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梁启超（1873—1929）在晚岁十余年间，集中发表了有关古典诗学的系列见解，提出了以“情感中心说”为主体的诗学理论。这是继“诗界革命”之后，梁氏系统发表文学见解的第二个高峰期。“诗界革命”时期，梁启超以文学为民智启蒙之工具；“情感中心说”时期，梁氏则申明文学、学术的独立本位以及“趣味主义”立场。两个时期，遥相映照，勾勒出了梁启超“从外在的政治运动，向内在的‘生命意趣’的挖掘，是梁启超晚年思想的一大转变，是由‘觉世’向‘传世’、‘政治’向‘学术’的策略性位移”[1]。这一“位移”，在外向层面与新文化运动主力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激进理念保持了间距；在内向层面则秉持着“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姿态，主动走出“诗界革命”，走向理性温和的学术史观。

　　梁启超走出“诗界革命”的历程，萌蘗于1915年的“思改其度”，因1918年的卧病和欧游，催化了思想转关，继而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在这一演进的路径中，1918年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年份。这一年，新文化运动的分支“新诗运动”方兴未艾[2]；梁启超卧病弥月，疏远文坛，具有了独立身份、自由思考的观照视野。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交相作用中，梁启超在病中选择了精研白居易《白香山诗集》（下文简称“《白集》”）并详加批点，这一事件本身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可看作是其走出“诗界革命”动态历程的一个脚印。

　　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首度问世[3]，披露了梁启超、梁启勋手迹以及梁家旧藏的多种古籍，其中包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著作手稿，也含有梁启超评点、梁启勋过录的《白集》等集部善本。梁启超的《白集》批点，迄今未得到整理刊布，学界研究也从未涉及，颇有探研之必要。

　　梁启勋过录梁启超批点，所用的《白集》为康熙间汪立名一隅草堂刻本，这是清代著名的白诗善本。本文所论即据梁启勋过录之此本。该书于2012年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秋拍“‘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拍出（图录号：1185），现归私人藏家。梁启超《白集》批点完成于1918年（戊午年）秋日病中，卷首有梁启勋题识曰：

可知梁启超批点《白集》完成于1918年9月27日（八月廿三）。在传世唐人集中，《白集》部头最大，这对卧病在榻的梁启超来说，无疑需要以持久的耐力和兴趣去完成通读和批点。在梁启超批点《白集》的时候，白居易的文献整理和基础研究尚显薄弱，他于是遵循传统的读书门径，从基本的句读和校勘入手。比如，白居易《早春闻提壶鸟因题邻家》“进士粗豪寻静尽”一句，梁批认为“‘静’当作‘净’”。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亦说：“静尽，同净尽，消失尽。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4]可见梁启超尽管在校勘时未言理据，但所下断语当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梁启超的《白集》批点，继承了传统士人知人论世的学风，很注重挖掘白诗的缘起、本事和历史背景，这与他人生后期“历史传记法的文学批评”[5]理路具有一贯性。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于“论笑杓胡硉，谈怜巩嗫嚅”等句有自注，梁批曰：“全用本事，故特佳。”直白表达了对唐诗用本事的欣赏。白氏《思旧》诗有“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诸句，梁启超先是对“退之”是否是韩愈这一历代聚讼的问题发表看法，认为“此退之非韩公”，继而进一步批道：“可见当时士大夫沉溺丹诀者实多。”《戒药》诗后梁批又曰：“当时自帝王至士大夫，服食若狂，故公慨乎言之。”遥遥呼应了《思旧》诗的批点。白居易处在牛、李二党以意气互相排击的时代，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研究，白居易在两党之间“以消极被容”[6]，超然祸患之外，但他对当时的党争、宦祸密切关注，在诗中多有隐喻与感叹。即以“训、注、涯、餗之祸”而言，白居易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梁氏于“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二句批道：

在整部《白集》批点中，这是相对较长的一则批注，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探求白诗本事、主旨的努力。此外，白居易《感兴二首》《咏史》等诗，梁批皆指出诗作缘起与李训、郑注事件有关。至于对白居易党争诗的详细批点，是否也寄寓着梁启超对自己亲历的晚清党争的反思，则属于另一问题，本文不再展开。

　　梁启超在进行《白集》批点时，很注重引《白氏文集》以证白诗，此即乾嘉学术所谓“本证”之法。白居易有《洛阳有愚叟》，结以“抱琴荣启乐，荷锸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八句，梁启超批点时着重指出：“末段，公所自为《醉吟先生传》称引之，盖得意之句。”本证之外，梁氏也重参证，与白诗关系密切的元稹诗、刘禹锡诗皆在比读范围之内。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梁批曰：“微之原唱本事当为《会真记》，今元集不载，殆讳之。”对于元稹集中缺失原唱《梦游春诗》，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梁启超的《白集》批点，继承了传统诗评重视感发体悟的批评模式，以德润身者，如《送考功崔郎中赴阙》有“青云上了无多路，却要徐驱稳着鞭”之规劝，梁批曰：“仁者赠人以言，君子爱人以德。”《和微之诗二十三首》诗序有“发矢中的，兼听弦声”之语，以比元、白二人之默契，梁批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引以为戒者，比较典型的是白居易《立碑》一诗，讽喻“千言直万赀”的谀墓者，梁批曰：“昌黎读此恐当颡泚。”直指韩愈的谀墓之失。梁启超往往能从白诗中发现直指当下的伦理体验，进而用自己的体悟加以淬取，这其实是传统学问注重“为己”的典型体现。

　　由于梁启超批点《白集》时撄疾卧床，所以他对白居易与疾病有关的诗作更加留心，比如白居易《病中诗并序》“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梁批曰：“养心治病法之真谛。”《池上早夏》，梁批曰：“病中冷落气象。”又对白氏“闲适·古调诗”，梁氏总批曰：“此老有无入而不自得气象，《闲适》诸篇，读之可以愈幽忧之疾。”如果进一步从文本细读视角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梁氏批点有时能透露出他与白居易在相同的卧病境遇中的“心知其意”，进而“惺惺相惜”。

　　综观梁启超的《白集》批点，可以注意到传统评点诗学与梁氏个人体验的多维融合。面对社会变局和自己的思想转关，梁启超有着儒家精神的退路，也发现了古典诗文的静养地。值得特别揭橥的是，梁批始终埋着一条伏线，即在学理层面反思、回应早期“诗界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同时，更从传统诗学中探寻走出“诗界革命”窠臼的路径，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要集中探讨的关键问题。

　　梁启超自述其批点《白集》，是由于养病期间医生不允许“著书、饮酒”[7]，也不让多读耗费精力的名理之书，于是只能“随手检此”，批读白诗。要估量梁启超1918年《白集》批点的学术史意义，需要将这份文献纳入梁启超个人的学术谱系之中，进而理解其看似不经意的“随手检此”行为背后的某种必然性理路。

　　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1911年辛亥革命，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理念已经失去了可以依托的生发背景和现实针对性。其实，早在20世纪起首，梁启超便已经绝口不提“诗界革命”，后来又拜同光诗派代表人物赵熙为师[8]，“中年以后一意学宋人”（陈声聪评）[9]。1915年，梁启超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做政谈家，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对国民责任和社会建设的思考上。在梁启超看来，所谓“讲求人之所以为人”，即讲求梁氏语境中的“新文化”：一方面坚持中国文化之本位，一方面引入西方文明挖掘传统资源的现世价值。已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着意推重儒家道德，有意识地“观社会中心力之迁移，为国民谋树思想上之新基础”[10]，也是从1915年前后开始的。

　　三年后的1918年，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转关之年。前一年1917年，发生了“文学革命”；后一年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梁启超在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比较中定位了自身的文化取向。梁启超从1918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诗学理论之思考，其实是一直在回应和对话：回应于自己早年的“诗界革命”主张，对话于陈独秀、胡适等的“白话诗文运动”。1918年，也是梁启超人生的转折之年。在本年，他经历了身体上的病痛，“肋膜中积水”[11]，并且脱离政界，从启蒙思想家、政治改革家的身份转变为学者、教授。在病中批读《白集》时，他觉得“殊与病躯相适，诗兴渐发，或遂有所造也”[12]。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一书中，亦把1918年作为梁启超晚期文学思想的分界线，“1918年脱离政界以后，梁启超潜心学术研究，注目于文学的永久价值……以他对于诗歌的理解为基础，便形成了代表其后期文学思想的‘情感中心’说”[13]，认为1918—1929年是梁启超向传统文学观念的“复归”阶段[14]。从这个意义上看，梁启超于1918年批点《白集》，实际上是其后期“情感中心说”的嚆矢。

　　1918年卧病、病愈后欧游的梁启超，具有了“边缘状态”的思考模式，因远离了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中心，使得梁氏具备萨义德所论“流放者”心态，可以超脱于流派的藩篱来思考，“出入游移于不同的疆域、形式、家园及语言间”[15]，从而对文学的精义具有了独立的体验和见解。

　　梁启超自述夙有志于“治文学史”，尤其属意于诗歌史（或曰韵文史）[16]。从1918年开始，梁启超即有计划地围绕古代诗歌史进行专题研究，屈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辛弃疾等名家，都是梁启超重点关注的对象。综上而言，梁启超1918年在病中读《白集》，这一事件本身颇具象征意义。白居易人生前期所参与的“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文应该关注现实、反映时事，其精神内核与“诗界革命”有着神理相通之处。到了人生后期，白居易亲历人世荣悴，诗作有了重视艺术性的自觉追求。从宏观的人生轮廓来看，梁启超与白居易的思想与身世颇有近似之处。有意味的是，我们翻检梁氏的《白集》批点，即可发现他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着墨甚少，更多的关注点落在了白居易晚年更具艺术性的诗作上[17]。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批点视角的选取，一方面自然与生病期间恬淡养心有关；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寓示着梁启超此时的诗学思想在回应“诗界革命”的同时又走出“诗界革命”呢？

　　1915年以后，梁启超在加快走出“诗界革命”的步伐时，也在不断反思、回应“诗界革命”时期的学理言说，梁氏1918年《白集》批点为我们存留了诸多鲜活的文本例证。这类回应，既有意境、风格、气韵等内在韵味层面，也有说理、修辞等外在表达层面。

　　“意境”是梁启超诗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术语，早在“诗界革命”时期，梁启超便提出了“旧风格含新意境”之说，此学界所共知。梁氏在《白集》批点中，多次援用了“意境说”的诗论解析白诗。白居易入蜀诗多有造景佳篇，梁氏于《初入峡有感》眉批曰：“入蜀诗多奇恣凝炼，意随境新故耳。”在他看来，要达到“新意境”，就需要在新的“境”中去感知“意”的变化。又白氏《病中诗并序》，梁批曰：“此卷皆病中作，意境稍萧索。”可见在梁启超的语境中，意境在文本中的呈现，往往与创作主体的心境、遭际有很大关系。此外，从“意境说”的视角切入，梁启超常能拈出白诗的文心细微之处，如白氏《招东邻》：“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来夜话否？池畔欲秋凉。”梁批曰：“‘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同一意境。”至于白诗在艺术上不成功的作品，梁启超也会依托“意境说”加以解释，比如他认为白居易《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亦集中一长篇，然了无动人处”，根本原因便是“意境凡下故也”。

　　梁启超概括“中国最好的诗”有两途：“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18]展望“新诗家”，他也说：“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19]梁启超强调诗作描写“社会实相”，仍接续着“诗界革命”时期的“用世”向度，但他注意到走向极端之偏颇，故而将描写“自然之美”的诗作提到了“社会实相”诗作之前来谈，并且论“社会实相”的诗也悬起“境界”这一鹄的。

　　在“诗界革命”时期，梁启超对诗句的摹写与同构是颇为厌恶的，甚至斥为“鹦鹉名士”，认为：“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20]不过，在《白集》批点中，梁氏对这种似曾相识已经不再言“恨”。他用了很多的笔墨来考察白诗的“以古人之风格入之”问题[21]，将白诗置于诗歌史的源流中加以考评，路径更为理性，也更尊重旧体诗本有的典范传统。首先看梁启超论白诗之古风格，如《感镜》一首，梁批曰：“有古意。”《长相思》一首，梁批曰：“古乐府格调。”《杂兴三首·其一》“东风二月天，春雁正离离”等句，梁批谓：“气格出汉乐府。”再看梁氏论白诗之六朝遗绪，如白居易《续古诗十首》系模仿《古诗十九首》而作，梁批曰：“佳者可追建安七子。”《登乐游园望》一诗，梁批谓：“从阮公‘独坐空堂’一首脱胎。”《丘中有一士》，梁氏眉批曰：“形神皆肖陶。”《小阁闲坐》“但有巾挂壁，而无客叩关”“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诸句，梁批曰：“韵味纯是渊明。”《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梁批曰：“公所窃比者，陶韦也。”《古意》“脉脉复脉脉，美人千里隔。不见来几时，瑶草三四碧”，梁批曰：“绝似小谢。”《郡中春燕因赠诸客》，梁批曰：“甚似鲍明远。”而于《续古诗十首·其四》“雨露长纤草”复眉批曰：“语意比太冲更深一层。”批点大都依仿古代诗话的文本模式，对白诗风格进行了一番观澜索源式的探究。

　　对于白居易受唐人的影响，梁启超涉及不多。白居易《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梁批曰：“杜老怀抱。”又《西楼》后两联：“乡国此时阻，家书何处传？仍闻陈蔡戍，转战已三年。”梁批曰：“颇似杜。”言“似杜”，亦即表示白居易并非有意识地去学杜。由上可见，梁启超在《白集》批点中多次拈出白诗“似”前人的例证，并未进一步作价值判断。相较于“诗界革命”时期对摹拟的激烈反对，这已经是颇为温和且理性的态度了。

　　在“诗界革命”阶段，无论是诗歌还是韵文，梁启超都特别注重其音节、音律，他曾说：“窃意韵文最要紧的是音节，吾侪不知乐，虽不能为必可歌之诗，然总须努力使勉近于可歌。”[22]梁氏甚至断言：“我总以为音节是诗的第一要素。”[23]他所指的音节，主要在于“抑扬抗坠，上口琅然”。梁启超夫人李蕙仙逝世后，梁氏撰拟了一篇《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把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24]。这篇文章的文体特点，主要在于用韵语的形式作“情感之文”，可见梁启超在创作层面也贯注着理论的自觉意识。在《白集》批点中，梁氏一方面注意白氏表情诗句的音节问题，例如《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梁批曰：“一气蟠郁，词浅意深，音节又极铿锵之妙。”另一方面又关注白氏表情诗句的韵律问题，如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长诗，梁批认为其独得之处即是“押韵最工稳，有心手相忘之妙”。

　　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对旧体诗修辞颇为重视。在他看来，诗是一种美的技术，修辞倘能达到“含蓄”“词约义丰”“谢去雕凿”，便具有上乘佳作的底子，而白居易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梁启超在《白集》批点中采用了一个与“精严”近似的术语“研炼”。梁氏曾花过很大的工夫学诗，故而对旧体诗“词约义丰”标准的完成难度颇有体会。白居易《凶宅》有“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四句，梁批认为从义理上一读便觉其“浅”，但就表意的到位来说，四句“词意却多极研炼”。白氏《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崔中丞》长诗，梁批认为尽管是应酬无谓之作，但仍有优点，即“句特研炼”。梁氏这里皆强调了白诗浅易却表达到位、字句谐畅的特点。词意的研炼往往与篇章行布的“协调”联带一体，梁启超在批点中对白氏《游悟真寺》《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歌诗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进行了分段眉批，理顺其行布之法。其中，梁氏对《游悟真寺》评价尤高，认为“此篇当为公得意之作，布局用笔命句遣词，皆经研炼”。另如被梁启超评为《白集》代表作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梁氏眉批认为“章法谨严，字句研炼，气盛言宜，与《游悟真寺》诗同为集中梁础”。传统观念认为白诗求老妪能解，似乎并不在意打磨推敲，但梁启超却拈出“精严”“研炼”二词，提醒我们白诗的平易，其实是反复锤炼而得的艺术境界。

　　旧体诗论有一个传统，认为文辞如同金石，而诗心则好比炉锤，名篇佳什，看似天成，也离不开“句锻字炼”的工夫。《白集》批点中，梁启超在探讨白诗修辞之“研炼”时，往往能从白居易的“句锻字炼”工夫来呈现白诗形式的造诣。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梁批“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等句曰：“此等句法，不许人学。”《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一诗有“老岂无谈笑，贫犹有酒浆。随时求伴侣，逐日用风光”等句，梁批认为“用字亲切有味”。《和梦得洛中早春见赠七韵》首二句曰：“众皆赏春色，君独怜春意。”梁批曰：“‘意’字体会入微。”《南湖晚秋》有“湖中水芳老”之句，梁批曰：“‘老’字颖异。”《游宝称寺》“酒嫩倾金液”一句，梁批曰：“‘嫩’字新。”《题朗之槐亭》诗有“家酝唯残软半瓶”，梁批曰：“‘软半’，小半也，字甚新。”可以看出，梁启超论字句“研炼”，注重其在诗歌整体中贴切、新颖的文本呈现。综合而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中评元稹诗曰：“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实寓自况，梁批也认为“八字，公自道也”。在梁启超看来，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实际上更切合白诗在意境风格、诗歌形式、章法修辞等方面的特点。

　　梁启超论陶诗看重其“真”，而论白诗则看重其“易”，称为“本色”。通观《白集》批点，梁启超所属意的白诗，多在散淡、平易一路。在《游悟真寺》的批点中，有一条即讨论此问题。梁氏认为，白诗“无刻意精警语”，然“自是香山本色”。又于《山石榴寄元九》“拾遗初贬江陵去，去时正值青春暮”诸句后批道：“本色诗。”在梁启超看来，白诗是白居易性情的自然流露，虽浅易，犹见品格[26]。无论是论诗术语还是批评范式，都可以看到梁启超《白集》批点对“诗界革命”时期已经思虑纯熟的诗学理念的回响。

　　20世纪初，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曾下一著名论断：“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27]落实到诗学而言，“过渡时代”发生的“诗界革命”终归是不究竟的。一旦这个“短兵紧接、新陈换代”的过渡时代终结，也应当洞明时势，走出“诗界革命”。实际上，辛亥革命的鼎革之变，已经促使梁启超思考“过渡时代之后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学界很早就关注到了梁启超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思想轨迹，例如陆胤研究了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发现此刊在1912年后已经“透露出梁启超一派人所主办的诗文栏目由政治本位向文学本位的暗中偷换”[28]。值得留意的是，梁启超传统复古之转向，有着“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的积极姿态。就古典诗歌而言，他的关注点主要从文学内在本体出发，融会传统诗学与西方近代人文观念以建构现代诗学理论，不再像“诗界革命”时期那样强调诗歌的启蒙教化功能。同时，他又对古典诗学中的精微要素持有敬意与认同。总体而言，如果说从1918转关之年后，梁启超总的思想格局是“转入深沉”[29]的话，那么其诗学思想一个显著的趋向即是“转向内在”[30]。

　　梁启超曾在《陶渊明》中说：“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31]在《屈原研究》中，梁启超也直言讨论的重点是“屈原作品里头体现出他的人格”[32]。从人格、情感等本位因素研究古诗，内在地运用了西方文艺心理学的分析路径。梁启超论人格往往与个性、性情结合而谈，这与传统诗学之论品格、心术既有通约又有廓清，实际上“对于传统观念是一个大的超越”[33]。在批点《白集》时，梁启超一方面关注中唐政局对白居易思想、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白诗的文本细读，体会其性情示现，抉发其人格、个性特点。由个性、性情的体认，自然会推向其“情感中心”议题。

　　梁启超诗论中的“性情”“感触”“实感”等词，汇合起来，即指向了梁启超后期诗论的“情感”本位立场，并“用表情法分类以研究旧文学”[34]，对由情感所生发出的美感、意境特加关注。在1922年的《情圣杜甫》讲演中，梁启超提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的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35]这种有“情”有“意”的诗学观，实际是梁启超后期诗学的总论纲，也“体现了他向中国传统诗学的源头——‘诗言志’观的更为自觉的回归”[36]。在梁启超看来，“治《诗》者”宜“专从其抒写情感处注意而赏玩之，则《诗》之真价值乃见也”[37]。诗歌应当“陶写吾心”，杜甫等人的诗之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能把“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38]。

　　通过解读梁启超《白集》上的评语，可以发现，在以上诸说之前，梁启超在《白集》批点中已经开始发抒“情感中心”之旨。他评白居易《寄元九》“非徒改年貌，渐觉无心力。自念因念君，俱为老所逼”曰：“语淡而情至。”评《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落然颓檐下，一话夜达晨。床单食味薄，亦不嫌我贫”曰：“语淡而意真。”评《伤唐衢二首》曰：“愈简朴愈真挚。”评《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曰：“悲悯普度，情见乎词。”评《十年三月三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曰：“此篇以极质之语，写极深之情，不事构炼，乃尔卓绝。”评《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曰：“情真不嫌语俚。”皆就白诗写情达意而发。白居易人生中多次面临生离死别的人生大关节，故而诗句时有伤心落寞之语。当白居易远谪江州时，作《寄微之三首》，结句曰：“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梁批曰：“肫挚沉郁。”《路上寄银匙与阿龟》，梁批曰：“质极挚极。”以上诸处批点“语淡”“简朴”“质”“俚”等语，贯彻着梁启超对白居易“平易”诗风的把握。“平易”诗风的背后，则是他基于自己的“情感中心说”对白居易内在诗境的印证。

　　至于白诗用情不到之处，梁启超也会率尔点出，例如他认为白氏《哭微之二首》“不见精彩，颇负此题”。至《哭崔常侍晦叔》“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梁氏又批曰：“沉痛远过《哭微之》诸篇。”梁氏之所以对白居易《哭微之二首》如此失望，有一个隐含的参照对象即元稹的《遣悲怀》三首，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曰：“在极局促的格律底下，赤裸裸把一团真情捧出，恐怕连杜老也要让他出一头地哩。”[39]大抵是因为白氏《哭微之二首》诗句“妻孥朋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云云，并未见出真性情的流露。至于白居易和答之作《答谢家最小偏怜女》，梁氏则坦率地批点道：“元诗千古性情之作，不容和答，此诗可不作也。”

　　由“情感中心”，继可推衍出一系列复归文学内在本位的学理表达。梁启超后期诗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趣味”，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40]。梁启超《白集》批点对白居易蕴含趣味的闲适诗关注颇多，比如白氏《偶吟》“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梁批曰：“兴复不浅。”《酬裴令公赠马相戏》，梁批亦曰：“二老兴俱不浅。”《隐几》有“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诸句，梁批曰：“真有官止神行之乐。”梁启超以趣味论诗贯穿于其晚年，比如在批点《稼轩词》卷七《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时也说：“别调有趣。”[41]

　　梁启超诗学的内在转向，在思想本体上以儒家道德融会佛教哲学，如其自述：“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42]在文艺思想上，则呈现为摆落功利目的、重视儒家淑世精神，对文学的独立品格表而出之。梁启超认为《诗经》传达的是“极浓极温的情感……那情感的丰富和醇厚，真可以代表‘纯中华民族文学’的美点”[43]。基于这样的认识理路，他将“情感教育”与“诗教”传统牵线：“《诗经》的性质，温柔敦厚，乃是带有社会性，用以教人涵养性灵、调和情感的，所以称为‘诗教’。”[44]实际上，早在梁氏的《白集》批点中，即已多有从“诗教”精神着眼之例。白居易《岁暮》写洛阳城“何处炉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梁氏批道：“民胞物与气象，随处发现。”《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梁批曰“杜老怀抱”，盖指白居易此诗脱胎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另如白氏《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谓大裘“毕亦不独裹一身”，自己的愿景在于“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梁批曰“可见白傅志事”，正是有见于白居易的淑世情怀。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颇得杜甫“三吏”“三别”之精神，写神策军征采木材，而以闲笔出之：“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梁批曰“何减风人之作”，皆以诗教传统来衡鉴白诗。

　　白居易在编次小集初成后有句曰：“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梁氏批曰：“自负不浅。”“风情”和“正声”，恰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中达成情感与礼法的统一。基于对“诗教”精神之情感内核的欣赏，梁启超注重《诗经》以降雅颂体诗作的雅正格调、风雅传统，故而他对《白集》中一部分事关朝政典礼的诗作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他于白居易《贺雨》批道：“以颂为规，大雅之遗，允可弁冕全集。”于《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歌诗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批道：“典丽堂皇之作，集中不多，晚年尤罕。”于《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批道：“题极枯窘，诗极庄重有味，在集中别是一格。”白居易确实是有意继承《诗经》风雅传统的，这从他的《新乐府》诗序模仿毛诗小序便可窥见一斑[45]。前文曾经提到，梁启超对白居易《新乐府》并没有太大的批点兴致，他曾将杜甫与白居易二人的讽喻诗作过比较，认为杜甫《丽人行》不著一个字的批评，唯把现象写得真切，含蓄而不直露，但白居易《新乐府》则“把读者心中要说的话，作者先替他倾吐无余，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这类诗，比白香山《新乐府》高一筹，所争就在此”[46]。皆是注重其以“讽”为“谏”、温柔敦厚的艺术效果。他于《梦仙》“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句批道：“盖多所讽。”《题海图屏风》“突兀海底鳌”句批道：“殆讽用兵藩镇。”则效法毛诗小序，对白诗的本事背景有所揭示。另，于《舟行》批曰“此初谪时作也，绝无怨尤”，于《采地黄者》眉批“言之无罪，闻之足以戒”，则纯用“哀而不伤”“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等儒家《诗经》学术语来批点白诗。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很认可曾志忞的观点，认为传统诗歌的趋向是封闭的，“好为微妙幽深之语，务使妇孺皆不知”，而那种“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气者，鲜不可得”[47]。不过，由于后期梁启超思想的“转入深沉”，他在早年研习的基础上，用了很大工夫贯通儒释道之义理，且多有悟入。在批点《白集》时，梁氏格外看重白居易的“微妙幽深”之句，尤其关注其中浸润佛道思想的“见道”“名理”之语。白氏《游悟真寺诗》有“但爱清见底，欲寻不知源”诸句，梁批：“处处有见道语。”《感兴二首·其一》有“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之句，梁批：“自业自得之旨。”《郡中西园》有“鸥见人暂起”之句，梁批：“道心。”《咏所乐》写“兽乐在山谷，鱼乐在陂池。虫乐在深草，鸟乐在高枝”，梁批：“庄生逍遥之旨。”《画竹歌并引》“不笋而成由笔成”一句，梁批：“名理。”《感白莲花》写白莲“陈根与故叶，销化成泥尘。化者日已远，来者日复新”，梁批：“虽阐世谛，仍含玄理。”《自戏三绝句·心问身》一首，梁批：“虽戏论，实含妙谛。”《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有“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之句，梁批：“一齐放下。”《斋居偶作》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代表作，中有“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张床。卷缦看天色，移斋近日阳”诸句，梁批：“此殆近绝笔之作，身心得大解脱，满腔都是活泼泼地气象。”这皆是以名理之言批白诗名理之句。批点《白集》时，梁启超已届知天命之年，且卧病在榻，从诗中参悟名理，与他对自己身心安顿的紧迫感正相契合。

　　一般认为，白居易的佛老之学是比较浅易的薰习，梁启超不以为然。他在《白集》批点中很关注白居易的佛学造诣，于《读禅经》一首便指出其“所证极深”。于《戏赠礼经老僧》批道：“一喝直得三日耳聋。”《读道德经》有句“子孙委蜕是他人”，梁批以佛语辨名相曰：“此乃法身，非四大相也。”此类“实感”的把握，由形象贯通于义理，实际与中国传统的“比德”之说恰相印证。

　　梁启超晚年读杜甫、白居易，有一个隐含的诗学背景即是同光体的绵亘不衰。前期“诗界革命”有着同光体的诗学滋养，后期“情感中心”又与当时的同光体后学发生直接的诗学沟通。正如夏晓虹所指出的，“西方文化是‘诗界革命’之魂”，随着辛亥前后“新意境”与“新语句”的分离，梁氏诗学归向“古风格”，着力走出“诗界革命”，由挣脱传统重新走上复归传统的路子[48]。钱钟书《论复古》尝谓：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后期“情感中心说”的主张，一方面是对自己“诗界革命”言论的反刍和反省，另一方面也是与业已发生的“文学革命”的反传统态度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展开对话。在梁启超的语境中，情感具有超越性，仅将其理解为“文以载道”向“诗缘情”的“复归”并不足以涵括其“情感”边界。梁启超转向内在的“情感中心说”，是沟通儒家“诗言志”与文学审美的桥梁，是“现代中国文论‘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50]。梁启超从1915年开始走出“诗界革命”，复归看似保守的文学传统，自然是基于少年时期系统接受传统学术文化的亲切感，其实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革命”，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以复古为解放。”[51]梁启超尝试建立起传统诗学与西方人文本位的文艺理论沟通的桥梁，重视内在体认、个性审视与人文精神，这也表明了他对文学与诗歌“由外到内，由社会学到心理学、美学，由政治功利到艺术审美”一系列认识的再度转向[52]，实际也是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启示中，看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超前性”。正是在这一诗学理路中，梁启超病中选择批读《白集》，通过传统批点的形式重新去体认文学的“内在”独立性。

　　梁启超的《白集》批点，是梁启超前、后期诗学思想转关环节上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近现代诗学转型期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启蒙教化的角度来看，“西方启蒙思想重视理性的批判精神，而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重视教化引导”[53]。随着梁启超诗学思想的“转向内在”，他将文学提升到与国民性息息相关的地位，认为国民性因文学而“嗣绩”，而“传播”，而“发扬”，“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54]。这样的认识也促使他对未来文学大家的出现充满期待。梁启超《〈秋蟪吟馆诗钞〉序》曰：“大抵文学之事，必经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然后所积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间。而所谓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绝特，其性情之笃挚，其学力之深博，斯无论已。”[55]他在1920年完成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也说：“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56]梁启超所期待的，正是“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之后能有像杜甫、白居易一般的文学大家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