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廉：从达旨术到变译理论

摘要: 达旨术是严译《天演论》的成功秘诀，百十年来逐步得到学界认可和深入研究，“达”字将严复“信达雅”与“达旨术”贯穿在一起，“达”成严译思想的灵魂。将达旨术提升到变译规律层面研究，可知严复是变译大师，严译属文化之译。由严译八大达旨术产生变译规律，进而产生了变译理论，这是严复变译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严复; 达旨术; 变译; 变译思想

1．引言

达旨术是严复成功译就《天演论》的策略，以致于 1898 年版《天演论》封面赫然印着“严复达恉”的字样，有的版本则署名“侯官严几道先生述”。百十年来，信达雅是世人讨论严复翻译思想的主线，对严氏达旨术的认识却并非显性，梳理起来，历经了什么样的过程? 从严复畅行于八大译著的达旨术如何催生了变译理论? 二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 值得泼墨。

2．达旨术研究

2．1 难得肯定

在译论研究不发达的清末，只有从译且有过类似译事感触的志同道合者，才会对严译心得感同身受。最早识得严复达旨术的是梁启超。1897 年，梁读其译稿，说: “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敬其意磨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要不远，乃可以语于是。近严又陵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梁启超(1897/1984) 指出用达旨术的必要条件是“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要不远”，“未为害也”肯定了此法的优点。

严复在译例言中说: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是严复对达旨的阐释。而下面的话是其从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切身体会，也是对达旨的阐释: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称“达旨”，而非“笔译”，目的在于随意发挥，又自认为非正法，又提及鸠摩罗什，找到历史渊源。笔译是什么? 难道不是在严复之前马建忠提出的“善译”? 即现在的全译。达旨术是对整个求达手段的概括，实为一个系统，需要总结。

李泽厚(1977)在文章中专辟一节讨论《天演论》(赫胥黎，1971)的独创性: “严复《天演论》 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天演论》译例言)。这本书所以能起巨大影响，原因也在这里，它对外国思想的介绍翻译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这是一个哲学家对严复达旨术的肯定。译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译法的性质，定位于非正法，那么后人为什么还迷失于正法去批判严复呢? 会不会是醉眼看人歪之故?

严复用正法要求自律，他是言语上不标新，行为上却立异。显示出一种中国式智慧: 我都自责了，别人也就不好再怪罪我了。有话为证: “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会法师有云: 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天演论·译例言》)严复说得明明白白。高惠群和乌传衮(1992: 86)认为，“严复在翻译时不采用一般的逐字逐句对译和平铺直叙的陈述办法，……不以一般的平庸的翻译方法自限。他力求达到翻译的更高境界。这一点也许是不少人所未曾注意到的。”他未采用这种平庸的方法，是因为“他不屑于这样做。如果他竟这样做了，那么《天演论》等译著的影响也许就不会那样大了。”“他的办法就是通过‘颠倒附益’，‘前后引衬，以显其意’等等‘经营’办法，以达到‘凡此经营，皆以为达’的目的，而最终的结果是‘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就是说，严复所强调的‘达旨’，实质上是‘信’与‘达’的更好结合，通过‘达’来做到更好的‘信’。”“严复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看得‘达’比‘信’更重要。”(高惠群 乌传衮，1992: 91)这是关于达旨的较深刻的认识。即是说，达旨术是《天演论》成译之法，成功之道。

“他不是只想机械地(形式主义地)迻译原著表象的(字面上的)意思，而是要钩掘出并用精美的中文阐发出原作者用文字表达而实际上隐藏于文字后面的更深层的思想内涵。……我们对严复的这一番苦心怎能视而不见，毫不理会呢?”(高惠群 乌传衮，1992: 97)问得好!

2．2 初步研究

认识到或承认严复达旨术已是相当不易，而将其作为思考对象，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更是不易。肯定者承认其价值，产生新的翻译观，否定者看不出其价值，会以全译观去评它。如范守义(1986)认为严复强调意译，严复的“译法正确，只是没译好而已。”其实他是译意 + 写意，过“原意”而不及; 达旨术取得如此成效，为何“没译好”? 自相矛盾，范氏只是部分地认识了达旨术的本质。

黄龙(1988)说: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可免‘僵译’之弊。‘时有所颠倒附益’，是调整语序，译其情长而补其言短也，此乃翻译之‘正法’。”黄龙实际上没有领悟严译真谛，混同于全译的增译、调序，主要原因是未深入剖析严译实践，在事实面前任何言说都是苍白的，只有置身于严译，才知严氏的“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是怎么回事，不体察严氏无处不在的“取便发挥”，就不知“实非正法”并非自谦。如果说黄龙认为严译之法为“正法”，给人一丝惊喜，恐怕也只是一种臆断，而非知言，但是这话从一方面启发了我们，正可谓“歪打正着”。许华茨(1990: 79)说: “严复自己就经常感叹他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从一开始他就不打算逐字翻译。几乎他所有的翻译都是意译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与其说是一个完整译本，还不如说是原著的节选。”严复的确没有逐字翻译，即没有全译，但是说严译几乎是意译的，所指就不明确，说《天演论》是节译，也不全对，至少对汉语的意译与节译的定义并不清楚。许华茨模糊地感到了严译的异样，但没有认清。

后来的研究者诟病于严译，常常从字眼出发，从全译出发，其实不是研究的对象有问题，而是选错了考察研究对象的出发点。高惠群和乌传衮(1992: 91)说“没有这些诟病，也就没有严译的特点和价值了。”这“特点和价值”只有到了王克非才有所研究。

王克非首先是对“旨”的研究。他对严译实践有过深入的研究，1985 年王克非报考许国璋教授的研究生，教授要求他两月内完成一篇关于《天演论》的研究论文。他反复思索，找到了自己的研究视角，即从翻译与思想史结合的角度考察和认识严复的翻译(王克非，1996: 70-171)。他对《天演论》的翻译看得非常清楚:

引进它不是目的，引进它以达到保种自强才是目的。于是严复构拟了一个特别的翻译方案，他要将西方的进化论按他的导向引入中国，他一半通过翻译，一半通过按语，将他认为必需的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普遍进化观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之新观点一一摄取，连同他自己的理解、倾向和强调，综而统之，注入书中。

这是对原作内容取舍的认识，也是对《天演论》结构的认识。他继续研究道: “严复‘做’《天演论》，一是体现在‘外部包装’，即译本的语言，二是体现在‘内部要素’，即内容的安排调整。两者都是他对进化论的特殊摄取的产物，也规约着这一摄取的影响。”(王克非，1996: 46)前一点是说“雅”，后一点涉及“达旨”。达旨，王克非认为就是“译述”，即非正法。他对达旨术的研究，主要是加、减、改、案四个方面(王克非，1996: 51-60)。案语是最易发现的达旨方式，“他的案语又常常以惊叹、设问等强势语气收束，加浓气氛，使‘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同上)，而蕴含于本文的加、减、改常常被人忽视。他通过实例认为，加译部分包括一般性阐释、介绍和特别的导向性的生发和补充。通过书名的翻译(论述极为精辟)、关键术语“进化”的删减、节的删减等，讨论了减译方法; 通过换喻、换例、换论述的内容讨论了改译方法。比较集中讨论严译达旨术是其贡献之一，详细地比较了原译文与原文，虽说是部分发掘，但已能够让人满足了。

王克非的研究对《天演论》既有思想摄取的宏观研究，也有比较细致的译述方法研究，由于王克非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的(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比较研究)，所以未在达旨方法上深入。另外，达旨是否等于译述，因未见界定，很难说。不过，这种研究已将达旨术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跨越文化障碍，翻译有时可以改动文化场景，有时要保留原文文化特点，然后加以注释，沈苏儒(1998: 177)指出: “后一种办法是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常用的，而前一种办法在翻译史上则曾经常出现，但现在似乎不为中国翻译界所认可。”这一论断是有见地的，至少佐证了严译的历史价值。王宏志(1999: 84)对信达雅的研究比较集中:

自始至终——由“信”开始，至“达”，至“雅”——严复都是把重点放在“意义”上面的。上文说过，“信”跟“意义”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而“达”也是坚持要“意义则不倍本文”以及“显其意”; 其实，“雅”也是朝着相同的目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及抑词就义等做法，全都是为了“达易”、求显。换言之，就正如严复自己所说“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一样，为雅也是即所以为达。假如我们再推一步，既然为雅即所以为达，而为达又是即所以为信，那么，为雅也是即所以为信了。

这是王宏志理解的三者的关系，理论上说得入木三分，若能再往前走一步，也许能抓住达旨的核心。可是王宏志(1999: 87-88)又说: “逐字对译的忠实，根本不是严复心目中的既信、且达、兼雅的标准; 他的不忠实，显然是一种故意选择的结果。”可惜的是他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未能碰出火花，倒是道出了达旨的真谛: 他在《〈天演论〉译例言》所说用来“达恉”的种种“经营”，目的是要把“恉”“达”给这些“多读古书”的士大夫。最后，王宏志得出结论: “‘信、达、雅’始终以内容为主，而‘取足喻人’也就是要把内容和意义好好地告诉读者，让读者清楚明白。可以说，这就是严复翻译理论的中心所在。”(王宏志，1999: 96)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主要是从严复的言论中推理，分析极为透彻，最后归结于重信，可是如何信，如何达，如何雅，他并未细挖。从达旨术角度来看，他只探讨了“恉”，而未深入探讨“达”的真谛，问题在于研究者仍然将信达雅与严译达旨术分开研究，前者从全译角度研究，强调严复还是重“信”的，后者是严译的实践，他是不“信”的，而研究实践，也是思辨性的，并未从《天演论》的变译事实出发。结果显得二者对立，是因为种种原因使得严复未能恪守自己所说的三难。

由此看来，王志宏重释信达雅，不曾有实质性拓展，只是在时代因素考察上多了一篇重要文献。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我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却无法对翻译研究产生较大的兴趣……直到大概七八年前，认真阅读了西方较新的翻译理论后，眼界大开，认识到翻译研究原应该跟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等挂钩，才终于认同翻译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学术项目”(王宏志，1999: 后记)。这种研究可贵之处是能扩大研究视野，必要时若能结合翻译实际研究，成就可能会更大，研究可能更深入一些。

近年来，对严氏达旨术开始了宏观的研究。如闫亮亮和朱健平(2010)认为严复在翻译和修改《天演论》的过程中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上所采取的不只是“中西相通”观，而是“中先西后”观和由此而衍生的“归求反观”观，直接导致他在翻译和修改《天演论》时采取了格义和会通的手段。张德让(2011)也认为“会通中西的精神、充分利用本土文化作为理解西学的资源、译文可读性的打造等，非常值得现今学术译介、文学翻译等领域的借鉴。”“格义”与“会通”的手段尚可做具体分析，只有分析出其具体可操作的方法，才更具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晚清社会封建保守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严氏译著却甚为流行，是因为他顺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采用译写翻译策略，使译作成为“适者”，因而成功地生存下来，实现了译者的“译有所为”(张芳 边立红，2012)。这是从翻译生态角度考察严复翻译，视角新颖，但用“译写”去匡定严复翻译的性质，过窄过偏，不能完全涵盖其丰富的变译活动。林克难(2012)则通过讲评学生译作，发现有的译文只注意通顺流畅，却忽视了原文细节的准确传达，中国翻译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认为“只求达旨，不顾细节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严复的‘信达雅’”，林氏可错怪了严复，他所批评的不重细节却不是严复的“不重细节”，严复不仅是不重细节，更是不重“大节”，因为林氏所求的细节是全译的细节，更多是学生或译家无意中或无法讲究的细节，严复的细节是变译的细节，是有意不重视，因为严复是特意不忠实于原文的。

2．3 系统研究

对严氏达旨术的系统研究始于《天演论》面世百年的 1998 年。十余年来，达旨术得到了一些研究。如何立芳(2000)认为严复所提出的“达旨术”在他所处的时代有效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在把交流作为翻译首要任务的今天，“达旨术”也不失其指导意义。林丽玲(2007)认为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但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却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而是应用“达旨”式翻译手法，并从时代背景探究其翻译风格改变的历史根源，解释“达旨”式译法的涵义和严译《天演论》获得成功的缘由。

1998 年是严译名著开始正式出版一百周年，译界纪念文章有十多篇，其中黄忠廉(1998a，1998b，1998c)写了三篇系列论文，重新研究了严复的翻译。将百年严译研究梳理之后，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严复的翻译思想，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宝贵的思想财富，认识到达旨术是与信达雅同等重要的翻译思想，应当把严译及其主张置于更大的背景下，研究域外信息的摄取方法，研究信达雅与达旨术的关系，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拓宽研究视野。

2000 年受严复达旨术的启发，黄忠廉将其提升为变译规律，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该书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变译的著作，集中研究其规律层面。该书研究了变译的概念、种类及其结构、变译论提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着重研究了十余种变译技能。通过古今中外大量的变译实践，认为变译是突破传统的双语研究角度，从文化交流的高度，发掘出的一种翻译范畴，是译者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各变译类型之间呈现梯级关系和包孕关系，均是应翻译实践之需而产生的。

每种变译类型的研究均从实践分析起步，从中总结出基本变译方法，形成变译方法论体系，再从方法论上升到规律性认识，总结出变译的基本原则，阐明变译技能运用的理论原则。变译方法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 在信息时代能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吸收国外信息。多──单位信息量大; 快──传播速度高; 好──信息最有效; 省──省篇幅，省译者和读者的时间; 有的放矢是最充分最直接有针对性地满足读者。

 黄忠廉 著

3．变译理论诞生

3．1 严复: 变译大师

严复完全融入了原作新版的合作，一切都是为了异域文化的传播，为了满足译语文化的特殊需求，为了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需求。全译只是其整个翻译工作的一部分，极少的一部分，他要借变译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宣扬自己的改革主张。凡遇与己相左之处，就会迎头批驳; 凡遇与己相同之处，他就充分肯定; 凡遇意犹未尽之处，他就顺笔拓展; 凡遇中国读者不懂之处，他就阐释解惑; 凡遇中国读者不懂的专名，他就一一介绍。

仅就案语这一点，有人就看出严译的特色，“严复在翻译作品中附加大量的按语来阐发他本人的见解，这是严译的重要特点，独具见地，为常人所不敢为。没有对原著的深刻的认识，没有博大精深的学识，没有卓越不凡的见解，如严复者，一般是不敢这样做的”(高惠群 乌传衮，1992: 82)。严复的案语有明有隐，所以严译《天演论》除 7 个篇目外，其他 28 个篇目后均有明案，其中本文字数超过案语者为 22 篇，案语超过本文者为 6 篇。除“导言十三”和“论十六”标以“复案”后接以标“又案”外，其他 25 个篇目均标以“复案”。用“复”或“又”字，暗示着本文中已有过“案”的行为，案语不长时，不加这些字样; 稍长时，或者所案与所译的文字不便相处时，多半加这些字样。

就目前变译研究来看，已总结出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种变通手段，八种变通手段组织成十二变译方法: 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仿作。从这点看，严复是变译高手，是变译大师。请看严复综合运用变通手段的例子:

原文Ⅷ段 4: (1) In my belief the innate qualities，physical，intellectual，and moral，of our nation have remained substantially the same for the last four or five centuries．(2) I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has affected us to any serious extent (and I doubt it) it has been，indirectly，through our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wars with other nations．

导言十六段 2: (23) 今者即英伦一国而言之，挽近三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至其民之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24) 而欧墨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25) 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严译删除了原文中的划线部分，同时将 our nation 换作“英伦一国”，把主观改为客观，让读者相信事实; 将 four or five centuries 改为“三百年”，把约数变为其基准线; 用“其民之气质性情”概括了原文 physical、intellectual 和 and moral，其中舍弃了“体质”一项，同时加上了“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这是对德智体的拔高。而原文本身的发展通过介词“至”作为另一个话题引出，整个思路是由宏至微，由大到小。严复为什么要加写? 他大概觉得顺接原文段 3 下来，所涉太小，层次境界不高，尤其是受原文句 2 的后管控，为使句 1、句 2 的内容层次等量齐观，有必要扩大句 1 的背景。原文句 2 的 our 严复扩至“欧墨”(即欧美) 。为什么? 受原文句 1 中 our nation 被变作“英伦一国”的影响，原文句 2 说 has affected us，影响一个民族，在此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定然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了，因此严复根据逻辑推理和他的知识，点出“欧墨”，以与英伦一国形成语篇对应。结果是: 导言句 23 论国内进化，句 24 说国际竞争; “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是对 struggle for existence 的译写扩充，原文仅在军事和工业上竞争，严复添加了“政治、学术”和“商”。原文说 to any serious extent，严复单独译作一句“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发出感叹，从正面揭示其程度。原文句 2 原是假设，被严复译为事实，括号里的怀疑也由他变为肯定。小小的一段，费尽严复多少心思!

上例讨论严复如何立于句群层面，在句群内部大施变通之术，而导言十六段 2 由原文的 4 段组成，属于更大的句群组合。与之相比，类似的宏观或微观上的变通，全译是断断不可为的。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正是因为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采用了不同一般的处理方法，才使《天演论》(他的其他译著也是如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才是我们要给以足够估价的”(高惠群 乌传衮，1992: 75)。有学者认为严复“辛苦迻译”，常拿“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作为严复信于原作的名言，究其实，这是精译术语的名言。也常见人拿“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作为译文的全译之法，比较原文与《天演论》，就会发现，真正在词句之间的颠倒附益没多少! 除了词句之间，还有许多在词句之外，已涉及句、群段和节，乃至篇。“应当公正地说，严复对待翻译的认真态度大大超过常人，而他采用‘达旨’的方法和加了不少‘案语’的做法，恰恰正是他对读者认真负责和治学严谨不茍的表现”(高惠群 乌传衮，1992: 75)。这种认真既是对原作，更是对读者，如果像全译那样，只对原作负责，或者即便在全译基础之上，另加注释，也起不到严译的效果。倘若来自原作之外的内容占居半壁江山，还是一般的全译吗? 还能用全译标准去衡量吗?

如果说全译能立于语言层面，主要解决语言转换问题，兼顾文化问题，那么变译则立于文化层面，主要解决文化交流的障碍与互通问题，语言转换只是其手段之一。由此看来，严复堪称文化变译大师。

3．2 严译: 文化之译

文化之译，不只是译原作中的文化要素，更重要的是据译语文化去选择原语文化产品翻译，这是高层文化概念意义上的翻译; 然后对原语文化产品进行适应译语文化需求的改造性翻译，这是中层文化概念意义上的翻译; 最后对所选原语作品中的文化因素的翻译，这是基层文化概念意义上的翻译。由此观严译，他在三个层次上都恪尽职守了，可以说，严复是变译大师，更是文化翻译大师。

严复两只慧眼，一只看中国，一只看西方，几乎同时，一边撰文针贬时弊，自然少不了西学的启迪，一边翻译西学，同样少不了中学的观照。受双重文化的管规，1894 年冬至 1895 年春才会诞生一系列思想檄文和一部《天演论》，称得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世纪文化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时，主要是局限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上层社会”(金亚娜等，2003: 208)。但是相对而言，语言层面的翻译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微观性，文化翻译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选择性。严复因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对赫胥黎原作学术背景和思想精髓的全面掌握，对中国现实和读者的深刻了解，决定了他对原作内容的取舍与添加，决定了他对译语文体的特殊判定与选择，其背后都是两种文化的直接碰撞。说到底，严复的变译活动受双语文化制约的程度远比全译直接得多，许多地方都直接受到原语文化或译语文化的纠结或规约。如:

原文Ⅺ段3: (1) Moralists of all ages and of all faiths，attending only to the relations of men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n ideal society，have agreed upon the “golden rule”，“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

全译十一段 3: (1) 具有各种信仰的各个时代的道德家，只注意到理想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都一致同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金科玉律”。

导言十四段 1: (15) 泰东者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 所求于朋友，先施之。(17) 泰西者曰: 施人如己所欲受。

先请看导言十四段 2“复案: (1) 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2) 然而其义隘矣。(3) 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给人感觉是句 3 也是赫氏的思想，其实它所指的是导言段 1 句 15-17，其中句 15-16 为严复所加，只剩句 17 才是原作内容。读者一般会误以为二者均为原作内容，只有细比研究才会发现，是严复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融入了译文。

政治思想往往是文化翻译的背景。任何译作不出于特种目的，一般不具备特殊的政治要求，则不具备特种政治色彩。一旦翻译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它将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文化，严译即是如此，它推动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实现了其政治目的，是文化之译的典型。

严复不能靠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倾心于译书，将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倾注其中，这就增加了《天演论》等书的历史文化厚重感。严复的激情、睿智、学识、才情全聚于译作，溢于文字，是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对国外思想的完整性输入，是文化交流的主体，有时甚至是主流。但是，“对外来思想的摄取，反映了最深文化层次的需求。”严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率先开始了对西方思想的摄取。”外来思想的摄取者“将外来思想纳入自己的认识系统，用新的视角审视本国的现实，解决本国问题”(王克非，1996: 149; 150)。

3．3 思想催生理论

1998 年，《天演论》刊行暨“信达雅”提出百年之际，国内论及严复翻译的文章有 14 篇。正如沈苏儒(1998: 112)所言: “几十年来对‘信达雅’说的讨论，‘从总体上看，似乎始终处于盘旋的状态’，并无实质性的突破。……这也说明，对“信达雅”说作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力图加以发展，是时代的需要。”连沈苏儒本人 1998 年所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也只是“写成我国第一部研究信达雅的综合性总结式专著”(罗新璋，1998)，也无实质性进展。十余年来，国内论及严复翻译的文章百余篇，就翻译本体的研究有些新的进展，这就是变译理论的提出。

罗新璋(1998)认为，“严复在‘辛苦迻译’中，把自己的独识与先觉，运用‘内籀之术’，格物致知，将译事经验升为理性认识，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其实不然，严复的理性认识至多是思想，未见系统展开，尚不能视为“学说”。任何译作都是历史的产物，产生于历史的时空，严译名著风靡一时，震撼于近代，影响于现当代，由其孕育的翻译思想，如同译作一样，也是人类的宝贵译学遗产。只有对其思想系统发掘，才会有助于上升为理论学说。

《天演论》开篇一节名为“察变”，与严复的变通策略有一种暗合。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也说: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 ”

在《天演论》中，严复称归纳法为“内籀之术”，称演绎法为“外籀之术”，两相比较，他更重归纳法，因为演绎所需的“公理”、“公例”即一般规律“无往不由内籀”，即无不由归纳得出。所以他说“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当然，归纳与演绎我们会等量齐观，但归纳出新知，具有很大的真理成分。我们同样采用了归纳法，从严复及其他变译实践中总结出了变译理论。

严复变译思想是变译理论产生的宝库，如果同样用正译、善译或全译去看待严复的翻译，只能得出严复“未正法”一样的自嘲，最终没有新获，还会重蹈许多研究者的复辙，而不能有所发现。若将与严译思想及其类似的变译实践所蕴涵的的变译思想系统化，就会从变译的 what 深化到 how，再升华到 why，总结出变译理论。如前所述，黄忠廉 2000 年出版的《翻译变体研究》主要研究如何变译，这是理论产生的前奏; 2002 年出版的《变译理论》旨在对变译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这才是对变译现象的原理研究; 2004 年出版的《科学翻译学》将变译理论纳入了翻译学理论体系; 2009 年出版的《翻译方法论》则是方法论的总结。2013 年推出的《应用翻译学》再次将变译理论纳入了翻译学理论体系。那么，什么是变译理论呢?

所谓变译理论，指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它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是关于变译的本质、特性、必然联系或操作规律的理性认识。《变译理论》论证了变译这一核心概念和十八个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构成了整个变译理论体系: 变译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 变译系统由变译主体、变译客体和变译中介构成，变通手段包括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八种，变通手段构成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仿作等十二种变译方法; 变译以句群为中枢单位; 变译机制表现为读者→译者→变通→原作; 变译具有多快好省、有的放矢的特效; 变译适用于文学、社科和科技三类作品，可以充分体现译者的主体性，突出原作的使用价值，满足读者的特殊需求，追求翻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结论

严复“天演论”与“达旨术”共一“达”字，达旨是严译思想的灵魂。百十年来，在“信达雅”倍受关注的背景下，达旨术不断地得到译(学)界的肯定，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对其逐步展开了研究，或察其整体功效，或剖析其具体方法，不断地向其本质逼近。世纪之交的系列研究揭开了深入研究严氏达旨术的序幕，将其由变译现象研究提升到了变译规律研究层面，并由此认定严复是变译大师，严译是文化之译。严译达旨术思想在新世纪之初催生了变译理论，成为基于中国本土而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十一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严复变译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08BYY07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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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对比。

陈元飞，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变译研究。

本文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第98-106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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