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责任编辑张颖，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2019年，美国文学理论界的三位学者阿曼达·安德森、芮塔·菲尔斯基与托莉·莫伊共同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人物：文学研究的三种探究》，这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人文研究“三人谈”或“三重奏”系列著作里的一种。在介绍集体写作动机的时候，她们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都对过去几十年统领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表示不满”[1]。由此，她们借助聚焦“人物”概念的新解读，提出对于文学理论发展轨迹的反思和对未来趋势的展望。“我们都好奇小说如何关联于日常生活，以及普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对小说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倾向于将小说作品视为产生深刻洞见的潜在来源，而非将它们当作毫不知情或者共谋合作的事例，从而需要以理论化的元语言进行纠正。”[2]在这个学术三人谈里，她们各自的论说体现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文学研究需要超越人物究竟是否具有真实性、读者如何与人物产生认同感之类的问题，彻底打破虚构与真实的界限，重点关注阅读的过程与能动性，讨论文学与伦理、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如果熟悉这三位学者近年来的一些著述，就不会对该书对以往文学理论发起批评感到意外。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2008）中尖锐地指出历史和文化研究视角下文学阐释的弊端，重新解释“为什么阅读”，从不同层面讨论阅读的过程与效果。文学通常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只能通过阅读文本的人的介入产生影响”[3]。之后，她在《批评的局限》（2015）中进一步反思怀疑阐释的不足，提出“后批评阅读”（postcritical reading）概念，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在审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能动性。莫伊借助对维特根斯坦、 J. L. 奥斯汀和斯坦利·卡维尔的日常语言哲学的重新阐释，结合对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思考，提出阅读是一个“认可的实践”（practice of acknowledgement）。她认为，以往的文学批评过于依赖怀疑阐释，进而反对仅仅将文本视为客观对象，提出要把文本看作行动、表达与干预。与菲尔斯基一样，她也在书中专门讨论了“文学之用”[4]。她认为，小说“不是在说教，没有告诉我们思考什么，而是训练我们养成新的心理习惯，从而最终帮助我们发展优秀的性格品行”[5]。在她看来，文学的价值在于教会读者发现新的东西。在《心灵与理念：心理学之后的道德生活》（2018）中，安德森指出，传统的人文研究通常不考虑研究的实用性，并呼吁新的批评范式对大众文化的形成承担责任：“人文学一方面关注论证和批评思维，另一方面培养人的想象力，与不同处境的他人发生共鸣，从而有助于世界公民更好地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6]显然，这里说的“人文学”也与文学批评密切相关。

　　安德森、菲尔斯基与莫伊都认为文学阅读和批评的方法应该是多元的，承认文化和历史阐释的传统范式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认为在现阶段需要对它们有所反思和批评，进一步挖掘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从当下性的角度探讨文学之用。这些文学理论上的共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范式转向，即重视文学的操演性，将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文化干预的行动力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行动力、生成性、能动性与积极作用。这一转变既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的动因，也与跨学科的交叉影响和密切互动相关。在对这个批评范式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交代“操演性”概念的旅行轨迹，以及它是如何进入当前文学批评话题体系的。

　　“操演性”译自“performativity”[7]。在西方学界，这个概念首先与语言学的理论革新有关，尤其是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和施行性话语的讨论。有关语言的施行性，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在《哲学研究》（1953）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作语言与行动相互交织的整体。“我也将把由语言和它编织的行动所构成的整体称作为‘语言游戏’。”[8]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1962）中，将施行性话语与陈述性话语加以区分，强调指出言说可以产生改变现实的力量。“说一句话（当然是在适当的情形下）并不是描述我在做我说这句话时应做的事情，也不是要陈述我正在做；说就是做。”[9]奥斯汀认为，这种对言语行为的区分仅适用于日常语言，不包括文学、戏剧等虚构作品。这招致德里达的强烈批评，后者在《签名、事件、语境》（1972）与《有限公司》（1977）中发明“可重复性”（iterability）和“可引用性”（citationality）的概念，指出文学的话语也是对于可重复话语的重复，因而可重复性是一个语言的总体特性，从而指出奥斯汀的二分法明显是教条主义的[10]。在德里达看来，文学和戏剧中虚构性的语言同日常语言一样具有施行性，也可以对现实产生转变性的作用。

奥斯汀

　　从维特根斯坦到德里达的言语行为理论，构成“操演性”概念的最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另一个支撑的理论体系来自表演研究。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对于仪式表演在社群建构中的作用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尤其关注那些参与者如何在表演过程中因为阈限经历而产生认识上的转变[11]。欧文·戈夫曼从社会学角度讨论表演在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性，这是他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他说：“日常的社会交往类似一个戏剧场面，是由戏剧性的夸张动作、回应动作与终结性答复之间的互动构成。”[12]这些日常生活的互动和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学层面上操演性的内核。当代戏剧理论也是反对阐释的，后现代剧场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文学边缘化，而更强调戏剧的偶发、即兴表演、观演互动、表演者与观众同时在场、戏剧的文化介入等。罗伯特·威尔逊1973年导演的《约瑟夫·斯大林生活的时代》演出了12小时，他的很多其他作品也很长，玛利亚·谢弗索娃认为“其暗含对于消费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为了大规模生产从而加快速度与缩短时间这一现象的批判”[13]。在欧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运动中，戏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对于80年代以后欧洲当代剧场的主流，艾丽卡·费舍尔-李希特用“操演性美学”来概括，她先后有两部著作探讨这个理论[14]。雷曼提出“后戏剧剧场”理论，其要义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我们在此谈论的操演性”[15]。在当代西方戏剧研究中，“操演性”概念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互动、生成性、创造力与干预。

Jacques Derrida, Limited Inc, trans. Samuel Weber and Jeffrey Mehlma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7

　　“言语行为”“可重复性”与“操演性”这些概念，在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建构中被重新整合和利用。在她的成名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中，巴特勒讨论了美国同性恋易装者的日常表演，同时借鉴人类学家艾斯特·牛顿对于女同性恋农场中性别社会角色扮演与分工的田野调查成果[16]，指出性别认同是通过对于性别规范的不断重复而建构起来的。“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稳定的身份，或者能导致各式各样行为的代理场所。性别更应该被看作在时间中缓慢构成的身份，是通过一系列风格化的、重复的行为于外在空间里生成的。”[17]当然，这种性别身份的建构不仅是行动层面的，也是话语层面的，而且最终主要在话语重复和更新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和稳固。“如果社会性别的内在真实是一种虚构，如果真实的社会性别是在身体的表面上建制、铭刻的一种幻想，那么似乎就没有所谓真的或假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只是某种原初的、稳定的身份话语所生产的事实结果。”[18]性别操演类似奥斯汀的施行性言语行为，在实施的过程中建构了指涉的性别身份。这也符合德里达关于可引用性的言语行为理论，性别操演性的核心乃是对于性别规范的重复“引用”。巴特勒同时指出，性别操演在重复过程中并不总是能完全实现所期待的效果，而是在对规范的重新意指中不断产生偏差，甚至发生“裂变”，这种颠覆性突变是巴特勒酷儿理论的重要意旨。巴特勒对于操演性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真正使得‘操演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流行话语’”[19]。操演性理论也在文学研究界引起越来越多关注，比如《文学的操演性》一书的出版[20]。

　　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操演性是后现代知识生产的显著特点，知识不是用来描述、而是用于做的，而且是卓有成效地做[21]。把“操演性”概念引入文学批评，目的是给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范式增加阅读和批评的新维度。将文本性与操演性相对照和结合，有助于揭示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和文学意义生产的多元性[22]。作为一个反表征的文学概念，“操演性”一方面有助于挖掘一些被忽视的文学特征和属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观察、解读和批评的新视角。具体说来主要包括：文学不仅指具有文学性的文本，也应该被看作行动和表达；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和揭示一个时代的现象和特征，而且还在于阅读的生成性，以及它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改变；文学在给我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能够渗透到当下的公共空间，在见证历史、改变现实和面对挑战上发挥作用。当然，以上三个方面彼此联系、交叠、互为补充，不能截然分开。

　　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1978）一书中提出东方是欧洲的一种话语建构，他说：“在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中，东方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作品主题、一组引用、一堆特征，它们似乎来源于一句引语、一个文本片段，或一段从他人有关东方的著作摘取的引文，或曾经的某种想象，或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23]西方通过在话语体系（包括文学）中将东方塑造成野蛮、贫穷和落后的他者，来捍卫西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维护其凌驾于东方的霸权。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萨义德进一步指出，文学叙事在西方帝国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他引用大量文学的例子来解释西方文化霸权心态的形成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小说“在帝国主义的态度、征询和经验的形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4]。他认为，文学的叙事不只是殖民者用来想象和言说殖民对象的，也直接影响了被殖民者建构自我身份和历史。“帝国主义的主要战争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这片土地，谁有权力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决定。”[25]这里的“叙事”包括文学叙事，被赋予了行动的力量。对于文学在殖民主义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萨义德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的行为和用途有很大启发。

　　施行性话语被德里达等人引入文学研究后，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其并未重复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理论入门：牛津通识读本》（1997/2011）中，乔纳森·卡勒重视文学作品中施行性话语的作用。他说：“文学具有施行力量的观念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辩护：文学不是无足轻重的虚构，而在语言改变世界、生成它们所指称对象的行动中，文学发挥独特作用。”[26]借鉴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理论，他提出，文学作品的写作策略往往是通过文学规范的重复，包含一些改变，借以影响读者。“如果说产生了一部小说，那是说它以独特的形式发生了，这是因为它激发了热情，赋予这些形式以生命。在这个过程中，阅读与思考推动了小说传统的改变，这或许引起规范或者形式的调整，读者藉此去应对现实世界中的问题。”[27]这里，卡勒强调，读者不仅参与文学的意义建构，还从文学中获得知识和训练，从而更好地应对问题和挑战。

　　菲尔斯基在《文学的用途》（2008）一书中提出，当下文学解释的范式正在发生转移，文学研究的未来在于分析它的使用。“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考察它的用途，相当于开拓了一片可供探索的广阔领域，包含实践、期待、情感、希望、梦想以及阐释。”[28]她认为，从用途的角度研究文学必须着重从读者的阅读动机和行为出发，但是当下这方面的理论资源非常有限。“我们亟需对自我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提出更为丰富、深刻的阐释。”[29]展望21世纪的文学批评，她提出要从四个角度推进文学用途的研究，那就是辨识、着迷、知识和震撼。辨识强调读者如何被文本内容吸引，不断对照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进而产生一些认识上的改变。着迷指的是读者完全被文本内容迷住了，陶醉在文本的世界里忘却周围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知识指阅读可以丰富读者对于日常体验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解释与理解，文学既提供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提供负面的、失败的教训，阅读让人变得成熟，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古今中外与人情世故。最后，文学可以让读者震惊，产生越界、创伤、陌生化等方面的体验。菲尔斯基用“震撼”这个词，还强调它的突然性、激烈性和不可预见性，认为它是“对连续性与统一性造成猛然的断裂，因为时间定会随之被撕裂成‘先前’与‘往后’两种戏剧性时刻”[30]。与着迷所包含的愉悦不同，震撼指文本的叙事让人猝不及防，思想和情感受到极大冲击，不得不有所行动。

　　在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希利斯·米勒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米勒区分了文学行为性的四种形式：作者的写作、文学作品中叙事者的讲述、人物的施事性话语以及读者的反馈（包括教学、批评和评论）[31]。他尤其重视阅读的行动性，除了读者反馈，还提出“文学可引导读者相信或者以新的方式行动”[32]。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需要做很多决定，这不仅影响作品解读，也构成了作为读者的“你”。此外，米勒在《社区的毁灭：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2011）一书中深入讨论了小说如何能够起到见证历史真相的作用，他以奥地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的小说《命运无常》（1975）为例，阐述文学的“操演力量”[33]，认为它以言行事，比历史更能见证奥斯维辛的残酷，让读者在震撼之余产生认识和行动上的改变。

　　以上关于文学行动性相关理论著述的梳理，显示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不把文学看作一个客观对象，而是将它看作一种具有能动性的行动。阅读是一种可重复但不断产生差异性的操演。

　　对于如何阅读文学，桑塔格在《反对阐释》（1961）中指出：“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功能。我们必须学会更多地去看，更多地去听，更多地去感受。”[34]文学阐释的目的被解释成“表明它是如何成为这样的，甚至它原本就是这样，而不是表明它具有什么意义”[35]。她明确指出“我们需要爱艺术，而不只是阐释艺术”[36]。反对阐释不是不要阐释，而是说需要有不同的阐释，桑塔格意思是说，以往的阐释往往借助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主题思想的表达，限制了人们对于艺术的认知。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关于文学阅读的观念。在《阅读的操演》（2006）一书中，彼得·凯文提出文学的阅读不仅仅是阐释，而更应该是一种行动和体验：“它（阅读）是我们称之为行动或者活动的事件：它是由读者操演的动作。有关这个行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成为或者导致了一种‘体验’。”[37]

　　菲尔斯基在《批评的局限》（2015）中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提出了“后批评阅读”的概念，讨论了文学阅读的生成性，主要是它如何形塑读者和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影响。菲尔斯基的“后批评”不是反批评，而是为了表明批评可以有其他方式，现有的理论话语指导下的文学批评有局限性。她说：“无论文本揭示或隐藏其置身的社会情形，都不会穷尽其自身的内涵。相反，这事关究竟是什么引起读者的兴趣，会唤起怎样的情感、能促使视角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能创造怎样的纽带和联结。”[38]菲尔斯基挪用了桑塔格的一些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探索新的批评空间。

　　“后批评阅读”概念与以文化阐释为主的文学研究之间存在区别。对于那种将文学文本看作文化征候与历史再现的文学研究，菲尔斯基称之为“怀疑阅读”，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受到保罗·利科“怀疑诠释学”的启发。利科认为批评家的任务是“揭示潜在的真理，挖掘别人尚未发现、有悖于直觉、有贬损性的意义”[39]。菲尔斯基认为，这正好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现状：“怀疑式质询或者直截了当地谴责；在颐指气使、兼具压迫性的社会力量面前，强调自身岌岌可危的立场；声称从事某种激进学术与政治工作；将没有围绕批评开展的研究工作认定为缺乏批判性。”[40]在具体文学研究的实践中，“怀疑阅读”意味着开展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批评、历史分析和文化研究等等。在以怀疑阅读为主导的文学学科当中，一整套的批评话语体系得以建立并且不断丰富与巩固。批评以它丰厚的知识积淀、成熟的理论思辨和冷峻的批判性立场得到推崇。理想的文学批评家被赋予一系列性格特点：敢于质疑、求知欲强、富有情感、自负等等，这些被菲尔斯基称为“批评气质”[4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疑阅读”范式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为文学批评学者所熟知，也成为文学课堂上传授的内容，关乎文学学科的总体格局和传承。菲尔斯基认为，如果一种文学批评的范式成为学界默认的规则，就会有些令人惴惴不安。批评的高度规范化是否导致一种认识上的教条？批评的同质化是否遮蔽或者压制了其他有价值的观点与方法？是否限制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认识？最终，这种批评的局限能否成为文学理论重新出发的起点？

　　“后批评阅读”当然不是否定“怀疑阅读”的价值，而是要加入当下对于文学合法性的深层质疑与思考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从事文学批评？难道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用于批评吗？文学对于读者的审美感知能力的提升、政治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能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如何挖掘文学对于现实和时代的积极价值，而不仅仅关注它蕴含的负面文化表征？

　　菲尔斯基提出“后批评阅读”不是要排斥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性，而是要把它们与审美体验有机结合起来。“艺术作品难以避免地具备社会化、社交、连通、世俗、无所不在的特征。但与此并不矛盾的是，艺术作品也被感知为充满激情、非同凡响、高尚和独具特色。其独特性与社会性相互联系，而非相互对抗。”[42]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阅读应该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赋予文学以乐观、积极的基调。阅读不仅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且产生积极的效果，包括推动读者自身的转变。阅读被看作读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经历世俗却神秘的过程焕发出生机。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为语词注入活力，而语词也能激发读者”[43]。

　　菲尔斯基说，她对于文学阅读的认识受到了玛丽埃尔·梅斯《阅读的方式、存在的模式》一文的启发。正如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篇文章认为阅读与生活密不可分。用梅斯的话说，阅读“不是独立运行的活动，同生活之间没有竞争，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赋予我们的存在以形式、特色以及风格”[44]。在梅斯看来，阅读是有力量的，不只是一个静态的解读，而是一个有影响的发生、一个行为，“这种行为只有沉浸于书籍时才会发生，是注意力、感知力与体验的产物，代表精神、身体与情感在语言形式内产生的变化。更进一步说，当读者通过阐释而将阅读融汇于个人来为人生提供指导时，那么阅读这一行为便在同书籍的相处中，甚至在书籍的指引下发生了”[45]。菲尔斯基解释说，所谓“后批评阅读”就是“早就应当认可文本拥有共同行动者的地位：产生影响并促使新事物的发生”[46]。阅读把读者和文学作品绑在一起，让他们相互触摸、激发，重新塑造彼此。

　　菲尔斯基把文本称为一个“共同行动者”，是受到布鲁诺·拉图尔著作《重构社会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导引》（2005）的启发。行动者网络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保守与陈旧，认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把社会结构、社会语境等作为解释不同领域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从而提出由不同领域的要素、包括社会要素结合成的网络其实更加具有解释力。拉图尔解释说：“虽然社会学家将社会集合体视为先予之物，认为它们可以阐明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问题，但是其他学者、特别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学家们，认为社会集合体应当由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法律与管理学等所提供的具体关联之结来阐释。”[47]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用“社会集合体”的概念代替“社会”概念，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并置。更进一步说，行动者不只是要素，还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发挥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只描述事物存在的状态，而是研究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如何起到改变世界的效果。如此就不难理解，操演性为何成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原则。“对于研究社会的社会学家而言，秩序是规则……但是对于致力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学家而言，操演即规则。”[48]

　　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菲尔斯基提出文学是由文本、人（比如阅读者、编辑）、资本、机构等若干要素构成，它们相互依靠和互动。她说：“我坚持认为文学作品的命运与各式各样的中介相关：出版商、评论者、代理商、书店、消费科技（电子阅读器、亚马逊网站）、组织机构（例如女性与种族研究群体）、改编与翻译形式、书本里从字体到照片之类的物质材料，等等。”[49]这样看来，文学至少包含三个层次：文本（动态的生产、文本的物质形态）；文学的网络（读者、作者、出版商、批评家、书店、电子书、文学教育、研究机构等）；社会集合中的文学（文学仅仅是这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还可能包含政治、意识形态、生态、经济等等）。在这个文学的行动者网络中，阅读占据核心地位，其范畴被大大拓展。

　　尤为重要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学阅读对于社会文化的干预作用。在《比较与翻译：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2016）一文中，菲尔斯基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带领我们远离负面美学（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立冲突的话语或者后结构主义的颠覆表述），从而走向相关性的本体论，追踪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文学作品为何重要？因为它们创造或共同创造强有力且持久的、跨越空间与时间的联系。而我们的关注焦点在于这些联系的本质，即社会想象、情感纽带、借鉴与散播。”[50]它围绕文学构成不同集合，赋予文学不同的角色、意义、作用、审美、体验等等。它关涉语言的施行性，语言在阅读过程中生成一个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作品通过重复规范而成为自己，同时也挑战文学成规，不断通过创新来构成其独特性。“完成一部纯粹独创的作品，远不止扩大现存的规范，而是为文化体系的更新播种胚芽，引入外来的肌体，而我们无法依据现有的准则和实践对其进行解释。”[51]与此同时，文学的阅读对于读者的情感、认知、行动等带来影响。更进一步说，阅读将文学置于现实语境之下，参与当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区分了语内行为与语外行为。语内行为是关于言说所起到的作用，语外行为关注言说产生的效果。在剧场研究中，李希特运用“反馈圈”“阈限”等概念解释表演事件给观众以及演员自己带来的转变性影响[52]。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理论颠覆了性别中异性恋规范的压制力量，赋权于被他者化、妖魔化的边缘性别身份认同。同样，文学操演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文学在当下时代给个人和世界带来的变化，是以阅读产生的效果为导向的。“文学理论能做的是反思日常生活中文学的用途，而不是轻视它们：我们几乎从未真正理解这些用途是什么。”[53]西方文论的操演性转向发生在数字和媒体技术的时代，文学的式微甚至危机引发批评界的忧虑与反思，并试图从跨学科、跨媒介的角度重新给文学定位，重构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在这方面，约瑟夫·诺斯的《文学批评：一个政治简史》（2017）有一定代表性，他提出的文学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值得探究。

　　诺斯也对过去四十年里以文化语境为出发点的文学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要重视文学如何开发读者审美感知能力和产生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积极变化。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欧美文学理论存在两种范式，一种是学者主导的文学理论，其特点是把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手段；另一种是批评家主导的文学理论，其特点是把研究文学作为文化干预的机会。这两种范式一度不分伯仲，相互竞争的同时也相互支持、彼此交叉。70年代是文学理论的危机期，也是它的转型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主导的文学研究逐渐占据上风，文学的历史/语境批评不断成熟，迅速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诺斯把这个变化的原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左派思潮大踏步退却。

　　与菲尔斯基一样，诺斯对于历史/语境批评是不满意的，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文学理论的第三种范式。他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批评家的文学理论范式，尤其是其中对于文学能动性的坚持，认为未来的文学理论需要加强研究文学如何对读者审美和情感方面产生影响，以及如何造成政治与文化上的转变。诺斯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本书承载着我的希冀：不仅探索历史语境范式，而且分析它所取代的批评范式，或许能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研究为推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从而超越‘学者型转向’。”[54]对于文学批评的未来，诺斯特别强调文学之政治功用，并认为文学可以也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推动力。

　　诺斯提到，当下文学批评界对于理论范式的改变都怀有期待，大家其实存在着一个共识，他解释道：“历史/语境批评仍会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文学理论的基本取向，但是会增强对于形式、情动、阅读的愉悦、跨历史与跨文化分析方法的重视，而非一定要限于单一和具体的地点和时段。要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关注文学生产的语境，更要关注接受的语境。”[55]这个共识综合了文化研究与审美批评，代表了文学研究的进步。但是，诺斯认为这个共识还只是学者型文学研究的延伸，而非革命性的巨大变革，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个新的时代就是新自由主义退潮的时代。他认为，未来需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极端表现予以进一步清算和批评，而文学批评可以发挥它的作用。这显然与他的左翼政治观有关。

　　诺斯展望了他心目中文学批评的第三种范式，其中一个重点是要能生成社会凝聚力，形成拥有共同体意识的社群。他谈到人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对于大众的教育与启发，这种总体性的人文研究有助于培养一种社会的集体意识。玛莎·努斯鲍姆曾以中国和新加坡为例，指出“这两个国家都已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是健康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没有人发出批评声音，有些巨大的错误就不会被察觉”[56]。诺斯赞同努斯鲍姆的看法，提出文艺要为大众服务，要有利于创造美好的未来。文学批评的“公共转向”关注文学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影响。这些具有左翼色彩的文艺观与新自由主义在市场调节背景下崇尚个人主义的理念大相径庭。如前所述，后者为学者型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

　　作为一个学科，文学批评无疑是大学体制内的重要一环。高校的人文教育和美育应重视审美倾向的文学批评，警惕文化研究式文学批评的泛滥。后者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轻视文学对于审美感知能力的培养。“文学批评是美育的体制内项目，它把文学作品作为对象，尝试直接通过培育情感的新范畴、主体性的新模式以及体验的新能力，来丰富文化的内涵。”[57]对于选修文学课的学生和普通读者，学文学是为了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方法，诺斯认为目前的文学理论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非专业读者意图在文学中所寻觅的东西难以定义，或许我们起码可以这么说：他们在寻找可以有助于应付生活的东西，也就是让他们从容地活着。但文学研究学科的旗帜下鲜有能够帮助我们回应此种观察的资源，这就是现状。”[58]因此，文学批评的范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美育问题，更是一个生存问题。更进一步说，范式的转移不仅仅是文学学科内部的事，而且是文学内部和外部力量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诺斯说：“文学批评的总体目标是在社会秩序之下保留一个独立的空间，从真正对抗性的角度致力于批评。因此有必要同学科之外的资源建立广泛同盟。”[59]

　　未来的文学批评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范式共存，不是要取代或消灭历史语境式的文学研究，而是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诺斯提出，文学理论的新范式必须重视文学的形式和对于读者的影响，关注文学接受的过程以及接受的语境，提倡跨时空和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强调批评的当下性。关于最后一点，诺斯解释道：“也许文学理论的新范式能够体现积极的‘当下性’，不是竭力流连于过去，而是关注对于解决今日之问题有作用的历史与文化议题。”[60]批评的目的是“陶冶崭新的主体性和集体性，服务于广泛的文化、政治或更深层次的社会变化”[61]。从积极和实用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构成文学研究操演性转向的要义。

　　操演性理论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概念和方法。首先，它拓展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作家、文本、读者，也包括文学改编（舞台、电视和电影）、文学仪式、出版、文学机构，等等。这不仅仅是文学研究对象在数量和范围上的增加，更意味着观念的改变。它对文本、作家、读者等这些传统研究对象有新的认识；与此同时，阅读不仅被看作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行动和事件，在具体的时空和社会条件下发生，不仅给读者带来新的体验，也产生一些有意思的变化。其次，它给文学研究输入、更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概念，这些概念的共同特点是强调文学的生成性，文学的行为性，文学的当下性，文学对于读者、现实乃至世界产生的影响。在文学的社会学、政治学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这些新概念的加入，文学批评呈现出新的气象，增强了其在现有学科体系内的生命力。再次，随着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理论概念的丰富，文学批评更加具有跨学科性。西方文论的操演性转向既汇聚了当下文学研究的众多概念、诉求和主张，又得益于人文社科领域不同学科相关理论的积聚和迸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吸收不同学科的知识，同学科外的理论资源建立广泛联系。

　　在新的时代，地球日趋“扁平化”，不同社会、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越来越频繁，也会遭遇不可预见的生存危机与灾难。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需要关注如何让全世界的人们摈弃偏见，超越隔阂，习得相处之道，团结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一点将越来越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核心课题，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也必将担负自己的使命。西方文论的操演性转向不仅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也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