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瑜】铜鼓探索万种情——我的铜鼓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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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探索万种情

——我的铜鼓研究之路

蒋廷瑜（1939.1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地方史、民族史和铜鼓研究，出版过《铜鼓史话》《铜鼓艺术研究》《壮族铜鼓研究》《古代铜鼓通论》《广西考古通论》《桂岭考古论文集》等著作。

我是学考古专业出身的，在广西这片土地上摸爬滚打四十余年，备尝艰辛，其乐也融融。作为一名职业考古工作者，我的主要任务是做田野考古工作，要做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翻阅淹没在地下的历史残页，揭示这方的历史真貌。对于零星出土、散落民间的铜鼓研究不是我的任务。但是，我生活在铜鼓之乡，铜鼓作为地方历史链条中的重要遗物时不时会跳出来，在眼前晃动，无法回避，因此不得不调动一只眼，加以关注，以致后来“误入歧途”，撞进了铜鼓研究王国。

回忆起来，促使我转向铜鼓研究的是三件事。

一是1965年冬，我带队到桂东南陆川县做文物普查。那个季节天气很冷，我们冒着寒风细雨，沿着九洲江两岸，跑遍了陆川各个乡镇，凡是稍好一点的、看似适合古人活动的地方都用心踏勘过。寻寻觅觅，只是偶尔拾到一两块古陶片和古残砖破瓦，没有任何古代文化遗址和古代墓葬群的发现，望着灰蒙蒙的天，沮丧不已。然而，在该县物资局仓库，我们却找到了一面面径94厘米的大铜鼓，是当年9月该县平乐区三安村修水利挖到的。正在这时，又接到从平乐区打来的电话，前个月（11月）开梯田种油茶又挖出一面铜鼓，叫我们前去处理。经查阅资料得知，1949年前，陆川公园因山崩出过铜鼓；1953年，良田镇石洞香根村农民贾连昌在松嘴岭挖出过铜鼓；1954年，大桥镇良村杨玉洲在村背岭修祖坟时挖到过铜鼓；1959年，良田镇新垌村丘清龙在黄泥塘开荒时挖到过铜鼓；1963年，大桥镇木威塘村鹤岭西边山脚的水沟崩下一团泥，露出一面铜鼓······这么多铜鼓接连现身，激起了我们追寻铜鼓的热情，一口气跑了4个乡镇，考察了7处铜鼓出土现场，在荒坡、菜地、墙根，倾听村民们讲述铜鼓出土的离奇故事。我一次次兀立铜鼓坑旁，面对高耸的山峦，凝视掠过丛林的雾霭，向自己发问：这些铜鼓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孤零零地被埋在荒山野岭？为什么总是鼓面朝下、鼓底朝天放置？是什么年代、什么人把它们埋葬的呢？······一大堆疑团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腾。

二是1972年秋，越南考古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专程安排到广西考察铜鼓。这个代表团只有三人，除了领队的团长外，其他二人都曾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留学，是我的“同窗”。他们在1962年冬跟我们一个班的同学一起到河南安阳殷墟做考古实习，我做过他们的生活辅导员，与他二人在同一个小房间内生活了四个月。他们的到来，让我想到：铜鼓这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东西，牵动着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许多古老民族的历史脉络，已有众多珍品流落到了欧美异邦，成为许多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品。自19世纪末以来，铜鼓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研究铜鼓的论文却只用法文、德文、英文发表，创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在铜鼓研究领域没有发言权，越南同行已经觉醒了，中国学者还能无动于衷吗？

三是1979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创始人、我们秦汉考古的授课老师苏秉琦先生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语重深长地对我说：“你那里（广西）有很多铜鼓，你要分点心思去研究。”他说：“铜鼓是跨省、跨国的，建议你们西南地区的代表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同行接受了苏先生意见，将铜鼓研究列入南方民族考古的重点课题，倡议召开一次铜鼓学术讨论会。经协商，将首次铜鼓研究讨论会选在收藏铜鼓最多的南宁举行，当即推举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作为东道主，负责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筹备这次会议，我被分配到铜鼓资料搜集组，派到全国各地搜集铜鼓资料，在广州、佛山、昆明、成都、重庆、贵阳、北京等城市，我们亲眼看到和亲手触摸到数以百计的铜鼓，对每一面铜鼓都认真观察、描述、测绘、传拓、照相，登记在册。后来汇编成《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我们还查阅了在当时国内能找到有关铜鼓的几乎全部资料，汇编成《古代铜鼓历史资料》；组织翻译了英、越、日文铜鼓论文和著作，编印成《铜鼓研究资料选译》。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第一篇研究铜鼓的论文《粤式铜鼓的初步研究》。

这些活动，把我推到铜鼓研究前台，从而踏进铜鼓研究王国的大门。

1980年3月，正当春暖花开时节，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6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这是铜鼓研究史上的空前盛举，是中国铜鼓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会上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内。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鼓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前推进。

我作为会议资料组负责人，把代表们提供的学术论文和资料全部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会后，受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的委托，起草《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在当年第9期《文物》杂志发表。同年9月，我被派往文物出版社，参加编辑《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对每一篇被选上的论文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我在文物出版社编辑论文集期间，与编辑部孙关根先生朝夕相处，一有空就在一起聊天。他认为，铜鼓研究是一个冷僻的学科，蕴藏着许多奥秘。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学科，他建议我在编辑论文集后，写一本有关铜鼓的通俗读物。铜鼓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它是怎样制造和使用的？铜鼓上的各种纹饰代表什么意思？历史上哪些民族使用过铜鼓？现在还有哪些民族仍在使用铜鼓？研究铜鼓有什么现实意义？等等。这一连串问题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那些对于这种传奇器物抱有好奇心的人们做出准确的回答。同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我又与孙关根先生相遇，他一再敦促我，要我写好铜鼓这本书。

经过多次催促，我怀着对国家民族文化极其珍重的心情，埋下头来爬格子，在纷纭复杂的文献中披沙淘金，夜以继日，边写边改，历时半年之久，三易其稿，勉强完成不到8万字的《铜鼓史话》。

1982年4月由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五省（区）博物馆联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古代铜鼓”大型专题展，展出铜鼓122面，辅助展品71件，接待观众达28万多人，引起社会轰动。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纷至踏来，也诱发了音乐、美术、冶金铸造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为此，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组织了4次学术报告会和6场专题讲座。《铜鼓史话》正好这时出版，根据展览领导小组安排，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邀请我前往该馆礼堂做了一次题为“铜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报告。听众二百多人，中央民族学院去了一大车师生，包括一些知名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我的老师苏秉琦教授也亲临现场为我鼓劲，使我十分感动。我的授业老师认可了我在从事正规田野考古之外也可做地方特色历史文物铜鼓的专题研究，增强了我深入研究铜鼓文化的信心。

《铜鼓史话》意外地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责任编辑孙关根先生亲自撰文《引导你漫游神奇的铜鼓王国》加以推介。1984年6月，这本小书被中国史学会评为“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同年又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民出版社将它纳入“祖国丛书”，做了部分修订后，改名《铜鼓》，于1985年6月再版发行。责任编辑张继华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千古传响，余韵不绝——〈铜鼓〉赏析》，称赞此书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此书在普及铜鼓知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后来不少青年学者告诉我，他们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引发了对铜鼓研究的兴趣。这本小书成了青年学者研究铜鼓文化的入门向导。

《铜鼓史话》毕竟是一本通俗读物，无法容纳更多、更深的内容。经过几年酝酿之后，我打算写一本份量稍大一点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广西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把铜鼓艺术列入这套丛书的重点选题。那时我已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行政事务繁忙，只能利用极为零散的业余时间写作，常常熬更过夜，节假日不得休息，勉力完成《铜鼓艺术研究》书稿。著名文学评论家丘振声先生为我作序，称这本书是“一部开拓性的论著”。这是铜鼓研究史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论述铜鼓艺术的专著，从艺术学、美学方面开拓了铜鼓研究的新领域，揭开了铜鼓作为“无字的民族历史百科全书”的庐山真面目。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请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悬挂在办公室，其言“桂岭考古千般趣，铜鼓探索万种情”，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境。

铜鼓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面对它们那庞大的身躯和精美的图纹，谁不为之动情？每一面沧桑的铜鼓，都包含着无穷的远古信息，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只有仔细观察，反复摩挲，沉思回味，才能揭开其斑驳铜锈后面的神秘面纱，还它本来的灿烂辉煌。

中国是世界上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学人就注意搜集和研究铜鼓了。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人还没有看到铜鼓在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没有把铜鼓作为一种历史文物来研究。恰在这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一些本无铜鼓的国家有一部分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却对铜鼓发生了兴趣，并进行科学研究，其中以奥地利学者弗郎茨·黑格尔（Franz Heger）为代表。

黑格尔是奥地利维也纳帝国和皇家博物馆人类学和民族学部的负责人。他于20世纪初完成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的写作，1902年在莱比锡用德文出版，震动了学术界。此书分上、下两册，大八开，上册是文字部分，共8章，245页；下册是图集，45帧，其中8帧是铜鼓照片，其余是鼓耳细部、铜鼓上的塑像和各种纹饰比较图或展开图。黑格尔把他当时所知的165面铜鼓，按形制、纹饰的演化，划分为4个主要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分布地区、铸作年代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他认为各种不同类型鼓的地理分布不同。Ⅰ型鼓大都在中国南方各省，还有一些出现于东京（今越南北部）和马来群岛。Ⅱ型鼓，他只知道分布在中国东南各省。Ⅲ型鼓出现于英属缅甸的红克伦、白克伦。Ⅳ型鼓人们还只是在中华帝国这块土地上发现，明确把Ⅳ型鼓称作“中国鼓”。黑格尔明确地把铜鼓的来源和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部落相联系。此书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研究铜鼓的集大成，被誉为铜鼓研究划时代的巨著，对铜鼓研究的影响很大。此后一个世纪以来，许多研究铜鼓的学者都遵循他的观点，并用新的发现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它的内容和阐发他的观点。从那以后，黑格尔分类法已由法国和日本学者根据新的发现所采用和证实。由于许多新的论著出现，丰富了我们对铜鼓的认识，一些为人所不知或很少知道的铜鼓不断得到详细的披露。有关铜鼓的起源、族属、功用，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属越南在河内设立远东博古学院，逐渐成为世界研究铜鼓的重要基地。法国学者巴门特（H.Parmentier）、戈露波（V．Goloubew），奥地利学者海涅·革尔登（Rodert.Heine-Celdern）发表了论文。高本汉（B．Karlgren）、居勒尔（U．Gueler）、来维（Paul Levy）等人也发表了不少研究铜鼓的文章。关于铜鼓的起源仍争辩不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过专门研究铜鼓的学者，一些研究东方文化的西方学者，在谈论公元前后的青铜文化时，也提到铜鼓，但很少有对铜鼓的专门论述。与此相反，由于地缘关系，日本学者研究铜鼓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他们主要依靠西方学者发表的资料和越南博物馆提供的实物进行研究，涉及铜鼓的起源、分布、年代、使用民族、纹饰及铸造工艺等问题。在铜鼓分类上，仍沿袭黑格尔的体系，研究成果没有超过西方学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学术界对铜鼓的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取得不少成绩。他们研究铜鼓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对早期铜鼓的研究，确定了黑格尔分类之外有一个比黑格尔Ⅰ型铜鼓更为原始的类型，即“先”黑格尔Ⅰ型；二是在铜鼓分类中，明确提出同一时代同一类型铜鼓中存在东、西两个系统，把黑格尔Ⅰ型区分出石寨山系和东山系，将黑格尔Ⅰ型中期和晚期（冷水冲型）鼓，分成东组（邕江式和浔江式）和西组（红河式），对黑格尔Ⅱ型鼓，除了分出东（北流型）、西（灵山型）两组，还主张把越南的Ⅱ型鼓另辟一型，命名为“类”黑格尔Ⅱ型等。

越南是古代铜鼓分布最集中的国家之一。越南的铜鼓很早就引起研究学者的重视。但越南在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越南铜鼓的研究主要控制在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者手里。只有在1954年越南和平恢复后，越南学者才有研究铜鼓的主动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越南学者开始发表研究铜鼓的论文，对越南的黑格尔Ⅰ型铜鼓进行了分析和排队，推测了相对年代。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铜鼓研究是越南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点课题，曾发动了几乎所有能撰写铜鼓论文的学者研究铜鼓，越南《考古学》杂志在1974年连出两期铜鼓研究专辑，发表了29篇文章，掀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铜鼓热”。除了论述铜鼓的起源、类型、分布、年代和装饰艺术之外，还探讨了铜鼓的合金成分、铸造技术和用途；除了继续研究黑格尔Ⅰ型铜鼓外，也开始了对黑格尔Ⅱ型、Ⅳ型铜鼓的研究。1975年，越南历史博物馆出版了阮文煊、黄荣编著的《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一书，逐一介绍了在越南境内发现的52面东山型铜鼓（其中有一面是中国出土的开化鼓），反复强调越南的东山铜鼓是黑格尔Ⅰ型铜鼓中年代最早、造型和装饰艺术最美的铜鼓，越南是这类铜鼓数量最多、分布最密的地区，越南北部是铜鼓的故乡的观点。1987年，由范明玄、阮文煊、郑生编著的《东山铜鼓》图集由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将东山型铜鼓划分为5组22式。1990年，范明玄、阮文好、赖文德编著的《越南的东山铜鼓》图集出版，按其年代先后也分成5组。这两本图集的分类是相同的，都认为越南的玉缕鼓、黄下鼓是最古老的铜鼓，都把中国云南和其他地方（包括越南老街）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列为D组，排在冷水冲型（C组）之后、遵义型（E组）之前，与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普遍的排列次序相矛盾。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也开始了铜鼓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这时期中国南方修纂的地方志，都收录了当地发现、收藏和使用铜鼓的情况，记录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中国学者研究铜鼓在古代文献上是得天独厚的，在接触铜鼓实体和体察使用铜鼓习俗方面也较便利，但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还相当落后，因此，研究工作的进展并不显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铜鼓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各省、市相继建立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机构，对铜鼓的搜集、整理、研究，有组织地进行，很快使铜鼓资料的积累成倍增长，关心和研究铜鼓的人越来越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逐步摆脱了落后面貌。1974年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洪声《广西古代铜鼓研究》发表，1978年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发表，把铜鼓研究提到一个新台阶，迈向与铜鼓资源大国相称的世界一流水平。

1980年那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对全国馆藏铜鼓做了全面梳理，提出了中国自己的铜鼓分类，把中国境内的古代铜鼓分成8个类型，分别以出土地名命名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与黑格尔类型相对应：石寨山型、冷水冲型相当于黑格尔Ⅰ型，遵义型、麻江型相当于黑格尔Ⅳ型，北流型、灵山型相当于黑格尔Ⅱ型，西盟型相当于黑格尔Ⅲ型。万家坝型是黑格尔分类中没有的，根据日本学者的说法，应是“先”黑格尔Ⅰ型。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学术交流。自1988年起，我担任这个学会的秘书长，1996年担任理事长。在我参与领导期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先后组织了5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除了中国学者，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越南、泰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几乎每次会议我们都出版了论文集，同时办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广泛宣传铜鼓，铜鼓文化深入人心。用我的老朋友、铜鼓研究大家、广西民族大学万辅彬教授的话来说，经过我们不懈地努力，铜鼓研究从少为人知的“隐学”提升为大众知晓的“显学”。

1998年，我接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预约，为《中国考古文物通论丛书》撰写《古代铜鼓通论》。这本所谓“通论”只能说是我在此以前研究铜鼓心得的总汇，与以前的著作相比，扩大了论述范围，补充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见解。根据通论著作的要求，对有关铜鼓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做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包含了铜鼓的记载、收藏、起源、分布、类型、年代、族属、用途、铸造工艺、装饰艺术及其反映的音乐、舞蹈等内容，囊括了铜鼓研究的各个方面，被同行誉为“20世纪铜鼓研究的集成之作”。

铜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活化石”。两千多年来，它们的铸造和使用从未间断过，在中国西南的黔、桂、滇交界的山区，在中南半岛缅、老、泰三国交界的山区，仍是使用铜鼓的民族集中的地区。在这两大块地区内，铜鼓还活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铜鼓的社会功能、使用方法、保藏手段，可以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现代使用铜鼓的习俗将是解开古代使用铜鼓习俗之谜的钥匙。一个世纪以前，黑格尔等人已重视此方面的工作。他们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深入这些民族地区的旅行家的记录。但是这些旅行家都不是民族学家，他们的记录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充满夸张、神秘色彩，可信程度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对壮、布依、水、苗、瑶、彝、佤等民族现存铜鼓和使用铜鼓习俗做了专题调查，越南学者对越北边境民族和芒族使用铜鼓习俗也做了一些调查，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解开古代铜鼓中的疑难获得了旁证和启发。但是这些调查还不够深入、具体，也不够全面。由于城市化的进程，铜鼓赖以存在的农业村社组织将会随之消失，使用铜鼓的地域范围将越来越狭窄，以致最终也会消失。因此，对现代使用铜鼓的民俗调查刻不容缓，必须抓紧时机，用文字、摄影、录音、录像等手段，将残存的铜鼓习俗客观地、完整地记录下来。否则一纵即逝，又将增加新的历史之谜。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深入当代使用铜鼓的民族地区，先后到红水河流域的南丹、东兰、天峨，对壮族、瑶族、苗族中“活着”的铜鼓“化石”进行实地调查，后来又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彝族地区，贵州镇宁布依族、六枝布依族、雷山苗族、三都水族地区，亲身体验铜鼓文化的传承。

1994年，我有机会出访越南，在河内、清化、和平、海防、永福等地考察了大量铜鼓。2007年，我又一次到越南，参观考察了广宁省博物馆、越南历史博物馆、永富省雄王博物馆，同时到老挝朗勃拉邦、泰国曼谷考察铜鼓。2009年7月和9月，两次赴越南专程考察铜鼓，先后到河内、富寿、和平、山罗、清化、义安、海阳、兴安、河西，逐省翻检这些地方的馆藏铜鼓，一面一面地进行观察、描绘、测量、传拓、照相，做成记录卡片，后来参与编辑出版了资料详尽的《越南铜鼓》大型图集。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多次拜访越南研究铜鼓的资深学者，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面对面地讨论铜鼓起源等敏感问题。

越南有一些研究铜鼓的学者，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明确提出越南北方是古代铜鼓的故乡。他们认为，越南的东山铜鼓是黑格尔Ⅰ型铜鼓中年代最早、造型和装饰艺术最美的铜鼓。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在中国云南楚雄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陆续出土一些鼓面特别小，鼓胸特别外凸，鼓腰极度收束，鼓足很矮的铜鼓，是年代最古老的铜鼓，即万家坝型铜鼓。越南河东、永富、老街出土这类铜鼓，越南部分学者把它们放在黑格尔Ⅰ型中，认为这些铜鼓是东山铜鼓的退化类型，与中国学者认为这些铜鼓是最原始的铜鼓的观点正好相左。日本不是铜鼓分布区，但有不少研究铜鼓的学者，他们希望中国和越南的学者就这个问题做一次直接交流，交流地点既不安排在越南，也不安排在中国，而是安排在第三国的日本。

2004年5月，我应邀赴日本东京出席东南亚学会召开的关于“考古学与铜鼓研究”特别讲演会和第49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中的“作为地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分会。考古学与铜鼓研究特别讲演会就是日本东南亚学会专为我和越南学者范明玄教授组织的。我做《岭南与越北铜鼓比较研究》讲演，说明铜鼓起源于中国云南中部偏西的礼社江流域，然后通过民族的迁移和文化交流，沿着大江大河，散布到广阔的地域中去；岭南和越北都是铜鼓的重要分布区，由于两地原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接受铜鼓文化时，产生不少差异；又由于地域相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长期的文化交流，出现一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现象，显得错综复杂。这种文化的双向交流，奠定了中越两国人民的传流友谊。范明玄作为越南研究铜鼓最有成就的资深学者，发表了题为《近年来越南所发现的黑格尔Ⅰ型鼓》的讲演，仍坚持形态粗疏、花纹少的铜鼓是退化形态、年代较晚的铜鼓的观点，认为铜鼓起源于越南北部地区。随后，我们互相提问，拿出各自的论据，进行客观、友好的辩论。与会学者一般不同意她的观点，认为那种粗疏的铜鼓代表了铜鼓的初始阶段，是铜鼓还未发展成熟的表现，而形体稳定、纹饰繁褥的东山铜鼓应比它们晚出。

接着我又出席了第49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参加“作为地域学的铜鼓研究”分会。我做了题为《铜鼓研究在中国的进展》的基调报告，概略论述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铜鼓的历程，重点介绍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我指出，中国学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解决了铜鼓研究中一系列难题，在铜鼓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代表中国研究铜鼓的学者，希望在铜鼓研究上各国学者真诚合作，打破国家疆界和民族界限，摈弃政治偏见和民族偏见，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让铜鼓研究这个千古长青的话题永远充满活力。

我扫视会场，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用微笑向我示意。我这才感悟到，在漫长的考古生涯中，我把一部分精力投到铜鼓研究中，也算是找到了体现人生价值的最佳位置，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1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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