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大众影视媾和的增值

——看《暗算》的改编与传播策略

摘 要：

近年来，许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暗算》的成功，既是一种有风险的改编模式，也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模式。我们试图通过本文来解读这种改编的谋算，这种顺应时代的传播策略。

《暗算》；改编；传播

关键词：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普遍娱乐化的时代，这种普遍表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界。近10年，精英文化认同和推崇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一般情况下，小说作品拿了奖，被大众传播媒体所推动，就会有影视制作公司买下改编权继而搬上银幕。近年来，这种作法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从小说获奖再到改编，最后到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以茅盾文学奖为例，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全部的获奖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或者电影，甚至有的还被多次改编演绎。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有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过程，是故事在文字中涅槃和在图像中再生的过程。改编，意味着对两种文明形式的跨越，意味着故事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迁徙，同时也是故事形态从时间向空间的艰难蜕变。这里，文字收回了能够赋予其生命形态的所有优势和特点，故事被其性质特点完全不同的影像媒介重新打造”。（1）

在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很多作品的改编权一般是被影视公司买走的，改编与再创作是由制作公司完成的。即使作家有机会参与剧本的创作，参与的意见也是有限的。这些参与改编的人，一般都不了解作家的创作思路和精神内涵，理解也容易走向片面，改编中添加的娱乐化元素也容易流于庸俗。如金庸小说的改编权是出售给杨佩佩制作公司的，但电视剧播出后，媚俗化倾向很严重，经典的“小龙女”形象竟然面目全非，使作家金庸也很无奈。《暗算》在这点上是幸运的，小说《暗算》的出版确实先于电视剧，但小说文本出版之后并没有在学术界和大多数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有点悄无声息。直到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的热播又促使受众包括学术界对小说文本进行重新阅读，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情况。小说《暗算》文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通俗的说是“书卖得并不好”。很多人在看电视剧之前都不知道有《暗算》这部小说的存在。这样看来，阅读人群相对就要小很多，不会有广泛的公众期待视野的出现，更不会有对改编后电视剧人物形象期待的强烈反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小说《暗算》改编的电视剧，构建了读者的形象阅读：神秘的701、美丽的小松鼠、噼里啪啦的算盘、节拍鲜明的舞蹈；黄依依、安在天、钱之江、阿炳、甚至是张国庆的老婆，通过电视剧中演员形象的塑造鲜活起来，使受众兴趣盎然，意犹未尽，于是观众又重新回到了文本的阅读上。在改编的策略上，作者的思路是清晰的，因为麦家就是小说的原作者，他对整个小说的脉络最为清楚，对整个小说的思想内涵也是最为了解的。作者的人生经历中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作为一名编剧任职于成都电视台，他的这种经历对于小说的改编是得天独厚的。作者深深的知道，当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时，需要删除的是什么，需要添加的又是什么，该添加什么才会为文学作品增值，为文本加分。在娱乐化的时代、读图化的时代，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消费社会中如何寻找一种精神救赎，是值得思考的。仔细阅读小说，观看电视剧之后，就不难发现，作者在剧中添加了一些世俗化的亮点，比如:安在天和黄依依纠缠不清的爱情悲歌，瞎子阿炳被骗入敌营等。这些亮点并不是庸俗的、媚俗的、不堪的、强加的，一切都是人物形象应该有的，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饱满。改编后的电视剧既没有放弃对主旋律的弘扬和对无名英雄的讴歌，也没有为了迎合主旋律题材而删除了人物的生活化的表现，没有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肆意的谈情说爱，猎奇探微。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中，不难发现，作者希望在消费历史的过程中，让受众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暗算》在改编后热播，在广大受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传播媒体争相报道，从而进入了精英文化圈的视野，学者、评论家、小说家们也开始在这股热潮中重新关注这部作品的文本特色和成功之处。雷达、谢有顺等学者曾指出：《暗算》具有时代性，《暗算》的获奖使茅盾文学奖本身也具有了时代性。《暗算》从小说到电视剧再回归小说，可以被看成一种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逆流而上的传播模式，电视剧的表现力比小说更加形象和有力。电视剧热播以后，受众再回归到文本的时候，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就会跃然纸上，加深了受众对小说以及小说人物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一种有风险的改编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模式。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完成了由消费型的转变，消费成为了社会生产和生活动力的目标所在。这就表明，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2）在消费时代来临之际，纯文本的阅读行为渐渐成为了一种商品化的消费行为，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递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变成了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学逐渐失去了以往作为生活中心的地位，走向了边缘化，也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的崇高性和现代社会中的启蒙性，失去了精神的神圣性和号召力而走向了世俗化。在消费时代中，大众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卡通动漫、肥皂剧、偶像剧、甚至是消费文学，充斥着整个大环境，铺天盖地般成为一种文化主流，渐渐改变着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受众开始依赖于一种直观的、刺激的、快速的视觉冲击，对文本阅读的兴趣开始消失，沉湎于肤浅的感官的愉悦中。这种类似于文化快餐的方式，是可以无限复制的毫无营养的东西。“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除了，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码混合的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謔充斥市场，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仅存的一个假设就是艺术不过是重复”。（3）平面化、表面化使受众的期待视野变得日益的平庸。这个消费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读图的时代，视觉的冲击力让我们失去了思考的动力，不愿意去花时间领悟文字语句内在的美丽和意蕴，受众开始只在乎娱乐与直白的表露。消费的原则是强调娱乐性、商业性、消遣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保留经典，呈现经典，《暗算》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在读图时代，影像对于小说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立体、直观、迅速的将受众带入到画面性的结构中去，才能够使受众更深刻的感受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直观的影像面前，受众往往可以角色代入，容易和人物命运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在影像的帮助下是真实的、发人深省的。多数受众可能会带着这种共鸣和感悟回归到文本，细读文本。纯文学就会被借由影像的召唤回到公众视野，甚至是精英视野。即使有少数的受众单纯的追求影像的简洁明快，而始终不参与文学性的交流，那他们也会在保留了文本精华和思想内涵的影视改编中，感受到作者作品的无穷魅力。这是一种谋算，是顺应时代的一种策略。

经常留意各类报纸、杂志、网站，不难发现，在琳琅满目的消息和新闻报道的导向下，借助网友、读者等的大众话语权利，歌星、影星、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人物可以一夜蹿红或者一落千丈。我们周围许多事件和人物、畅销书、收视焦点甚至文化名人，无不与大众传媒的运作有着密切的关联。麦家小说改编的成功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化、受众审美需要的扩大化、传媒影响的强盛等等这些因素密切相关。作家凭借对历史消费的悟性、题材方面的独具匠心，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并进行了巧妙的对接和转化。电视剧《暗算》播出之后，讨论和报道能够一浪高过一浪，与媒体的需求和炒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整理了相关的报纸报道，《中国电影报》：业内人士公认这是2005年跨2006年度电视界的奇迹之作；《电视剧》杂志：《暗算》在很短时间内席卷全国各电视台收视冠军宝位，声势雷霆；《北京电视周刊》：《暗算》绝对可以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电视剧的冠军；《东方时空》：像一首诗，更像一副水墨画；《联想环球影视》：《暗算》用一个人物巧妙串联，间谍战的独特故事扑朔迷离；《北京日报》：《暗算》让我们欲罢不能；《暗算》让我们再次坚定信念；《北京青年报》：整个剧集充满了一种神秘、严谨、追求内心胜利的感觉，尤其第三部分非常出彩。从这些来自媒体的报道中整理不难看出，《暗算》系列的影视剧与媒体构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相互推动的关系。作者或剧中演员只要稍有“动作”，媒体都会争相报道。

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麦家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中谈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是深夜里的一个梦，是意外之喜”。其实小说《暗算》全本的获奖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暗算》暗算了茅盾文学奖，而茅盾文学奖也暗算了《暗算》。纵观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茅盾文学奖评价体系或者说获奖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宏大叙事、刚毅的主题、民族意识渲染等等才可以吸引评委的眼球，提高获奖的可能。麦家自己都曾说过：觉得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风格都与自己的作品相去甚远。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创下了2006年全国收视率之冠，而小说《暗算》全本获得茅盾文学奖却是在2008年，作家的小说很早就已经创作完成并出版发行，还曾经在文学界重要的刊物上连载过，但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即使在学术界也只有少数学者对其作品进行过关注。但当电视剧《暗算》热播之后，小说销量开始节节上升，突破了20万册的大关，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从学术的角度来解读麦家的系列作品。这其中蕴含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小说——电视剧——小说”的模式可以概括这种改编和传播策略。小说文本需要的是个性，而电视剧需要的是大众。这种改编对于作家来说，既是被迫也是主动。精英文化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常常是哲学的、理性的、忧患的，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审视社会、审视人生。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大众文化终于登上了文化历史舞台的中央。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文化产业的迅速兴起，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迅猛的发展。影视媒介文化、广告文化、信息传播业异军突起，逐渐显示出大众文化传播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环境下，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逐渐消解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分明的界限和差异也被逐渐消除。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作为一种产生于工业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崭新的文化存在形态，大众文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群众文化”“通俗文化”，而是一种以现代技术为手段，以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载体，依赖于市场，以城市大众为消费对象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既不满足于传统的以精英文化为代表的精神追求和终极关怀，也不再停留于民间通俗文化所表达的自发的精神愉悦和审美情趣，而是以商品化、平面化的方式为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娱乐消遣提供满足和享用。”（4）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大众文化冲破了精英文化控制的格局和约定俗成的模式，以一种轻松和亲近的姿态出现在受众的面前。传媒的发达使文化消费如商品消费一样轻松和便捷。在大众文化与娱乐的时代，某些以与世隔绝的态度和高高在上姿态生存的文化形态逐渐丧失了其生存的市场基础，它们不但不能够拥有精神领域的导向性，甚至连生存的经济基础也渐渐瓦解。詹姆逊曾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5）可见，大众化的程度往往决定着文化的商品价值。在影视领域，大众文化借助传媒，为文学与影视的融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影视艺术需要民族灵魂的歌颂，也需要人文精神的回归，影视艺术可以成为精英文化的载体，大众文化的喜好不代表一定是媚俗的、恶劣的、平庸的。经典的影视作品也并不意味着高姿态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更不应该成为一种孤独甚至孤僻的文化体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应该受到大众广泛的喜爱和欣赏，应该充满了时代的人文精神，充满了灵魂的共鸣，充满了深刻的可以触摸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小说的创作还是剧本的改编，都是人的艺术，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都应该深刻的反映出人性、民族性及其蕴含的文化积淀，是能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将所要传递的文化和精神信息，有效的表达出来。“在商品已成为消费社会主流文本的今天，任何人的生活都在接受‘匿名’的‘别人’所提供的规划和指导。或者说，每个人都在‘大众’之中接受互为‘大众’的别人的启蒙，都是别人的读者或买来的某个文本的使用者。人人都是专家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人人都得到教育的时代。我们今天吃、穿、住、用的一切几乎都是来自于别人的设计，是作为供应商的别人制作的一系列的文本。精英们依恃其垄断的‘语言技术’而在消费社会单独被视为‘文本’制作者的那样一种社会关系及其体制业已崩溃。知识精英处于与邻人互换‘文本’的交流秩序中。”（6）也就是说，在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无论精英文还是大众文化，都在潜移默化的、隐秘的互相进行着交流和影响，精英的也可能是大众的，大众的也可以被精英认同。精英文化依靠自身特点高高在上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话语权利相互议和，沟通，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已经开始融合，高雅的也可以通俗化的演绎，而通俗的也可以包含深刻的内涵。电视剧《暗算》《士兵突击》《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等都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影像都采用了通俗化的形象演绎，但是，演绎的过程中又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就如麦家在书中写到的：“时代确实在变，日新月异的变，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价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变的。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写《暗算》的用意就是想找到，或者建立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目光。”（7）

注释：

（1）曲春址：《故书改编:涅槃与再生——电视剧〈金粉世家〉与其原著的叙事分析》，《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

（2）罗刚、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

（3）[英]迈克·费瑟斯通原著，刘精明译：《消费时代与后现代主义》，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

（4）连连：《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1年1月。

（5）[美]詹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6）[英]迈克·费瑟斯通原著，刘精明译：《消费时代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

（7）麦家：《暗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69页。

本文首刊于《文艺争鸣》，2011年第10期

作者介绍：

韩斌育：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胡瑛：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