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方梦之教授访谈录

摘要：本文是对上海大学教授方梦之先生的访谈录。方梦之先生长期致力于应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从事科技翻译实践与研究的经历，畅谈了多年来从事科技翻译及其研究的一些体会。方梦之先生认为应用翻译的蓬勃发展是翻译学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回顾了策划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的始末与思考，畅谈了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应用翻译量大面广，他认为应结合实践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指出了应用翻译中可供深入研究的潜在选题及其各种制约因素，并就应用翻译批评、教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后，他还就学者们关心的投稿事宜，尤其是应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投稿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关键词：科技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学；文本类型；方梦之

方梦之教授是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他现担任《上海翻译》主编，是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曾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中国翻译协会三至五届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等职，现在兼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聘编审、国内多家翻译研究丛书或系列教材、学术期刊的编委和国际生态翻译研究会顾问等工作。早年在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情报的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步入教坛。迄今为止，他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翻译和语言研究方面的文章百余篇，出版编、译、著各类作品20余种。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科技英语实用文体》（1989）、《译论纵横》（1993）、《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1998）、《翻译新论与实践》（2002）、《译学辞典》（2004）、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高校英语翻译系列教材”（丛书主编，共6本）、《英汉翻译基础教程》（2005）、《英-汉、汉-英综合应用翻译教程》（2005）、《科技翻译教程》（2008）、《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科技英语文体：范式与翻译》（2011）等。方教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在科技翻译、应用翻译和译学词典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参与策划“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国防工业出版社策划、出版），并担任专家委员，是当今我国科技翻译、应用翻译领域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从事翻译、科研和教学的数十年中，他不仅著述等身，而且培养了很多德才兼备的外语和翻译人才。他为人诚恳，乐于提携后学。笔者近期对方教授进行了采访，请他谈谈对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的看法。方教授欣然接受采访，以下是谈话记录。

一、翻译与人生

刘金龙（以下简称刘）：方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这次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早期从事了大量的科技文献翻译，您能谈谈当时是如何步入科技翻译行业的？

方梦之（以下简称方）：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简要谈谈：一是怎么从事科技翻译实践；二是怎么从事科技翻译研究。

先来谈谈第一个问题。1958年，我从大学外语系毕业，并没有马上从事与外语有关的工作，而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技术员，被卷入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的洪流，还写过一本首印10万册的小册子《土法炼钢》。后来，分配到冶金研究所情报室，主要从事专职的科技情报翻译和编辑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情报工作直接为科研服务、为有关领导服务。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国外的东西，翻译、汇编一下，作为机密材料，到省委印刷厂印刷。情报的印数不多，也不对外发行，一般为A4的纸张4或8页，采用小四号字体。情报除了给科研所领导参阅外，也为省里和各级相关领导参考，所以通常采用摘译和编译等变译法。此外，还有一种情报翻译，根据单位科研项目的需要，定题服务，即按项目要求搜集相关材料进行专题翻译，如论文汇编、文献综述等。这种情报有的也只是为同行交流，但也很少公开出版。专项综述对编译者要求很高，既要掌握专业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杂学知识，同时还要掌握数种外语，否则需要掌握不同外语的同事配合完成。

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1978年底，我调到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一开始，我并没有马上开始研究科技翻译。进校后，考虑到角色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如何站稳三尺讲台，在基本适应教学环境后，考虑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并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下决心学习语言理论和翻译知识，总结过去10余年的翻译实践经验。我认为，要将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必须借助诸如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方能将之系统化。所以，在起步阶段，还是以系统学习语言学知识为主，如对比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等。其实，对比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早在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更好地翻译情报，需要了解各语言的规律和特点，也曾写了一些不成熟的对比语言学的东西。应该说，从1979年始，我就开始撰写并陆续发表文章，主要获益于之前的语言学知识的学习经历。所以理论对于实践经验的条理化、系统化有很大帮助，写文章便是水到渠成。后来，每年发表的文章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结构方面。记得当时还曾给吕叔湘先生写信，提议成立对比语言学学会。1983年，在《翻译通讯》上开始发表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从事翻译研究是为了总结以往语言实践等方面的感性认识，拓展理性思考。于是，我就着手思考首部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写作。该书1985年开始动笔，写作过程中也曾因缺乏材料积累而为难，就写信给原研究所的同事请求协助提供原始材料和我当时的译文。1987年，完成初稿，交给出版社，并于1989年出版，历时四载。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该书得到了众多学者和学生们的欢迎，成了他们科技英语或科技翻译教学的指定教材和论文写作的必读著作。更让我感到鼓舞的是，还得到一些大家的首肯，已故王佐良先生曾给我写信说，“尊著不仅内容井然有序，而且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杨自俭先生在《翻译新论》序言中也说，该书是“10年（1983-1992年——作者）中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应该说，在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匮乏的年代，该书从文体学的表达性来阐明科技英语的文体特征，从文体学的功能性来分析几种常用文献的形式与结构。该书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增强了继续深入研究的自信。

需要补充一点，80年代很多学者提出要建立科技英语学科，但受文体学理论的启发，觉得科技英语要独立成学科不太现实，因为科技文体不过只是英语中的一种语域。

刘：您做过这么多的科技翻译，也对科技英语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专门研究，您能否再补充谈点科技翻译的体会？

方：我也分两个方面来谈谈。首先谈谈科技翻译实践的工作体会。从事科技翻译还是很有趣的，因为这项工作几乎每天都能接触新事物、新观点，所以总处于知识的前沿阵地。自己不知道的，要想尽一切办法搞清楚，所以当时做翻译时，为了多了解这个专业知识，要不断学习，除了书本知识外，经常下基层，走厂矿。一方面科技翻译要联系实际，不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译者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知识面越广越好。总之，这对我的求知欲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此外，觉得还要向科研人员进行沟通，不耻下问，多和他们沟通。

再来谈谈科技翻译研究工作的体会。上世纪80年代，科技英语书籍可谓琳琅满目，有讲科技英语语法的，也有讲科技翻译的，重复的经验性总结较多。要深入研究科技翻译，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因受到王佐良先生的文体学思想的影响，就选择从文体学角度切入。当然，还有别的切入点，但我认为这个切入点比较好。其次，科技翻译研究强调研究者的实践基础，忌讳空对空，这样的研究才能走得远。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科技翻译及其研究之所以繁荣，主要和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改革开放初期，科技的引进力度较大，数种科技类期刊先后创刊，如《科技英语学习》于1980年创刊、《上海科技翻译》（《上海翻译》前身）于1986年创刊，《中国科技翻译》于1989年创刊。此外，很多高校也建立科技英语或科技外语系，多为理工科院校，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宁波大学等。

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更深入了，商务发展了，旅游、新闻等其他行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与之有关的各类应用文体翻译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了，各类应用翻译有了较大发展，科技翻译再也难以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校注意到这种变化，加强了各类应用文体的翻译教学，应用翻译研究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之中。

二、实践与理论

刘：说到应用翻译，我清晰地记得，2003年9月在上海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您是本次会议的首要策划和组织者。您能否给我们回顾一下那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方：回想起来，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召开这次专题会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有三：

第一，顺应时代要求。前面提到，科技翻译不再一统天下，其他应用文体翻译也齐头并进，这次会议的论题涵盖了翻译教学、政论、广告、商标、科技、新闻、商贸、旅游、法律、警务、军语、外事、财经、针灸、WTO文书、商务谈判、辞典翻译、机器翻译以及翻译市场等各个领域。应该说，应用翻译无所不包，顺应时代的多元翻译要求。

第二，适应翻译教学需求。当时，翻译尽管没有形成专业，但很多学校已意识到应用翻译的重要性，也开设了诸如商务、经贸、旅游、广告等应用文体翻译方向的本、硕教学培养方案。从培养人才角度看，怎么培养应用型人才一直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题，科研怎么更好地为翻译教学服务，进一步推动应用翻译教学。所以，这次会上，专家一致认为需要编写一部以应用翻译为主题的统编教材。会后，由我和毛忠明先生牵头，组织了部分专家，共同编写了《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这一教材，并于2004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市场反响不错，很多高校将其作为指定教材，现已重印数次。

第三，推进翻译理论深入研究。应用翻译虽然和实践结合紧密，但从应用翻译本身来说，也需要理论指导，故这届应用翻译研讨会的主题为“应用文体翻译及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相关议题还包括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的性质、任务、框架以及其现状和发展等诸方面。这次研讨的目的既是总结经验，也是指出不足和展望未来，这些都要从理论方面加以研究。

本次会议组织很成功，中国翻译协会也很重视，时任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的林戊荪先生在开幕词中称，“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

刘：应该说，应用翻译占有大半江山，有学者统计称甚至高达96%。不过，应用翻译的理论性、系统性研究相对落后，以至于有人说，应用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翻译技巧的研究，其在理论建构方面难以深入。您对此有何看待？

方：我不这么认为。翻译理论可分为一般翻译理论和专门翻译理论。前者有文化途径、语言学途径等，对文学翻译、应用翻译都适合；后者可分为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应用翻译有其特殊性，可根据其特征建立特殊的翻译理论体系，同时，各种不同语域之间存在差异，也需要不同的理论进行指导，或建立特殊的理论体系。就应用翻译而言，其文本类型理论应是重点，它重点突出了文本差异的特征，要求译者区别对待和利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由于文本的不同，这就决定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也要区别对待，这不同于文学翻译研究。

我认为，应用翻译研究应包括六个基本范畴，其中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研究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吸纳和整合各种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于一体，并构成了应用翻译的本体研究。作为微观研究的翻译技巧，可列入应用翻译的理论范畴，理由为翻译技巧是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被验证。翻译技巧往往有一定的理论渊源，是可以用相关学科的规则或原理来论证的。例如奈达的早期著作中，也集中对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进行过阐述，他论述过核心句的语法转换、语序处理，甚至还具体到时间词、数量词的处理等。应该明白，翻译技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如传统的翻译技巧主要从语法的角度条理化、系统化，而现在学者则借助相关学科的原理，对翻译技巧加以科学的阐释。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技巧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也不能评价过高。

刚才谈到专门理论研究，这能有效地指导解决不同文本类型差异的翻译问题。另外，应用翻译的一大特征就是术语繁多，这是大规模翻译项目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译者掌握一定的翻译技术，如术语数据库的建立与管理、有效使用网络工具等，这些都要求用新工具和手段来拓展技巧研究。总之，翻译技巧研究不等同于翻译理论研究，当然，翻译技巧的研究新成果反过来可以丰富应用翻译理论的内涵。

刘：可见，应用翻译中的技巧研究极为重要，但它应该是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甚至是重中之重。

方：对。不光是在应用翻译领域，在文学翻译中也是一样，很多人认为技巧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大，而形而上的纯理论往往备受排斥。这里我再来谈谈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技巧的关系问题。我一直认为应用文体的鲜明特征是文本庞杂、类型繁多，可谓“体中有体，类中有类”。比如说，应用翻译有法律翻译、旅游翻译、经贸翻译、政论翻译、广告翻译、科技翻译、医学翻译、学术翻译等，如果再细分，科技翻译可根据其不同次语域和内容细分为涉及法律文本特征的专利说明书翻译、技术标准翻译、合同翻译，涉及学术文本特征的论文翻译、文摘翻译、正式报告翻译以及一般的科普翻译，包括科普读物翻译、科技新闻翻译、产品说明书翻译、可行性报告翻译和备忘录翻译等。又如医学翻译还可以医学学术翻译、大众医学翻译、医-患翻译、医疗技术翻译等。各种文体有着诸多的不同，同种文体的不同文本也差异较大，需要区别对待。适应一种次语域或文本的翻译方法或技巧不适应另一种次语域或文本，这就体现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的内在密切关系。

刘：翻译方法和技巧与实践联系紧密，所以往往误认为要做好应用翻译，只要把翻译技巧研究透即可。结果，自然会忽略应用翻译理论的作用。说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记得2003年您组织了一些专家在《上海科技翻译》（现改名为《上海翻译》）上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大讨论。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畅谈了各自的观点。您能再给我们谈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吗？

方：这次大讨论不是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讨论是为了活跃思想，沟通理义，向真理性认识前进一步。当时有19位专家参加了讨论。学者观点不一，见仁见智，达到了预期效果。

应用翻译天生就和翻译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应用翻译研究一定要有一定量的实践基础，我之前的大量科技情报翻译实践对我的科技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贡献很大。联想到现在应用翻译研究难以深入，就是研究者没有量大面广地从事应用翻译实践，对所要研究的文体和文本没有感性认识基础，难以有效提升到理性认识层面。另外，从理论角度来看，应用翻译实践者往往忽视翻译理论的特有功能，而没有意识到翻译理论功能的多元性。翻译理论具有预测、阐释等多种功能，未必每种翻译理论都能直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如果了解一点翻译理论，再来从事翻译实践，应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其可能会在潜意识里指导翻译实践，只是译者从未察觉而已。

刘：应用翻译研讨会至今已经成功召开了四届。我参加了第一、第三和第四届，感觉一次比一次研讨更加深入。应用翻译涉及面广，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绝非易事。您能否和我们谈谈应用翻译的研究选题？

方：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应用翻译的范畴和体系，上面也谈到了。尽管我们多少谈过一些应用翻译的理论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其范畴和体系问题。根据霍姆斯对翻译研究的分类，我稍加修改后，认为应用翻译理论至少包括6个子系统，即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研究、分类研究、术语与术语库、翻译的本地化与全球化。其实，这6个子系统包含的内容保罗万象，可供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与当下的热点话题联系密切的几个方面，如分类研究、术语研究、翻译本地化，里面有很多内容有待挖掘，我觉得这些方面大有可为。我于2011发表在《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的“应用文体翻译研究的定位与范畴”一文中就对此进行过较为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该文。

另外，从研究角度看，应用翻译中的伦理研究问题突出，这既是实践问题，也可以说是个理论问题，这对应用翻译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翻译技术是应用翻译的重点研究对象，如翻译公司、翻译项目管理都需要运用到翻译技术。由于应用翻译和语域联系紧密，可从这个角度切入，如曾利沙的研究中语境参数、范畴化等就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还值得一提的是，从国际潮流来看，新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更向应用翻译倾斜。Mona Baker于2009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一书中收入了很多有关应用翻译的词条，如科技、广告、商务、新闻、术语、本地化、机构、机器翻译等，大家也可以从中找到一点启示。

刘：应用翻译研究难以深入，既有人们的认识因素，也有很多其他客观因素。您能否谈谈导致当前应用翻译研究裹足不前的原因吗？

方：可以。我认为当前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应用翻译实践历史长，但有系统的研究时间短。事实上，我国的应用翻译实践历史悠久，即便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应用翻译，如明末清初掀起了科技翻译的高潮，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科技知识、语言文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30多年前，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有专章讨论“译书之法”，总结“华文已有之名”的翻译、“设立新名”的方法以及如何“作中西名目字汇”。之后，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并发表了影响至今的“信达雅”三字经。应该说，这部作品属科普性质，研究应用翻译不能不研究《天演论》及其“译例言”。虽然，五四前后，学者也对译名问题、科学术语的定名问题也有过讨论，也吸引了包括鲁迅等诸多有识之士的参与，但探讨的理论深度不够，也显得颇为零散。直到2003年，林克难先生提出了针对性的“看译写”原则（后来又改为“看易写”）。随后，丁衡祁于2006年针对公示语的翻译提出了“模仿—借用—创新”的翻译原则，后来杨清平于2007年提出了“目的指导下的功能原则与规范原则”。尽管如此，应用翻译的系统研究不够。而在西方，西方有系统的研究就要早得多。1954年，卡萨格兰德就对翻译作了四种分类，提出应用翻译的目的是“尽可能有效地、准确地翻译信息”，关注的重点是“信息内容本身，而非信息的美学形式、语法形式或文化语境”，指出了应用翻译重信息传递而轻美学信息传递。随后，豪斯、纽马克、诺德等学者也就此展开了相关的深入研究。第二，应用翻译研究人数多，其中有实践经验的少。当前，应用翻译比重大，从事其翻译的人数众多，但这些有实践经验的译者不一定会去研究理论，他们只是把这种翻译当做一种谋生的职业。相反，一些在从事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未必都大量地从事过各类应用文体的翻译，这会直接制约他们对各次语域和文本的感性认识，势必会影响他们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而上升到理论层面。第三，中外翻译理论繁多，能借鉴来指导应用翻译的理论较少。纵观中外，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仔细分析后，发现多与文化、文学翻译联系在一起，可从这些翻译理论中借鉴的理论资源不多。许多学者在研究时，要么用一般翻译理论来指导应用翻译研究，要么将其他理论直接或间接挪用过来指导应用翻译。当然，还可以借助丰富的应用翻译实践，从实践的基础上凝炼出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应用翻译理论。总之，创新不易。

刘：您说的这个颇有翻译批评之意。当前的翻译批评研究发展迅速，但关于应用翻译批评研究的内容鲜见。虽然，应用翻译的挑错式批评很流行，但其理论阐述多为一笔带过，可在已经出版的数部翻译批评论著中可见一斑。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应用翻译批评研究？

方：应用翻译的批评落后有其必然原因。一方面，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历史短，而且理论研究不系统，与文学翻译理论著作相比，相关作品实在太少。另外，应用翻译范畴和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理论的针对性，故难以展开理论批评。另一方面，应用翻译涉及的文体正式程度的跨度大和文本功能各异，我们既需要普适性的应用翻译理论，又需要适用各类文本的理论。商务翻译、科技翻译等领域的理论研究相对较早、很多，但从目前来看，其批评研究也不多。所以应用翻译批评研究之路还很长。

三、翻译教学

刘：关于翻译教学，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前些年，文学翻译教学在高校中占有绝对优势。而这些年，情况有所改观，各类应用翻译教学异军突起。如今，虽然应用翻译教学在各高校中都非常普遍，但很不系统，如有的教学单位零散地开设诸如科技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经贸翻译等课程。您之前也一直从事科技翻译的教学，您能谈谈当前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开展应用翻译教学吗？

方：最早开设的应用翻译课程应该算是科技翻译了，而现在各个学校开设的应用翻译课程丰富多了。我认为，可以开设一门应用翻译的入门基础课或通论课，主要讲述应用翻译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应用翻译的定位、作用、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分类及主要策略等，让学生对应用翻译有个大致了解，知道应用翻译与文学翻译不是同一个东西，既有相同点，更有相异之处。然后，可结合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师资情况，开设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等课程中的一门或多门课程，形成一个应用翻译课程体系。当然，这些课程可以是选修，也可以是必修，可依具体情况而定。

刘：如今翻译本科专业、翻译专业硕士都成了独立的专业，应该说其教学也主要侧重于应用翻译教学。不知您对这两个新办专业的教学有何建议？

方：翻译本科、翻译专业硕士的设立是新时期翻译教学中的一大进展，导致该变化的原因很多，既有翻译学科本身的，也有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方面的。有的学校翻译本科还有具体方向，如侧重商务翻译、法律翻译、科技翻译等。当然，有些综合类院校则突出通识教育，如复旦大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毕业后不但能胜任语言服务工作，也可向相关专业进一步发展。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和传统的学术型翻译硕士是有区别的，其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对翻译理论的掌握要求不是很高。培养方式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所谓“请进来”，就是经常邀请一些业内翻译专家来授课，作主题报告或实践指导，以自身的翻译实践引导学生；所谓“走出去”，就是培养单位会按照培养方案，为学生寻找翻译实践基地，如出版社、翻译公司等，让学生能有机会去大量从事翻译实践。这种“走出去”的做法常常是采用导师项目制培养方式，由导师指导学生做翻译。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有较多对接的学生实习基地和合作见习单位，但翻译方面可供合作的单位相对较少。还需要补充的是，虽然翻译专业硕士对翻译理论素养要求不高，但多学点理论知识对翻译实践还是有指导意义的。目前的情况是很多翻译本科、翻译专业硕士的师资依旧，同一个老师教授同样的课程，或者改换个课程名称，课堂内容不变，这是当前翻译专业硕士遭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刘：您说得非常有道理，很多学者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最后，说点题外话，您所主编的《上海翻译》的办刊宗旨是推动应用翻译，从办刊到现在有二十余载，在推动我国的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是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风向标。您能简要谈谈贵刊在选稿、录稿方面的一些情况吗？

方：好的。我非常感谢广大读者对本刊的信任，能踊跃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送到本刊。坦率地说，现在的稿件很多，但质量好的却不多，尤其是缺乏有创见的稿件。从稿件的分类来看，重复研究的内容很多，同样主题，举例不同，多集中在研究翻译技巧、总结翻译经验等方面，能够理论联系实践的稿子太少，而能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深入的稿子更是少之又少。2011年四月份，在上海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很多学者都响应要把应用翻译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在会前对市场做过调研后，联合《上海翻译》编辑部、《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和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等多家单位，并邀请国内一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组成了“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专家委员会，想致力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打造一个包括应用翻译专著、教材和工具书的系列图书品牌。所以，从应用翻译的学科建设角度，我们欢迎应用翻译理论体系、范畴、途径、策略研究方面的稿子，其实应用翻译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除了理论探讨及科技、商务、新闻、法律、旅游等次语域的分别研究外，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史、翻译技术、翻译市场等都值得重视，形式可以是评论、综述、讨论、实证报告等。我们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文章。

刘：我非常同意，很多学者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今天通过和您的谈话，我获益颇多。您的观点新颖独特，很有创见。相信已经或者在从事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同仁必定会从您的思想中受益。再次感谢您的采访！

作者简介

刘金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在读。研究兴趣为应用翻译、翻译书评、翻译史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本文原载《山东外语教学》2012年第2期，第3-8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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