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四川乃至全国的影视界、戏剧界出现过这样一个现象:人们纷纷改编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于是，中国艺坛上先后有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电影《狂》、话剧《死水微澜》、川剧《邓幺姑》、话剧《死水微澜》等与观众见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艺术家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小说《死水微澜》？这首先是由于李劼人先生的小说有一些好的人物和好的故事，这些好人物、好故事具有不受具体时空限制的永久魅力。邓幺姑那独特的生活经历所赋予她的鲜明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罗德生、蔡兴顺、顾天成三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性格特征，和他们与邓幺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织成了一个相当丰富、完整、生动的人物与情节之网，深深吸引了异代不同时的读者。

小说《死水微澜》之所以被频繁改编，还在于它有相当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李劼人先生的小说的确不愧为“近代的《华阳国志》”（郭沫若语)。包括《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在内的3部长篇小说，是孕育在巴蜀文化母体内的精神胞胎。仅就《死水微澜》而言，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特定历史时期巴蜀文化与民情风俗的优秀画卷，而且提供了一部近代中国老百姓在重重精神压迫下的心灵史  

  《死水微澜》现象，生动地显示了文学名著的生命力，显示了文学名著在艺术再创造活动中的母本意义。它使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这部名著的原创作家——李劼人。

1891年6月20日，李劼人出生在四川省华阳县(今属成都市)一个一没田地、二没房产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李家祥。他的父亲李传芳，是一位既教私塾又当中医的先生。母亲杨长，出身大家闺秀。由于父母为生计奔波，不得不将6岁的家祥寄养在外婆家。9岁的时候，小家祥就随母亲远赴南昌——父亲捐了一个小官，被派往江西南昌候补。

小小的年纪，李劼人就尝到了人生的艰难。母亲病残，积蓄用完，父亲不得不先后到抚州府的东乡县和临川县谋差。跟随父亲到临川不久，因家境贫困，小学未读完的李劼人不得不辍学，到抚州印刷局当了一名排字工。3个月后，父亲突发疾病，丢下残废的妻子和14岁的儿子李劼人，撒手归天。母子俩只得扶了灵枢，返回四川老家成都。

那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戊戍变法、义和团、四川“保路运动”、孙中山与同盟会……这一切构成了少年李劼人的重要生存环境。1908年，李劼人在亲戚的资助下进了华阳中学，接着考进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震惊全国，热血男儿李劼人与郭沫若等人一起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四川保路运动同志会”成立大会。他不仅是“保路运动”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保路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罢课、罢工、罢市、抗议、示威，李劼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许多大场面，这些都成为了他宝贵的人生财富。

自幼爱读书的李劼人，中学毕业后却因为家里太穷而无法再继续读书。1912年，他开始写作，并于同年在成都《晨钟报》上发表了处女作——白话小说《游园会》。1914年春天到1915年秋天，他随当知县的舅父到四川沪县、雅安县衙门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小职员。1915年底回到成都，先后担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和《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在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推动下，李劼人在1915年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主持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主编分会会刊《星期日》。这一时期，他不仅写了大量时评、杂文，而且还以“老懒”的笔名发表了近百篇文言和白话小说。在他以《盗志》为总题目定的40多篇短篇小说中，充分揭露了军阀、官吏的虚伪、残暴和社会的黑暗。可惜，包括前文提到的《游园会》在内的这些作品，大多己经散失了。

1919年底至1924年9月这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李劼人是在法国度过的。在这段赴法勤工俭学的日子里，他先后在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选修法国文学史、雨果诗选等课程，同时从事法国文学翻译。中篇小说《同情》就创作于这段时期。回国之后，李劼人一边干教育，一边搞实业。1925年他集资创办嘉乐纸厂，1930年，开过一个名叫“小雅”的饭馆，1933年还当过一年重庆民生公司机器修理厂的厂长。也就是在这几年里，李劫人先后应聘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同时，还在成都外语学校、四川省立第一师范等校兼课。此外，他还兼任过成都《民力报》总编辑、《新川报》文艺副刊主编，这些年，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旺季。他的10多个短篇如《盗志》《失运以后的兵》等，正是在1924年前后发表的。

1935年对于李劼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5月，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辞去重庆民生公司机器修理厂厂长职务，搬回成都，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此后的两年里，他埋头写作，完成了3部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个规模宏伟的三部曲创作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不得不暂时中断，李劫人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他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担任主要负责人并主编《笔阵》。他接任了嘉乐造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资助文协和刊物的抗日活动。他仍然坚守着报刊阵地，创办和主编过《蜀风》《风土什志》《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等。20世纪40年代即将结束之前，他创作了一部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天魔舞》。

1949年，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李劼人先后担任了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工作之余，应出版社的要求，他以新的思想观念修改和重写他在抗战爆发前创作的那3部长篇小说。1962年12月24日，未能写完《大波》第四部的李劼人，病逝于成都。

一颗闪亮的星星，带着未尽之才，带着深深的遗憾，消逝在文学的银河深处。

02

后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把李劼人当年创作的连续性历史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上、中、下三部《大波》称为“大河小说”。这个由法文译为日文又转译为中文的文学术语，一般用来专指反映时代的长篇小说。在李劼人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现代作家以这样的大气度、大手笔写出过篇幅如此浩繁的反映时代生活的长篇巨制。李劼人的三部曲，的确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它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隐隐听到它拍打历史堤岸的涛声。

执笔之初，浮现在李劼人脑子里的就不只是关于成都的几幅素描或是剪影，而是在整个中国历史大转折背景中的四川的恢宏场面。呈现在他笔下的第一部《死水微澜》，写的是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期间，成都北郊天回镇上袍哥与教民两股力量的冲突;第二部《暴风雨前》反映的是辛丑条约签订到立宪运动时期，成都的官僚、绅士在辛亥革命前夕的生活和心灵历程，表现革命党人不懈的奋斗;第三部《大波》集中描写引起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的四川“保路运动”。

在这三部连续性长篇历史小说问世近70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细读它们，在感到一种历史震撼力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三部之中，最具精神深度和艺术魅力的，还是《死水微澜》。    中外文学史一再用那些经典之作告诉人们:写长篇就是写命运，尤其是普通人的充满变数的命运。命运，与人的性格相关，与人的内心相通。以探索人性的深度为艺术追求的小说家关注的，第一是人的命运，第二是人的命运，第三还是人的命运。李劼人恰恰是一位以探索人性的深度为艺术追求的小说家。《死水微澜》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命运的描写上。具体地说，表现在民族命运与人物命运的交织上。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他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具体时代、具体民族命运的牵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在小说中充分展示出这一点却并不容易。李劼人以为历史立碑的气魄，将1894年到1901年间四川的社会生活，浓缩到小小的一个天回镇上，浓缩到小小的一个邓幺姑前半生的命运周折中。邓幺姑前后3次的婚姻和情爱，无不与当时四川封建专制背景之下的袍哥与教民两股势力的消长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嫁蔡傻子时是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依顺;爱上罗德生使她被动地卷入一场政治的搏杀;与顾天成的关系，令她与教民发生牵扯……邓幺姑的命运时时都是民族命运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一部《死水微澜》，把人带进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让人强烈感受到死水的沉寂、微澜的震荡。邓幺姑的命运曲折地反映着这种沉寂与震荡，尤其是那令人心动的震荡。这是中国封建末世的死水中的微澜，又是中国老百姓精神死水中的心灵微澜。相互牵扯的双重微澜，呼唤着民族新世纪大波的冲荡。

李劼人在细腻地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方面的艺术功力，令人叹服。罗歪嘴、顾天成、邓幺姑三个人物，一个是一个，个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劼人绝不先入为主地用某一种理论或观念去框范自己和自己的描写对象，而是从真实的人生体验出发，在最本真的人性层面上真诚地、细致入微地刻画自己的描写对象。因此，他笔下的罗歪嘴、顾天成、邓幺姑都是鲜活的、独特的个体，而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的化身，也不是某种类型、某种观念的代号。李劼人所服从的，是生活自身的逻辑。这一点，我们不难在邓幺姑和罗德生的身上找到例证。

罗歪嘴身上鲜明的匪气、霸气与同样鲜明的义气、豪气，以及他与邓幺姑之间的情爱，使习惯于简单化、表面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人们，很难判断他是流氓，还是英雄。其实，罗歪嘴就是这样一个罗歪嘴，不是流氓，也不是英雄。你在他身上能够找着的只是人的本性，一种善恶并存的本性。他反对洋人，不满教民，并不是爱国主义甚至也谈不上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更多的是一种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式的愚昧。因此，他没有去打三道堰，也不可能去打三道堰。作家倾尽心力去描写的主要人物邓幺姑，其实也与“反封建、争人权”等“五四”时代的口号无关。在她身上，李劼人关注的仍然是人性。通过创造邓幺姑这个人物，李劼人只是要努力表现人性、理解人性，并不准备判断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对错优劣。当她还是农家女子邓幺姑时，她是好虚荣的，她是追求个人幸福的。不得已嫁给蔡傻子之后，虽说没有达到上成都，哪怕是当妾做姨太太也要成为成都人的目的，但她己经感到了满足。如果不是大表哥罗德生闯进了她的生活，不是妓女刘三金从中撮合，邓幺姑终其一生也会心安理得地当她的掌柜娘子。她与罗德生之间的关系，是从偷情开始，而以罗德生的远走高飞告终的。他们之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爱。李劼人大胆直面邓幺姑的情欲和虚荣心，大胆直面她与罗德生的偷情，更大胆地直面邓幺姑与罗德生、蔡傻子的三人同床共欢。同时，他又没有忽略邓幺姑性格的刚烈、决断、聪慧、善良。在表现她跟罗德生情爱的同时，李劼人还以非凡的笔力，描写她对受伤后的蔡傻子的关切。她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清醒地嫁给顾天成，更与爱无关。那是她的一种十分现实的人生选择。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和复杂内心世界的女性，用简单的好人、坏人来对她下结论，同样是尴尬而徒劳的。

巴金当年这样评价李劼人“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过去的成都”，指的是过去的成都的风物人情——成都人的生存环境。你不能不承认李劼人是老成都风俗画的高手。开卷不久，他就把读者带到古老的川北大道，让你置身于尘土飞扬、驮马人车川流不息的嘈杂之中。当不大不小的天回镇扑进你的眼帘，他再将天回镇的风貌简练地从容道来。随着情节的推进，天回镇赶场的热闹、成都东大街灯市的拥挤等逐一展开，风土人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进作品的机体。而对古老的青羊宫的描摹，以及对老子诞辰之际人们赶青羊宫情景的再现，更为古老的成都留下了逼真传神的风俗史画面。成都的繁华、热闹、悠闲，则通过邓幺姑对成都生活的向往，和韩二奶奶津津有味的讲述，逐渐变得清晰、生动起来。《死水微澜》中的风俗人情画己不是单纯的、孤立的风俗人情画，它们都作为人物和情节的一部分，与整个作品血肉相连地融合在一起。

继《死水微澜》之后，李劼人又迅速推出了《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展开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刻画了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从清王朝的官员，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革命志士到一般知识分子、绅士、粮户、兵痞、教民、袍哥、市井平民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除邓幺姑、罗德生、顾天成等之外，黄太太、伍大嫂、蔡傻子、刘三金、钟幺嫂、郝香芸等，也给人留下了较深印象。后两部长篇继续保持了《死水微澜》的史诗性质和在风俗人情、世态百相的描写方面的独特韵味。但是，由于生活的积累不足以支撑宏伟的创作意图，加上铺排上较为琐屑沉闷，它们在艺术上显得弱于《死水微澜》。

20世纪40年代，李劫人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天魔舞》，通过上层社会人物陈登石、陈莉华，下层社会人物白知时和唐素贞两对恋人的人生经历，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现实生活进行了倾向性鲜明的描写。这部长篇与另一个表现新旧政权更替时的四川乡镇社会生活的短篇《天要亮了》联系起来读，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李劼人对于那一段历史的整体性艺术把握的意图。

03

由于种种原因，李劼人的短篇小说至今没有引起文学史家们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他的短篇小说是颇具特色的。

早在1912年，李劫人就开始创作白话小说。据考证，那一年李劼人发表的《游园会》(己佚)是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界，人们公认鲁迅创作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忽略了李劼人的另一篇白话小说《儿时影》，它发表于1915年。而且“五四”运动之前，李劼人就写过五篇白话短篇小说。以《强盗真让》《盗志》《做人难》等为代表的李劼人早期短篇小说，其矛头直指当时的军阀和官僚、政客。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境况满怀热情又满怀忧虑的李劼人，面对军阀混战、官吏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状，采取了一种主动干预、猛烈抨击、愤怒揭露的挑战姿态，在《强盗真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匪原是一家，旧军阀的军队才是真正的强盗。

李劼人的多数短篇小说，发表在从法国回来后的两三年间。这十几个短篇，仍然一如既往地主动干预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并且将笔墨集中在对军阀的凶残、愚昧的鞭挞方面。1916年到1928年的中国和四川社会，是一个军阀社会。在黩武主义和封建思想支配下，各地军阀以“乱世英雄”的姿态崛起于四方，他们分别掌握着一支军队，控制或者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原则独立行事。军阀的四起和纷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灾难。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把军阀和他们的军队看作瘟神、邪恶。这些人破坏成性、冷酷无情，与强盗、土匪没什么两样。当分属于直、皖、奉三个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军阀派系相互间展开一次又一次武装冲突的时候，四川正处于许多军阀势力并存的分裂状态。这些大大小小的四川军阀，为扩大势力、争夺地盘，不择手段地向广大老百姓榨取租税、搜刮钱财、拉夫抓丁。军阀横行改变着四川社会的风气，更改变着四川人的命运。李劼人的《失运以后的兵》《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等篇什，都触及到军阀时代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为我们认识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提供了一份鲜活的人生插页。

李劼人的小说中，有一部分属于纪实性小说。如短篇小说《儿时影》就是关于自己小时候的回忆。它颇为生动地记述了私塾学堂的生活，儿童的天真烂漫与老师的迂腐专横，恰好形成一种反差极大的对比。《湖中旧画》与《编辑室的风波》则分别描写了他自己少年时代从江西护送父亲灵枢回四川时的遭遇和他自己在成都办报纸时的经历。其中，《湖中旧画》记述、描写生动流畅，结构、语言完整凝练，且富于画面感，反映了李劼人短篇小说的创作功力。另一部比较重要的纪实性作品，就是他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同情》。李劼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生活相当艰苦。那是1921年的春天，正在巴黎编辑《华工周刊》的青年李劼人突患急性肠炎、腹膜炎和膀胱炎，病情危重，必须住院治疗。但一个穷留学生，哪里住得起巴黎昂贵的医院呢？在中国同学和法国朋友的帮助下，李劼人终于住进一家市立贫民医院，免费得到治疗。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他终于康复出院。这两个多月里，李劼人处处感到普通法国人的善良、友爱和同情心，与国内的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相比，他感到格外温暖。出院之后，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情，写下了这篇日记体的中篇小说《同情》。小说仿佛一束洁净的百合花，它轻轻地诉说着一个对同情充满感激之情的心灵，轻轻地诉说着两个远隔万里的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感应的心灵。花香沁人心脾，同情感人肺腑。怪不得李劼人的中学同学、朋友王光祈当年在德国波恩读到《少年中国》上刊登的《同情》后深深为之感动，表示“至恨不得入法国病院疗养。在吾国冷酷的社会，此书真天上的乐石也”。

从总体上看，李劼人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人称“辛亥三部曲”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在这位曾留学法国4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家的作品里，你可以感觉到法国近现代小说家对外省风俗的关注对他的影响，你可以领会到他对法国近现代小说家惯用的“大河”体式的呼应，你还可以发现法国近现代小说家对生活细节的实证式观察、表现在这位中国现代小说家身上变化了的投影。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四川城乡近现代社会和四川人生存状况的深入观察了解和积累之上的，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之上的。

早在1937年，当时还在日本的郭沫若，兴奋地读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立即写出题为《中国左拉之待望》的文章，热情称赞这几部小说是“小说的近代史”或“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并以左拉比喻李劼人。后来，文学史家曹聚仁竭力推崇李劼人，他认为“当代还没有比他更成功的作家”。另一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则认为李劼人有“直迫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魄”。“辛亥三部曲”诞生以来，李劼人在日本、法国、南斯拉夫等国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李劼人的一生和他的将近600万字的著译作品，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和越来越公允的评价。作为一位小说家、法国文学翻译家、报刊编辑、教育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李劼人的名字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大河奔流，涛声不已。斯人长逝，作品永生。

本文首刊于《当代文坛》，2011年12月

作者介绍：

廖全京:现任四川省文联党组成员、省文联委员、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四川省第三届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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