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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感受历史

——建党80周年之际的文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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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什么,它能做什么, 读者对文学可以抱有何种期待——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当今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这自是不必回避的事实,其实这也是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日渐提高的表现。环顾四周,了解一下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受众的众多读者的心态,可以看到一副极不相称的局面。大众对振兴中华寄予最热切的关注,付出最大限度的投入 ,为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欢呼雀跃,同时,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黑恶势力猖獗、黄赌毒泛滥等负面现象,深恶痛绝。文化市场极力向他们推销的,却几乎是泛滥成灾的大量把肉麻当有趣的搞笑，空话连篇的调侃，胡编乱造的戏说历史剧，浅薄得连初中女生的眼泪都骗不出来的艳情戏,用口水写成的电视连续剧,用皮肤、用肉体写成的小说……当然,作为个人行为,作家或者说任何能提笔写作的人,都有权用他自己所喜欢的形式,写他所乐意写的东西,只要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这些东西自然也可以进入文化市场。但是,中华民族这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在经历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在中华崛起这个事关千秋万代的亿万人的伟大实践中,留给后人的,贡献给世界文化的,难道就只是这么一些让人脸红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反思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不能不使人陷入一些不能回避的思考。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01年，建党80年间,我们经历了民族历史上最为残酷悲壮的生死斗争 ,走过了最为曲折盘旋的坎坷之途 ,历经了战胜强大的敌人、战胜自己的严重错误的复杂万分的战斗。在这个漫漫长途中，为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的生存、解放、自由与发展，中国文学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流泪、流汗、流血的工作。80载现实经历己经凝固成为历史 ,并正在向新的世纪延续。历史是有血有肉的，并总是充满了矛盾的，有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回顾这段文学与党风雨与共的历程，对于我们了解作为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个性，捉摸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脉动，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文学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创造活动，有它自己的独特规律，当然不可以同政党活动或经济活动等同起来。任何精神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总是对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的感受、情感、欲求、想象的表现。离开了对特定时空座标上人的物质与精神生存状态的理解，就难于把握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学运行的真实，也就难于从中寻求文学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所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新中国的建立……这一切，都给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意义重大的影响，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样，这一切也给中国新文学灌输了鲜活刚劲的新血液，使她沿着五四运动开拓的道路，伴随着历史的步履，迈上了新的高峰。“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人实际遭遇到的生存环境中，一直担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任。在启蒙中激励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心智，共同为中华民族凤凰涅 似的新生而拼搏；在救亡中用文学的特殊力量，维护人性的尊严，张扬真善美的力量，努力提升着人性的品位。20世纪30 年代的“左翼”文学，40 年代的抗战文学，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用自己的灵魂感受着历史的沉重，充满了对现实的思想张力与超越意识，对现实的深沉忧患和绝决的批判，洋溢着启蒙精神与人文关怀。
    前不久，王朔曾经尖刻地表达了对鲁迅的鄙薄，他认为一个大作家总得有几十部长篇小说在那儿“戳着”才行，而鲁迅却只出过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一些杂文集子，似乎这就很难同世界上其他大作家并肩而立。其实，这类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出现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客观地说，这类观点的存在，只是表明了此类论点的持有者正在运用一种抽象的架空的标准来界定总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存在与活动着的真实的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到建国前的几十年间，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作家是生存在、活动在极其紧张，也是极其艰巨的战斗状态中的。广大读者群，主要是广大知识界对中国的现状、对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关怀，对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忧虑，对中国未来的种种设想——向文学提出了数不清的重大要求，期待着文学作品的启迪。鲁迅也曾经有过写作长篇小说的考虑，但是，由于条件的制约，更由于现实斗争的迫切需求，他不得不拿出全部的精力，写作那些充满思想张力与忧患意识的杂文。正是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以同鸿篇巨著相匹敌的短篇作品，以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以艺术创造的独特形式，展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启蒙精神与人文关怀，用艺术创造参与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作家们是清醒的。抗日战争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言》就明确地揭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文学艺术毫无疑问地应当“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 ,为正义而呐喊”。党所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也明确提出：“文艺家是民族的心灵，是民族的眼和民族的呼声，没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家不为自己民族的健康和繁荣而尽力”。作家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他们的文艺观念、创作心态和文学活动方式，都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以“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为”题的座谈会上，夏衍表示：“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不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茅盾在评论骆宾基的短篇小说集《大上海的一日》时，根据他和骆宾基的交谈，如此地描绘了骆宾基创作时的处境与心态：“我知道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成的；终日奔波乃至夜间也要出发几次 ,嗅到的是血腥和火药气 ,看的是断肢破腹的尸体,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抓到了任何纸笔 ,他就写——他是用他的心血来写，为控告敌人的残暴而写”。郁达夫在谈到《战时的小说》时，也感慨系之地说：“在战时，行动高于一切，步骤要快，时间要速，而效果要大。所以非但作者没有推敲的闲暇，就是读者也决没有焚香静坐，细读一部平面大小说的闲暇”。这自然并不是理想的创作环境，它本身也可能潜藏着不利于文学创作自由舒展地发展的因素，可是，这就是中国文学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是中国作家当时真实的写作处境与写作心态。中国人的良心与正义感，中国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甚至就是他们亲身的遭遇，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地写作，不得不“ 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受惠者，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没有权利鄙视前人为此所作的一切。
    由此，可以理解，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地位。可以说，这部讲话并非仅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应当说，是对“五四”以来，迄至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共同拥有的文艺观念的概括，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运动经验的理论升华。正因为如此，这部讲话才可能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压凌辱，别人强加给我们的长时期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文学不得不勇敢地挑起历史放在她肩上的重担，用流血的心承担起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这不是中国文学的缺陷，而是不由选择的现实处境赋予中国文学的特殊使命。这是对文学良心的挑战，这是对文学家良知的挑战。面对着这样严峻的挑战，中国文学没有后退的余地，而是勇敢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之中，用自己的灵魂承担历史给予的重负。这场严峻的考验，也给中国文学培育出一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同步前进的阳刚大气。即使时至今日，中国人民仍然在为国家的富强，为生活质量的提升，为个性的更加全面的发展，为人性的升华，为不再遭受丧权辱国的痛苦与屈辱而流血流汗，奋力拼搏。毫无疑问，作家、艺术家应当用灵魂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无权把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都看成与己无关的事，骄傲地昂起尊贵的头，不负责任地嘲讽一切，居高临下地指斥一切。
    当然，战争时期的特殊处境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学观念、特殊写作方式，在建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应当得到调整，文学创作应当随着经济建设的进、社会的安定与进步，随着人民对艺术美的更高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获得更多的发展可能与更加开阔的创造空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极“左”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对客观情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相应采取的错误政策，事情却发生了逆向的转化。这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给党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给文学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它所涵含的丰富教训值得我们现在和今后都要永远铭记在心。但是，事情的复杂性质往往不为当今年轻一代所了解。在他们看来，那是所有人都陷入狂热痴迷状态的时代，或者是一小部分被极“左”思潮弄得高热不止的人对另一些人的疯狂迫害。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如果这样来看待那段史实，恰好可能忽略了蕴藏其中的丰富内涵。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我们党内，在文学界内，都始终存在着反对极“左”思潮，企图纠正错误做法，力争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思潮与活动。两种思潮的抗争、消长，并不是阵线分明的对垒。除了如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外，绝大多数党的文艺工作者、领导者，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在极度的困惑中左冲右突，心灵受到极其痛苦的煎熬。作家们同人民群众一样，沉浸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巨大喜悦之中，都一样热切地向往着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经过全民族的拚命努力，“超英赶美”，尽快实现富民强国的百年梦想。他们对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毫不怀疑，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也同样能激发起他们炽热的感情。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却又往往呈现出另一种情形。他们陷入了深度的困惑，本着善意的意愿，也受到反右阴影的笼罩，他们努力去写出期望能鼓舞人的东西。党在文艺界的领导者们也同样长期在困惑中彷徨不已。出于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与理解，出于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责任心，他们自然期望在自己所负责的范围内能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希望能按艺术自身的规律办事，能不时有好作品问世。但是，绷得越来越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使他们的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对“犯错误”“出问题”的巨大恐惧，又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得不陷入“百花齐防”的窘境。我们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在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严重缺乏信任的年代，也曾有党的高级领导人敢于公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桂冠，并向知识分子鞠躬道歉，表示敬意，也曾经有党的高级领导敢于提出对文艺最好实行“无为而治”，不要管得过严过细；更曾经有不少作家艺术家用当时可能采用的方式，表达过对极“左”思潮的抗争，力主让文学艺术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得到自由舒展的发展。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复杂的曲折的抗争，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艺术创作在1950—1956年和1961年—1964年间的两度活跃；才有了出现于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影响深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一批至今还活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的长篇小说与电影作品；也才有了所谓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等等主张。这些要求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呼声，不论是来自党的相当高层的领导者，还是来自文学艺术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自然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甚至是打击，但他们总是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痛苦地进行着为之献出青春甚至献出生命的斗争，曲曲折折地延续了17年之久——直到摧毁一切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来临。

我不嫌繁琐也不避粗略的叙述这段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争议的历史，只是想表明我的一个体会：80年来，中国文学确实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一道为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为建立新中国，献出自己的一切；也一道在建立现代化的中国与文学的道路上，长时期地摸索、徘徊，也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使自己也使年轻的共和国与中国的文学受到过深深的伤害。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中国文学也无愧于“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他们都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没有回避自己的过失。他们敢于直面这一切，敢于用灵魂承担起时代的发展、民族的命运所赋予自己的千钧重担。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抱怨没有实际的意义，叹息也不能挽回什么，只有珍重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经验教训。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赢得了中国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伟大的业绩。中国的文学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青春活力，迅速培育出一大批新的作家艺术家，不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整个文学艺术界洋溢着勃勃生机，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达到了“五四”以来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历史重任，中国文学也正在转型期特有的思想观念的震荡中，辛苦地寻觅着建设足可以赢得最广大读者，也赢得世界，赢得现在，也赢得未来的道路。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宽松的人文环境，给文学艺术的创造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和多种多样的可能。今天没有了战争时期那样的艰难危险，但是，今天也有着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利益驱动代替了理想追求，政治狂热早已成为今人无法理解的历史，金钱追逐成了理所当然的行为动机。于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们看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看到了使人困惑、使人悲哀，甚至使人扼腕长叹、愤激难抑的现象。而在数量惊人的文字读物中，使人反胃、使人厌恶的东西却与日俱增。用口水写作，用皮肤写作，用身体写作，几乎成为时尚。写作态度严肃的格调高雅的文学作品反而受到冷落，甚至被排斥到文化市场边缘的位置。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坚持80年来与党、与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一道在苦难中成长的文学，回顾往昔，面对刚到来的新世纪，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又一次把沉重的担子放在了我们的肩头。文学要凭借最新最美的艺术创造，最大限度地振奋起中国文学固有的阳刚大气，关注社会的人文生态，张扬民族的人文精神。
    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在灾难深重的20世纪还是在充满希望的21 世纪，作为人类精神创造产品的文学都应当为维护人类自身的美感、尊严和精神价值，为赋予人生以意义而尽自己的力量。这也就是中国作家的责任、使命以及精神情怀的真正底蕴。回顾8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文学所走过的曲折而特别艰险的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目前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创作条件并非尽如人意，尽管市场经济(包括文化市场)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臻于完善，尽管读者的文化素质与审美需求还有待在较长时间里才可能得到较大的提升，尽管搅动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不时还在散发着蛊惑人心的气氛……但是，不论如何，一个伟大民族在苦难中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任何一个时期变动不居的生活潮流都不可能涵盖全部历史，也不足以泯灭作为人类整体对精神升华的天然向往。这种崛起显然需要对卑劣现实现象的精神抗争，也需要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将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长点。
    在这个我们有幸遇到的新世纪里，我们的文学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本文首刊于《当代文坛》,2001年第4期

作者介绍：

吴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