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荒”许久之后，冲着“《驴得水》和《杀生》结合体”的宣传走进影院，去看片名带有史诗大片气息的《荒城纪》。然而，除影片名字提到“荒城”外，故事的发生地不过是山西渠县一个叫“李庄”的小村，纪年的构想也只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一个模糊年份里前后相继的几个节气，围绕骗取救济粮展开的一场闹剧更与史诗的严肃恢宏无关。唯一合题的，大概只有黄土高原的贫瘠荒凉。

同样以荒诞喜剧开场、悲剧终局的《驴得水》，以及因主题的某种相似而被放在一起讨论的《杀生》《天狗》《村戏》等，则在片名上要朴实很多。导演徐啸力在一篇专访中坦言“我真的没有看过《驴得水》，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种遗憾，我希望保留一生。”谦逊中带着一股骄傲的锐气。确实，除去争取票房的需要，《荒城纪》大可不必附会其他电影的声名，它有值得自傲的资本。剧本、音乐、拍摄手法等，都有很多新鲜元素可以另文探讨。当然，退一步说，即便《荒城纪》被列于以上电影之后，也并不会使它因步人后尘而蒙羞。正是因为这些不惮历史反思和文化（明）批判的影片存在，才使得我们在浮华的电影市场之外，可以拿出一份厚重、身处消费时代却难以被轻松消费的片单。

《荒城纪》中的“李庄故事”，跟一个叫李忆莲的寡妇有关。在向来男尊女卑的中国社会，寡妇处于比一般妇女更加等而下之的社会等级，处境尤为艰难。对于卷入李庄筹粮闹剧的李忆莲来说，等待她的是比寡妇处境更悲惨的命运。生活的荒诞在于它的不可理喻，李忆莲不幸的第一重根由，竟然只是因为她叫了“李忆莲”这个名字。

她所生活的20世纪30年代，正值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倡导“新生活运动”。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起因于蒋介石“振民风，安社稷，定江山，御外侮”（即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政治谋略，提倡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养成“统一的纪律”，实现全国国民军事化。然而，对于偏处一隅、几与文化绝缘的李庄村民来说，外间如火如荼的“新生活运动”远不如一袋粮食更加重要。把女儿嫁给县长傻儿子的保长，在去县府筹集救济粮的时候，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只要响应政府号召，在村里建一个“礼仪廉耻堂”，就可以得到救济粮和30万大洋。李忆莲的名字因为方言谐音被文盲保长与“礼义廉耻堂”扯上了关系。建“李忆莲祠堂”于是成为全村拿到救济粮和30万大洋的交易筹码，一切顺理成章却又荒谬至极。当保长灵光乍现地悟出蒋中正与“讲忠贞”的深刻关联时，保长、族长以及乡民心中最后一丝疑虑被清除干净，他们毫不犹豫地合力将李忆莲推向了祭坛。就这样，在一个叫李忆莲的寡妇面前，我们文明中光鲜了千年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假面被轻易戳穿。处于乡村权力顶端的保长和族长，哪里是心怀乡民的父母官，他们手上的权力只为个人服务，乡民的利益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不清楚这一权力运行密码，李庄的“新生活运动”只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

李忆莲的第二重不幸，在于她的“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她想和猎户林硭组建一个家庭，以此摆脱寡妇的处境。为达此目的，她甚至对外与亲生儿子姐弟相称。拜“新生活运动”所赐，寡妇李忆莲忽地被捧上云端，获得了建祠的无上殊荣。比起被当作菩萨一样供奉，李忆莲更希望活得像一个人。可是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如果李忆莲追寻“爱情”，必然会导致她“失节”，而“失节”的李忆莲就失去了被供奉在祠堂里的意义，除非以死献祭。此时，李庄的道德规训出示了它的双重性：对于寡妇李忆莲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于利欲熏心的保长族长，以及随时处于饿死威胁下的乡民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发财和活下去更道德的事情了。“失节”可谓是李庄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对于从小做童养媳，其后被转手多个男人的李忆莲来说，根本无所谓“失节”。但李庄人需要一个让李忆莲献祭的理由，“失节”无疑是最合乎伦理道德的借口。李忆莲的情欲因不道德不名誉而横遭诛伐，她和林硭的卑微“爱情”在集体的公义面前微不足道，轻易就被压成齑粉。林硭家的地被强征建祠堂，林硭母亲踏上了无望的漫漫告官路。

当林硭被污为小偷囚禁在山洞、“失节”的李忆莲被白布缠身连同秸秆竖起在祭台上时，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乡民们狂热而暴戾，毫无负罪意识。火烧无辜者李忆莲的仪式上，他们竟然仿佛是在进行一场集体狂欢。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更深地体会了鲁迅的悲哀和愤怒，“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李忆莲庄严肃穆的死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围观者的卑劣、残忍。群众为什么会成为人性之恶的藏匿之所？研究大众心理的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数量会赋予人群“一种正义的错觉”，这使得他们在杀人劫掠的时候也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反而被悲怆的情绪所笼罩。正是在这样的错觉中，他们都充当了鲁迅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中的刽子手，义正词严地举起了手中的屠刀，这是“荒城”寓言里最为恐怖、荒诞的一幕。

李忆莲的第三重不幸，更在于她是“女人”。生为女人的普遍不幸，决定了“李忆莲祠堂”里的她，不过是实现了活人供奉的物的价值，一旦这一价值受损，就只剩下作为死的牺牲来献祭。在绝对的男权社会，一方面是女人作为“物”而被随意取用，另一方面，女人又在某一时刻被赋予救国救民的使命，这是女人悲剧命运的荒诞属性。影片中保长女儿是被自己亲身父亲作为“礼物”送给县长的，李庄能在兵荒马乱得保一方太平，保长女儿是最大功臣。对于李庄的乡民来说，李忆莲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无论是建李忆莲祠堂还是烧死李忆莲，她的价值都被直接兑换为30万大洋和全村的救济粮，面对焚烧她的熊熊烈火，唯一发出惋惜之声的族长，在意的仅是她好看的容颜，那是女人作为物的使用价值的最高呈现。被作为“牺牲”的李忆莲，从未赢得一丝一毫人的同情和尊重。更为残酷的，是同处不幸中的女人对于女人的剿杀。献祭之前为李忆莲洗刷身体的女人们，像对待祭坛上的牲畜一样冷漠无情；而在火烧李忆莲前，笑着往她嘴里强灌鸦片的女人们，则几近于狠毒了。这种来自于同类的残杀，我们在鲁迅塑造的祥林嫂身上也曾见识过，它是“荒城”寓言中最残酷寒凉的部分。

李庄的“荒城”世相，不在黄土高原的贫瘠寒荒，在于人性的幽暗和荒芜。“李忆莲祠堂”的“乌龙”事件映照出各路魑魅魍魉的真面目，保长、族长和村民们殚精竭虑争取来的救济粮和大洋，最终被满口“礼义廉耻”的师爷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这戏剧性的结尾充满讽刺。美丽的李忆莲横遭毁灭，告官的李满真死在路上，愤怒的林硭不知走向何方，一切都令人绝望，这就是《荒城纪》出示的悲凉结局。如果把“荒城”看作有关文明的寓言，谁能否认小小的“李庄”不是更广大的“荒城”的一个缩影？翻开历史，用鲁迅笔下狂人的方法看过去，那密密麻麻的史册的字里行间，又怎会少得了以纪年形式存在的各种面目的“李庄故事”？“荒城纪”三个字透露的史诗气息，或许正藏在这里。

作者简介：荆亚平，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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