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彩娟】未信此身长坎坷，细看造物实玄微——我的人类学之路

未信此身长坎坷，细看造物实玄微

——我的人类学之路

作|者|简|介

罗彩娟，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民族学博士后，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西壮学学会副秘书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主要从事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先后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别是在研的“岭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和已结项的“壮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广西社科规划项目、自治区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广西民宗委委托项目等10余项各级各类项目。出版《“壮”心可鉴：壮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千年追忆：云南壮族历史表述中的侬智高》《中国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研究》等专著多部，在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以独著和第一作者署名的成果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2018年入选“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第一期培养对象，2021年被聘为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回顾从硕士阶段进入人类学之门至今的18年光阴，我不禁想起曾经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讲的是贫寒家庭出身的作者奋斗了18年，在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有了一份年薪七八万工作的时候，终于可以和城里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经历。跟作者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是想要表达生活的苦难。但是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回首过去这18年（2002—2020）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坎坷的人类学之路。在这曲折的人类学之路上，既有迷茫失意的时候，也有收获喜悦的时候，正所谓“未信此身长坎坷，细看造物实玄微”。

一、邂逅人类学

在大学本科阶段，我没能如愿进入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广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而是被调剂到了历史学专业就读。不承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竟让我与人类学有了美丽的邂逅。在大学4年里，对我影响较大的课程是刘祥学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和廖国一教授的“民族学概论”。这两门课程不仅系统讲述了民族学专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还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分布以及有关民俗文化，打开了我的研究视野。原来竟还有民族学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专业，遂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临近毕业，我报考了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很荣幸地成为徐杰舜教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

在如何培养研究生上，导师徐杰舜教授（下文称“徐老师”）的方法是首先确定学术方向，挖好一口“井”，然后做到多下田野、多读书、多写作、多讨论、多参与，从素质上锻炼和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作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如果不到田野里去，这个研究生培养是没有用的，那就要让我们同学尽量多地到田野里实践。所以凡是考上我这个方向的研究生，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开始，就到学校里跟他见面，给他一份调查提纲，给他布置调查任务，告诉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做田野调查。还没有报到，这一个暑假基本上就在那里做田野调查。要求他来报到的时候要交一篇调查报告和一份田野日记，每天都必须记。”他说是要把我们这些学生放到大海里自己学游泳，这样才能更快地学会游泳。

徐老师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指导我的。本科毕业后暑假的第二天，我就带着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赶到南宁他的办公室。他交代我那个暑假的任务是到武宣县开展伢人（平话人的一支）族群文化的田野调查，同时给了我一份调查提纲和1000元调研经费。这是我第一次下田野，在武宣的第一个星期有本校文学院的盘美花老师作伴，她到武宣主要是进行伢人语言的调查。一个星期后变成我一个人，我去了武宣县两个乡镇7个自然村开展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坚持每天写田野日记，找人访谈，晚上整理录音，积极主动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南宁，在9月入学前完成了徐老师要求的1万多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增刊，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初次的田野调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徐老师给我的调查提纲非常全面，我基本按照调查提纲逐个问了个遍。这个方法也影响到我后来在指导研究生时，让他们带上一份调查提纲，有备而去开展田野调查。另外就是我尽可能融入当地人的劳动和生活中，跟房东一家坐牛车去砍甘蔗，做家务等，他们很快接纳了我。这次是在完全没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知识背景下完成的。最初无法理解徐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是多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这样的训练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在指导我们这些研究生时，徐老师既有他严厉的一面，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是大家公认的，我们不少同门都有过被他骂哭的经历；但同时又有和蔼可亲的另一面，他与我们是一种宽严相济的亦师亦友关系。记忆犹新的是每年9月，新一届硕士生入学的时候，徐老师都会请所有同门一起吃顿饭，以此促进师生以及同门之间的了解。这个传统我也延续至今，每届硕士生入学，我就请自己指导的所有学生一起吃顿饭，交流感情。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一个壮族家族超度亡灵仪式的研究。我选择了一个融汇了道教、佛教和自然宗教、神灵崇拜为一体的亡灵超度仪式为研究题目，并抓住了大化瑶族自治县壮族在丧葬和超度仪式中的“家族性”文化表演和表述这样一个特点，对家族超度的具体仪式过程，仪式的原因、功能和象征意义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民族志研究，顺利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这时我也从一个人类学的门外汉，摸到了一点门道，算是进入了人类学的大门。

二、读博：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毕业当年，徐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具备博导资格，他鼓励我们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又顺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继续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博3年期间，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跟着老师们读了不少书，听了很多国内外著名专家的讲座，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训练，也开阔了学术视野和增添了学术自信。

我就读的那3年里，王铭铭教授和徐老师一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导，他给我们开了“人类学案例研究”课程。印象中王铭铭老师的课倍受欢迎，会议室里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甚至门外走廊上还有不少学生站着旁听。我们确实从他的课上受益匪浅。除了本专业书目之外，他经常给我们列出许多看似不相干的阅读书目，大大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除了上课，还有听不完的讲座，既有国内各个高校的著名学者来做讲座，更有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人类学家来做讲座，比如王斯福、吉登斯、斯科特等。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的学术积淀也逐步加深。

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我一开始是带着导师交代的课题任务，到云南省马关县进行有关南部方言区壮族的调查研究的，但没想到却对我后来的选题影响极大。我于2005年暑假第一次进入云南省马关县，按照马关县民宗局的建议，到了最有特点的壮族侬人大寨子马洒村调查。后来几次来到马关县马洒村调查，当地人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纪念侬智高仪式和节日——“六月节”引起我的关注。而在访谈中，村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有关侬智高的故事传说，所以最后确定了以当地壮族有关侬智高的历史表述和纪念实践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为完成博士论文，截至2007年，我先后四次进入田野点开展田野工作，累计田野时间为6个月。当时的马关县马洒村交通非常不便，由于山路崎岖，很少有车辆进出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在10多年前，那里的通信条件仍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手机几乎没有信号，与外界保持畅通的联系成了一种奢望。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要把手机挂在村委会二楼办公室的大门上，才偶尔收到微弱的信号，可以发一下短信。我常常在周末跟村支书到县城她家里住两个晚上，可以趁机跟家人和朋友联系。在饮食方面，由于长期的物质匮乏，导致当地村民已习惯于一日两餐的生活，很少有新鲜肉类可以食用。老百姓拿出陈年的油泡肉来待客已算是最隆重的礼节。另外，马洒村依山而建，从一家到另一家走访经常要爬坡、走山路才能到达，这是对体力的挑战。当然在田野中，也不全是苦闷，当地人具备一种文化的自觉意识，村前的山顶上有一座文史宝塔记录该村的发展历史；已退休的高天眷老师写了该村的村史以及介绍六月节、侬智高崇拜方面的文章等。所以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主动给我提供各种研究资料和其他帮助。我同样坚持写田野日记，在田野调查结束不久就完成了20多万字的访谈整理资料。这些丰富的资料为我完成博士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田野回来，我全身心投入博士论文写作当中。徐老师给予耐心的指导，提出他的建议。另外尤其要提到的是，我同时还得到王建民教授的精心指导。那段时间我常去办公室找他，他不厌其烦地听我讲述，指点我一次次修改完善写作提纲。在我拿出论文初稿后，他又一遍遍地给我指出存在的问题，甚至连标点符号错误的地方都不放过。我非常感激王建民老师对我这个非及门弟子付出了同样的心血来指导。他为人宽厚仁慈，又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学术之路影响至深。

学术界尤其是壮学界有关侬智高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基本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开展研究，集中于对侬智高的出生地、国籍、下落以及侬智高起义的性质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和争议。而我这篇博士论文跟传统历史学的定性历史研究方法不一样，不在于通过历史考据法寻找“历史真相”，而是基于对云南马关县壮族的田野调查，讨论侬智高历史事件和故事传说对于今天的壮族群众意味着什么，具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壮族群众至今还在持续地以节日的方式来纪念侬智高？从文化实践和表述两个层面来审视侬智高事件对地方民众的影响以及地方民众如何认识和表述侬智高事件。最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指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侬智高事件真实性的统一答案，在不同的历史脉络梳理下，将会呈现出不同的侬智高“意象”。只有把侬智高事件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背景里，才能解释侬智高事件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和意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在毕业4年后出版。

至今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中，我的这篇论文得到了庄孔韶、王建民、潘蛟和郭星华等多位知名教授和答辩委员的赞赏。郭星华教授认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和我在答辩中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大家一致同意这是一篇“优秀的历史人类学论文”。这是对我3年博士研究生学习成果和毕业论文调查研究工作的肯定和好评。记得在答辩会上，作为答辩委员之一的潘蛟老师问我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历史学，他答道：“难怪有历史功底。”而在参加工作后，我所做的课题研究也偏向于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研究。这样看来，我在考大学时，填报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被分到历史学专业，阴差阳错地也算是给我打下了一定的历史学基础。

三、参加工作：暂时游离于人类学之外

原以为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能继续在人类学领域里畅游，在本专业取得更大的成绩。然而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玩笑，现实让我不得不暂时游离于人类学之外。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的谢师宴上，郭星华教授问我毕业了要去哪里工作，教什么专业。我回答说去广西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南宁师范大学）工作，教社会工作专业。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了。”是的，毕业后我找到的工作竟然跟我所学的专业不对口，而且从事这份工作长达8年时间。一开始，我也有过沮丧消沉，但总得面对现实，适应新的环境。

第一，为了在新单位能够胜任另一个专业领域的工作，我努力投入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与科研之中。我花费大量时间边学边教，先后主讲了“民政工作实务”“社会工作概论”“社区工作”“社会工作伦理”“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等全新的课程，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我还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社会学专业的各种学术会议。尤其是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于2008年11月前往南昌参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8年会暨职业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发展学术研讨会”和“社会工作课程改革与实务研究高级培训班”的培训学习活动。而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辨析》后来发表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上，没想到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此后我又发表了数篇社会工作方面的教改和研究论文。

然而，越是参加社会工作专业的会议和指导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我越是感到这是一门极为强调实务性的学科，自己也没法做到真正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工作跟我所学的人类学专业在学科理念上确实是有一定的不同。正如我在2008年参加学术研讨会后的总结和反思里所写的那样：

本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大多是实务性和操作性强的经验介绍方面的论文，讨论的几大议题也没有离开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问题。这说明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还依然存在遭受质疑的地方，因为要成为一个专业，首先就是它要有一个理论体系。但是很遗憾，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社会工作独特的理论体系，我们的讨论仍然停留在经验层面，这并非说经验不重要，而是说仅仅依靠经验积累是无助于建构一门学科和一个专业。

所以，我提不起兴趣再继续进行社会工作的深入研究，发表的社会工作方面的论文也越来越少，这也促使我又回到人类学的研究当中。

第二，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继续在人类学领域做课题研究、写论文。参加工作后第二年，我第一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获得了立项，项目名称是“壮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这给我从事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动力。此后，我一边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工作，指导学生，一边抽出时间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完成课题任务。

同时，我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人类学的学术会议，从学术会议了解人类学的学术动态，通过提交论文与专家学者们交流也促使自己的研究能力得到提高。我参加最多的是由我的导师徐杰舜教授推动创立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这算是由民间发起的人类学学术交流平台，它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其中，2011年10月在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召开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成立10周年颁奖庆典大会，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一大盛事。当时评选出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杰出成就奖”“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杰出成就提名奖” “新世纪（2000 —2010）人类学杰出成果奖”“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杰出成果提名奖”等奖项，共有19人获奖。而我在2009年第八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做的主题演讲论文《成吉思汗与侬智高比较研究——基于蒙古、壮民族性格特征的分析》喜获“人类学高级论坛优秀成果提名奖”。当看到其他18名获奖者都是人类学界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专家学者，只有我本人是无名小辈之时，我不禁感受到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这又一次激励着我坚定地从事人类学研究。

在“人类学高级论坛”会场，与导师徐杰舜教授合影，2021年12月

第三，我的工作也不能说是完全跟人类学毫无相关，我同时参与多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指导工作，从而培养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意识。我先后被遴选为宗教学、社会工作、社会学3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既感到压力重重，又借机逼迫自己涉猎宗教学、社会学领域。在指导硕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指导他们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倾向于让学生在宗教人类学、民族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学等方向进行硕士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并带领研究生参与到我的课题中，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样的培养效果较为满意，其中1名宗教学硕士研究生和1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当年考取了博士研究生。

另外，黄桂秋教授当时是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民俗学硕士点的负责人，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邀请我参与到他们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开题、答辩等培养工作中，特别感谢他的扶持。他本身是壮族，更是研究壮族民间宗教的专家，所以我在做壮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的时候，多次向他请教。有一次我和学生对他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他提到高考填志愿之前他并没有壮族的意识，而只有什么人的称呼。他到高考填志愿要填“民族”一栏时，才知道自己是壮族。最终促使他走上壮学研究道路的是他在大学期间，过伟和其他老师开设的壮族民间文学等课程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立志在少数民族文学及民间文化方面学习研究。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消失也意味着民族的消亡。他会说壮话，熟悉古壮字和拼音壮文，这使他的壮族研究工作如虎添翼。他说要让壮族的同胞都以说壮话为荣，都以身为壮族感到自豪，这样才可以说是对壮族有高度的认同感。他对本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危机感溢于言表，我深深体会到黄教授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以及他那坚定的民族使命感。这次访谈不仅使我打开了壮族认同研究的思路，也让我这个有壮族身份的人深感壮学研究任务之艰巨。

四、博士后研究：回归人类学

如同2005年徐老师鼓励我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一样，2013年，正当我在职场上感到才思枯竭之时，徐老师又鼓励和支持我进入中山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广西民族大学科研基地从事博士后研究。于是，我成为徐老师和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共同指导的博士后研究生。也因此，我的人生迎来了一个新的重要转折点。

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按照原计划，徐老师希望我协助他进行汉民族文化史这个主题的研究。由此，我像是又回到学生时代一样，再次得到徐老师耳提面命的机会。徐老师是汉民族研究的权威，著作等身，让人难以望其项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的精神亦有增无减。据说他每天保持正常的作息，坚持写作，即使是在春节期间也只休息一天。每当一个假期过去，他的一本大作又出炉了。他一年发表论文少则十多篇，多则数十篇，非常高产。在徐老师的学术感召和指导下，我第一年以汉族文化史为主题申报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但由于基础不扎实，没有获得立项。经徐老师同意，第二年，我改了题目，以比较擅长的壮族布洛陀信仰与族群认同研究为题申报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我在中山大学的合作导师刘志伟教授也给了我悉心指点。他是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果丰硕。在刘老师的指导下，以及阅读了他的书籍之后，我进一步了解到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学视野下的历史人类学有很大的不同。但刘老师并不要求我能够做到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人类学那样注重史料和地方文献的研究，反而认为我要发挥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长处。他比较倾向于以小见大，认为我没有能力驾驭汉民族文化史这么宏大的一个研究主题。所以经两位导师同意，我的博士后研究主题就改变为壮族的族群认同研究，并于2016年顺利出站。

因为是在职做博士后研究，所以我每次到中山大学见刘志伟老师，除了请教博士后研究课题和报账（我拿到的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经费归属中山大学管理），我并没能系统地在中山大学听导师刘老师的课，更没能参加到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这是一大遗憾。刘老师对学生关爱有加，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中山大学联系了刘老师，到吃午饭时间，打算请他一起吃顿饭，这本来是学生应该做的，谁知刘老师执意说要由他来请，因为是在中山大学。这让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后来听师妹黄瑜博士说，不论哪个学生跟刘老师一起吃饭，基本都是刘老师请客。

就这样，在博士后期间，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两位风格不一的导师的指导，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同的治学风格。但他们又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在各自的领域里笔耕不辍，一直走在学界前沿，引领学术发展。他们这种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让我受益终身。

2016年9月，博士后出站之后不久，我非常顺利地调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工作。从这时开始，我算是从社会工作、社会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中彻底解脱出来，也是从这时开始，我的人类学学术之路才可以说算是真正步入正轨。离开了人类学领域8年，虽然我积极参加人类学的会议、坚持写论文、做课题研究，但是我确实是与学界有了一定的脱节。所以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我感到自己还需要努力补课；我同时也感到无比欣喜，因为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我终于能够以同行的身份与民族学、人类学界同仁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在新的工作单位里，有较为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的学术会议、充足的学科经费，还有频繁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这让我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前沿把握获得更大便利。特别是自从2016年11月担任民族学系主任和民族学本科专业负责人以来，我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建设与民族学学科建设工作当中。这使我不仅仅关注自身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而且还能以一种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视角关注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发展命运，也更进一步地意识到一个学者的学术命运离不开所在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前景，从而拥有了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一种使命感。

五、赴美访学：人类学的新征程

再次感到幸运的是，2018年，我经过申请获得“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第一期培养对象的经费资助。这让我有机会在2019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赴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一年，导师是著名的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人类学家、中国研究专家魏乐博（Robert P. Weller）教授。

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与访学导师魏乐博（Robert P. Weller）教授合影，2019年12月

第一次见到魏乐博教授是在波士顿大学魏老师的办公室，他和蔼可亲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我这一年的访学安排提了一些建议，比如他认为我可以好好利用这里世界上最集中的最好的大学和图书馆资源，去图书馆可以扫描想要的书籍资料。其中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最丰富，他可以给图书馆管理员写信介绍我过去查资料。还有我可以去听他的课，他的课是关于仪式研究的，另一个学期是关于田野方法的课程。当然，他鼓励我利用访学的机会在美国到处走走，多做田野调查。在魏老师的指导下，我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里，主要工作内容和参加的学术交流包括参加各类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在波士顿大学听魏老师的两门课以及主要在哈佛大学听取多场与中国研究、人类学研究相关的学术前沿讲座，充分利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馆藏资源搜集研究所需文献资料，到美国中部地区、纽约市以及波士顿周边小镇的多个历史名胜古迹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等几个方面。关于我在美国访学的情况，我回国后在2020年9月26日我们学院第八期“相思湖田野大讲堂·美国田野行”进行了线上与线下同步分享。在美国访学一年，一开始面临环境适应的问题，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但越到后面越感到时间的仓促，一年过得很快。这一年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确实让我大开眼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2019年12月

这一年里，在学习和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也在思考自己新的研究方向。早在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王柏中让我承担自治区民宗委的一个委托项目——“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色和经验研究”。而我多年前承担过民宗委的委托项目“广西民族关系现状考察”，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加上近些年来研究壮族的认同问题，意识到仅仅探讨壮族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是不够的，对壮族的认同问题离不开壮族与汉族、瑶族等民族之间的密切往来之历史事实。我按照要求在半年内完成了该项目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还有幸在2018年获得广西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2018年，我又以“广西民族团结和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为题申报，获得国家民委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族工作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立项。这些前期研究基础，让我进一步深入族群关系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领域。我注意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是简单的党中央提出的民族工作指南，它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它与人类学的族群关系、族群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研究议题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于是，在2019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时候，我注意到民族学类课题指南里的一条是“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断代、区域）”。根据这条指南，加上突出民族学人类学倾向于现状调查研究的特点，我拟定了“岭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为选题申报，顺利获得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我从壮族认同研究，逐步扩大到对壮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就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这种转变，既是一种努力避开“分族写志”弊端的做法，又是对新时代备受关注的民族工作重心的一种回应。这并非突然进入的一个领域，而是我长期从事关于族群关系、族群认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延续，它同时更得益于我近年来承担的一门选修课“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在课堂中，我不仅阐释各个流派的理论体系，还加入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开展实证研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这使我更加认识到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要想同时抓好教学和科研两样工作，并非不可能。我想，这也将成为我未来几年继续努力的研究方向。

六、初心与使命：以后的路

回顾这 18 年的学术历程，我从一个充满迷茫、前途未卜的人类学入门者，走到如今，成为具有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的人类学者。这18年来的学术之路，是曲折坎坷和让人百感交集的。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院办公室老师当时问我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人类学。她们说不懂什么是人类学，没听说过这个专业，我当即简单解释什么是人类学。而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在全国也没有什么名气，多次被外人误以为是广西师范大学。我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曾收到编辑部寄给我的邮件地址是对的，但却把单位错写成“广西师范大学”。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人从事人类学、极少有人知道人类学的地方，我要坚持人类学的研究，是多么的孤独和郁闷。乔健先生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念书时，是一班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唱独角戏唱到毕业。而这种“寂寞的人类学生涯”是比较普遍的，正如李亦园先生所说的那样，学人类学的人不但在学校里十分孤单寂寞，毕业后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乔健先生的《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就是把他30年来在北美洲、中国大陆做田野时所遇到的种种震撼，以及辛苦与寂寞娓娓道来。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描述了他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做田野工作，也是烦躁到要发疯的情景更是经典代表。然而，我不仅是在田野工作中感到孤独郁闷（其间在云南马关县做博士论文田野调查时的切身体会尤其突出），而且在参加工作以后，我仍然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心境。正是因为对人类学的热爱，所以我才能在这样的孤独寂寞中坚持下来。然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虽然时有孤独寂寞之感，但是我的原单位广西师范学院也给了我非常广阔的舞台，任由我发展。所以纵使一路坎坷，但我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终于看到了曙光，取得了一定成绩。

另外，人类学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为殖民服务的学科，所以，在我看来，人类学不仅要进行基础的理论研究，更要回应现实的关切，进行应用研究。费孝通先生倡导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我从正面的和反面的教育里深刻的体会到当前世界上的各族人民确实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这对我们今天人类学的发展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应用人类学”表现最为突出。

近年来，我也致力于走出课堂，走出学校，使个人的研究体会和研究成果能够服务社会。其实，我此前也多次参与导师徐杰舜教授有关服务地方社会的委托课题研究，比如2006年参与浙江武义县新农村建设经验总结的课题研究，完成有关章节的撰写任务，出版的著作《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引起广泛反响；后来还参加了徐老师主持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60周年民族团结经验总结的课题研究。此外，我在2020年两次受邀分别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进行民族团结培训班讲课和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做专题讲座，我讲课的主题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西经验及理论思考”，从党中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的提出与内涵解读，到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色与经验、地方实践，以及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思考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这些工作都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研究对其他行业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我近几年还承担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横向委托项目。当村民们满怀期待地问我什么时候能完成写他们村的一本书时，当象州县最有影响力的公众号以题为《一个人类学教授从象州纳禄村看到的“命运共同体”》隆重推出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我感到了这是对我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期待。当我采纳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的建议，与他一起到象州县军田村，跟象州县政协文史教卫委主任廖才兴、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以及军田村干部在军田村会议室以B站直播的形式开展“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系列对谈（一）”的线上对谈会时，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价值无法比拟。我们在直播中对网友们提出的军田村的文化遗产如何与乡村振兴结合、传统文化如何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等问题，一一做出回应。这次对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引起线上观众热议，备受好评，超乎我们的想象。人类学的知识和理念还可以以这样一种接地气和广受欢迎的直播对谈方式向社会群众传达和普及，想到此，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并对自己未来的人类学之路满怀信心。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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