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抢救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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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发端

摘要

抢救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欧美各国在全球殖民统治、对土著居民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的历史语境中，受到社会进化论的直接影响而出现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范式。抢救人类学主张在土著文明消亡之前，记录其社会特征与人种特质等信息，作为人类进化的“标本”予以收藏和研究。在抢救人类学实施过程中，刚问世不久的电影技术也成为田野调查的记录工具，由此生发了影视人类学的萌芽。尽管抢救人类学作为早期范式之一久已淡出学术视野，但在实践领域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文化价值。

朱靖江，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主要研究影视/视觉人类学、影音文献，发表相关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田野灵光》《在野与守望》等专著、译著、论文集十余部，拍摄《七圣庙》《和光同尘》《冬牧场》等民族志纪录片多部，主持“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国家级精品视频课/在线开放课多项。

       当代人类学已发展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学科大树，除了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传统的主要分支之外，人类学也在艺术、饮食、疾病、灾害、娱乐等新的研究领域开枝散叶，将学术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在人类学学术主干最古老的根基处，一条名为“抢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根脉虽已黯淡，却并未生机断绝。从 19 世纪中叶人类学的初期萌芽，到现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抢救人类学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理论迁移与范式改变，尽管在学术视域中早如明日黄花，乏人问津，却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实践价值，特别是在影视人类学的学术源流中，以影像民族志形式进行的文化救险和影像记录经久不息，贯穿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迄今仍是影视人类学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

       人类学于19世纪中叶的早期学科建构，从历史情境上源于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殖民扩张及其对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全面“接触”。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在海外的见闻描绘出一幅前所未见的人种与文化多样性图景，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欧洲人在与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原住民的交往中，逐渐自我认同为更文明、先进乃至高等的种族。通过贸易、殖民、传教、战争、探险等一系列跨文化活动，作为“他者”的“野蛮人”（Savage）不断滋养并强化欧洲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同时也成为启蒙运动的一种文化渊薮。挪威人类学家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在《人类学史》一书中指出：“从笛卡尔（1596 —1650）到尼采（1844—1900），每一位重要哲学家在构建他们有关人性的学说及其哲学人类学时，经常会直接援引有关非欧洲人族群的时兴知识与信念。但在他们大多数论述中，‘他者’仍只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作者们对其生活方式并无多少兴趣，只是将他们视为欧洲人讨论欧洲事务时的某种修辞手段。”

       但即便是在人类学诞生之前的时代，一些人文主义者，比如法国思想家蒙田（1533—1592），就已经反对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本土文明与社会的毁灭：“那么多的城市被夷为平地，那么多的民族遭到灭绝，上百万的人民遭到屠戮；为了珠宝和胡椒的买卖，世界上最富饶、最美丽的地区被破坏得面目全非：这是卑鄙的胜利。”可悲的是，这种“卑鄙的胜利”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逐步建构起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全球殖民霸权体系，并于19世纪达到了巅峰。针对欧洲人海外殖民暴行的谴责之声，甚至出现在1837年《英国议会有关各殖民地土著部落的调查报告之中》，报告撰写者威廉·巴尔（William Ball）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人不请自来地闯入土著居民的领地，当他们到来时，不仅表现得如同是无可置疑的土地主人，对于那些打算继续生活在祖先土地上的土著人，他们还视其为侵略者施以惩罚。当土著们被发现出现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就会被当做小偷或强盗，像狗或袋鼠一样驱赶回内陆。······欧洲不同的国家在对待土著居民时或因时因势有所变化，但其后果并无差异，对原住民而言，无论是荷兰人的残忍暴虐，还是西班牙人的酷虐偏执，抑或是英国人的贪得无厌，都是一样的寡廉鲜耻与毁灭性的。”

       在19世纪，各原住民社会的确面临着人种绝灭的险境，其中代表性的个案是塔斯马尼亚人种的灭亡。这一在大洋洲塔斯马尼亚岛上繁衍生息了近2万年以上的种族，自19世纪初叶欧洲人登岛殖民定居之后，遇到了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在73年间（1803—1876年），塔斯马尼亚土著黑人惨遭驱逐与屠戮，人口锐减。“1869年3月，最后一个纯血统的土著男子威廉·兰奈死于霍乱性腹泻，1876年5月，最后一个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特鲁卡尼尼死于霍巴特，整个种族从此灭绝······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灭绝是由白人移民一手造成的，澳大利亚白人移民应对世界近代史上唯一的种族灭绝案负全部的历史责任。”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同样处境凄惨，英国议会在1837年发布的土著调查报告中称：“克里印第安人（Cree Indians）曾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如今衰退得只剩下几户人家，聚居在欧洲人生活区的附近，在30—40年间，他们的人口数量从8000—10000人下降至 200—300 人，如果不采取改善措施的话，他们无疑将在短时间内灭绝。”类似的统计数字在北美印第安部落比比皆是。

       英国早期人种学者詹姆斯·考勒斯·普理查德（James Cowles Prichard，1786—1848）在1839年向“英国科学协进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无论欧洲人移居何方，他们的到来都会成为土著部落灭绝的预兆。如今，随着近年来殖民进程的不断进展，随着距离与自然环境的阻碍被极力克服，我们可以估算出，悬在更大部分人类（指土著部落）上方的灾难将加速到来。或许在下一个世纪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原住民族都将不复存在。”普理查德进而提出：“如果基督教各民族认为将同属人类种族的众多部落从最终的绝灭中拯救出来并非他们的责任，那么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当下最为紧要的事情，便是获取比我们现今所知更多的有关他们体质与道德特征方面的信息。有关他们生理结构、历史谱系、迁徙规律等方面的有意思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些种族的心理活动也尚未以明智的方式进行研究。这都是完善人类历史与人类心智哲学所欠缺的内容。在如此众多的部落灭绝，他们的思想也随之消亡的情形下，我们又如何能获得这一切？”

 朱靖江在甘肃苏南裕固族自治县

       19世纪中叶，这一世界性的种族消亡灾难又得到了一种新理论的支援。1859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1）发表了跨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使得进化论（Evolutionism）成为挑战神创论（Creationism），奠定近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核心价值观。他的同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则将进化理论运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认为人类各种族同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在世界各地的“野蛮人”部落与欧洲的“现代文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路线。挪威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在追溯英国人类学的源流时指出：“由于发现‘野蛮人’的工具与欧洲出土的石器时代的手工遗存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并且受到先于达尔文的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英国人种）学会的成员们猜测在当代的‘野蛮人’与业已消失的原始人类种族之间有着相似性，由此出发，产生了一种观点：即对‘野蛮人’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具有潜在的和全球性的重要性，这为早期人类学的学科形成提供了界定性的主题。”

       正是由于“野蛮人”部落被视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遗存”之物，无论是基于“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还是源自欧洲殖民统治者摧残与杀戮的社会现实，在19世纪欧美人种学者的视野中，全球土著社会都将在不远的将来遭到彻底的灭亡——不管是从“文化”或是“种群”的意义上。因此，一种存亡绝续的强烈紧迫感，驱使这些学人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抢救”（Salvage）工作，努力在一种土著文明绝灭之前，搜集并保存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料，作为学术研究不可复得的数据。美国人类学家雅各布·威廉·格鲁伯（Jacob W.Gruber）在其名为《民族志式抢救与人类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抢救’的传统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念与方法，孕育了人类学及其早期的学科特质，即便在形成这一传统的社会情境早已消失之后，它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仍十分显著。”这也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往往被后人称作“抢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或“紧迫人类学”（Urgent Anthropology）的原因所在。

       在英、美两国，奠定人类学学科基础的“图腾先祖”们大都参与过文化救险（Culture Salvage）的工作。首任美国史密森学会民族学局（The Bureau of Ethnology of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局长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1834—1902）认识到：“由于印第安人口的飞快减少，我们的研究领域也在迅速地萎缩。他们所有的习惯、风俗与观念都在消亡，甚至他们的语言也在消失。过不了几年，我们将无法再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初状态，只能获知于历史记录。有鉴于此，美国的民族学必须全力推进。”他进而领导民族学局，对印第安各部落“所有的风俗、法律、政权、组织、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等，都展开调查。由于语言是进入印第安人思想与观念唯一的途径，因此语言调查必须优先。这些都将成为打开本土美洲人神秘的精神世界的钥匙”。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先驱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同样意识到欧洲人的持续殖民将对美洲本土文明的复杂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而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必须在太晚之前，记录下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人类学者梅森·赫塞（Mason Hersey）在《路易斯·亨利·摩根与人类学的文明观》一文中指出：“摩根因为与北美土著生活关系密切而肩负责任，也知晓即将迅速吞噬这一切的毁灭趋势，他很早便确认了美国学人所面对的使命：‘他们有必要像希罗多德当年在亚洲和非洲所做的那样，拜访土著部落的村庄和宿营地，研究他们鲜活有机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处境，以及他们对生活的规划。’”作为最早将田野调查运用于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摩根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处境持同情的态度，并发表了关于印第安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详尽报告。这种经常被称作“紧迫人类学”的学术观点，还被另一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所共享，并在此后的原住民研究领域中广泛传播。

       活跃在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人类学者同样有此文化救险的紧迫感。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牛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曾在1884年有感于民族志数据来源的急剧消失，呼吁英国科学协进会新成立的人类学分部开展对濒危土著文化的记录工作，该组织随即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搜集和出版北美洲西北海岸各原住民部落的资料。1886年，当时还未入籍美国的弗朗茨·博厄斯参与了这一计划。他在曾经繁荣过的原住民社区游历考察，但感受到白人的传教点、罐头厂、城镇以及铁路造成的同化力量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与语言，亟须开展普查与研究。博厄斯开发出一套拼写方法，能够将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原住民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无文字语言记录下来，他将其传授给本地助手乔治·亨特（George Hunt），并派其寻访记述他所能查知的任何故事、神话、民间传说、家族往事与历史掌故等。亨特不负嘱托，记录下从菜谱到梦境等种种文化事项。研究博厄斯的学者哈利·怀特海（Harry Whitehead）在《弗朗茨·博厄斯、乔治·亨特与加拿大西北海岸土著文化的抢救》一文中指出：“这项研究产生了5000多页印刷出版的文字成果，以及更多未出版的资料。如此繁多的有关夸扣特尔人的研究被博厄斯、亨特及其追随者们陆续开展，以至于一位名叫格洛莉娅·克兰默·韦伯斯特（Gloria Cranmer Webster）的夸扣特尔人长老兼人类学家曾说她的族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d）的土著族群’。”

       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阿尔弗雷德·C. 哈登（Alfred C. Haddon，1855—1940）在1899年的《自然》撰文论述其学史著名的“1898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1898）必要性时，也对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生存境况与文化存续表示悲观：“在为时过晚之前展开对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全面研究非常重要。自1872年以来，岛民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传教组织的引导，而在此之前，珍珠母产业也已在此出现。由于受到白人的多种影响，当地文化的快速改变已不可避免，更不幸的是，在大多数岛屿，本地人口也开始大规模减少。”哈登率领的剑桥大学考察队在托雷斯海峡诸岛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人类学调查，涵盖岛民体质、语言、音系、心理、思维、艺术、医疗卫生以及自然条件等多项内容。他以这次开创性的人类学考察，一方面突破了早期“摇椅人类学”的文献方法论，主张人类学者在田野中获取第一手的民族志材料，另一方面则亲身实践了“抢救人类学”的使命。在其代表作《人的研究》中，他发出叹息：“最有意义的研究资料正在离我们而去，不仅是缘自它们的消逝，也由于那些本应在它们从视野与记忆中消失之前热心记录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

       在人类学的萌芽时代，对欧洲之外的“野蛮人”文化乃至族群灭绝的忧虑与行动，的确促进了这门新兴社会学科的确立与前期发展。“在为时过晚之前（Before It’s Too Late）进行抢救性记录”，成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许多人类学者前往世界各地从事民族志调查与原住民部落文物搜集的主要初衷。正如雅各布·威廉·格鲁伯所言：“这一时代的人类学不论置于何种理论框架之下，都有同一曲副歌在回响：野蛮人正在消失，应尽你所能地进行保护，要为子孙后代负起责任。”正是在对非欧洲文明的原始建构、进化排序以及“文化救险”过程中，人类学迈出了学科发展的第一步。尽管后世人类学理论不断反思与批判“抢救人类学”的价值观念，但它在其时代语境中却代表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关注那些在现代社会与文明边缘受到损害的人们，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底色之一。

       人类学在早期发轫阶段，主要的学术力量大都集中于欧洲、北美各国的博物馆系统。自19世纪初期开始，英、法、美以及德语系诸国的国家级博物馆陆续成立了民族志部门，此后，专门的民族志博物馆也在柏林、维也纳、巴黎、纽约、华盛顿等大都会开办起来，致力于搜集世界各地传统部落社会的历史文物、手稿、仪式或生活用品甚至人体骨骼等，以资学者们研究之用，并为当时的公众展示“社会进化”的实物证据。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在《流离失所的地方性：博物馆民族志藏品收集的多方代理者》一文中指出：“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的特定环境当中，在那一时期，因启蒙时代的好奇心与百科全书式的想象力而问世的博物馆也是欧洲智识表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多欧美人类学先驱者——如哈登、博厄斯、罗维、斯宾塞、巴斯琴——都曾经与博物馆以及博物馆的搜集工作紧密相关。博物馆是人类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而人类学方法论的建设也与更好地记录和更有指导性地进行民族志搜集工作息息相关。”由于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是收集与存续人类的文明遗产，因此，“抢救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与搜集民族志资料的田野工作方法正与之不谋而合。

       以弗朗茨·博厄斯为例，他曾先后供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美国菲尔德博物馆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多家重要的民族志博物馆，其人类学生涯的开端与其为博物馆调查、搜集民族志藏品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哈利·怀特海的研究，博厄斯与助手乔治·亨特在加拿大太平洋西北海岸地区调查时，“认为在为时过晚之前抢救正在消失的种族文化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对土著文物的获取既无休止又不受道德的约束。······据说全世界博物馆中80%的西北海岸物质文化藏品都是从亨特手中获得的”。1897年，当时供职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的博厄斯组织了美国人类学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学术考察“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该项目持续了约五年时间，探险队远赴东北亚西伯利亚、萨哈林岛等地，调查当地与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最早定居新大陆的人类族源等问题。但博厄斯更主张：“相比族源问题，在土著文化被改变得面目皆非前记录它们显得更为紧要。从正在经历快速同化（无论是北太平洋的俄罗斯还是北美洲沿岸）的社区中，不管能获得何种文化碎片，都将是为未来留存的历史记录和表达。”根据博物馆方面的统计，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的资料，“除了书面的民族志之外，还包括工具、武器、船只、雪橇、日用品、服饰、玩具、乐器、饰品、护身符、仪式道具以及萨满使用的器具等。此外还包括田野笔记、录音蜡筒、照片，以及根据当时的科学范式采集的头部测量尺寸和石膏面模等。超过 11000 件考察所获的文物在博物馆收藏并已数字化上线。”

       1903年，弗朗茨·博厄斯还指示乔治·亨特从温哥华岛的努特卡（Nootka）部落购买一幢“鲸鱼圣坛”（Whale Shrine）——一座捕鲸者献祭的神殿。他计划将其搬迁并重建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中。亨特从两名部落首领手中，购得了这幢仍在发挥其用途的神圣建筑，并趁着村民前往冬季居住地之际将其搬走。哈利·怀特海在《弗朗茨·博厄斯、乔治·亨特与加拿大西北海岸土著文化的抢救》文中对此批判道：“此时的印第安文物搜集已经成为了一种‘淘金热’，而博厄斯与亨特都置身其中。从坟墓里或荒芜的村庄中获得物件是一回事，但是从活人的手中攫取宝藏却是另一回事。人类学‘抢救’范式最终成为了毁灭它们想要存续之物的一种行径。”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土著民权运动的高涨，原本被视为“抢救成果”而被收藏于欧美各博物馆的诸多部落文物，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伦理危机。英国博物馆学者汉娜·特纳（Hannah Turner）在《民族志文献的去殖民化：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早期馆藏编目的批评史》一文中认为：“对于土著人民而言，博物馆已成为有争议的，甚至是有害的地方。这些社区都在积极地谋求索回文物，或者与他们失去的文物及知识重新建立联系。”当代很多民族志博物馆逐渐对土著社区的知识权利表示出理解与尊重，愿意以“多元文化”“包容性”和“权利开放”等新的社会价值观来改变博物馆对原住民文化遗产的展陈与解释，并与来源文化相关的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比如联合举办展览、聘请土著居民入馆工作，以及在土著社区建立小型博物馆等。这些“去殖民化”（decolonize）的行动，也是对博厄斯等早期人类学者“掠夺式抢救”的一种文化救赎。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以光化学为基础的摄影与电影技术也在人类学创立的同一时期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新的手段也逐渐在民族志调查与文献采集领域得以运用。早期人类学者对于静态摄影（photography）可谓欣然接纳，在很多早期人类学著作中，我们大都可以看到若干人体测量式（anthropometric）的插图，展示不同人种的体格、形貌特征或头骨、牙齿、手足等特写；此外，也有土著居民在部落中的合影或某些带有摆拍性质的文化行为图像等。英国人类学者艾莉森·格里菲斯（Alison Griffiths）在《世纪之交人类学的知识与可视性：阿尔弗雷德·哈登与鲍德温·斯宾塞的早期电影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打上了科学烙印的模式，人体测量照片获得学界认可主要是基于以下理念，即通过标准化的光学方法获得的有关人体的机械复制影像，能够还原‘可靠的、比较性的形态测定数据’······19世纪实证主义因此将视觉的，特别是所谓的‘影像科学主义之真实性’作为一种工具，用以支持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进化论，而后者则将人体测量照片作为非白色人种较为劣等的证据之一。”

       在博厄斯组织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活动中，考察队员们共拍摄了约3000幅照片，大多表现当地人的面部或身体特征，用以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族源问题，但也有诸多照片展现了北太平洋两岸的地理景观、自然植被、村落房屋以及仪式行为、文物服饰等。博厄斯本人亦是摄影者之一，我们至今犹可看到他拍摄的“印第安人正面像”等数幅作品，尤有意味的是博厄斯参与拍摄的一组共三幅“手持羊毛线和纺锤的妇女”照片，图中一名印第安妇女手摇纺锤，间或晃动一个挂在树杈上的婴儿摇篮，其中一幅还记录了她用一枚羊角勺进食的场景。妇女身后是一块黑色的幕布，用以遮挡她身后已非传统样式的房屋和栅栏。尽管在当时，用幕布或其他道具模糊时代背景，营造抽离现实的“原始”氛围，是一种常见的拍摄方法，但博厄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将高举幕布站在妇女身后的两名男子（一说即为乔治·亨特与博厄斯本人）也摄入画面之中，形成了对文化场景“再现”（reconstruction）的间离与消解。美国人类学者弗朗西斯·E. 马西亚-李斯（Frances E. MasciaLees）在《投影在石：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的摄影》一文中认为：“通过这组照片，博厄斯揭示了他们记录文化的过程，并且曝光了在‘抢救民族志’（salvage ethnography）行动中潜藏的（对文化主体的）操控。对博厄斯而言，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对记录手段的展示，作为一名科学家，博厄斯希望后代能够区分现实与再现之间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同时也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

       略晚于“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的1898年“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在影像方法介入民族志调查的历史谱系图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其组织者阿尔弗雷德·C. 哈登在预告考察活动的文章中提及：“除了常规的人体测量工具之外······我们还将携带一套完整的摄影器材，其中包括一台电影摄影机，用于摄制土著舞蹈、仪式和一些有特定文化特征的行为。”在托雷斯海峡诸岛，尽管由于技术生疏、设备故障、胶片迟到并受潮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电影摄制工作并不顺利，但哈登等人仍然用一台英制“纽曼与瓜迪亚”牌（Newman and Guardia）摄影机，在梅尔岛（Mer Island）拍下了约四分半钟的田野动态影像，其中包括岛民头戴特制面具进行的“马鲁·佐格尔仪式”（Malu-Zogole ceremony）、海滩舞蹈、钻木取火以及五名来访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表演的“抖腿舞”（“Shake-A-Leg”Dance）。哈登等人类学家第一次运用电影摄影机，对当地原住民的文化行为进行动态影像记录，是迄今所知时间最早，且存世可见的民族志电影片段。

       艾莉森·格里菲斯在《世纪之交人类学的知识与可视性》中指出：“作为此行‘抢救民族志’使命当中的一部分，哈登决定拍摄钻木取火与仪式活动的电影资料，正符合他在《询问与记录》（Notes and Queries）中提倡的建议，即在其彻底消亡之前，记录那些古老的习俗。哈登认为：‘获取一个仪式多个阶段的图像非常重要，因为用影像呈现工具和器物被手持的方法，或生产的各个流程，要比单纯口述有价值得多。’”由此可见，人类学的影像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抢救人类学有着直接的关联。特别是电影作为一种活动影像，能够记录“时空连续性”的文化场景，尤其是人类学格外关注的仪式过程或工艺流程等，因此，在抢救人类学范式下的文化采集工作中，电影从一开始便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

       与哈登几乎在同一时期进入人类学领域的另一位英国著名学者沃尔特·鲍德温·斯宾塞（Walter Baldwin Spencer，1860—1929），同样也被视为影视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早在1894年，斯宾塞便已经开始使用照相机，在澳大利亚拍摄当地部落的仪式、复仇、舞蹈等行为，且摄影技术十分娴熟。根据英国人类学者保罗·亨利（Paul Henley）对早期民族志电影史的研究，早在 1899 年，刚从托雷斯海峡归国后不久的哈登，在一封信中对即将开始其纵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考察之旅的斯宾塞提出建议：“你非常有必要在考察期间带一台电影摄影机，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学仪器。”斯宾塞接受了哈登的提议。1901年，斯宾塞在考察途中曾致信给英国同行，提及：“在远至爱丽丝的旅程期间，我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并花费一些时间记录神圣的仪式。但是我担心由于设备操作并不容易，难以拍摄到全部的表演，因此这些影片算不上伟大的成功之作，但肯定比不拍要好很多。”在此次考察过程中，斯宾塞总计拍摄了约50分钟的电影素材，共计13个片段，包括“幼虫仪式”“蛇仪式”“鹰仪式”“太阳仪式”以及阿伦特（Arrernte）部落女性舞蹈等。

       与哈登在托雷斯海峡考察中的组织拍摄不同，斯宾塞将摄影机置于正在发生的仪式现场，等待真实事件的发生。他在《游荡于澳大利亚荒野》一书中回忆道：“我们对于求雨仪式如何进行一无所知，因此我只能将摄影机放在仪式场地一侧的灌木丛里，将焦点对准场地中央，希望能有好结果······拍摄最大的困难是仪式表演者时不时跑出场地，钻进周围的树丛里，然后又以不确定的时间间隔返回。如此反复不止，我一边期待着他们突然的再出现，一边担心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场景，饱受折磨，拍了很多单调的空镜，以及很少的仪式本身。”从这段对仪式现场拍摄失控的切身体会来看，斯宾塞称得上是影视人类学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创作者。

       无论是哈登还是斯宾塞，当他们踏访生活在“文明世界”边缘的太平洋岛民或澳大利亚内陆土著部落时，同样都怀有采集与记录“行将消失的早期人类社会之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抢救人类学理念，对这些研究对象面对西方殖民威胁时的脆弱性深感忧虑。在其经典著作《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部落》中，斯宾塞认为：“留给我们调查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尽管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比起对已经绝灭的塔斯马尼亚人的了解要多一些，但我们的知识体系仍然极不完善。除非我们付出额外努力，很多部落都将会在我们获取其组织、神圣习俗与信仰等知识之前，便逐渐走向灭亡。”对于斯宾塞与哈登而言，他们额外的努力还包括运用电影摄影机进行影像民族志的书写，将影像视为一种为后代子孙存续这些古老社会准确记录的独特媒介。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抢救人类学的范式逐渐在人类学学术领域销声匿迹，萌芽不久的影像民族志一方面勉力延续着文化救险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在艰难地寻找着新的人类学理论依托。

       “抢救人类学”作为最早期的一种人类学主张与实践，其兴衰都与欧美各国的殖民统治、对原住民的压迫同化以及社会进化论的崛起与败落有着直接的关联。通过上文之简述，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19世纪后半叶奠定人类学学科基础并将其建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图腾先祖”们，都曾是抢救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近现代人类学的基本学术体系与田野调查方法，也正是在“文化救险”的路径中逐渐成形的。

       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人类学新范式的出现，也随着人类学日益关注抽象的普遍理论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早期侧重于物质文化与外部形态，并坚信“野蛮人”注定会在社会进化洪流中消逝无存的人类学观念渐被淘汰，“抢救”一词越来越被学界当作西方社会在进化论的神话中自我迷恋、故作高贵，对非西方族群进行俯视与掠夺的贬义词。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他者：超越“抢救”范式》文中所言：“在一个抢救式的框架之中，大多数非西方民族都被前进中的世界体系边缘化，文化或艺术的本真性恰好存在于当下之前的时间（但又不能过早或剥蚀过甚，以至于无法搜集或抢救）。边缘的非西方群体总要不断地进入所谓的‘现代世界’，但不管这种进入是值得赞美还是应被哀叹，代价却是其地方性的、独特的路径经由现代化而消亡。”在当代批判者的理论视域中，“抢救人类学”错误地将非西方的“他者”丰富且不断变迁的社会历史，凝固成一首永恒不变的伊甸园田园诗，并且与外来的人类学者分处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他们别无在现实中发展的可能，只会被视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且注定难以逃脱消亡的噩运——而事实上，这绝非他们必然的宿命。

       结合19世纪的全球历史进程与“进化”社会语境，抢救人类学有其出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展示“野蛮人”被“现代文明”逼入绝境的悲剧式图景，早期的人类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向当时的西方社会警示了人类有可能自我毁灭的趋势。无论参与抢救人类学的动机为何，摩尔根、博厄斯、哈登、斯宾塞等早期田野工作者都提交了一份宝贵的证词：以文献、实物以及影像等民族志材料，证明了某些在特定时代生活于世界某个区域的人们，曾经拥有独特且灿烂的文明财富，而它们的消亡，也是我们自身人性的溃散。事实上，对于文化断裂与存续的忧虑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休止，从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对“礼崩乐坏”的哀叹，到当代各国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示与守护，都具有一种“抢救人类学”的基因延续。知人以自知，存亡而绝续，这既是人类学绵延一个多世纪的学术信仰，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影像民族志从未磨灭的文明使命。

•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1年第2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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