”的部分，最早便是各地民歌，杂有方言，后经过文人加工，以雅言书写，方言才不见了踪影。《楚辞》虽为文人创作，但其中部分方言得以保留，如“羌、搴、纷、些、然、汩、扈、闾阖、侘傺”等皆为方言语汇[5]196。冯梦龙辑录的《山歌》十卷有九卷用纯粹的苏州一带方言记录，刘半农的《瓦釜集》被认为是新诗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诗歌集，集中所录用江阴方言，采江阴声调，徐志摩曾在几篇诗作中用汉字拼写吴语，备受胡适推崇；曲中有之——很多地方戏以方言演唱，如吕剧、评剧、豫剧、越剧等，戏文中难以避免方言；小说有之——如前所述，《红楼梦》、《西游记》等中皆有方言；散文有之——如老舍散文中的北京方言，李希文章中的天津方言。

3.方言与文学的结合具有不同的功能

这里面常见两种情况：第一，文学方言出现在叙述语言之中，这可能是创作者不经意间的掺杂——事实上，很多作家很难避免这种掺杂，如老舍笔下的北京话，金庸作品中的浙江话，莫言小说中的山东话等，也可能是创作者有意而为的使用——如林希[12]1认为，“写小说，最忌讳语言干瘪。小说要好看，除叙述语言讲求规范外，人物对话一定要符号人物性格，固有地域特色，这就是常说的那种活的语言。”基于这种理念，他在自己的文学书写之中有意地“使用了一些天津俗语”。这样的方言内容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地域、生活、教育等方面的背景信息，于读者可以了解作者的情况、领略作品文体特征中的方言风貌，于学者则可以借此研究不同作家的文体特征、考证某些古典作品的作者信息——如《金瓶梅》的研究者就试图利用其中的方言特征考证小说的作者身份，后来《西游记》的研究者借鉴了这一方法来探讨吴承恩作者身份的真实性问题[10]。第二，文学方言出现在人物对话中，或可是为凸显人物身份、性格、教育背景等方面的信息，创作者有意识的使用。如“刘姥姥的幽默是借助于北京土话中某些同音字来达成的；王熙凤的泼辣和干练也能从她所持的方言词汇中洞察；林黛玉的忧愁性格与南方方言的柔美，悦耳动听不无关系。”[13]读者可以从这些细微之处来把握文学作品中所塑造人物的个人特征。

4.方言与文学的结合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分析、研究问题需要有共时的考察，也需要有历时的眼光。郑培凯曾经指出，“从16世纪到现在，以及经历了400年的时间，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确定明代某地的方言？就算我们对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每一个地区都进行了方言调查，我们能够确知这每一个地区的方言在明代的情况吗？”[10]178这里强调的便是方言的时代变迁。这种时代变迁往往会影响到读者对文学作品中某些方言词的误读与误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方言内容仍是可以正确解读的，难解的只限于部分现代已经废弃了的语汇或是词义几经变迁的内容。

5.方言与文学的结合兼具本土性⑧与区域性

如唐德刚所言，“历史上没有‘没有本土性的文学’”，“从古希腊的荷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国古代的《诗经》”皆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性[4]62-63。中国的地域方言与中国文学的结合具有“中国”本土性自不待言。本土性而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唐德刚在谈及《诗经》“中国”本土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具有的“地域性”，“《诗经》不但具有‘中国’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内又可分出不同的‘区域性’，所谓‘国风’”[4]62-63。方言与文学结合具有的地域性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方言、文学与翻译

方言文学也好，文学方言也罢，一旦遭遇翻译问题，十分难以处理。先不消说汉语到外语的翻译，即便是同在汉语文化圈中，共享汉字表达的情况下，将方言译为普通话，或者相反，也多有令译者头痛的地方。

张爱玲对此体会颇深。她曾坦承十分喜欢《诗经·柏舟》中“心之忧矣，如匪浣衣”的譬喻。在她看来堆在盆边脏衣服的气味所引发出来的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或许只有江南人的一句话“心里很雾数”约略可以形容。她也坦言“雾数”二字，在国语里似乎找不到相等的名称[14]。

在作品《封锁》中，张爱玲还有一段文字谈及方言的翻译，她写道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这种国语到方言的翻译，在她看来“未免有些隔膜。”[15]96

侯宝林对生活中的方言现象十分敏感，研究也颇为深入。在两段十分经典的相声——《戏剧与方言》与《北京话》中，他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将中国方言的特色形象地展现出来，让人印象深刻，兼顾了娱乐性与文学性。特别是在相声《北京话》中，他专门提到了把普通话的内容翻译成北京话，一些北京土语如“撒丫子”（跑）、“开了”（吃）、“捋了”（吃）、“垫补”（吃）等，非北京的听众是绝对不能懂的了[16]。

就方言文学考察，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已经有了普通话译本和英文译本，译者均为张爱玲。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小说之中似乎止步于此，至于散文、戏剧，更未多见。倒是一些方言歌词的翻译或曰重写为数不少，国内常见于粤语与普通话之间，如陈慧娴粤语版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与周华健普通话版的《最真的梦》，曲相同，词却迥异。或曰翻译，或曰重写。就文学方言考察，随着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其中的文学方言一道被翻译、传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就翻译过程而言，方言文学或文学方言在理解与表达两个层面对译者（特别是外籍译者）构成挑战。在理解阶段，方言的误读通常造成误译[17-19]。尽管译者通过结合语境、查阅词典、阅读百科、咨询作者、请教专家等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方言的误读、误解，但还是有一些方言内容构成顽固的理解障碍。如《西游记》中的“軃”字，在一般的字书中“皆释为‘垂下貌’，也可作为‘躲’字使用，无释为躺、睡者。唯在吴方言中有这样的用法。”[10]162-163

再如电影“大话西游”中的“大话”二字，在普通话中的解读倾向为“夸张”，但实际上这里“大话”取其在粤语中的意思“讲谎话”，“大话西游”的准确解读当为“瞎说西游”[9]275。况且方言与文学结合的时代性又决定了部分方言内容的意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难以做由今及古的追溯和推导，其本原的意义已经难以确知。

在表达阶段，方言该如何处理仍令译者颇费思量。叙述语言中出现的方言与文体有关，标明了作者的身份特征、语言特色；作品中人物对话里出现的方言与人物塑造有关，暗示了说话人的社会属性、阶层地位⑨。译，抑或不译，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两个层面，倘若翻译，又该如何译，构成第二个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英美文学汉译领域，译者对其中方言的关注较多，翻译方法多样，而中国文学英译领域，译者对其中方言的关注较少，换言之，最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以英语中的标准语（非方言）来译汉语里的方言内容。如此一来，中国文学的本土性（Chineseness）和地域方言的区域性特征消失殆尽，原文的文体特征、人物特征的鲜明度受到极大影响。不译似乎不可取。然而，倘若译，又当何为？

余静归纳出6种常见的方言译法：地域方言对译法、地域方言杂合法、人工方言再造法、通用方言翻译法、雅俗对比法、口语化译法，进而提出译者翻译方言应当遵从“落差”策略⑩，即译者应当有意识地在译文中营造出方言与标准语的“落差”效果[20]。韩子满对前人“以方言译方言”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该译法“扭曲了原文的文体特色，增加了读者的理解困难”，并不足取，进而提出用“通俗表达法和加注”来译方言，试图兼顾原文的文体特色和读者的理解问题[21]86-87。上述译法虽然来自英美文学汉译领域，却不妨供中国文学英译加以借鉴。当然，这些译法各有利弊，译者可以参照选择。

事实上，上述关于方言“如何译”的讨论只是涉及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里的方言问题，叙述语言中出现的方言内容颇能展现出作者本人身份特征、文体风格等，翻译中该如何处理，则尚未谈到。如果说对于前者翻译问题的讨论是在如何译的层面进行的，那么对于后者翻译的讨论则似乎只停留在尚未意识到该问题成为问题的阶段，甚或是稍作思考之后选择不译的阶段。例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莫言小说中方言的处理，很多采用了略去的做法[18]。

荣立宇 译

结语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曾写道，“东学西学，学理攸同；南术北术，道术未裂。”[22] 古今中外，方言的存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文学的结合具有很多可能性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来探讨翻译时，方言的翻译问题便立刻凸显出来，构成一个学界不得不关注与正视的学术性问题。就翻译类型看，方言文学既涉及“书同文”背景下方言到普通话的翻译，又包括“书不同文”情形下方言到异国语言的翻译，文学方言则通常只涉及中外翻译。就翻译体量看，文学方言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方言文学体量较小。就翻译领域看，文学方言翻译的讨论多见于英美文学作品汉译领域，中国文学作品英译领域的探讨较少。就翻译体裁看，目前的方言翻译探讨主要局限于小说中的文学方言，对其他体裁——诗歌、散文、戏剧中的文学方言的翻译问题探讨不足。就翻译探讨的层面来看，译者对出现在人物对话中的方言比较重视，主要聚焦在如何译（方法论、翻译策略等）的层面；相形之下，译者对出现在叙述语言中的方言关注不多，讨论的视域在于是否译（方言的省略、误译等）的阶段。这些构成当下方言文学/文学方言翻译的客观现实，也构成学界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起点。先贤后进，师友同行，中国的方言与文学堪称文学本土性与方言地域性双重特征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宏大战略背景下推进中国文学作品（古典和现当代）走向国际舞台，进入世界文学殿堂，方言、文学和翻译之间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的加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项目批准号：16BWW012）。

注释：

①此处“民族语言”之谓是“少数民族语言”之简称。下同。

②需要指出，一些民族语言内部也存在方言，这里所谓的“方言”指汉语中所存在的。

③这里列举的不同地域关于汉语的称谓见唐德刚，“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64-65页。

④先秦时代，将中原地区通行的语言称为“雅言”。见周振鹤，《知者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2页。

⑤《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内中似乎便有不少方言土语。

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借用佛教“生、住、异、灭”的阶段划分来为清代学术进行断代。

⑦近来有人提出，《红楼梦》中有部分南京、扬州一带下江官话语音、词汇、语法成分。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

⑧唐德刚对“本土性”界定如下：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特殊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传统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个特殊传统、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心态——这一特殊民族心态，就是所谓“本土性”。见唐德刚，“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史学与红学》（第二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⑨事实上，还有一些时候人物对话里出现的方言只是作者无意识的使用，与塑造人物无关，却与作者习惯有涉。如《红楼梦》中的“家去”一词中在书中出现近七十次。周振鹤、游汝杰（1986：184）认为，该词属于扬州方言——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书中的使用并非作者想要塑造人物的地域特征，只是作者无意中的使用而已。

⑩“落差”本是社会学术语，指“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体之间的差距”，余静引入翻译研究领域，指“文学作品中标准语与方言之间的对比关系。”见余静的文章《论方言翻译的“落差”策略》，刊发在中国翻译2015年第2期107页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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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简介

荣立宇，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典籍翻译、诗歌翻译。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译著2部。

本文原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3-18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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