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尊明 吴亚萍︱郑文焯“鹤”情结探析

郑文焯《大鹤山人诗集》书影，1923年苏州振新书社刻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作为清季词坛上重要人物的郑文焯（1856—1918），是21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学界大多考察郑文焯的生平、词作、词论、词史意义，对其在词籍批校和词社活动上的贡献也有探讨1，但对郑文焯与鹤关系的考察较少，对其众多的鹤号也缺乏关注。考察郑文焯的作品和相关文献，会发现鹤在郑文焯的生活与创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郑文焯有着浓郁的鹤情结，他爱鹤成癖，不仅养鹤、梦鹤、画鹤、咏鹤，还琢鹤砚、镌鹤印、制鹤笺，用鹤为斋堂命名，并以鹤自况，其以鹤为名的自号就达十多个，如“郑大鹤”“大鹤”“鹤”“鹤公”“鹤翁”“大鹤山人”“鹤道人”“老鹤”“大鹤天隐者”“大鹤天居士”“大鹤尊者”“大鹤遗老”等，而尤以“大鹤山人”最为著名。对于“自号”的功用，《闽人自号录·叙例》曾指出：“自号云者，人之有所寄况，而托名为标识，以示其志尚，见其行藏也。”又云自号乃“出诸于己之别署”2。可见，自号与时论给予的褒美之号或他人所取雅号不同，它是自号者的一种自我标识和定位，自号者往往以自号或隐或显地表达自己的心志。好鹤并以鹤为号，正是郑文焯以鹤来寄托人生感遇、彰显个人情志与气节的表现。考察郑文焯生活中密集出现的有关鹤的名物和符号，有助于了解词人的人品性情、美学追求，并从中窥探其创作心态与思想的发展历程。

　　从光绪六年（1880）被江苏巡抚吴元炳聘入幕府起，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最后一次科举止，郑文焯用鹤符号来打造自己清雅名士的形象，以鹤的孤冷、清高、超逸尘外来类比自身的仙气，展现清逸的人格和卓尔不群的美学追求。这一时期的鹤符号是郑文焯清雅名士形象的标签。

　　（一）养鹤

　　光绪十四年冬，郑文焯《瘦碧词》二卷刻行，俞樾为《瘦碧词》作序时描述了郑文焯养鹤一事：“余每入其室，左琴右书，一鹤翔舞其间，超然有人外之致，宜其词之工矣。”3其居室琴书齐备，鹤舞其间，俞樾认为这种超逸出尘之致对郑文焯词的创作大有裨益。叶德辉《大鹤山人遗书序》也有对郑文焯蓄鹤的记载：“性爱鹤，尝蓄一鹤，见客则鼓翼舞迎阶下，因自号‘大鹤山人’。”4

　　郑文焯好鹤，饲养的鹤不止一只。在其画作《归鹤图》的题跋中，郑文焯记其在壶园居住期间，“尝蓄六鹤，驯知人语，皆就掌取食，应声起舞”，“又以诗换得一滇鹤，翅足硕异”5，其斋堂号“七鹤堪”当因此七鹤而名。易顺鼎在《吴波鸥语叙》中也特别提到郑文焯壶园之鹤：“叔问所居小园，命之以壶……有鱼，有鹤。”6除“七鹤堪”外，郑文焯以鹤命名的斋堂号还有“梅鹤山房”“大鹤山房”等，以“大鹤山房”最为知名。光绪十四年郑文焯刊刻《瘦碧词》，在序中云：“岁在徒维大梁月，文焯叙于大鹤山房。”7沈瑞琳在光绪二十二年为《冷红词》作序时亦云“去年因过大鹤山房”8。“大鹤山房”的斋堂号在词集之序中屡被称引，说明郑文焯的鹤情结已广为人知。

　　养鹤为郑文焯的生活和创作带来诸多雅趣。据戴正诚所撰《郑叔问先生年谱》（下文简称《年谱》）记载，光绪十三年秋，“壶园旧豢华亭鹤忽化去，瘗之丽娃祠右”9。同年冬天，彭翰孙向郑文焯乞题，诗成，彭以白鹤相报，郑文焯欣然寿之以《瑞鹤仙》词，有“笼鹅漫拟，却胜数、山阴故事”之句，词前小序曰：“是冬大雪中，茧园主人乞题其先世仁简先生志矩斋图。诗成，以白鹤见报，欣然寿之以词。”10“以诗易鹤，吴士艳称”11，几乎就是晋人“应写黄庭换白鹅”12的翻版。这说明郑文焯的鹤癖名播一方，吴地人士向其求取诗文，竟以鹤代润笔之资。鹤给郑文焯带来生活和创作上的清气和雅意，也带来良好的声誉。

　　鹤还为郑文焯打造了仙气飘飘的人设。郑文焯跋《归鹤图》引王闿运之语云：“壬翁以为有太白巢大匡养奇禽之风。”13吴昌硕为郑文焯的指画《寒山子》题赞曰：“一指蘸墨心玄玄，且园而后大鹤仙。我画偶然拾得耳，对此一尺飘馋涎。鹤与梅花一屋住，有时与鹤梅边遇。”14可见郑文焯的斋堂号“梅鹤山房”15并非杜撰，有梅有鹤，与梅、鹤同住，“大鹤仙”的形象呼之欲出。郑文焯还用“鹤”名物为其“大鹤仙”形象加持。光绪十六年，郑文焯得到一方晋代古砖，琢而为砚。他在《石芝西堪札记》中详述了此砚的来历：“吴郡西南之横山，多晋代名流冢墓，如旧经所纪袁山松、张翰皆葬此山。余尝升眺岩际，得古砖，有‘太康九年’隐起文，左侧有一鹤，画象甚奇，不知谁冢中物，因琢为砚。”16戴正诚深知郑文焯对此方鹤砚的珍视，在《年谱》中特别提到此砚，并强调鹤画之奇云：“庚寅年横山崩，出晋太康九年砖，背有鹤，画像甚奇，因琢为大鹤山房画研。”17郑文焯以晋砖为砚，除了他在金石学上的兴趣以外，当是珍爱偶得的古砖鹤画，奇遇如是，大鹤山人焉有不用之理？

　　郑文焯的“鹤仙”形象受到了时人的普遍认可，张祥龄在《瘦碧词序》中说：“予友瘦碧……当夫虚檐写月，古帘听雪，情往兴来，似赠如答，君才挥洒，将与梅鹤俱仙矣。”18亦以“梅鹤”并举而赞之为“仙”。卢前在《饮虹簃论清词百家》中评其曰“俊逸望如仙”，“一鹤在中天”19，同样以“鹤”喻“仙”。鹤为郑文焯营造了清逸高蹈的仙人形象，这与姜夔的“世人唤作白石仙”20“白石老仙”21，如出一辙。“仙”也是郑文焯的自诩，他在《有会而作并序》诗中云“我画自成水墨仙”22，《还京乐》（放愁地）词云“想旧纱笼句，白云笑我，仙才空费”23，《念奴娇》（小山丛桂）词云“仙才谁惜，世间空舐丹鼎”24，可见郑文焯养鹤，除爱鹤带来的清逸之趣外，亦有以鹤为标签来张扬自身的仙气与才华之意。

　　（二）梦鹤

　　郑文焯有著名的“游石芝崦”之梦，他特地作诗记此梦，并在诗前小序中对梦境详加描述：

梦游石芝崦之事发生在光绪七年郑文焯二十六岁时，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其婿戴正诚为其作《年谱》时，说他的“鹤道人”“大鹤山人”等号皆因梦境而来26。除作诗记梦外，郑文焯还请名画家顾若波绘《石芝西梦图》，遍征交游题词。其中，王闿运的题词“最饶风趣”：“尘人必无仙梦，终身无此想而已矣……乃其心仙，则其梦仙，石芝瘦碧，随所寓而皆是。”其和诗亦云：“清鹤偶一声，寥想出云天。”27以为是郑文焯有清逸远尘之心，方能有此仙梦，梦中的“白鹤”与“石芝”“瘦碧”一样，都是词人仙心幻化之意象。

　　郑文焯梦鹤的另一原因当与他寓居苏州有关。姑苏古称鹤市，典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王阖闾葬女于西阊门外，“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28。此后，人以鹤市称苏州。光绪六年，郑文焯被江苏巡抚聘为幕宾，携眷南下。赴苏后，郑文焯“性好山水，吴中名胜，游迹殆遍”29，光绪七年秋即有游石芝崦之梦，梦中的“山虚水深”“紫藤”“丛竹”，是典型的江南风光，可见吴地山水对他的熏染之深。

　　梦鹤还体现了郑文焯的美学追求。梦中之景僻冷清幽，与郑文焯所推崇的南宋词人姜夔的居处环境和所好之景极为类似。姜夔有诗题曰“余居苕溪上，与白石洞天为邻，潘徳久字予曰白石道人”30，张羽《白石道人传》称姜夔“性孤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31。郑文焯的梦鹤，说明他与姜夔有着相似的审美取向。郑文焯对姜夔的人品、行事和词品也多有追效，时人称姜夔“类晋宋间人”32，戴正诚《年谱》亦称郑文焯“文章风雅，似魏晋间人”33；郑文焯在《瘦碧词》自序中云“余生平慕尧章之为人”34，陈锐也称郑文焯“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35；张炎称姜夔词“清空”“骚雅”36，郑文焯则说“入手即爱白石骚雅”37；姜夔《过垂虹》云“小红低唱我吹箫”38，郑文焯也有侍妾名张小红，并请禇德彝刻石一方云“得一词尝教小红歌之”39。郑文焯在《瘦碧词》自序中介绍“瘦碧”的由来时，更是明确表示其自号乃效法姜夔：“瘦碧，何谓也？余尝梦游石芝崦，所见石上文也。昔姜尧章客武康，居与白石洞天为邻，因以自号，且以名其词，此其义例也。”40既然“瘦碧”如此，那么因梦游石芝崦而自号的“鹤道人”“大鹤山人”等鹤号，自然也蕴含着对白石的宗法之意。常州词派的后期代表人物陈廷焯曾这样评赏姜夔词风：“白石一家，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41作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郑文焯也受到了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影响，陈廷焯评白石词“如闲云野鹤”之说深契其心，故郑文焯在品评姜夔的名作《疏影》时，称白石“词中数语，纯从少陵咏明妃诗意隐括，出以清健之笔，如闻空中笙鹤，飘飘欲仙”42，以“鹤”来比拟白石词之美，说明他与陈廷焯一样将“鹤”视为“清空骚雅”美学特征的符号。郑文焯鹤梦之生成或亦与此有关。

　　郑文焯大力宣扬此鹤梦，作诗、画记之，又遍征交游题词，并以梦中之鹤为号，又以自号为诗集名。这是文人雅兴所致，也是当时结社赓和风气使然，更是名士自我包装和宣传的手段。孙晓东曾撰文将郑文焯之鹤梦与魏燮均之梅梦作比较，指出梦鹤与梦梅的类同性，认为鹤与梅都是内心向往隐逸的情结象征43。对于这个结论，笔者不能完全认同。郑文焯虽确有烟霞痼疾，但他绝非一意求隐，而是怀有凌云之志，常感叹不遇于时，希望能一朝飞举，建功立业，故在诗中多有赋咏，如《咏怀》云“名骏自千里，昭王安在哉”，“恨不生双翼，冲天一飞举”44，《园夜醉歌简汤伯述》云“丈夫雄飞志万里，要佐明主森威弧”45。且据戴正诚《年谱》记载，梦鹤之事是光绪七年即郑文焯到苏州的第二年发生的，从梦鹤之年至光绪二十四年间，三年一度的会试举行了六次，增开的恩科会试举行了两次，共计八次，郑文焯一次不落都参加了46。有鉴于此，与其说鹤是郑文焯隐逸情结的象征，不如说他有以隐自遣、以隐自高或以隐为进之意。同时，鹤也显示了这位幕府清客在人品上好“清雅”和词品上尚“清空”的审美倾向。当然，屡试不第使郑文焯有了终隐吴门之志。光绪二十四年郑文焯四十三岁，此岁应春试不第后，他就再也不愿晋京应试了。光绪二十九年，清廷补行辛丑会试，虽然亲友敦促，但他辞以“七岁试都堂，荐而不售”47，而终不赴试，并自刻“江南退士”一印48，以示退隐之意。

　　戴正诚在《年谱》中说梦鹤对郑文焯的自号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在梦鹤之前一年即光绪六年郑文焯作指画《寒山子》（图1）时，落款已别署“大鹤居士”49。郑文焯籍贯是铁岭，词中常有“南飞”“南鹤”之句，他当以辽鹤自比，王闿运在给郑文焯的赠别诗中亦指其“南飞同海鹤”50，可为印证。寓居苏州后，他又有游石芝崦之鹤梦，更强化了这种鹤情结和以鹤自况之意。以此梦为契机，郑文焯改用多种别署并使用终身，如“鹤道人”“鹤”“大鹤”等，鹤号在受众中的传播和接受度也最高。这一时期的鹤是白石词“清空骚雅”的美学符号、仙气飘飘的人设标签和清雅名士的象征。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闱结束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郑文焯绝意仕进，继续幕宾生涯，隐居于吴小城东，灌园著书。这一时期郑文焯的创作中每以“归鹤”自喻，突显自己的退士身份，鹤嬗变为江南退士的符号。时大清国运衰微，危机频生，郑文焯亲历了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这给他的林泉生活带来强烈的感情震荡，词人的悯时之悲、忧国之痛在这一时期的词集《比竹余音》和《苕雅集》中有比较集中的流露。

　　（一） 画鹤

　　郑文焯的父亲兰坡先生擅丹青，在其熏陶下，郑文焯六岁即捉笔临摹。铁岭是手指画的发源地，郑文焯也是手指画高手，以指代笔，花鸟、山水、人物无一不工。康有为曾说：“郑大鹤先生，词章、画笔、医学，绝艺冠时。”51郑文焯颇喜画鹤，鹤成为郑文焯画作中重要的表现题材和艺术形象。

　　光绪三十一年秋，郑文焯结茅吴小城别业，引泾上之水造设水景，《樵风乐府》相关词作《满江红》小序谓其“激流植援，旷若江村”52，《西子妆慢》小序云其“不出户庭而山泽之性以适”53。郑文焯画了两幅《归鹤图》描写其别业生活与情怀。一为竖幅《归鹤图》（图2），描绘他和友人在吴小城别业赏鹤之情景。郑文焯在题跋中介绍了自己的鹤癖和别业胜景，并叙述了创作此画的缘由：“老友沤尹（朱祖谋——引者注）以余有鹤癖，又所营泾上据水竹之胜，爰为致一华亭鹤放之林下，属写是图并题数语以报之。”54画面上清流溅溅，廊榭幽深，竹、芭蕉、红叶树掩映书斋，错落有致，画中人在水榭倚栏赏鹤，处于画中人视线中心位置的鹤张翮引吭作唳状，远山苍秀，云气氤氲，一派平淡冲和之象。挥麈观鹤的图景、“归鹤图”的题名和述鹤癖的题跋，一起表现出作者的归隐之意，“归鹤”非单指鹤也。题跋落款为“冷红词客郑大鹤”，时间是“商横掩漠之岁”，即庚戌年，正是郑文焯绝意科举且未成为清朝遗民之时，该画体现了他栖息林谷以自娱的心境。另一幅是《自画归鹤图小像》（图3），和《归鹤图》相比，人物、布景和构图完全相类，只是无题跋，也没有远山背景，在画面下角多了两枚压角章，左下角用姓名章“郑文焯”，右下角钤字号章“大鹤天隐者”55，皆白文印。“天隐”是隐而不仕的最高境界，褚人获《坚瓠集》云：“天隐者，无往而不适，如严子陵之类是也。”56“天隐”之号，表明了画家此时的退隐心态。

　　根据画面内容和钤印“大鹤天隐者”推断，《自画归鹤图小像》创作时间当与《归鹤图》相去不远。两幅画皆以平远法构图，有藏有露，有隐有显。在国画的“三远”法中，平远法最适宜表现平淡冲和的境界。从郑文焯创作两幅内容相近的画作来看，他是十分爱赏这种平淡的归隐之境的。画面中主人公侧身倚坐，只露背影和侧脸，无任何面部特征，却名为“归鹤图小像”，说明画像并非面目写实，而是纯以神遇，以意会，取“归鹤”之意来表现自身的心志与风神。

　　无论是美术界还是词学界，对这两幅画的研究都很薄弱。只有《郑文焯及其〈归鹤图〉》一文对该画作了简略介绍，据文中的描述知其所论当为《自画归鹤图小像》，小像无题跋，所以作者将画面解读为：“雅士与白鹤神情专注，遥望远空，似乎看到了另一只白鹤翩翩飞回……此图画‘归鹤’，而‘归鹤’并未出现画面，是以雅士和身边白鹤的回首翘望来表现。”57这种阐释富有想象力，但结合竖幅《归鹤图》的题跋和《樵风乐府》中相关词作之小序，可知这是误读，实际上，“归鹤”即指画面上的孤鹤，亦喻指园中主人。“归鹤”表明了词人已退身归至山泽。郑文焯不仅自称“大鹤天隐者”，还将在吴小城别业续建的房屋命名为“樵风补筑”58，从中皆见隐逸之意，这两幅画正是词人退隐心态的集中反映。

　　画《归鹤图》的同一年，词人还将《归鹤图》的题跋全文作为《祭天神》词之小序抄写在花笺上，云“题自画归鹤图有叙”，落款“大鹤天居士”并钤“鹤语”等印59。除画鹤图之外，郑文焯还制作鹤笺。他将晋砖砚上的鹤画摹绘下来，题“晋太康九年砖，有梅鹤画像，回摹作笺”60（图4），并钤“大鹤天隐者”印，画、跋和钤印一起作为图案，用木板水印制成砖红色底纹的花笺。从“大鹤天隐者”的钤印可以推断出，鹤笺是郑文焯在绝意科举后的隐居期间所制。印制花笺是明清和民国文人的雅尚，在花笺上书写比素纸上书写多了一层过渡，也多了一层表达。当词人以鹤笺书写诗词、书信并被受众阅读时，鹤笺之象征意义也被接受。这正是郑文焯在琢砚之外别制鹤笺的目的——彰显和传播以鹤自况、以鹤喻志的意图。鹤符号使用得如此密集，足见郑文焯的鹤情结和以“归鹤”自比的意旨。此时的鹤符号，已由前期的清雅名士嬗变为江南退士。

　　（二）咏鹤

　　鹤也是郑文焯诗词创作中最常见的题材和最突出的名物之一。他以鹤写泉石之癖，如《韬光》云“十年袖底烟云空，青猿白鹤何处逢”61；用鹤自比淡泊之志，如《题山阴傅叟灌园图》云“余亦耽人外，西园与鹤游”62；以鹤自喻，如《又听南峰寺里钟》云“我是支家旧黄鹤，无端羽翼落尘寰”63，《临江仙》词云“自怜鹤骨苍顽”64；自比好鹤的支公，如《壶中天》词云“青田大鹤，洞天边、记我梦云曾绿”65；出游则“素云黄鹤，仙侣同舟”（《木兰花慢》）66；逢秋即“瘦鹤窥帘花自舞”（《浣溪沙》）67；连梦中也有鹤至，如《念奴娇》词云“夜寒鹤梦”68。郑文焯还借题发挥，吟咏鹤砖砚。光绪三十三年《国粹学报》举行三周年庆祝，郑文焯“以所藏晋砖研，拓作报端图画，并赋《浣溪沙》词”69，词云：“江左风流数晋贤。高名谁与此山传。苔花零落太康年。   千岁应归华表月，一泓聊戏墨池天。莫嘲画墁有云烟。”70以辽鹤和王羲之墨池之典写琢鹤砖为鹤砚之事，用事十分贴切。一同赋词的还有陈伯弢，陈为此砚题词云：“宫井闭，殿基颓。辽海夜飞回。冢中名士几人灰。余恨印青苔。  凿诗龛，眠画帧。到眼片云秋莹。此时江左说飘零。残唳写谁听。”71也以鹤为题，用辽鹤之典慨叹时代变迁与王朝更迭。“千岁应归华表月”“冢中名士几人灰”，都透露出清季士大夫在社会风云剧变前的敏锐自觉，他们的笔下充溢着风流将被雨打风吹去的忧患意识。

　　但郑文焯最具代表性的咏鹤作品当属两首题画的咏鹤词：《瑞鹤仙·题自画大鹤天归隐图》和《祭天神·题归鹤图为彊村翁作》。先录前者如下：

《瑞鹤仙》是《比竹余音》集中最末一首，按“《比竹余音》词四卷始岁丁酉讫辛丑”73，知此词当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前后。时郑文焯尚居沤园，未移居吴小城，此画图景应与《归鹤图》有差异，但同以鹤为题材，主旨皆在归隐。在词中，郑文焯写鹤的清峭、高洁和不遇于时。鹤生活在高寒清奇之地，餐霞饮露，不同浊流，志向高洁又心性警觉，但未遇“尧年”，生不逢时，纵南飞也是徒然，虽怀凌云之志，奔袭万里，但只能在阅尽沧桑变幻后归隐仙山，以芝崦梦中之鹤是“前身”的彻悟作结，这种彻悟是无奈而绝望的。全词貌似写鹤，连调名都选用《瑞鹤仙》，实则写人，在咏鹤中寄寓了深沉的身世慨叹。

　　《瑞鹤仙·题自画大鹤天归隐图》乃感遇身世之作，宣统二年前后作的《祭天神·题归鹤图为彊村翁作》则将兴亡之感并入身世，把个人际遇与末世乱离糅合，以词写史，骨力峭健，厚重苍劲：

此阕词可谓得咏物词之真昧，咏鹤而字面上不着一“鹤”字，而是化用诸多与鹤有关的典故。有语典：《异苑》的“晋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75，吴均的《主人池前鹤诗》“为君阶下禽”76，刘长卿《送方外上人》的“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77；有事典：丁令威化鹤，猿鹤沙虫，支公好鹤。诸典融于一炉，如羚羊挂角，不留痕迹。全词充溢着物是人非、抚今思昔的苍凉感，尤其是尾句，反用支公养鹤“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之意78，要自断羽翮，绝凌霄之志，谓退隐而不愿为新政权征用之意。郑文焯以鹤代指自身，亦鹤亦人、人鹤合一，鹤已成为他的自我标识和象征。此阕词作于宣统二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天海风声”正劲，词人再也不能保持“归鹤”般闲适冲淡的心境，面临即将到来的风吹海立的社会变局，词人忧痛万分，唯有以“自断凌霄羽”的决绝，表达一隐到底的政治情怀。

　　从1912年成为遗民到1918年去世，这一时期郑文焯生活困顿，心情凄怆，作词数量骤减，但在与友人的信札往来和其他创作中仍使用了不少有关鹤的意象和符号。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请王冰铁刻制的名为“大鹤遗老”的鹤形朱文印（图5）。在《王冰铁印存》中，此方鹤形印印谱旁有郑文焯题记云：“亡新竟文起讫处有一鸟形，类隺耳，摹入石。汉画简古之法，于此可想见其大略。”谓此图案来自王莽新朝古镜鹤形图，上方有“大鹤遗老”四个小字79。1914年郑文焯批校《花间集》，封面上题“郑大鹤”，落款“鹤语”80；晚年在沪上行医，连诊方单上的印鉴也为“大鹤方诊”81。他用鹤的高风亮节、洁身自好来彰显自己作为前清遗民的心志和气节，同时，鹤符号也是时人对郑文焯身份、气节的认定和褒扬。此时期的鹤符号再变为前清遗民的代号。

　　（一）鹤唳

　　《大鹤山人词话》中收录了郑文焯的《与程淯书》四则。程淯，字白葭，号葭梦主人，又号秋心楼主，与郑文焯交谊甚笃。据内容来看，四则书信当写于清帝逊位以后。郑文焯向友人诉说了自己的心境，如第三则云：“自辛壬已以来，哀思音断，泚笔辄作凄唳。”82下笔辄如鹤悲鸣，可知此时郑文焯如庄周梦蝶，已人鹤不分，频作哀声。因程淯帮助郑文焯售卖古董且许诺为郑文焯治刻小印，郑文焯在信中先后为程赋词两首，兹并录如下：

《满江红》乃追和岳飞词原韵，题旨是赋“精忠柏”。精忠柏是大理寺狱风波亭前之古柏，随鄂王受诬而枯槁，风化成石，号“精忠柏”，后移至西湖岳王庙。值朝代鼎革之际，郑文焯心情凄凉沉痛，他在《与程淯书》中自述：“良以年来卖画业医，神志纷杂，不遑泚笔。自季春迄无倚声一字，以哀思之音已断，感叹何如。”“世变危迫至此，吾侪真求死不得。”85此际郑文焯受程淯之嘱赋精忠柏，择《满江红》之调作词，自然别有深意。“故宫”不再，唯余“欠千年化石，补天南缺”的赤忱，黍离之悲可谓椎心泣血。《临江仙》亦如此，国已逝，人已老，“扁舟大地欲回难”，金瓯伤缺、世事如梦的沉痛流溢于毫楮之间，词人之倚声委实如鹤之凄唳，满腔悲愤，哀不忍闻。同一时期词人所作的《渔家傲》（三十年来歌哭地），直接以“卧闻孤鹤生凄唳”句作结86。凄唳也是朱祖谋对郑文焯遗民时期词作的普遍体悟，1915年朱祖谋为郑文焯的《苕雅余集》作序曰：“于是缱绻恻怛以喻其致，幽噎凄戾（同‘凄唳’——引者注）以形于声，横歌哭而变风谣，作者诚不自知其何心。”87“唳”的本义即鹤鸣之声，朱祖谋以“凄唳”一词来形容《苕雅余集》词作的声情和风貌，可见他对郑文焯的悯时之音是深有感喟的。在《与程淯书》中，郑文焯自称“大鹤”，云：“此承葭梦主人道履，大鹤顿首。”88在《满江红》与《临江仙》词后分别署名“樵风遗老郑文焯”和“鹤道人”89，词人以精忠柏比拟自身的矢志不渝，更用“大鹤”“樵风遗老”和“鹤道人”的自称和落款表达了凄惋悲悯的故国之思和坚守自隐的遗民心态。在朝代更迭后，鹤的内涵发生了转变，由原来象征清雅名士和江南退士的符号，嬗变为矢志不渝的前清遗民的代号，此时期词人的创作也多为“凄唳”哀声。

　　（二）化鹤

　　清帝逊位后，郑文焯对前朝眷念不已，对“新朝”持坚决不合作之态度，这种遗民心态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时有流露。如1914年5月5日，郑文焯举孙三日，他致信汪钟霖云：“北俗生男三日，孩而名之。小孙小名命之曰清，示不忘祖国也。”90信末署“樵风遗民”，对前朝念念不忘如是。

　　国变后，郑文焯幕府之俸禄断绝，生计大窘，不得已出余技，鬻画业医养家。他往来苏淞间，行医沪上，但入不敷出，时需典当维持开销，收藏的金石书画渐渐鬻去。在《大鹤山人杂稿》中有郑文焯亲笔述录的“赎衣清帐”一则，记录了“自癸丑年始”至“甲寅年闰五月”的赎衣花费91，其中，郑家女眷冬季御寒的皮衣、皮袄是在癸丑年十一月间分两次赎回的。在清单记录的一年半时间内，赎衣达11次之多，典当衣物已成常态，可见其生计的困顿。但即使生活艰难他也不受征聘，1917年，北京大学蔡元培请罗掞东出面，聘请郑文焯为金石学教科主任兼校医一席，郑文焯以往年清史馆之聘亦忍饿不就，故却之。据戴正诚《年谱》记载，戊午正月既望，郑文焯复信罗掞东云：“蒿目世变，何意皋比，颓放久甘，敢忝为国学大教授邪？业医卖画，老而食贫，固其素也。”92自谦不敢忝为讲席，实则出于故国遗民的一腔悲愤而不愿就职于“新朝”。辞聘后一个多月，郑文焯就化鹤西去了。

　　郑文焯殁后，汪钟霖将郑文焯与其往来的手札装订成册，康有为和沈曾植分别题跋。康有为将此册命名为“有清遗老郑大鹤先生书札”，并跋云：“大鹤山人卒前一月，告我以北京大学聘其教金石及医，月八百金，不就将饿死。既而书来，告曰已却聘矣。若不死真为首阳之饿夫矣！”93沈曾植在书札册上亦跋云：“樵风遗民手札，晦庐装为册，携以示余，属为题记。诸札大抵在国变后，凄泪烦冤，如秋听雨，夜闻砧杵。”94在《清词人郑叔问先生墓表》中，康有为对郑文焯拒聘之事记述得更加详细，郑文焯“曰：‘今京师大学以金石、医二教习聘予，月俸金五百，鬻书行医，计月可千余金，供吾搜金石书画，足雍容娱老矣。若辞聘，吴中请吾医与画者寡，行将饿死。进退维谷，君其为我决之。’……戊午正月，君以书来曰：‘大学之聘已却之，昔者清史馆之聘，忍饿而不就，岂至今而复改节哉？’越二月廿五日，君遂病卒，寿六十三岁”95。时郑文焯穷而老病，却坚辞北京大学教职而不就，足以证明郑文焯怀有耻食周粟的伯夷之志。康、沈二人可谓郑文焯之知音，一称郑为“有清遗老郑大鹤”“大鹤山人”，一称郑为“樵风遗民”，对郑文焯的遗民身份和气节充分肯定，这也说明“鹤”与“遗民”的内在含义是等同的，郑文焯晚年使用鹤号张扬的是遗民的心志与气节。

　　1923年，戴正诚将郑文焯《冷红簃填词图》画卷重新装裱，遍征题词。陶庐老人王树枬题诗云：“先生含笑婢昂头，有鹤归来在天外。”96《清史稿》总纂郭曾炘题诗云：“大鹤山人骑鹤去，海上仙龛渺何处。”97金天羽题诗曰：“孤山处士骨已寒，放鹤亭东花压栏。”98郑文焯去世十年后吴梅追题《冷红簃填词图》，以郑文焯词集中语作集句词《念奴娇》云：“丝竹凋年（《齐天乐》），湖山送老（《念奴娇》），孤鹤生凄唳（《渔家傲》）。”99或咏图卷上之鹤景，或忆郑文焯生前之鹤癖，或悼其驾鹤归去，或以鹤唳喻其词风，可见时人十分了解郑文焯的鹤癖和鹤情结，对其自署的鹤号也深为认同，自号具有了类似谥号的功能。

　　总之，从郑文焯入幕苏州府到他离世的近四十年间，各种有关鹤的名物和符号密集地出现在其生活和创作中。词人充分利用中国文化比兴、象征的表意手法，将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慨、情志气节寄寓于众多“鹤”符号之中。“鹤”符号的内涵也随着其人生经历和时代变化而不断嬗变，从清雅名士一变为江南退士，再变为前清遗民。探析“鹤”符号的丰富内涵及其嬗变历程，有助于深切了解以郑文焯为代表的晚清民初文人的风尚志趣，一窥清末遗民在朝代鼎革之际痛苦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更好地研究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与文化现象。本文只是初步的尝试，期望更多同行重视起这种从微观角度切入、以小见大的研究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