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强 |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学科建设创新

摘要: 知识生产模式是决定学科质量的关键因素。探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及影响，进而找到学科建设创新之道，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今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经历着从追求学术卓越的“模式Ⅰ”到注重问题解决的“模式Ⅱ”、再到突出协同创新的“模式Ⅲ”的重大转型，衍生了政治的、公共的与竞争的多重学科发展逻辑，并使学科呈现出组织的综合性、制度的开放性、知识的集成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等新特征。顺应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新要求，应立足顶层设计，树立系统思维，从调整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改变知识导向逻辑、改革学科组织形式、革新学科制度体系、创建新型学科文化生态以及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学科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学科建设；协同创新；学科观念；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

当今时代是一个高级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已成为驱动知识经济转型发展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逻辑作用下，大学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智力城”，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而学科作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场域和载体，也面临着从观念到组织、从制度到文化等全面转型的新挑战。因此，系统梳理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轨迹与特征，剖析其对学科发展逻辑与存在样态的深刻影响，进而找到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学科建设创新之道，对于增强学科活力、提升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演进及特征

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发源地。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在从社会边缘逐步走进社会中心的过程中，不仅其规模和类型发生了改变，而且其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追求学术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到注重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再向突出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Ⅲ转型的演进轨迹。每一种知识生产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反映了不同时代对知识生产的不同要求。

（一）追求学术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及特征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诞生。在柏林大学诞生之前，知识生产是一件“闲逸而好奇”的事情，完全凭学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因此，知识生产与市场等外在需求无关，知识产品掌握在学者个人手中，知识的作用也限于“认识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这种“小作坊”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显得“自由”而“散漫”，一直持续了七个多世纪。柏林大学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演绎了高等教育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学术革命”。柏林大学问世后，在洪堡“学校当局的最高原则是在使整个民族保持个性差异的情况下，将他们尽可能地引导到通向科学的道路上”的办学理念引领下，大学的知识生产步入了一个“组织制度化”的轨道，科学家们开始走出知识生产“小作坊”，结成了共同追求学问的学术团体。为了实现学术研究的极致，学术团体开始制定学术规则以约束学者的研究行动，于是形成了以学科建制为组织依托、以学术规训为行动规则和以学术信仰为共同追求的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模式被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总结为“知识生产模式I”。

知识生产模式I具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知识生产目的“超功利化”。学者们从事知识生产的目的是通过“纯科学”研究通往“理性”境界和实现道德训练，除了知识本身，知识再无其他目的，即所谓“为知识而知识”或“为科学而科学”，具有“超功利”的科学理想主义色彩。二是知识生产主体的“组织化”。科学家们不再局限于“小作坊”自娱自乐，而是结成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从事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活动，形成了以讲座教授为核心的讲座组织，后来又发展成以院—系—所为组织特征的科层组织。三是知识生产活动的“制度化”。从理论体系到技术体系再到话语体系，每一个学术团体都有各自的规训法则，从知识生产活动到知识生产产品，都“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四是知识生产场域的“孤岛化”。知识生产模式I不仅把大学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还将大学内部的各个学术组织分隔开来，大学成为超然于社会现实的“孤岛”，学术团体则是大学内部的一个个“小岛”，大学与社会之间以及各个学术团体之间形成一道道天然的围墙，从而“形成知识‘孤岛现象’”。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曾因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创造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辉煌了近一个世纪，一度成为英、法、美学习借鉴的榜样。

（二）注重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及特征

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创新的渴求越来越强烈，而知识生产模式I由于其严重的自我封闭性难以解释和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由此催生了又一场学术革命，其标志便是“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并对全球高等教育转向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的知识生产开始突破界限森严的学科壁垒，从“孤立”走向“联合”，不同的学科组织与政府及企业携手知识生产，共同解决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理论与应用问题。斯坦福大学就是典型的一例，它在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市场的发展需求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具体体现在：一是把科学与工程有机联系起来，鼓励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联合实验室。二是将大学与社会有机联系起来，组成由大学院系及实验室专家、企业家、工程师和风险资本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三是以极具“创意性”的思维将企业引入大学校园，创建了大学与市场有机融合的“斯坦福—硅谷园”。通过上述知识生产模式的重大改革，斯坦福大学不仅创造了“不是哈佛又胜似哈佛”的神话，而且一举闯入美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

一管而窥全豹，透过斯坦福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史，不难发现“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显著特征：一是知识生产目的“市场化”。大学的知识生产目的不再是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而是带有显著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应用价值取向。二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风险资本家结成了知识生产联盟，促成了大学与政府及市场的有机联合体，构建了大学—企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组织结构。三是知识生产成果的“创造性”。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知识生产成果不是不同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跨学科的有机整合，具有理论、方法与技术上的融合性，是经过加工、创造后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四是知识生产场域的“社会化”。大学与社会的距离开始拉近，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孤岛”，大学的院、系、所、室与企业产业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无处不在的关系”。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诞生了一大批新型大学，除前述的斯坦福大学之外，诸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沃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均成长为典型的“创业型大学”，成为伯顿·克拉克研究“创业型大学”的成功案例。

（三）突出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Ⅲ及特征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人类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社会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日益凸显，社会呼唤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实现更多主体的深度融合、更大效率上的优化整合、更大程度上的集成创新，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于是，一种“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应运而生，被美国学者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Elias G.Carayannis）等称为“知识生产模式Ⅲ”。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站在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高度，整合多元主体、回应多元诉求、着眼协同创新,解决国家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催生了一大批“超学科组织”的诞生，引领了大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又一次变革。仍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其超学科组织中心已经成为大学知识生产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者。据其官网统计，该校科研机构承担了全校科研总量的80%；其学科组织多达122个，除院系实验室外，还有大学与工业合作研究中心、政府直接设立在大学内的研究中心和12个相对独立的超学科科研机构，包括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研究中心、卡福里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论研究所等。这些研究中心都是超学科知识生产主体。例如，2003年成立的卡福里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论研究所，其研究领域涵盖重力透镜化、银河星系群、盖然性数据分析、一般相对论、宇宙Brane世界模式、黑洞物理学等。在其影响下，这一超学科、集成式和协同化的学科组织形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学里纷纷诞生，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以及我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都建立了多个超学科研究中心。例如，我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建立了前瞻纳米电子与系统研究中心、智慧通讯研究中心、前瞻光电研究中心、生医电子转译研究中心、前瞻跨领域基础科学中心、生物资讯研究中心以及脑科学研究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

透过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新一轮变革，不难发现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显著特征：一是知识生产主体的“聚合性”。大学形成了由“大学—企业—政府—公众”结成的“四重螺旋”知识创新综合体，更加注重知识集群网络的建构和知识资源的整合，尤其是重视社会公众作为主体参与知识生产的决策和传播，从而使知识生产走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知识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加浓厚。二是知识生产活动的“非线性”。与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相比，知识生产模式Ⅲ更加注重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源的优化、主体的协同、跨界的协作，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知识生产生态系统，突破了传统的“线性”知识生产模式。三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无界性”。在知识生产模式Ⅲ情景下，不同主体的高度聚合使各主体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尤其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得“亲如一家”，不分你我。比如，在斯坦福大学，既有政府设立在大学内的研究中心，也有企业在大学内设立的合作研究中心，除地理边界外，大学与社会之间已再无围墙。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对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

学科是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生产是学科建设的使命，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深刻变革。透过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已对学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衍生了学科存在发展的多重逻辑；二是改变了学科存在的样态，使学科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衍生学科发展的多重逻辑

1.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政治逻辑

在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背后，一股强大的外在驱动力改变了大学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人类科技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科技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国际地位，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作为知识生产重镇和科技创新源地乃至孵化中心的大学，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需求轨道，而且越卷越深，其“象牙塔”特征日益淡化，而“社会性”特征和“工具性”价值日益凸显。大学的知识生产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成为国家赢得战略优势的关键因素，致使大学的知识生产从发展理念到组织形态，再到运行机制及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清晰地体现了大学适应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逻辑维度。比如，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就是对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不断加剧和国家与产业市场对知识创新的渴求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硅谷园”的崛起就是一例。知识生产模式Ⅲ也不例外，亦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逻辑的烙印。

2.人类普遍利益需要的公共逻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类面临的诸如能源、环境、卫生、气候、健康等重大公共问题变得日益复杂。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但上升为国家层面关注的重点，而且日益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成为社会公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诉求也成为影响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牵引力量。但这些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的公共问题绝不是某个国家、某个组织或某个学科所能解决的。于是，跨界合作、资源集成和协同创新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生产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量。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此时需要运用新技术、采用新材料、研究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和建立新组织。这些需求已经清晰地体现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演进轨迹中，无论是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向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转型，还是从知识生产模式Ⅱ向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转向，均表现出知识生产的多元整合、跨界协作、集成创新等显著特征，而其背后则是人类对共同解决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理论与应用问题的紧迫需要驱动，体现了外在利益需要对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诉求逻辑。

3.大学自身生存发展的竞争逻辑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竞争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在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埃里克·阿什比认为，大学要生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忠于大学诞生之日形成的理想，另一个是“它必须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社会”。不难发现，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每一次变革，除了大学对自己知识理想的追求外，还与大学面临的生存竞争环境紧密相关。生存环境的变化带来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大，使大学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存在理由和运行逻辑。大学发展史表明，作为知识生产中心的大学在日益卷入民族国家利益需求轨道的时候就是其抢占发展机遇和赢得发展先机的时候，因为大学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与国家和社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才是大学的出路。在这一竞争逻辑的驱动下，大学迈开了走出“象牙塔”的步伐，且日益走进国家战略中心，加速了“学术市场化”进程，开始与企业产业结盟联姻。这一进程的结果是，不仅一些传统而经典的大学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还催生出一大批新型“创业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就因与国家联姻并在“曼哈顿工程”中作出卓越贡献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斯坦福大学就因与产业联姻创造“硅谷园”神话奇迹而实现弯道超车，直逼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

由此可见，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趋势下，学科存在发展的逻辑将日益多元化，原初的“认识逻辑”日益淡化，而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政治逻辑”、顺应企业产业发展的“市场逻辑”以及争取自身发展机遇的生存竞争逻辑日益加强，从而勾勒出一道清晰的知识生产价值转向轨迹。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使学科样态呈现出新的特征

1.学科组织的综合性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学科就是学术组织形态的存在，起初表现为一群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结成学术共同体，开展自由的学问探究。其学科组织成员主要来自相同或相近的知识领域，他们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以自由和自治为原则，从事着知识的保存、发现、理解和传播事业，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围绕某一知识领域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由此呈现出学科组织形态的“同质性”和“排他性”特征。这时，学科组织是知识的生产者、拥有者和传播者，并与政府和企业划出明确的界限。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却打破了这种在某一知识领域里“自娱自乐”的学科组织形态。在内外逻辑的驱动下，除政府外，企业产业界以及后来的公民社会也相继参与到知识生产活动中来。它们不仅成为学科组织的参与主体，甚至对知识生产的行动决策和价值取向起到决定性作用，致使学科组织形态从原先崇尚“纯科学”研究的单一性学术组织发展成为带有更多利益诉求的复杂的“综合体”。学者与政府官员、企业主、产业领袖甚至社会公众人物们聚在一起，共同从事着知识的生产、开发、传播和应用，学科组织形态呈现出显著的“综合性”特征。

2.学科制度的开放性

作为从事知识生产的学科组织，也是一种制度形态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制度就是知识生产制度，是“特定的科学研究行为准则和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具体表现为围绕知识生产建立起来的一套学科“规范”或学术“规训”。学科规范有学科准入制度、学科划分制度、学科评价制度、学科奖惩制度、学科资助制度、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和学术成果表达规范等；学术规训有学术训练规训、学术成果表达规训以及学术诚信规训等。在传统的学科制度下，这些规范和规训建构了知识生产的秩序，厘定了知识生产的模式，制约着知识生产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但在国家的、市场的和公民社会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竞争需求的多重逻辑推动下，灵活而开放的学科制度形态应运而生。知识生产模式Ⅱ基于问题解决演绎出大学—企业—政府“三重螺旋”的知识生产系统；知识生产模式Ⅲ基于协同创新演绎出大学—企业—政府—公众“四重螺旋”的知识生产系统。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学科制度形态将变得更加灵活而开放，这些学科规范和学术规训将在不同利益主体间达成新的交互与平衡，从而衍生出崭新的学科制度形态，形成崭新的制度认知框架。

3.学科知识的集成性

知识作为“被一定社会规范所认同和接受的认识”，它的存在形态受特定社会规范和人们认识视野的制约。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囿于学科围墙所构筑的知识话语体系和规则体系的限制，知识生产活动只是在同一学科内部进行，其知识产品表现为不断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从母学科分化出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和新的知识领域。从根本上讲，这些知识产品仍属同一学科下的“同质化”产品，不具交互性，更不具有集成性。知识生产模式Ⅱ和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诞生，打破了这种“同质化”和“单一性”的知识形态。知识生产模式Ⅱ实现了跨学科间从组织到知识的合作、渗透与融合，包括不同学科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与创新，从而催生出一些交叉学科。知识生产模式Ⅲ则把“大学—企业—政府—公众”有机联系起来，集成一个全新的“四重螺旋”知识生产生态系统，无论是知识生产主体、场域、视野，还是知识成果类型、传播方式以及影响范围等都跳出了学科围墙和知识边界。其知识产品不再是不同学科知识的“组合”，而是不同主体、不同学科、不同理论和方法技术等经过协同创新后高度集成的崭新成果，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集成性”。

4.学科文化的包容性

从精神层面讲，学科还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即学科文化。它是一个学科组织在长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学科建设的思想基础”，是为学科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的“软实力”。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高高的学科围墙造成不同学科之间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学科文化的作用仅限于对同一学科组织内部成员的规约，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学科组织成员之间几乎不存在文化交流。但随着学科发展逻辑的转向，特别是跨学科、超学科组织形态的出现，这种封闭的学科文化发展模式被打破，催生出以协同文化、创新文化为核心内涵的学科文化样态。这种新型学科文化样态，融学术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公众文化于一炉，不仅有不同学科理论体系、思维方式以及技术方法的碰撞与融合，还有不同学科主体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的协同与整合，显示出极强的融合性和包容性特征。可以预言，随着人类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国际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为适应发展日益成熟的“创意经济和创意社会”，学科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将更加明显。

三、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学科建设创新之径

很大程度上，办大学就是办学科，建学科就是办大学。在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与其说“高等教育竞争是质量的较量”[18]，不如说其实质上是学科质量的较量。在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推进学科建设创新已是大势所趋。那么，如何实现学科建设创新？有哪些创新之径？学界已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价值的建议。笔者以为，探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背景下的学科建设创新之径，必须顺应高级知识经济时代对提升学科知识生产能力的迫切需要，立足顶层设计，树立系统思维，从国家宏观政策到学科内部子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设计。

（一）调整国家宏观科技发展战略，实现国家政策创新

学科建设要创新，政策引领是动力。在知识对于实现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价值至关重要的当下，国家宏观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保障是引领学科建设创新的发动机和“催化剂”。美国于2004年明确了专门针对学科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路和系列举措。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NAS）2004年发表了《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报告，提出了系列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政策建议[19]，包括建立交叉学科教师聘任与评价体系、构建“革命性”的交叉学科结构以及完善交叉学科资助体系等。次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和科学与技术中心（STC）又相继出台了系列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的资助制度和专项计划，提升了学科知识生产能力，促进了知识成果的转化。因此，面对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国家要超前布局，统筹谋划，创新政策，为学科建设创新提供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制度环境和资助政策。要着重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甚至超学科研究；在管理体制上深化“放管服”改革、“管办评”分离，释放学科建设创新内生活力；在资助力度上实施专项计划、建设专门平台、投入专项资金，给予倾斜性支持，从而为学科建设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二）改变传统的知识导向学科逻辑，实现学科观念创新

学科建设要创新，观念创新是前提。只有学科观念的创新，才会有知识生产的创新。传统知识导向下的学科建设逻辑“为知识而知识”，停留于“认识世界”，缺乏对“改造世界”的现实关照，因而其知识生产主体单一、场域单一、视野单一、成果单一，难以诞生能够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技术问题和人类普遍关心的许多不确定性问题。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已经昭示：面对国家的、社会的、市场的以及公众的多重利益诉求，必须打破传统的学科思维定势，树立学科新思维，敢于迎接新挑战，才能建成卓越学科。一是要跳出学科看学科，立足于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全局去考量学科知识生产的价值、目标和方向，系统谋划学科发展路径。二是要以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建学科，摒弃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观念，树立学科协作观念，共享学科资源，促进共同发展。三是要坚持“学术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建学科，把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即把学科知识生产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关键问题、前沿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在承接时运中构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大科学、大成果研究模式”[20]。

（三）改革垂直式的科层化学科组织，实现学科组织创新

学科建设要创新，组织创新是关键。学科组织是知识生产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其组织结构和状态直接制约甚至决定了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事实证明，长期以来在行政与学术双重权力主导下形成的以“校—院—系”为结构样态的科层管理模式和以学术权威为中心的学术发展组织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知识生产的创新。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呼唤学科组织的综合创新。实现学科组织综合创新，关键是要构建立体化、矩阵式的学科组织结构，以提升学科组织化水平，促进不同学科主体的互动、不同学科资源的共享和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为此，一是要淡化学科组织界限，构建基于共同组织使命的多元化学科组织，树立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意识，突破学科边界围墙，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基于解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共同目标，构建起融“大学—企业—政府—公众”于一体的多元化学科共同体，改变单一的“学者共同体”学科组织结构。二是要改革“校—院—系”直线式学科平台体系，构建基于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的矩阵式学科平台体系和相应的资源投入保障机制，提升学科组织化水平，促进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

（四）革新僵化固守的学科制度体系，实现学科制度创新

学科建设要创新，制度创新是核心。学科制度是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规训体系，是学科成员的行为准则，是学科建设走向的“指挥棒”，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从组织行为学意义上讲，学科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固守性。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的学科制度维系了学科组织的存在和延续，并在特定时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传统固守的学科制度体系急需来一场深刻的变革，那就是要构建灵活而开放的现代学科制度体系。当下的学科制度创新，重点要抓好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学科划分制度，实行更加灵活的学科准入制度。学科种类划分要更加适应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需求，学科目录设置要更加符合交叉学科研究的需要，学科审批权限要进一步放权给基层学术组织，使学科设置和管理从传统的以学术导向为主的逻辑转向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兼顾的双重导向逻辑，从国家主导逻辑转向基层主导逻辑。二是改革学科评价制度，建立综合质量评价体系。要突破单一的同行评价与学术评价限制，建立起多元学科主体参与、多维学科视角评议、多维成果质量评价的综合评价体系，使评价方法更加有效、评价程序更加公正、评价标准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客观。

（五）打破孤立封闭的学科文化生态，实现学科文化创新

学科建设要创新，文化创新是灵魂。学科文化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具有凝聚、导向、规训和批判功能，是学科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每一门学科、每一个学科组织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学科和学科组织几乎都是“封闭化的科研场域”，这种“内循环”式的知识生产文化促进了学科内部的统一和谐，加速了同一学科的深化和细化，但也造成了不同学科边界上的“文化围墙”和不同学科间乃至异质学科间心理上的“文化隔阂”。因此，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的趋势下，打破孤立封闭的学科文化生态，建设共生相融的学科文化生态是学科建设创新的必然选择。一是要建设兼容并包的学科文化。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知识生产场域的情景化、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的社会化以及知识生产产品的集成化要求学科文化建设广纳百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要从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术思想以及话语体系等方面构建和而不同、同而有异的新型学科共同体。二是要建设互鉴互促的学科文化。要处理好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不可厚此薄彼，不仅都要给予发展空间，而且要建立相互借鉴、互相促进的协作机制，从而促进异质学科文化的相通相融。三是要建设自由与规制适度平衡的学科文化。自由是知识创新的必要条件，规制是知识生产的制度保障，无论跨学科、交叉学科还是超学科，既要在特定组织制度框架下运行，也需要在充分自由的学术环境里生长。因此，处理好自由与契约的关系，做到二者适当的平衡，也是学科建设文化创新的题中之义。

（六）突破专业单一的教育教学体系，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学科建设要创新，人才培养是基础。培养具有多专业背景和多学科视野的人才，是推动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的人才支撑。无数事实证明，许多科学家都具有多学科知识或背景，甚至跨大类学科背景，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均源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例如，作为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他也酷爱音乐，常从演奏乐曲中获得“滋养”；被誉为“近代科学始祖”的笛卡尔，他同时具有哲学、物理学和数学学科视野，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在一起而创立了解析几何；我国伟大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讲“我是学物理的，但我不专看物理书，还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有学者据诺贝尔官网数据资料统计，“1901～2016年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跨学科研究成果获奖数共计210项，而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合作奖人数占比也从1901年的35%增长至2016年的87.6%”[23]。可见，只有培养一大批知识面宽、学科视野广的人才，才能使学科建设创新后继有人。因此，大学当务之急是要突破专业单一的教育教学体系，消除院院之间、系系之间人才培养各自为政的状态，从招生制度、培养过程、资源分配到学业评价等方面系统构建有利于促进跨学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这才是推进大学学科创新发展、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综上所述，面对高级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迅猛之势，适应外在诉求的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但知识生产本质上仍是学术创造活动，有其特殊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在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大趋势下，政府、学校以及参与办学的各方，既要因势而变，顺势而为，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回应诸多外在需求，又要充分尊重学科发展的内在学术逻辑,从国家政策调整到学科内部建设诸方面构建上下联动、各方协作的有利于促进多重逻辑适度平衡、并行不悖的体制机制。这才是学科建设创新之道的正确选择。

作者：白强　

作者简介：白强（1969-），男，重庆酉阳人，教育学博士，铜仁学院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重庆大学及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铜仁。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3期  P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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