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大型评论集《评论四川》经典文章连载（七十九）——别开生面
别开生面
——评《战争和人》
王火同志的《战争和人》,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全书分为3部,均以唐诗名句作题,分别为《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每部又分为8卷,卷下设小题表明所描写的地域、时间和情势;不难看出,作者要以这3部、24卷、160万字的小说创作，为我们展现历史上一个艰辛而辉煌的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南半个中国的全景画卷。“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如果再往下写,将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作者毫不回避地告白他的史诗追求和艺术创新的宏愿:他要“不拘一格地”“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
这些话,写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题记和后记里,出版于1987年。我们记得,还在新时期来临,作家们以苏醒的心灵和才情焕发的笔墨开拓着“伤痕”“反思”“改革”“乡上”“军营”以及其他现实生活领域,不断取得璀璨成果的时候,从文学界时时听到一种耐人寻味的慨叹:“苏联卫国战争打了四年,写了四十年;我们呢,我们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问题显然不在作品的多寡,而在于新鲜的创造和质量的提高,慨叹之中包涵着热切的期待。随后,又从评论界传出“呼唤史诗”的声音。史诗不在取材,但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坚韧卓绝的斗争生活,无疑是史诗性作品的重要源泉,正如黑格尔说的:“一般地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美学》第3卷下册，第126页)我们的作家当然没有忘记那全民族都被动员起来经历新鲜的激情和活动的岁月,没有忘记侵略与反侵略、抗战与投降、光明与黑暗、新生与腐朽的搏斗,也没有忘记拓宽自己的艺术思维、营造自己的创作构思,文学地(而不是图解地)、独特地(而不是老套地),丰富地(而不是单一地)去反映生活,塑造形象。一些思想、艺术更深刻更新颖的作品陆续出现着,《月落乌啼霜满天》即是其中别开生面的优秀之作。它虽然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但由于作者立意高远,其独到的构思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已经显示出来,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的欣赏喜悦。
例如,它几乎没有正面表现战争的激烈和曲折,但我们时时感到战争的阴云笼罩,风雨袭来;战争的炮声震动着中国大地,也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美的升华了,丑的暴露了,踌躇者不得不做出人生的选择。小说是以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法学权威童霜威和他的儿子童家霆为主线展开情节的,时间不过两年,地域帷幕却拉开了,“首都”南京、皖南小县、武汉、香港,各处都显现着抗战初期真实的环境和气氛。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仅在南京潇湘路三个官宦人家就引起怎样不同的反响啊。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搅动,人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改变着一切。作者对于战争环境的气氛和影响,从来没有孤立去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经历和感受,即由人物的身与心反映出来,从而把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环境的描写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对人的形象刻画和对战争的生动描述紧密结合起来。作者似乎不愿意忽略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几乎当时的大事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激战、广州的陷落和武汉的失守、共产党的多次声明和国民党的重要会议以及国际舆论的动向等等,都有所表现或涉及,但同样是从事件对人的影响表现出来,显得自然,不见生硬嵌入的痕迹。具体地描绘南半个中国的几个城市和县镇,眼光却放开来关注着全中国,称之为“全景式的画卷”,并非夸饰之词。
它描写了相当多的人物,大都有自己的生动面貌和个性特点。作者从生活出发,同时汲取古典小说的经验,对于身分愈加相近的人愈加写出他们各自的区别;其中即使是着墨不多、对带动情节的进展关系不大的人物,也各具声色,互有异趣。童霜威的性格描绘,最为出色。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吏、著名的法学家,他既熟读儒家经典,受过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又曾留学日本,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明;既留恋仕途,又要保持廉洁的名声；既以无派无系自标清高,又因没有后台靠山导致官场失意而牢骚满腹;既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又收受了江怀南悄无痕迹的贿赂,时而心安理得,时而惶愧自责;既向往美好的爱情,又割断同爱妻柳苇的婚姻,忍耐着方丽清的庸俗。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性格活生生地、具体可感地立在我们面前了。当战火迅速蔓延到长江沿岸,抗敌和投敌的严峻问题摆在面前时,他开始有点自省,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和性格注定他难以断然做出人生的抉择,在香港依然一面拒绝诱降,一面委曲周旋、东躲西藏地保护自个儿的声誉和身家性命。但他毕竟是一个正直而真诚的知识者,他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气节,他对柳苇的怀念则是在心灵的一角保持着他独有的动情的诗意。这一角在扩大,在弥散,在充盈。这一部作品结束时,他躲在从香港驶向上海的船上,不禁想起柳苇喜爱的诗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当此浓夜迫人、前程未卜之际,他又是多么希望听到钟声敲响啊!那无疑是时代的钟声,美与爱的钟声,心之向往的钟声!精采的笔墨,预示着人物的新的起步跋涉。以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我以为,这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前所未见的、真实而丰满的人物典型,是作者的可贵的创造。
及至近年相继读过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之后,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它们不但保持了相当均衡的艺术水平,而且以三部曲的长篇巨幅,为我们鲜活地呈现出抗日战争整个历史阶段在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规模上都难得一见的宏阔图景。它们表述了多样的、时而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刻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正直知识分子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同时让我们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中体会到中国文化浓郁悠长的情味。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善于把宏观的历史眼光、艺术的概括能力同对生活情境的真切把握融为一体。作者的激情是一以贯之的,把他的分明的爱僧渗进具体的形象描绘之中。作者又是具有探索勇气的,敢于把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作为小说的主角贯穿全篇,深入人物的内心,甚至描写他同一个共产党人妻子离异,明知其牺牲而怯懦到不去收尸,以后却又时时怀念她,自个儿咀嚼心灵的伤痛。我不想用史诗的伟词评定这部作品,因为在我看来,史诗是长篇小说思想和艺术达到博大精深的最高境界,同时,史诗又不能不是历经时间的考验由后代读者认可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家的史诗追求,相反地，恰恰是这种追求及其艺术实践,得以充分发挥长篇小说的文体优势。作者所遵循的仍是现实主义,注重对生活作历史的和审美的观照,更多些传统的、古典的色泽,但他不拒绝对现代小说若干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和汲取。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以来从未间断古典与现代以及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二三十年代是个高潮,80年代又是一次高潮。这可以看作是王火这部小说诸般创作特色的文学背景。现在,三部曲已经终奏,我似可以尝试着做些总体审视的工作了。
我想说三点：
1
结构的完整和宏大
长篇小说的难点在结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的多部曲长篇小说,组织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尤为熬心费力,所以有人甚至把长篇小说直称为结构的艺术。结构归根结抵是小说反映生活内容的一种艺术构成,它的基础和底蕴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形式,同时又是作家把握这种存在形式的匠心独运。在《战争和人》的三部作品中,贯穿的线索只有一个,就是主要人物童霜威的经历及其随伴身边的儿子童家霆的经历。看似单线平图,实则随着童氏父子的经历,每到一地,作者必定充分施展他的笔墨,把那个地方的环境、情势、社会矛盾、人际关系以及习俗风尚、自然景观写足写透；把同童氏父子发生关连的人物形状和性格特征写足写透,把童霜威的内心冲突写足写透；到了另一个地方,又是同样地不惜笔力把方方面面写足写透。犹如引领我们认识一个大森林,是让我们在一片一片的林木中看足看透,然后移步到另一片林木之中。作者不轻易放过每一个到手的描写领域,必得写到淋漓尽致、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后止。即使是短暂的流离逃难,也适当地展开笔墨,写得足实。由南京避居南陵时夜行船上眼见耳闻的江南风物、水声橹声,逃难香港路遇敌机轰炸的紧张和金娣的惨死,都是很好的例证。河南天灾人祸的描写堪称触目惊心，至界首,则又是一番景象。那个当年贪污受罚的法官褚之班,在这里混个闲差却从难民中娶妾买脾,舒适地活着,活得滋润。他对童氏父子的接待不乏故交情味,几分亲切,几分自得,其灵魂的卑琐却跃然纸上。不能说通读160万字的作品一点不感到疲倦,不能说没有拖沓重复之感,也不能不提及每当描写主人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都用大段回叙的笔法补足路途的经历见闻和内心感受,在布局上缺少变化,但那些动人的酣畅描绘是连成片的,无怪乎我们读时略感疲乏之后又随着流连不肯弃卷了。
一地一地的移动,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展开描写,又不是随意的,而是那一个地域恰能充分展现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特点。南京、南陵、武汉之于抗战初期的风雨袭人,香港之于敌伪的诱降和正直爱国人士的抗拒,上海孤岛时期和童霜威囚禁苏州寒山寺、软禁南京潇湘路之于敌伪特务的猖獗逼迫、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分化及人们的觉醒,河南天灾人祸的惨状，界首和洛阳的人情世态，四川江津小城的众生相和重庆的风云变幻之于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壮大及人心向背的转换,莫不如此。像童霜威这类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相当数量的人是有着近似的经历的。他们的思想感情由消极避难、保持名节到投入抗敌斗争,由相信国民党到鄙弃国民党独裁统治、投入民主运动的行列,也有着大体相同的历程。这样,不同地区的情势和人物经历的描写联结起来了,生活发展的连续性和人物命运的连续性统一起来了,是典型的,富于历史的深厚感的,呈现出史诗结构的某些性质。
小说的结构可以是“随意”“随便”“漫不经心”的,即通常所谓的散文式结构。这在短篇和某些中篇里不为鲜见,用于长篇小说尤其是多部卷长篇小说则难免失之于散漫无际。《战争和人》讲究结构的完整性，因此，当作品中把各个地域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故事联结成整体的时候,又不能不遇到人物的聚散离合,即所谓巧合的间题。有论者认为,巧合乃现代小说之大忌。然而我以为不能一概贬斥小说中的巧合。巧合增强戏剧性。取得戏剧性的强烈效果,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小说美学。王火同志这部作品,似乎力避戏剧性,在这里,巧合是存在的,只是不着意利用巧合,从而不显其巧合,而是生活的自然流动,人生的自然际遇。这是又一种小说美学。《战争和人》的结构艺术较多地得益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中又渗透着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的某些特征,如清末署名“侠人”者所指出的:“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丰采,文笔之生动也。”(《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编，第63页)也许童家霆与欧阳素心的恋情和离散,欧阳素心一半日本人血统的身世,是作品中唯一的悬念.那也并非故布疑阵。作者仍然着意于人生的况味,揭示战争和特务统治对于美的毁灭。
2
心理描写的丰富和细致
童霜威这个人物,行动性不强。“人生就是选择”,他也面临着一次次选择,无论主动的自觉的选择,还是被动的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当然都必然伴随着一定的行动。但在艺术描写上,作者更感兴趣、更加着墨的是他“做什么”和“怎么做”之前、之中、之后的内心依据,内心的矛盾及内心的回应反响。不是孤立地展示内心的意识流向,而是把内心的一切活动作为时代风云、社会走向和个人家庭处境的投影,像巨石击入湖水,湖面和湖底都引发波澜激荡。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旋律当然是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搏战,和这个主旋律同时存在、越临近胜利越发激化和深化的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中国的命运,决定于这两个矛盾的斗争和转化。选取童霜威这样一个身世、经历、性格复杂的人物作为全书的主角,便把两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诸般社会性冲突交汇在他的身上。取材和构思的别开生面,在这里也显示出来。
同结构布局的完整宏阔相一致,描写人物的手法是铺展开来的,重在心理思绪,写得丰富、细致、深入,很有层次。避居香港那两卷,很有代表性。受到富商季尚铭的邀请,他游子一般无着无落的心感到一种温煦的抚慰;季尚铭花园的美丽,陈设的豪华,珍藏金器的富有,也曾引起他一阵若明若暗的钦羡;当他发觉季尚铭谈话中隐隐约约的亲日倾向时,又不以为然,略略有所警惕，不想多去季府,接到邀请禁不住又去，去了见到摆好的文房四宝,会欣然提笔写下草书屏条;再去时见到那屏条精裱悬挂在客厅醒目处,不免涌起几分愉悦,随后又深悔屡次出面招摇,不够检点。最后那场“猴脑宴”,洋洋洒洒三万余言,有声有色,实为令人叫绝之笔。就餐时觥筹交错,亲热有加,然而他不受用了:对“猴脑”的不受用,对妖艳女人香味的不受用,对席间以政事大局作为谈资笑助、吹捧日军武器精良、贬损台儿庄胜利、“联日防共”之类论调的不受用,对可疑的“缅甸珠宝商何之蓝”锋利目光的不受用......他离席了。季尚铭们抛出的钓钩拉线了。化名“何之蓝”的日本陆军少将和知在那间日式幽雅小客厅里露出了真面目。童霜威拒绝诱降和胁迫,“我不能为贵国效劳!这点,请允许我保持我的想法！”作者接着写道:
童霜威又气又恼,心里忽然一阵恶心,猴脑的一股腥气从胃里冲上来,忍不住要吐了,说：“啊！——我要吐!”他想立刻吐到沙发旁的痰盂里去，迈步还没走到痰盂前,已经忍不住“哇”地张口喷吐起来，竟吐得起身要来扶他的和知胸前和裤腿上花花绿绿都是。
这一吐,吐出了他胸中的积闷,吐出了他的凛然正气。他终于悄悄搬到贫民区湾仔,隐姓埋名,可一旦搬进贫民区,又禁不住如丝如缕的落魄感觉。他的人生之路还很漫长,他做了一次正确的选择,还有更紧迫的人生课题等待他的解答。类似“猴脑宴”的精彩描写,在书中绝不是此处的和罕见的,下面还有机会谈到。仅就心理描写的丰富性来说,不妨把这部作品看作是童霜威这一复杂人物的心态录。
我不怀疑作者想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个人生活诸方面全面地深入刻画他的人物。从人生发现历史的底蕴,从历史中开掘人生的奥秘,是作者小说创作的艺术标准。描写领域扩展了,生活场景拉开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大社会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的决战以争取独立自由的中国,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民主的中国,都化为童霜威的人生故事,融入他的心路历程。作品绝不单一、单调。
但我仍然认为,社会生活以及家庭个人生活的艺术表现显得局促,描绘不足,平缓亲切、富于情趣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够广泛充分;几乎一切都向政治内容靠拢凝聚,绝少“闲笔”。这样的构思和描写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的广阔性和人性描写的深度受到了某种局限,另一方面是政治生活领域的描写尤其是人物政治心态的描写却是非常丰富、多姿多采的。那么,由此探究一下,从丰富的心理描写中塑造出来的童霜威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形象呢?
如果说,这是一个信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形象,我想是不差的。但是,他有他独特的精神风貌。我很欣赏他在上海方家寄居时期的心理描写。他苦闷,亟欲冲出庸俗压抑的环境而不得。“人生是什么?”他想起柳忠华说的“人生是选择”,季尚铭说的“人生就是一场竞争”,谢元锡说的“人生是场赌博”,柳苇把人生看作理想的追求和贡献,方丽清信奉的是实惠和享受。“我呢?”这个大间题啃啮着他的心。当他囚禁寒山寺时,他的身子是不自由的,他的心却驰骋万里,腾飞升华了。这一大段文字不亚于“猴脑宴"那番对话的动人魂魄,重点却在人物内心情感的倾泻抒发。请看:在这当初定情之地,他倍加想念柳苇,“往事不堪回首”,一股浓浓的悲怆沧桑之感袭上心来。读佛经,貌似消沉,却“无法克制心头熊熊燃烧的烈火”。读《离骚》,“每一吟诵,就沉浸在一种高尚的情操中”。看见寺内一棵老态龙钟的圆柏盆景,底部又伸出婆娑枝叶,不禁慨叹自身“何时能发新枝?”他想起厝棺苏州的章太炎先生,一生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牢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寂寞至极处,他想一死了之,然而作为他心灵支柱的“气节”,始终没有倒塌。他的内心,在寂寥中经历了大风雨、大潮汐,“像经过了一次涅槃”,有所死亡,有所新生,终归得到一次大解脱——是对留恋仕途、患得患失的大解脱,对隐匿藏身、但求自保的大解脱。而后,设法逃出奔赴重庆了。这一切内心的风雨潮汐,均由细致的心理描绘中出之,描绘得厚重深沉,令我们联想起无数仁人志士在类似境遇中的高风亮节。是典型的,又是个性的。
如果说,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吏向一个革命的民主派转变的典型,我以为也是不错的。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艰辛道路。到了重庆,他所寄予希望的国民党政府却使他大大失望了。特务横行,豺狐当道,正直的爱国人士有的赋闲无奈,有的惨遭迫害,而媚敌、投敌、反复无常者变为抗战的头面人物。睹闻的人和事,使他渐渐认清他曾经信赖、依靠的国民党,如今却以自己的腐败和专制抽掉肋骨,弄断脊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堕落为一堆苟延政治生命的颟顸老朽。他的眼光和期待转向了新的生活。应当说,作品对他内心思绪的这一巨大变迁,刻画得不如他保持民族气节那样丰满华瞻,对他应有的日渐成熟的独立精神品格也未能做出深刻有力的展现,这是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艺术吸引力较弱的一个原因。然而变化的轨迹依然是分明的。且不说冯村的被害震动了他,童家霆的成长激励了他,燕寅儿一家的温馨气氛抚慰了他,冯玉样的赞佩鼓舞了他,共产党人柳忠华帮助了他;我以为,他去缙云寺同烈士遗孀卢婉秋的会见及后来卢婉秋的死对他的潜移默化、难以名状的影响,是为《枫叶荻花秋瑟瑟》中最富异彩和韵味的描写。他想起寒山寺读佛经的经历,“忽然有一种想用生命直截了当地投入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在活泼的体验中自见自性而开悟的愿望”。卢婉秋高贵、莹洁而绝望的心境实际上又一次震撼了他,他的灵魂又一次得到解脱。这种解脱表面看来是不赞成卢婉秋的消沉厌世、四大皆空,且因未能“开导”得成而调怅惋惜,实际是他同“中庸之道”“明哲保身”一类旧我观念的彻底告别,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断然决裂。这种告别和决裂,实现了他人生的觉醒和政治的觉醒。
长篇小说的题旨,是由主要人物的形象刻画体现的。由于童霜威形象的丰满和独到,反侵略的题旨,人生选择的题旨,弘扬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的题旨,国民党统治必然崩溃、人民民主运动必然兴起、并从而揭示中国历史走向的题旨,都涵蕴于作品的艺术构成之中了。至于同主要人物的命运和境遇相关联的其他众多人物,大都有性格,有特色,组成了一个生动的形象世界,又从不同的侧面丰富着题旨。遗憾的是,共产党员柳忠华的形象,篇幅不少,地位重要,却因缺乏独特的、属于他才有的情节、细节和内心生活,显得贫弱无力,消减了作品的思想力度。
3
浓郁的文化韵致
这是阅读时随时感受得到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家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审美倾向的。文化韵致不是枝枝节节的表面现象,它就渗透于作家对生活审美观照的品格之中,是对形象世界的感知体系。《战争和人》对形象世界的感知,出于一个功底深厚的文化人的视角,博观细察,心领神会,酣然铺写。在《战争和人》中融进了中国的诗学。
这里仅就人物描写说点看法。作家汪曾祺说过:“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火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晚翠文谈》，第30页)这是经验之谈,很有道理;何况,这里所写的主要人物童霜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浸润着中国文、史、诗、书、画的传统影响。在他身上,保留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士”的素质。他的民族气节,固然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特征,具有时代性,同时又是从历史上的儒学之士那里汲取了精神养分的。在他身上,分明可见“忧国忧民”“学以致用”的特色,“洁身自好”“临难守节”的特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特色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特色,以及某种依附性如“士为知己者用”的特色,这些特色无不绽放着中国民族文化的情味。
童霜威还常用古典诗词表达他的情怀;当然是作者选给他用的,难得的是用得贴切,成为人物气质和心态的组成部分。他对自然环境的感受也充满了传统的诗意,所谓“见景生情”;而在作者写来,景色描绘虽然有时显得繁冗,但大多是和人物的心情结合在一起的,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姑从“听夜声寂寞打孤城,春潮急”那一卷中录引两段,以见作者的叙述风格。那是童霜威软禁南京潇湘路旧居的时候:
童霜威百无聊赖,禁不住站起身来踱步。他走近窗口,想看看风雨中故园的情况。从楼上雨水淋漓的玻璃窗里望下去,早先锦绣一般的两亩多地的花园里,现在是一片荒芜。风雨中,被雨濡湿了的竹林中,翠竹东倒西歪,原来那些亭亭如盖的雪松和虬生苍碧的龙柏,都已被砍伐掉了,剩的树桩孑然孤立。前边,流动着潮湿雾气的清水塘边,一棵歪脖子老柳树像个伛偻的老人披着蓑衣蹲在灰濛濛的芦苇丛中。自从潇湘路上盖了这幢洋房,这株树就存在,它经历了一个个春夏秋冬,见到过这里的盛衰,也看到了这里经历的战乱和发生的一切。可惜它不会说话,不然,它将会叙述多少故事呀！……
风雨中,整个花园,惨淡孤寂,罩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潇潇的雨声,淅淅沥沥,响个不停。童霜威和家霆静静站在窗前,钻心的疼痛袭上心头。童霜威不禁想起了元朝萨都剌的词来了:“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他倦慵地呆呆回转身来,叹息一声,轻声对家霆说:“唉,我是学法执法的人,讲的是司法独立和四级三审或三级三审那一套,同时对司法界的一些黑暗丑恶现象也多有不满,但现在他们是无法无天,杀人、关人随心所欲!亡国奴是宁可死也做不得的!”说完,苦笑一声摇头,“我太书呆气了！”
他对柳苇的怀念,更是伴随着苏州风光文物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意。种种诗意,不是外加的,贴上去的,而是作为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有机部分,自然景色心灵化、情致化了。
何止童霜威,其他人物性格及其身世、境遇的描写,同样贯彻着一个作为文化人的作者所具有的、饱含中国情味的人生观照和审美情趣。童家霆同欧阳素心的恋情,同燕寅儿的友爱,同陈玛荔的距离,其心态呈现出传统式的美德。上海方丽清娘家的各色人等,包括方雨荪的一意赚钱,方立荪的攀缘权贵,方丽明的不幸,小翠红的好心,是典型的上海商贾之家;南陵江三立堂则一派江淮土豪景象,还有冯玉祥豪情的诗句,于右任潇洒的书法,以至不重要的角色如逃难江津小城的苏州说书艺人老钱的卑微的笑……无不具有中国人物的风情色调。更不用说卢婉秋形象的凄绝和她墓地上的霏霏细雨了。柳苇是一首诗,卢婉秋也是一首诗。
在语言上,作者善于把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雍容典雅,舒展大方。人物居室陈设,梳妆打扮,对话谈吐,恰合身分教养。通篇不大用方言,用普通话,行文走笔间富有书卷气。古人王船山论“意境”的创造,曾经这样说过:“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当代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称许道:“这两句话表出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美学散步》第71页)。《战争和人》是小说,当然也未能达到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的地步,但精采之处的笔墨情致,却是容涵着和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这似乎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
本文首刊于《文学界（专辑版）》，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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