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中篇小说创作论

罗伟章是进入21世纪之后新出现的一位作家。在短短的四五年里，他已经出版、发表了5部长篇小说、20余篇中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这种井喷之势的创作数量和他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关注，显示出他深厚的创作潜力，也引起了文坛的普遍注意。在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影响较大的是他的中篇小说。在这些中篇小说中，罗伟章关注着大巴山山区农民艰难的生存处境，外出打工者悲戚的命运遭际，中小学教师们悲苦的人生困境。他以平民意识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弱势民众的苦难生活，其中内蕴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

1

在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中充满了苦难意识，写出了一个个悲苦人生。一个个怀着改善生活条件和自身命运的农民，去城市打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挣些钱养家糊口。这并不是多么宏大的愿望，可以说是卑微的，但就连这卑微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在城市，他们的劳动环境是恶劣的，付出的劳动是艰辛的，受到的对待是屈辱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下来，为的是能得到那份菲薄的工钱，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付出伤残或生命的代价。

《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中的陈贵春外出打工，懵懂中被抓进黑厂受尽折磨，无偿劳动,3年。逃出后，他希望能挣些钱再回家，可是在听到家里的女儿被烧死的噩耗后，身无分文的他急切地要回故乡去。但是借钱、乞讨都无法搞到钱，绝望中的陈贵春终于走上了抢劫之路。抢劫时遭遇反抗而杀人，最终被逮捕枪决，永远留在了异乡。《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中的大宝在广东打工5年，只给家里寄来了3100元钱。在工地忍受屈辱，饥寒交迫，工头克扣工钱，这生活让大宝难以忍受。春节回到川北的老家后，妻子的关爱、女儿的依恋、亲情的温暖使他再也不想外出打工了，但所寄回家的钱，远远不够五5年的花销，反而又欠了1500元。种地也需要钱，耕牛、化肥、孩子的学费等都需要钱，可家中却一贫如洗，也没有挣钱的门路。只好忍受着抛家舍业、妻离子散的巨大的精神悲痛，再次外出打工。因为别无选择。小说中的另一人物春妹，为了哥哥上学，15岁就到广东打工，在美容院只有400元的工钱。她后来被人所骗，与一个男人生活了半年，没有得到一分钱，却在16岁时就生下一个孩子，又被赶了出来。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她本想回到家乡得到些温暖，来疗治内心的创伤，但回到家后，父母的白眼、乡亲们的流言，使她难以存身，背起孩子，又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还有《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为儿子筹集学费，年过半百的大嫂到广东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拌灰浆、推斗车。每月600元工钱，大嫂只留100，剩下的全部寄回老家。为了省钱，春节期间也不回家。但是，人们想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和努力都变成了泡影，笼罩着一种宿命的悲剧氛围。

进城的农民工无疑是一弱势群体，与之相对的则是处于强势的资本力量。在如今的社会中，以资本和财富为代表的新阶层，已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而工人和农民则被边缘化，重新沦落在社会底层。在强势的资本力量面前，站在弱势民众的立场上，发出弱势民众的呼声，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社会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是一种自觉地承担，而不是外部强加的。罗伟章敏锐地感知社会苦难，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如实地写出了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虽然他不能、也无力为其开出疗救病苦的药方，但是，能“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相对于打工者颠沛流离的命运，中小学教师的生活相对是稳定的，但是他们的人生也是悲苦的。

《心脏石》（《长城》2006年第1期）中的老君山顶心脏石小学的夏洁老师，在艰苦的环境中，带病一人教小学六个年级的课程。在老之将至之际，他想获得一个职称。要想得到职称就必须在市级以上的报刊发表文章。他请同乡——大学的文老师帮忙。他不知道发表文章也需要版面费，当文老师拿着费尽艰辛发表的文章来看夏老师时，夏老师已经去世了。《最后一课》（《当代》2007年第2期）中的一个身患小儿麻痹症的高中毕业生王安成为南山小学的代课教师，在另外两个老师外出打工之后，他独自一人教起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部课程。他每月只有230元的代课费，家里一贫如洗。镇里规定只有把学生的费用收讫之后才能领工资，为了几个月的工资，王安替五年级的学生向倩兰交上学费书费。尽管向倩兰还是辍学，但仍不后悔。后来学生们不愿再上学，外出打工，只剩下24名学生。学校的财产又被辍学学生的家长抢劫一空，剩下的学生只好到远离20多里路的镇上求学，在四处漏风，房顶被拆的教室里王安站着上了最后一课。王安连做一个代课老师的愿望也彻底破灭。

《我们的成长》（《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中的少女许朝晖的悲剧，表面看来是他的父亲许校长不断地让她上黑板做题，当众训斥给她的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为她的心灵涂抹上浓重的阴影，使她产生了厌学情绪和逆反心理，从而自暴自弃，致使她12岁离家出走，17岁带着无父亲的孩子重回家乡。但是许校长的做法也有合理的成分。在贫困的山区，摆脱贫困走出大山，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学。许校长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希望许朝晖努力学习，也无可厚非。然而在恨铁不成钢的心理驱使下的训斥辱骂，却严重地伤害了女儿的自尊心。罗伟章并不承认这是悲剧，他认为：“发生在许朝晖身上的那些事，只是一种十分平常的生活状态。”（罗伟章《许朝晖的生活算不算悲剧》，见《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第25页），正是这种极为平常的生活状态中所蕴含的悲剧才更有普遍性，更富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更能引起人们的思索悲剧的原因。许校长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许朝晖出走后，多病的妻子发疯，而后亡故，原本是民办教师的他又失去教职，在对妻女的思念中，在对自己的悔恨中，他迅速的苍老。

《潜伏期》（《十月》2006年第6期）中的杨同光是煤电一中富有才华的数学老师，他所教的学生的数学成绩在全市独占鳌头，也受到同事的尊重、领导的重视。但是由于不写论文，他仍然是中级职称。从小把他抚养成人的大妈的腿断住进煤矿医院后，却使他陷入了困境。他与妻子赵新华的工资相对于高额的医疗费用不过是杯水车薪，向岳父所借的5000元钱很快用尽。他曾向马校长提出让学校帮助解决部分费用，遭到拒绝。他也为一些领导的孩子做家教，这些领导只是把即将过期或已经过期的礼品送他作为酬金。为此，妻子赵新华不断地与他吵闹，嫌他窝囊、没本事。这沉重的压力和不尽的烦恼，把杨同光折磨得身心疲惫。新时期初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提出了应该宽容地对待有独特个性的人的问题。但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异数仍然持一种压制的态度。杨同光无疑是一异数，是一个不为妻子所认同、更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孤独者。

罗伟章不仅写出了苦难的人生，而且还写出了苦难生活中的温情。《红瓦房》（《北京文学》2007年第3期）中的三妹，丈夫和儿子死于矿难，来到沙湾镇，在镇边的红 35 42835 35 15291 0 0 2491 0 0:00:17 0:00:06 0:00:11 2917房里靠卖豆腐为生。三妹长期被副镇长何开勋霸占，受尽了打骂、凌辱、恐吓，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三妹的遭遇引发了退休的镇干部陶志强的同情，三妹也在陶志强那儿感受到温暖。患难中两人相濡以沫的真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有些相似。作者继承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怀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悯之心和深切同情，写出了三妹对恶势力的恐惧、陶志强对弱小者的同情。陶志强最初与三妹的交往就是出于同情，虽然自己瘦弱的肩头不能给三妹支撑起一片安全、幸福的天空，但也能在寒冷中给她一丝温暖，在黑暗中带给她一点光明。这种温情还出现在《狗的一九三二》（《十月》2006年第1期）中，在饥荒的年代，饥肠辘辘的陈召外出发现了几片刚露出嫩芽的小杏叶，自己舍不得吃，带给父亲并谎说自己已经吃过。这种人间温情为一派萧肃的氛围增添了一抹亮色。

在罗伟章的小说中，一个个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物，一个个悲苦的人生，在哀伤而又细腻的叙述中展现出来，从而造成了一种沉重而又压抑的氛围。作者对于苦难有着深切的理解，对于弱势民众怀有真切的同情和怜悯。他不是出于一种优越感、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以一种平民意识感同身受地来看待苦难和在苦难中煎熬的人们。平民意识并不是每一位平民都具有的意识，意识是一种反思，只有不忘本原、不褪本色的人才会以自觉的平民意识立世。平民意识应该包括以善待人处事、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具有牢固的草根情结，理解同情弱者。早年的苦难生活给罗伟章留下深刻的烙印，苦难磨练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胸怀，使他接近了人生的真谛，扎根把苦难变成人生的财富和思想的土壤。这正是他在小说中与在苦难中挣扎的人物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基础之所在。

2

罗伟章的小说不仅写出了弱势民众的生活苦难，而且对于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和人性提升的现象和事物进行了有力的针砭和深刻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他的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

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罗伟章小说批判精神的首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中，也产生了许多阴暗丑陋的社会现象。包工头克扣农民工的工钱、增加劳动时间，安全生产无法得到保障，还有农村里的留守儿童悲苦的处境、老人的孤独等等。这些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罗伟章的小说中都有所揭露。山村小学教师的艰难困苦，只能以瘦弱的肩膀支撑危局；各中学之间为争夺尖子生的明争暗斗；中学教师为了增加收入，在学校办起了一个个小饭店，使出浑身解数让学生到自己处就餐；还有应试教育和规范化的教学体制，也在压制和扼杀了人们的个性、才情，等等，在罗伟章的小说中也都得以展示。

罗伟章小说中的批判精神并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现实阴暗面的揭示上，他的批判精神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文化批判上。罗伟章继承了“五四”文学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优良传统，在审视社会人生的时候，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国民性的痼疾，揭示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变脸》(《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写的是包工头陈太学在困境的挣扎中变脸、变心的故事。陈太学是一个手下仅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包工头，为了能获得工程，他千方百计地巴结奉迎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张保国，请客送礼，低三下四地陪着小心，跑到成都为张保国一行的全套保健服务结帐，甚至为张保国的情妇提供保养费用。为了节省开支，陈太学开始克扣工人的工钱，提高食宿费用，一开始还心有愧疚，但后来就变得心如铁石。同村的小兵偷了工地上的钢筋，被打得头破血流，胳膊也被打断了，陈太学却无动于衷。后来张保国被人揭发收受贿赂被捕，他又转而去奉迎新的贺经理。在握有权力者面前，卑微的包工头陈太学百般逢迎、卑躬屈膝，尝尽了屈辱和痛苦，但在自己的工人面前却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作者对陈太学的处境和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从微小的细节中体会人物的痛苦和无奈，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展示出陈太学变脸、变心的缘由。陈太学身上无疑具有两面性：对有权势者呈奴性，对弱小者又端出主人的架势。这种身兼奴隶与主人二任的现象，实际上是奴隶意识与主人意识的两极转化，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大小官吏都唯上司的意志是从，是他们各自上司的奴才；对下又成为主子。而身处底层的民众，在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前也偶尔充当暴君。以强凌弱、欺软怕硬就成为封建社会普遍的社会心理。对这种奴性心理，鲁迅在杂文中进行过多次讽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华盖集·杂感》）。“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对强者他是弱者，但对更弱者他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忍气吞声，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在《阿Q正传》中，鲁迅通过阿Q与赵太爷、假洋鬼子、小尼姑的关系，充分地揭示出这种奴性心理，以服务于他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理想。当然，陈太学对于权势者的逢迎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性的，那就是利益的交换——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工程项目。他对手下工人的态度也带有利益的目的性——减少成本获得利益最大化。罗伟章对奴性心理的揭示明显地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特色，与鲁迅所揭示的封建社会的奴性心理有所不同，但奴性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是封建社会的奴性心理在今天的延宕。罗伟章对这种心理的揭示，也有着欲新国民之精神的意义。

《变脸》对陈太学的虚荣心也进行了有力的讽刺。陈太学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儿子考上大学，以便能与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何奎的父亲相抗衡。但儿子陈福已连续5次参加高考未中，这次高考前又放弃高考离家出走。这成为陈太学心中最大的痛苦。后来他挣到一些钱，在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为炫耀自己的财富，在镇上买下了2条自己用不着的价值800元的毛毯，并宴请全村的乡亲。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何奎显示自己的富有，来获得心理平衡。但何奎并未回家，使他颇感失落。这种虚荣心还表现在《明天去巴黎》（《现代小说》2006年立秋卷）中，冉晴光提前退休，搬到成都居住，妻子成雨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陷入窘境。但成雨在公交车上却对着无人接听的手机叫嚷：“啊，是我……对对对，我明天去巴黎，飞机票都买好了……”引来一车人羡慕的眼光。生活的贫困、地位的卑微，使弱势民众饱受欺凌和痛苦，要想免除这些屈辱获得人们的尊敬，只能获得社会认可的地位、金钱和名望。但自身条件又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来获得自尊心的满足，把虚妄的幻想当作可能实现的现实，用主观精神的惬意或胜利来补偿现实的失意。幻想总是弱者的法宝，是不敢正视现实的一种逃路，只好陶醉在自我安慰中来获得心理平衡。这样看来，自身的弱势是产生虚荣心、自足感的根源，而主观自足感又是对现实弱势的补充。这两个对立面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体中，存在于同一对象身上。

对闲人、看客、庸众心理的鞭挞是罗伟章对国民性批判的又一重要方面。《我们的路》中，乡亲们对春妹的议论，不是在同情春妹的不幸，而是把春妹的痛苦作为谈资，为自己无聊沉闷的生活增加一点佐料。《最后一课》中那些学生家长，《水》（《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中关于高见明的流言，《潜伏期》中杨同光所生活的环境等等，都对看客、庸众心理进行了针砭，对社会良知普遍麻木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有力的揭示。

在小说创作中，罗伟章并没有刻意的去张扬批判精神，没有以慷慨激烈的言辞去抨击丑陋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单纯地追求小说的文化批判内涵；而是在心平气静、不动声色、客观自然的叙述描写中，对那些阻碍社会发展、人性升华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针砭，通过情节的发展和细节的描述自然地流露出来，表现出一种洞悉世事沧桑的深沉和含蓄。这种批判就显得更加沉郁而有深度。

3

在小说创作中，罗伟章不断地变换笔墨，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我们的路》沉重悲凉，《大嫂谣》却有着理想的闪光；《红瓦房》凄清阴郁，《世界上的三种人》却有着难得的轻松明朗；《潜伏期》凝重压抑，《变脸》则在展示人物命运时蕴含着揶揄和讽刺。此外，《舌尖上的花朵》的浪漫情怀，《狗的一九三二》的奇异想象，《奸细》中的心理刻画，《明天去巴黎》的无奈凄凉，无不显示出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的精神。罗伟章的小说，我更推崇《红瓦房》《奸细》等，这些作品叙事富有张力，在展示人物命运和心理波澜上显得非常圆熟。

在艺术表现上，罗伟章善于心理描写。《水》中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漂白》中欲走还留的两难处境等，都得到充分真实的展示。但心理刻画最为精彩的还应该属于《奸细》。《奸细》中的徐瑞星既想维持教师的尊严，又禁不住诱惑，把尖子生的信息告诉了二中的教导主任黄川。虽然他接受了黄川给他的酬金，但一直在自我说服不是为了钱。但也一直心怀不安，他察言观色，唯恐别人发现自己是奸细。为了自保，最后把自己班上尖子生的情况告诉了黄川，但同时他声明决不要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既想保持人格尊严的主观愿望，又出卖了学生信息的矛盾心理，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理智与行为的分裂构成了他的心理矛盾，也为他带来了情感体验上的痛苦。直到安全度过高考之后，他心里才平静下来。罗伟章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心理真实，尤其是对“情”的描写更为精当。在《我们的路》中，大宝再次踏上外出打工之路，与妻女离别时女儿扑到大宝怀里不让离去的场面描写，虽然是那样从容冷静，却不禁让人落下心酸痛楚的泪水。此外，《红瓦房》中三妹的惊恐之情，《潜伏期》中的杨同光的抑郁之状等都是最能动人心弦、令人低徊长叹的文字。

罗伟章基本上是一个写实的作家，现代批判理性高于主观表现，作品中承载着过多的社会政治内容。但是《舌尖上的花朵》（《青年文学》2006年第6期）却显示出罗伟章的诗性才情和浪漫情怀。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从容、舒缓的叙述描写中，丰沃的大地原野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植物繁茂滋生，兔、龟、鱼、虾生机勃发；男人更加珍惜得到的爱情；女人也在大自然的濡染下，灵魂得以净化。小说写的清新、灵动，文采斐然，有着散文化小说的诗意空灵。《狗的一九三二》写的是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1932年的一场饥饿中人与狗的关系，叙事描写细致、生动，对于意境有着明显的的追求，而富有诗情。

由此可见，罗伟章在小说创作上已经显露出独特的个性，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有相似之处：如《水往高处流》中的中学生万千红的身世和遭遇，与《我们能够拯救谁》中的万丽君非常相似。有的篇什也有虎头蛇尾之嫌，对结尾的处理却显得生硬。如《明天去巴黎》中的下篇，与上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英雄末路的困境、无奈和凄凉，但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却不太和谐。冉晴光这个保一方平安的公安二等功荣立者，却因赌气一时冲动提前退休。上部的冉晴光意气风发，下部中却穷困潦倒，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再就是在如何处理世俗生活和时代精神、生存困境和理想的关系上，也是罗伟章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我相信在有了这么多的创作积累之后，罗伟章定能克服其创作局限，去反映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生，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本文首刊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作者介绍：

张学军：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