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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育琛 武毅英 周 卉 | 大学校园文化建构中的社会性别审视——基于三所不同类型院校的调查分析

奋进的 大学教育科学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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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主流大学校园文化的研究中,校园文化的性别化问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可视化图谱分析等研究手段,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三所案例院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的科层组织呈现出“男主女辅”的性别结构;学科教育中隐喻“男强女弱”的学科标识;校园的空间蕴含着“男外女内”的性别符码;校园文化活动透露着“男才女貌”的性别期待。重构性别和谐校园文化,应建立一种真正接纳女性的性别角色文化,把性别敏感理念嵌入高校信息统计、政策中,消除专业的性别刻板印象,提供促进女性发展的专项规划和特殊政策,实现校园环境的性别和谐。

  关键词:校园文化;混合研究法;社会性别;重构;性别等级差序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高等教育在倡导先进文化和性别平等方面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然而,作为引领先进文化的大学本身,仍缺乏社会性别的理性审视。自中世纪以后,大学一直是男性的天下,甚至有人认为,“对这种大家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和先决条件进行质疑,简直就像考虑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一多余”。对大学校园文化的性别审视真的如考虑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一样多余?大学里熟悉的问题,是否经得起性别追问?事实上,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中,女性没有进入核心权力系统;长久以来男性主导着学科文化生产的话语权;在运动场所的资源配置方面,常常是男性友好的…… 

西方学者对大学校园文化的性别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如Blackmore等从女性学视角对大学校园中的建筑与空间布局所隐喻的性别内涵进行反思并指出,大学校园中的建筑长久以来就是男性所主导和构建的文化“场域”,呈现出父权意识形态所赋予的价值、规范和态度。Toson以工学院作为研究对 象,指出其校园蕴含着鲜明的性别化特质和父权为主导的文化模式。 

我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相关研究多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等维度的审视,着眼于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鲜有见到,相关研究如王建华从性别化特质视角切入,认为今天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父权制主导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大学。王俊通过人类学调查指出大学的组织文化表面上是性别平等与中立,其实质却隐藏着性别化的内在逻辑,复制甚至强化着原有的社会性别关系。 

既有研究揭示了校园中存在的性别政治问题,有益于校园文化研究的推进,但是研究偏好在理论层面进行探索,虽有采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研究,但在案例的选择上较单一,难以关照到我国不同类型院校的表现情况,说服力上稍显单薄。本文借助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视角,选取三所不同类型高校作为典型案例,运用计量统计、深度访谈和词频分析等研究手段,对校园文化的性别问题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尝试性地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大学的校园文化呈现怎样的性别特征?第二,身处其中的两性有着怎样的性别体验,怎么看待校园的性别问题?第三,大学作为塑造社会性别价值观与性别秩序的重要机构,应如何塑造性别公正的校园文化?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维度选择 

校园文化是学校特定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追求与价值创造。关于高校校园文化,广义上既是高校可以看得见的物质形态、物化形态的文化,也指高校里社会性、观念性和精神性的文化内容,如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无形文化。狭义上,指相对于第一课堂而言的课外活动,包括课外进行的各种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文化活动。可见,对校园文化的分析可以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本研究基于资料可获得性和维度代表性,选取学校的组织制度、学科的专业内涵以及校园的环境空间和校园文化活动等四个代表校园文化维度进行现象呈现、内涵分析和意义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关于性别公正的校园文化思考。

(二)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和访谈 

在研究中,我们根据访谈基本问题确定了6名访谈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除对这6名访谈者进行较为正式的深度访谈外, 我们还对案例学院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等进行随机访谈,实地走访案例院校进行观察记录。

2. 资料分析与编码  

我们首先通过案例院校的人事处、学生处、基建处、体育教学部等部门收集不涉密的有关人事信息、校园基建数据以及女生节的相关资料等,之后对访谈资料进行转录,撰写田野札记,进行数据统计,整理观察资料并实行三级编码,将收集的部分语料进行Python软件分析。 

3. 对研究效度和推广度的反思 

在研究效度和推广度上,我们主要从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上反思。在代表性上,本文选取了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省属师范大学和地方性理工类高校各一所。三所高校在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学校文化特色上都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这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的院校在该问题上所呈现的“总体性”特征,凸显它们的典型表现。尽管选取的研究维度无法穷尽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但其所能呈现的客观事实有助于反思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的是“混合研究方法+同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模式,即在同一视角下通过不同方法相互验证这一问题域,从而提高研究中解读的“确实性”和“可信性”。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社会性别作为女性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和精髓,与阶级分析、精神心理分析方法一样,成为一种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分析范畴。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上由于男女生理之差而强加给他们的不同的期待、要求和限制,关于性别的成见和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本文以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审视大学校园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分析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

(一)科层组织的制度文化:“男主女辅”的性别格局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国家意志的产物,而非知识发展需要的产物。高校的行政组织是建立在政治论上而非认识论基础上的,本质上依然是科层化的行政组织系统,其最大的特点是等级森严的行政系统赋予不同的行政职务以不同的组织资源。个体在组织中的“数量代表”情况往往最直观地呈现出其资源占有的优劣与多寡,这也是女性代表性地位最基本的标志,在决策中具有不可规约的性别价值。 

我们对三所案例院校中层及以上组织(含各二级学院和机关部处的主要领导)领导职务的性别构成进行调查,以从“数量代表”的层面观测男女在组织中的“在场”情况。从表2可以看到,三所案例院校的学校最高行政体系中,都仅有一位女性,且是副职。此外,在二级行政系统正职中,呈现出“男主女辅”的性别结构,即女性在中层以上组织中的数量代表明显少于男性,男性主导的决策系统特征很明显。

调查发现,案例院校在“数量代表”上呈现组织决策的男性化特质。并且,在实质参与的过程中,女性往往被认为更适合辅助性的岗位。我们曾对高校学生组织中重要学生干部遴选和性别考量的问题访谈了相关负责人L。L坦言,从其接手的十四届学生会看,只有第八届的主席是女生,其他都是男生,主要的原因是“据多年的观察,女生天生不够强势和果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下不了决心,更适合当副主席”。L虽一直强调主席团人选的选拔是基于客观公正的能力考量,而非基于性别,但是却认为男性天生比女性更果敢、理性的性别气质更适合担任重要岗位。这种强调以“理性”“效率”为核心价值的科层制度表面上的平等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其目的就是隐藏科层制作为统治和控制系统的政治功能,对各种组织中“男子气概主义”(Mascu-linism)发出质疑,实质上遮蔽了一套以“男主女辅”为核心的父权制关系。

访谈对象中的P是外文学院的一位女性副院长,在女性占多数的学院里,其凭借相对突出的综合素质晋升为该校最年轻的中层干部,有着可期的职业未来。但P却对这个岗位有着难以言说的微妙感受:在女性占多数的院系,更需要一个男性的“领导”才能把持大局,因为大多数的女性习惯被男性领导,自己俨然已经走到了行政岗位的“玻璃天花板”。

在大学的场域中,男性通常会维护习以为常的父权制度,事实上女性也往往参与其中。如P所述,在女性占多数的组织中,多数的老师更习惯男性的领导。这种惯习定义了社会认同,并把这种权力正常化,构成了大学场域中的性别角色以及权力分配的基础,使得刻板化的性别身份不断被复制。P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人”,是嵌入社会情境当中的,只能在一个已经被结构化的世界作出自己的选择。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所说,现行的组织文化弥漫着男性主导的气氛,这实际上是潜藏在底层的“男子气概主义”,透过理性和效率的包装,自认合理化为男性对女性支配的一种意识形态。

(二)学科专业的内涵:“男强女弱”的性别隐喻 

学科和专业是高校实施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在多数人看来,学科专业以价值中立的形象出现,直至以曼海姆(Mannheim)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问世以后,学科的价值问题才重新得到审视,人们才认识到知识可能是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基础之上的。 

长期以来,各种知识尤其高深知识的生产相当程度反映男性的认知与看法,渗透男性思维和经验。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伊夫林·凯勒在考察了历史上关于科学和知识的种种描述时也发现,在“科学的”与“男性的”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科学的——客观的——男性的”被看成不证自明的对等关系。虽然在今天的大学里学科对于性别的公开歧视已不多见,但是由于男女在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男性为中心所建构的学科和编制的课程,对女性并不友好。

F是G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一名男生。他所在的学科,从学科的性别归属看,为典型的男性学科。F曾描述他们班的女生是“班宝”,“37人组成的班级中,5个女生”。更重要的是,女生与专业的学科性别属性相去甚远。F还提及,因为该系的教师也以男教师居多,女生学习、研究中时感别扭。比如男教师会让男生参与到项目中,外出调查或者做实验,“男人之间的交流更方便,气场更吻合,女生就麻烦多了”。可见,由于学科内涵和传统男性角色、功能的共通性,男教师更愿意选择男学生,呈现出“选择性的亲和关系”。 

如果说女生在男性学科由于性别气质的相背离而难以受到合理公正地对待,那么她们在女性学科中是否具有性别的优势呢?

Q是M大学典型的文科女生,访谈时刚参加完所在系的优秀奖学金评选活动。Q告诉我们,这次评选共有6女1男参加,从竞选现场情况看,女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出乎意料的是参与竞选的唯一男生获得该荣誉。究其原因,是因为该专业多年来女生占据评优的绝对优势,这次难得有男生脱颖而出,在不违反基本评选要求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男生。 

多项调查显示,男女生在学业等方面呈现出所谓的“阴盛阳衰”。有学者甚至称之为“性别倒挂”,提出要“拯救男孩”。Q所在系的这一做法和当下流行的“男孩危机”“拯救男孩”的逻辑如出一辙。“男孩危机”是否真的存在?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拯救男孩”是被社会权力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对教育的一种操控,是男权社会所建立的权力秩序内在焦虑的反映。女性主义曾指出, 意识形态正在主宰着教育方面的各种标准,当被压迫群体的表现好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时,标准就会被修改。或者说,“拯救男孩”表面上是用性别的配额进行补偿性的扶弱,但行为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应该强于女性的逻辑作祟的结果,本质上彰显的是“男强女弱”的规则。学科背后的性别文化,其实是一种与性别隐喻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权力相互作用、相互建构。

(三)校园空间布局:“男外女内”的性别符码

对人而言,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寄居的场所和活动的地方,它静静地存在着,表现得异常冷 静和中立。如果 仔细考察会发现,空间和语言一样,是有性别特征的。凯斯泰尔 (M.Castells)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与包括人在内的其他物质元素有关联,而人自身进入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后,这种关系便赋予了空间形式、功能的社会意义”。 

G学院是理工类院校,空间的设计呈现出典型的“男性思维”特征:学校的整体格调是暗灰色系的,给人冷静、深沉的视觉冲击力;高耸的行政楼彰显出一种威严、充满敬畏式的权威;几何图形的浮雕嵌在外墙上,似乎时刻提醒这所学校所强调的简洁、理性、阳刚的工科院校文化气质。

M校是一所具有一定历史积淀的师范大学,长期以来女生占据半壁以上江山,校园布局呈现柔美、婉约的气质。M大学有一条横贯校园的江流,曾是早年校园里最有灵气的一道景观,年轻的学子在江边晨读,夕阳的余晖照射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宛如少女般轻盈动人。然而,近年由于江水上游受到严重污染,流经该校的这段江面常年泥土淤积,使得本来应为校园增添灵气的一道景观却成为了败笔之作。至于常年没有得到治理的原因,M校管理人员Z半调侃地解释到:学校现在的基础设施,如停车场改造、办公场所扩容已迫在眉睫,那些“儿女情长”的先等等吧。Z的话语间隐喻出一套性别关系秩序:停车场、办公场所象征着权力而占据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权,而充满“儿女情长”的江面治理理应让位于此。这种空间关系不仅为规训个体行为提供环境,而且本身就是权力和权威模式的一部分。

X大学是百年院校,校园依山傍海,曲径通幽,校园色调明亮活泼。我们曾就校园文化的性别气质访谈过S。S在感慨校园的美丽的同时,谈到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S说前不久看到学校教学楼的连廊正在更换新的名人画像,仔细观察发现所有名人清一色的都是男性,爱因斯坦、托尔斯泰……唯独没见到一个女性。S说“我感觉名人墙成为男性主宰的领地,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连廊画像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呈现出父权意识形态所赋予的价值、规范和态度。

除了校园空间环境的布局外,运动空间是一个显性体现校园空间性别差异的地方。因为男女的运动偏好差异,校园实际上形成了男生为主的运动场所和女生为主的运动场所。结合日常的经验判断和访谈结论,我们对男女两性在运动项目的选择偏好和参与程度进行粗略分类,把男性比较喜欢的且参与多于女性的运动视为“男性友好”运动,反之为“女性友好”运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两性友好”运动。对三所院校的运动空间资源配置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发现,从空间资源的占有量看,三所院校都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即男性友好的运动场>两性友好的运动场所>女性友好的运动场所,男女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我们随机调查了一些学生:男生习惯性地认为女性不擅长运动在于其天生的性别性质,而不是他们有意占据运动空间,女生则没有太强的被剥夺感,原因在于自认比较“宅”,“最多就是跑个步,在宿舍楼下打下羽毛球,没有必要占用太多的运动空间”。 

空间设计和建筑中的性别盲视常以男性更多使用为借口,但是实际上,两性运用公共空间的频率和强度即使非常接近,空间设计依然未留出足够的“性别空间”,在空间资源配置悬殊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两性运动能力的限制。正是长久以来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映射到校园空间的布局,这种性别化的空间表现又反过来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

(四)校园文化活动的背后:“男才女貌”的性别期待 

近年来备受追捧的高校女生节,是青年学子依托大学校园上演的一出以“性别”为主题的剧目,其提供了一个为承载着不同性别话语与性别意识的文化交锋竞争的场域空间,亦成为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方法分析高校校园文化现象的一个切入点。在这场年轻学子的集体狂欢中,悬挂于各大校园的节日横幅不仅是男生表达对女生节日问候的重要仪式,更是男生对女生“爱”的宣言,从中可管窥特有的性别文化。我们收集了2018-2019学年三所案例院校的校园横幅标语进行语料分析。实验中,33条横幅的词性共分成362个词语,采用Python编程语言对语料进行解析,先用“结巴”分词技术进行分词,剔除了144个如“的”“地”“得”“一个”等无意义的词语以及案例学校信息等专有名词,得到了218个词 语,然后进行词云分析,计算词语出现的频率,并进行可视化图谱呈现,形成词云图(如图1所示),其中词频越高,词语的字号越大。 

从图1中可看出,排除一些干扰项之后,横幅标语中词频排名靠前的10个词汇分别是女神、最美、佳人、芙蓉、柳如眉等词汇,占据了可视化图谱的绝对空间。

透过这些横幅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横幅的背后是一双男性凝视的眼睛,折射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并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是身体的期待。词云图中的高频词汇“玫瑰、美丽、绝世容颜”等词语的背后浸润着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体现阴柔的经典女性气质的要求,期待女性要不断地关注身体、修饰身体以取悦男性。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著名论点:“女人并非天生为女人,乃是被创造为女人。”也就是说,女人其实是一种被各种文化建构起来的符号。女性的肉体和性征,是经过了不同社会时空规训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类别,其中身体的建构和再现是重要的载体。在这种期待中,男性的目光以一种隐性的社会在场的方式,将女性的外在形貌通过男性的视角建构出来,试图籍此建立理想的性别关系图景。第二是女性角色的规训。在西方认识论的二元结构中,用性别标识的模式、符号和隐喻来解读人类认识中的所有对立两级,通常男性是被归于文化、精神、理性、客观的世界,女性则被归于自然、肉体、情感和主观的世界。横幅文本不断表达男生对女生的关爱,如“钢铁直男在线陪你”等口号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女生柔弱、应将女生置于被保护的视野中的意味。但是这种刻板印象和角色规训,使得女性群体的思想逐渐被精巧地殖民化,在潜意识中“自然地、宿命地”接受这一认定。

四、反思与建议 

彭佩云同志曾经指出:“高校是造就人才、培育文明的摇篮,应该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在学校里也要建设性别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尽管本研究仅选取案例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若干角度进行观测,无法全方位地检视大学校园文化中的性别问题,但依然可以看到,男性气质的校园文化与性别阶层化问题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存在着。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对推动我国校园文化的性别文明,重构和谐的校园文化不无启示: 

第一,提升接纳女性性别角色的文化自觉,把性别敏感理念嵌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正如凯特·米利特所言,性别之间的统治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统治比任何一种被迫隔离的方式更牢固,而且毫无疑问也更长久。认识到大学校园中男性中心主义以及性别差异只是校园文化重建的第一步,第二步要在性别分析的视角下,通过“一种真正接纳女性、两性共同参与的重建”[18]来实现大学校园文化的重构,特别是要把性别敏感理念嵌入高校文化建设中。如高校要提高信息工作的性别意识,扩大性别统计范围,并及时反馈、监控和纠正学科设置、教师职业发展、人才培养甚至校园空间资源的配置等教育因素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重视宣扬性别敏感文化,发展性别敏感决策体系,健全性别敏感的高校制度。 

第二,消除公共政策中的性别盲点,提供促进女性发展的专项政策。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度上结构性的障碍,高校中的女性发展面对更多的困境,因此应关注女性师生员工的特殊境遇,建立专项的制度支持女性的发展,如主动培养妇女骨干,增加中高层工作队伍中女性干部的“数量代表”,改变女性比例偏低的状况,扩大女性的话语权。除此之外,可借鉴台湾地区各大学成立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监督和处理高校内部与性别相关的事件,从制度与机构设置上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第三,消除专业的性别刻板印象,实现学科领域的性别平衡。女性主义学者尖锐地指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长期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权力之下,其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不断抑制甚至背离女性特质的过程。要改变这种学科专业知识的男权文化,必须把女性作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和言说主体渗透到各学科的教材、课堂教师行为等具体载体中,建构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知识体系,消除专业的性别刻板印象;还可以建立特殊政策和项目,鼓励女性从事理工科的学习研究,促进学科领域的性别平衡。 

第四,开拓女性的性别话语空间,实现校园环境的性别和谐。在校园文化创设中,应该超越传统男性特权的惯常标准,不定期开展两性沟通与对话的专题活动,利用女生节、妇女节等节日契机,创设相关主题活动,给予女性发出属于她们的声音的机会和渠道。除了在精神层面上推进性别和谐外,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应该重视校园有形的环境文化对宣传性别平等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校园的主体建筑、标志性建筑和校园运动空间中融入一些性别平等教育的元素,通过独特的元素来表达教育内涵,营造一种和谐而不强制、存在而不直白的意蕴,使学生在轻松、自然的心态下接受熏陶,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作者:郑育琛  武毅英  周  卉

作者简介:郑育琛(1980-),女,福建漳州人,教育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性别与高等教育研究;漳州。武毅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周卉,厦门工学院副教授;厦门。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4期 P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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