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燕楠，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李政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高质量教育的‘五育融合’实践路径和理论创新研究”（22JJD880021）。引用:邱燕楠,李政涛(2023).挑战·融合·变革：“ChatGPT与未来教育”会议综述[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5(3):3-12,21.
编者按：ChatGPT一经问世，就在社会各界掀起轩然大波，受到教育领域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23年3月4日，“ChatGPT与未来教育”学术研讨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人工智能学院王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严睿副教授、《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社徐辉富主编、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冯建军教授、微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韦青、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邬志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李政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吴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朱旭东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兼《教育研究》杂志社编委张力教授、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周佳峰副总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文革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刘宝存教授、《教育研究》杂志社邓友超主编、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张治局长、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杂志社杨九诠主编等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主题报告等形式，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探讨了ChatGPT与未来教育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摘要：作为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在带给人类教育变革新机遇的同时，也对教育应用提出了极大的挑战。面对这次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教育何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在“ChatGPT与未来教育”沙龙上，教育研究者联合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首先从ChatGPT的基本原理、智能涌现、能力边界以及工具价值等维度，讨论了其特性与功能对于人类教育的价值与影响；然后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引发的现实挑战”，探讨了“教育如何保存做人的尊严？”“教师如何绝处逢生、教以成人？”“学生最重要的能力素养是什么？”以及“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等问题，提出应加强高质量数据与真实有价值知识的相互转化、加强教师育人能力的自我更新、加强学生全方位数字素养的培育、加强五育融合一体化教育发展模式的设计等策略。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的深度融合，将重塑人类教育与学习形态、改变教育的历史叙事、启发未来教育变革、影响教育科研。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预示着一种“复合教育者”的诞生，将驱动未来教育底层逻辑重塑、教育生态转向共生以及学术生产新场景转换。学界应基于科学理性、哲学审辩和价值清醒关注ChatGPT的教育影响。关键词：ChatGPT；未来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复合教育者；人机协同；会议综述
作为OpenAI公司开发的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在带给人类教育变革新机遇的同时，也对教育应用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有关学者以“阿拉丁神灯”和“潘多拉魔盒”来比喻其所隐藏的潜能和可能带来的风险（王佑镁等，2023）。面对这次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教育何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到底是迎难而上，直面ChatGPT对教育带来的挑战与冲击？还是保持谨慎，继续观望ChatGPT与未来教育的关系发展态势？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丛林”中，教育研究者联合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家，通过合作讨论的方式，试图给予基于教育研究独特视角的回应。2023年3月4日，由《教育研究》杂志社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与创新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研究与实验》《开放教育研究》等联合协办的“ChatGPT与未来教育”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主题报告、圆桌讨论和大会自由发言等形式，聚焦“技术改变教育的历史叙事”“教育视角下的ChatGPT内涵与定位”“ChatGPT的教育应用：创新与局限”“谁是以及如何成为未来的教育者？”“学生使用ChatGPT是新素养还是新问题？”“‘计算教育学’再审”以及“ChatGPT与未来教育学术写作”等议题，从“ChatGPT与未来教育”的现实挑战、深度融合与重要变革等多元视角开展了深入的学术讨论，为ChatGPT与未来教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指导与价值借鉴。二、ChatGPT的特性与功能对于人类教育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热议ChatGPT等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变革的重要影响时，另一个更为前提的认识问题可能被大家所忽视，即我们如何基于教育视角审视ChatGPT 的本质与影响。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人工智能学院王鑫教授以《ChatGPT原理及其对教育影响的思考》为报告主题，对这一前提性问题展开了分析。他指出，ChatGPT背后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模型，全称是“生成式预训练转换”（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PT）模型。关于ChatGPT的研发始于2018年，2022年出现了“InstructGPT”，即我们所说的GPT-3，而ChatGPT就是基于“InstructGPT”原理生产出来的。作为一种“多头注意力机制”，“Transformer”最早由谷歌提出。通俗地讲，它需要处理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全局关联工作。所以ChatGPT的主要目的是实现GPT模型的通用，并且在人机对话里做好“对齐”，即让GPT像人一样去言说，模仿人类语言的思想与方式。要做好“对齐”，ChatGPT还需要经历系列训练流程，形成监督学习模型、训练奖励模型和基于强化学习微调生成模型。这是ChatGPT的基本原理。在实践方面，ChatGPT的应用领域也十分宽广，包括人工智能类、咨询/教育类、艺术/娱乐类、IT/科技类、商业/金融类、医疗/健康类，等等。从本质来看，教育视角下的ChatGPT实际上深度模仿了人类的高效学习逻辑，即通过大量的文本数据训练实现知识输出的流畅性、逻辑性和拟人性，并且利用指令学习和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进一步提升了人机交互体验。而从ChatGPT对教育的影响来看，其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它的积极影响可能包括成为学生的个人学习助手，帮助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或学术研究；成为教师的教学辅助工具，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同时，ChatGPT也可能带来相应的消极影响，比如对于学生来说，存在知识准确性问题、作业抄袭问题以及对机器的严重依赖等，这些都可能妨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能力培养；对于教师来说，其教学评价难度也随之增加。更长远来看，ChatGPT还可能影响教育目标、教育方式和教育评估等。因此，为降低ChatGPT“作恶”的可能性，王鑫教授认为有必要考虑加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和价值观研究。与早先的人工智能技术体验有所不同，ChatGPT凭借其强大的对话能力、变通能力等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严睿副教授将其称之为“ChatGPT现象”。ChatGPT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严睿副教授解释到：它主要基于其超大规模语言模型，来实现自身智能的指数级上涨，这样的现象也叫做“智能涌现”。ChatGPT实际上是对一个非常强大的基座模型进行两周对话训练的结果，但其最初的设计目的并不是为了对话，而是想通过对话的方式展现基座的能力。然而目前来看，模型规模扩大后的智能涌现过程和结果已经非常惊艳。从ChatGPT的训练方式可以发现，它高度依赖情境学习模式，其是在基座模型上根据任务导向不断地提示机器去逐步拆解、思考、推理和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机器的智能增长。严睿副教授认为，ChatGPT的学习方式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教育思维，这对于人类教育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大家发现ChatGPT会和人一样遇到难以一步到位解决的问题，需要将大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再实现最终解决的目的。人类教育可以借鉴ChatGPT所采用的思维链方式，通过创设情境吸引学生主动化解教学难点，以知识的灵活迁移与实践运用作为教育教学的价值取向，帮助学生培养创造性思维，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从而在循序渐进和主动建构的学习过程中实现“智能涌现”的结果。ChatGPT在拥有超强的信息检索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然语言能力以及文本生成能力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短板，即能力的边界。《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社徐辉富主编在他的主题报告《ChatGPT的教育应用：可能与反思》中首先谈到了ChatGPT的边界问题。在他看来，ChatGPT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仅仅是在文本生成和精神领域等方面，暂时还未能对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产生明显影响。由于教育的功能是培养劳动者，而物质生产方式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那么只要当前的物质生产方式不变，教育总体上不会发生大的变革。类似于培养目标、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等的逐年变化，还仅仅是教育方式变革的外围部分，这些都难以称之为真正的教育变革。虽然由ChatGPT带来的教育影响并没有触及教育变革的本质，但当它开始大规模应用后，人类部分的脑力和体力工作很可能被其自然替代。因为人类教育主要围绕培养劳动者的能力展开，是对能力的一种训练和培养过程，但是ChatGPT直接跳过了人的能力培养过程，呈现出最终的结果。这就可能导致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文科领域）变得越来越平庸。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对人工智能类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学术写作变得更加容易，其洞见和智慧则愈少，传统的以论文作为学生能力检测工具的方法将变得“不合时宜”。但ChatGPT在教学评价与模式变革以及促进区域教育公平发展等方面的应用，将发挥巨大潜力。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冯建军教授以《ChatGPT之于教育的可为与难为》为题，分享了他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作用于教育领域的总体认识。冯建军教授认为，尽管这种聊天机器人程序可能会取代人的简单劳动和一般智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将不复存在。从根本上来说，人的创造性永远是智能机器所不具备的，智能机器只是针对已有的文本内容进行信息分析和重组，无法像人类一样生成自身的原创性思想，形成原创性能力，因而人永远是机器的创造者。因此，机器智能只是给人提供了一个便利工具与载体，不可能超越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它可以倒逼人类探索和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劳动，倒逼人类改变原有的教育方式、学习方式，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是ChatGPT工具价值的本质。从ChatGPT工具价值的具体体现来看，它同其他技术手段一样，正在推动教育方式的改变，比如帮助科研人员迅速获取信息、形成自动化文献综述、处理大量文本数据、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加强互动和实时反馈以及提供多语言支持，等等。但是，这些“可为”中同样隐藏着它的诸多“难为”，如ChatGPT自身专业知识的限制，受训数据的限制，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的限制，缺乏情感交流、专业性和深度，容易引起误导和错误，以及隐私和安全问题等。总之，人类如果过度依赖ChatGPT的工具价值，就会带来相应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偏重知识教学而忽略育人根本、过度依赖机器而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学术诚信引发学术作弊现象、妨碍学生的情感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等。1.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进化，教育如何保存做人的尊严当人们沉迷于ChatGPT所呈现出的技术表象时，往往容易忽视人类自身的需求。“人的缺位”可能是更危险的事情。微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韦青建议，当人们谈及ChatGPT时，一定要往下看，这个“下”既是指隐藏在人工智能冰山底下的GPT、技术公司、大规模语言模型、神经网络等（ChatGPT是“冰山”露在上面的部分），也是指人才、文化、环境，以及更深层次的高质量的数据和真实有价值的知识。因为如果只看重机器能力而没有人性制约，人很快就会被机器所异化。因此，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进化，教育如何保存做人的尊严问题成为机器智能带给人类的最大挑战。韦青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ChatGPT作为一个知识的提炼机，在把人类的知识以具有人类主观性特征的语言表达出来时，会触及的教育者如何教育人类以及人类独有的知识的挑战；也要考虑在已拥有诸多教育技术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将其应用于教育领域促进人的发展的问题。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进化，我们要对“机器并非人”保持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否则我们未来教育出的孩子可能会把机器直接当成神。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邬志辉教授则从人的边缘化风险视角，探讨了ChatGPT等人工智能对人类教育发展产生的现实挑战以及如何以教育的方式保存人类的尊严和优势的问题。邬教授提出：首先，人工智能的优化发展可能造成了人在职场中的边缘化现象，ChatGPT可能让一部分技术人员失业，“读书无用论”的问题可能以新的方式再次出现；其次，如果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用ChatGPT替代学习，势必引发不学习、不上进，甚至脑退化的问题，那么人类智能被人工智能边缘化的新风险将快速逼近；再次，ChatGPT对传统学习方式的冲击，可能使中国教育逐渐丧失已有优势。为了更好地规避ChatGPT的潜在教育风险，邬志辉教授提出要用创新性学习应对ChatGPT的挑战，比如重塑学生的学习目的，加快功利性学习向非功利性学习的转变；重塑学生的学习方式，加快传统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的转变；重塑对学生的评价方式，加快分数性评价向能力性评价的转变。2.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机遇，教师如何绝处逢生、教以成人当ChatGPT让人工智能实现了新的升级换代，从分析式的机器人走向了生成式的机器人、创造式的机器人时，人类教育的独特性又该如何彰显？教师应该如何应对呢？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李政涛教授在《直面ChatGPT，教师如何绝处逢生？》主题报告中，从关系重构与意义转化的视角分析了教师如何应对ChatGPT带来的教育挑战。他认为，我们应该将这种挑战理解为一种变革机遇，即这是一次重构人与机器关系的机遇，因为它带来了人机关系性质的迭代升级、人机教育关系的交互转化以及“人何以为人”的理解深化；这也是一次推动人类自我进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实现人机对话的过程向人类生命自我超越、自我进化的过程转化将是唯一的出路；这还是一次打破替代思维，走向共生思维的机遇，由此带来一个新目标，人机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双向奔赴”，还要实现“双向超越”，同时从替代思维走向共生思维，最终形成两大智能你追我赶的共生格局；这更是一次理解“人师”存在价值的机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是谁？”的问题预设有了新的变化，目前除“人师”外还有“机师”，因此不仅要自省如何发挥“人师”才有的才能，还要反思“人师”如何助力学生的“人之为人”；最后，这必然是一次促进教师能力重塑的机遇，教师也要实现自我能力的“更新换代”。李政涛教授进而提问：“直面ChatGPT，教师最需要哪些本领？”他指出，第一大本领即教师要善于挖掘和转化人机对话中的育人价值。在人机时代、ChatGPT时代，会有“生—机”“师—机”“师—机—生”“生—机—生”等多维、多元对话，但并非所有的对话都有育人价值。作为教师，就要擅长挖掘人机对话的价值。第二大本领即教师要善于选择并且教会学生只有人师才能赋予的教学内容。有了ChatGPT之后，教师需要重新思考“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能力最为关键？”等重要问题，并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那些人工智能无法或不能替代的知识和能力上，比如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更加注重学生价值观的培育，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与尊严，以及更加注重改变思维和提升思维、更加注重情感的学习、更加注重意志品质的培养等。第三大本领即教师要善于与作为机师的ChatGPT协同育人。当我们的课堂变成了“人师、学生、机师”三位一体式的课堂后，教师要具备协同两类智能、两类主体或者说两类人（人与机器人）融合育人的能力。但不管什么本领，都意味着人师亟需在和ChatGPT的对话中同步完成自我智能、自我生命的进化升级，如此才可能绝处逢生、教以成人。3.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学生最重要的能力素养是什么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吴砥教授在分享他的主题报告《ChatGPT与数字素养发展》之前，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学生使用ChatGPT是新素养还是新问题？”在回应该问题前，他先梳理了智能技术发展与学生学习进步之间的历史演变关系。智能技术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从“能存会算”的自动化阶段，到“能看会听”的感知化阶段，再到如今的“能理解会创作”的认知化阶段，其应用模式从专用走向通用，应用流程从分发走向生成，应用场景从单一走向多元。处于第三阶段的ChatGPT，在检索模式、响应质量、解答范围、理解程度、迭代能力等方面，都与前两个阶段的传统教育机器人有较大区别，无论是在应用规模还是参与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样地，它也对学生能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些能力中，吴砥教授认为最重要和最相关的是学生的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概念最早于1997年被提出，其能力内涵表现为理解和应用信息，尤其强调以计算机检索、管理、存储信息为代表的数字能力。随着ChatGPT等智能技术应用的迭代升级，学生的数字素养又将如何被定义？吴砥教授指出，学生的数字素养是指个体恰当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取、整合、管理和评价信息，并通过理解、建构和创造新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而形成的数字意识、能力、思维及修养。数字素养包括一些核心的要素，如意识、知识技能、思维能力、学习创新和社会责任等。由于这些要素处于不同层面，其对培养学生数字素养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具体来看，在意识层面，数字素养体现为个体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包括感知意识、应用意识、安全意识等；在知识技能层面，数字素养体现为个体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所必须具备的数字技术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以及强调利用智能技术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思维层面，数字素养则体现为个体运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涉及的抽象、分解、建模、算法设计等能力；在学习创新层面，数字素养是指个体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使用合适的数字设备、平台资源，有效管理学习过程和资源，开展探究性、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数字能力；最后，在社会责任层面，数字素养表现为个体在社会中的文化修养、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吴砥教授认为，学生使用ChatGPT既不是新素养，也不是新问题。因为一方面，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智能技术会进一步拓展数字素养的内涵边界，提升数字素养的重要地位，使各方更加重视数字素养的培育；另一方面，ChatGPT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并未突破传统技术伦理和数据安全保护问题的视野范畴，但是它会加剧问题的复杂和严峻程度。鉴于此，吴砥教授呼吁，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技术优势，促进人机共学、人机共育，构建更加美好的智慧教育新途径。4.站在人机共育的转型节点，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朱旭东教授基于ChatGPT与教育改革相关性的反思，从育人方式的角度，追问“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一重要问题。朱旭东教授认为，我们将ChatGPT作为一个专题或主题进行教育层面的讨论，毫无疑问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关于新技术的讨论，一定要紧密结合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否则后续的教育行动可能会忽视人本身或学生本身该如何做。因此，如何在ChatGPT的帮助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显得非常重要。朱旭东教授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维度和策略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指导。首先，他提出创新能力培养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源于基本的生物基础和自然基础，包括营养、睡眠、运动、阅读、游戏、互动等多个方面；第二个维度要兼顾批判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兴趣、挑战、冒险精神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第三个维度要注重“知识史的建构”，这是一种历史想象的基础和能力，另外还有自然体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动手操作以及合作解决问题等。再者，在创新能力培养策略方面，需要加快构建学业一体化的教育发展模式，特别是运动与学业、艺术与学业以及五育融合的一体化设计与发展。总之，站在人机共育的转型节点，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中国教育如何更好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为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战略服务。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研究》杂志社编委张力教授在他的主题报告《浅议人工智能介入教育与学习领域的影响》中提出，从石器时代到智能时代，“学习”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没有学习，人类就无法进化至今。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发生了同教育与学习相关的5次革命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终身学习理念被提出；20世纪80年代，新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兴起；20世纪90年代，世贸组织推动教育服务贸易支付方式的变化；21世纪第一个十年，教育与学习可持续发展模式被大力倡导；第二个十年到现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开始重塑教育与学习环境生态。中国对教育与学习的5次革命性变化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及时的行动，重视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方面的特征可能对教育领域产生的新影响。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化与升级，中国在教育现代化总体目标的指导下，积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构建四通八达的教育网络式立交桥，意图使这种泛在式的教育和学习过程能够涵盖人的一生。张力教授基于传统远程教育、新兴在线教育和移动学习等实践经验，预测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系统介入教育与学习领域的三阶段变革性影响。第一阶段，人工智能系统在现行教育与学习制度体系内运作，辅助协调虚拟网络与实体平台关系，变革运作模式、创新服务业态、革新治理方式，为在既有体系中可迁移性知识技能的传授和学习成果的多维度精准测量与诊断提供帮助，特别是其对学习者共性和个性素养的高精度评估更是人类难以企及的。第二阶段，人工智能系统深度介入教育与学习领域，拓展广义的教育与学习网络，推动形成教育与学习的新生态。也就是说，其可以向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程序、方式、模块等选择，而且有可能跟人类共商、创新和重构知识结构及其传承路径。第三阶段，开始形成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的共生共存状态。ChatGPT和其他人机对话模型的涌现，不断加速三个阶段的深层链接与发展。目前来看，第一阶段还是“蓝海”，大量人机互动工具处于从研发到实用的关键阶段，同时出现了ChatGPT反制平衡系统；而作为“深蓝海”的第二阶段可与第一阶段协调推进，“跟跑、并跑、领跑”的机遇尚存，但技术与环境等条件制约因素仍不可低估。张力教授认为，总体来看，第一阶段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第二、三阶段可能会对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其进度并非AI或AGI研制者所能完全把控，需要未雨绸缪，而这个努力的过程需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推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周佳峰副总裁介绍了科大讯飞自2004年以来通过人工智能变革教育形态的实践探索及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效。作为一家既做人工智能，又做教育服务的企业，科大讯飞始终围绕着教育的本质来布局技术研发。不管技术如何改变，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本质始终不变。于教育而言，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耦合，催生的是教育形态的变化，即从工业时代大规模、标准化培养人才的教育形态逐渐走向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个性化培养人才的新教育形态。人工智能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助力教育形态创新变革和帮助教育回归本质。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的过程中，已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它基于“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针对教学空间、教学过程、教育评价以及教育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持续探索，通过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合理介入，致力于教育的全要素创新和各环节数据畅通，助力学生在课堂教学真实状态下的个性化学习。例如，通过智能识别和数据汇集的技术，采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等过程化教育数据，再通过认知智能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和知识推理技术等对学生的历史学情进行相关分析，并根据学生能力素养的长处与短板规划出相应的学习路径，从而达到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和指导的目的。周佳峰指出，在智能识别学习路径后，更关键的还是要能够精准地实现从“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的转变，帮助师生实现减负增效的教育目的。此外，除采集学业数据外，科大讯飞也致力于在自然状态下采集学生的体育数据和心育数据，以帮助学校更好地实现全面育人目标。相关研发成果已应用于上海市长宁区的学校教育改革，通过“数据基座＋学校班级＋个人应用”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践。鉴于ChatGPT等人工智能系统所取得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发展，科大讯飞计划在教育领域加强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年龄较大的教师提供更加智能的备课助手，在优质资源供给、无感知过程学情采集和实时精准评估方面，发挥智能助手的关键价值，助力提高教师工作效率，解放精力专注“立德树人”工作；第二，在教师的作业批改和错因诊断等方面提供智能服务；第三，帮助学生更加自主化学习，加强个性化的学情反馈，完善人机交互式和启发式的学习辅导。总之，“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因材施教成就梦想”是科大讯飞永远不变的主题。从科大讯飞19年的教育变革实践中，不难窥见人工智能质变改变人类教育历史叙事的缩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文革副教授基于进化认识论的视角，分析了作为一种新型认知工具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本质关联以及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对未来教育变革带来的重要启发。郭教授从人类智能的两个前提条件谈起，她认为人类智能之所以能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大自然从不言明“事实”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人类非常有限的直接感知范围有关。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发明了语言。语言的诞生是人类智能出现巨大飞跃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它以编码和解码的方式，实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经验的“外化”。作为人类认知过程的重要技术性工具，语言变成了一个外在的知识容器，丰富了人类已有的认知途径（从单一的直接感知到同时借助符号学习）。本质而言，人类智能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解读为在自然中嵌入了人工。而人类智能的成熟与完善，本身也成为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也有了二十世纪波普尔在哲学认识论层面提出的“三个世界”认知观概念。人工智能作为“世界三”范畴的一种技术，是人类认知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来源，但它也是人类感知系统所没有的一种工具性存在。随着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迭代升级，单靠人类智能已无法独立处理好今天所形成的复杂知识体系。因此，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基本的操作工具或者说一种认知工具，而ChatGPT正是这类新工具中的一种，它们可能蕴含着人类处理未来知识最重要的认知基础。那么，作为一种认知工具的人工智能，又将带给未来教育何种启发？郭教授指出，与其将关注焦点放在如何将ChatGPT等人工智能更好地应用于教育领域，不如去思考我们未来的教育如何培养出能创造这类工具的人。这对于未来教育变革来说，是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命题。另外，关于ChatGPT引发的人们对学生作业造假、学者论文造假的恐慌，她认为这反而会促进教育评价方式或者说人类知识表达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应当关注人工智能助推未来教育变革模式下的新的知识表征和修辞手段。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刘宝存教授重点关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工具对高校教育科研的影响。他指出，尽管国外顶尖期刊（如《Science》《eLife》等）对ChatGPT在教育科研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但是在工具价值层面，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对提升研究者科研效率的影响仍值得关注，因为这可能成为未来教育研究发展的新机遇。其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能辅助研究者快速读取相关文献的核心信息，以此全面掌握研究现状；其次，它能辅助研究者进行研究设计，如和ChatGPT讨论可以获得一定的研究启发并厘清研究思路；再者，它还能辅助研究者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发挥作为一个多功能集成研究工具的价值；最后，它也能帮助研究者评估和优化论文成果，比如研究者能够利用ChatGPT对论文的语法和文字表达进行润色，或者根据具体期刊的格式要求进行检查和修改，甚至在思维层面为教育科研人员提供新的教育研究认知手段。但是，刘宝存教授也提醒，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在教育科研领域的应用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违反学术伦理道德，造成研究价值立场混淆，带来教育数据安全风险，等等。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作为研究工具的ChatGPT等对教育科研的积极影响，刘宝存教授针对不同主体提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作为研究者，应掌握并学会合理使用这些研究工具，并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素养与理论积累；学术机构则需严格审查学术诚信；而站在国家层面，还需加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教育研究》杂志社邓友超主编分享了题为《复合教育者的诞生》的主题报告。受叶澜先生2006年在《教育概论》中提出的“复合教育主体”①概念（叶澜，2006）的影响，邓友超主编在报告开篇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复合教育者”的新概念。他认为，ChatGPT等新一代对话机器人将以更强劲的技术趋势影响和重塑人类未来教育，尤其是促进教育活动中主体角色的迅速转变，其变化不仅体现在不同教育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上，更体现在以教师、对话机器人、学生为核心的三大主体的关系重构与角色转型中。邓友超主编指出，面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迭代升级与教育介入，人类教育生态将变得更加复杂，教师职业将遭到强烈冲击，教师是否会被取代的质疑、挑战与危险接踵而至。面对技术的强势来袭，我们应该用一种哲学的理性来看待，来思考。作为首当其冲的教育主体，教师应迎难而上，成为一个反思的教育者，即加强对学习本质的深刻认识，思考学习方式大变革的今天“学生怎么学”，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教我们所教的那些东西”，成为“为思维而教、为素养而教”的新教育者，主动推进现代教育教学的转型升级，真正解放学生关于“实际类知识”学习的局限性。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在《技术与时间》中分析了技术与人的存在问题，并将人的存在建构在技术之上，提出了人的“代具性”思想。因此，技术于人类而言并非消极的存在，而应使其成为积极的历史建构者。在“代具性”意义上，对于教师而言，未来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将成为他们新的“代具”，直到跟过去的“代具”（如黑板、教科书等）一样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成为学校教育的“制度性的教育者”。一旦如此，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因其快速反应、全息全纳、互动生成、拓展认知等特征，将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者，成为新型嵌入式智能教育中促进因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发展的了不起的“教育者”。而面对技术可能异化教育的风险，学生也应成为自我的教育者。因为任何时候，教育的终极目的都是培养自我人格，而成为饱满的人始终都是自我人格教育的重要使命。概言之，ChatGPT等新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显著地体现在了三重教育者角色的转型和教育生态的重建上，“反思的教育者”“制度化存在的教育者”“自我的教育者”，无不预示着未来一种“复合教育者”的诞生。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张治局长围绕《ChatGPT加速教育范式重塑的底层逻辑》这一报告主题，由ChatGPT带来的“知识不再有用、教育工具失效、能力模型迷茫、教育信仰危机”等恐慌引出人类未来教育变革的主旋律：从“有目标的教育”转向“有意义的学习”。张治局长认为，ChatGPT将重塑教育的底层逻辑，包括脑科学的逻辑、智慧生成的逻辑和知识表达的逻辑。首先，在脑科学的逻辑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具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能效模式”，也可称为“节能模式”，即凡是它认为不重要的都不去做，大脑的这种本质意味着人类对于ChatGPT是没有抵抗力的。为了减少热量消耗，最高效率地处理问题，人类本能地会在思考上“节能”。其次，由于教育发展人的核心就是要在新的工具平台上建构新智商，而ChatGPT很可能会垫高人类群体的智慧台阶，使未来人与机器的协同智商远远超越纯生物人的智商。最后，作为一种知识表达的ChatGPT可能还会改变人类知识表达的逻辑，导致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扭转，并使知识的数字化、知识的计算化变为现实。当人们认为知识不重要的时候，就会开始把知识当作提升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智慧高度的脚手架了。当教育的底层逻辑被重塑后，后文明时代的教育该追求什么呢？张治局长认为应加快教育大脑的构建，促进人类思维品质的多元性和人类智慧的多样性。因为ChatGPT体现的更多的是通用智能，而我们对教育的价值追求跟通用智能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ChatGPT为技术基础来构建教育大脑将会非常迫切。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在未来也将开辟出一个非常广阔的人类发展空间。基于ChatGPT对教育范式转型的影响，张治局长还提出了针对未来教育变革的五点建议：要重新认识人机协同智商，在新平台重塑教育坐标；要增加实践性课程，强调“Person in Loop”的学习活动；要多设计脚手架而不是沙袋，支撑个性化学习并提高学习效率；要回应谁的知识更重要的问题；要创造更多样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学得更多。ChatGPT驱动教育底层逻辑的革命性重塑，将加速人类文明向着求真、向善、唯美、创新的方向前进。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对于教育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作为加快教育发展的重要生产力，信息技术对教学模式、育人方式和教育生态的重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新产品的加入，将对下一轮的教育变革产生不小的冲击，更加凸显了技术迭代升级对于未来教育的革命性影响，而冲击主要会发生在学习者、教学者和研究者身上。对于学习者而言，学习动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正面的动机能够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但负面的动机可能带来学生作弊等伦理隐患。对于教学者来说，人机混合的教学环境将有助于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评价的深入等，但是随着ChatGPT的不断进化，教师将面临“教什么”的关键挑战。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研究新的教育、新的规律带来的新契机，尤其是在新的“师—机—生”三元教育场景和环境下，推动智能教育和智能教育学的迅速发展，这也将导致教育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变。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奇点”，杨宗凯教授认为我们不能简单采用禁止方式来迎接当下的技术变革挑战，而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积极的探索。对于未来教育而言，这将是一次重要的转型机会：通过“有组织的创新”，推动形成学习者、教学者和研究者与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共生共长的新融合态势；通过加强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更早更快地掌握智能教育与智能教育学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现代教育的深层次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未来教育变革的“弯道超车”，为国家培养出数字时代的合格创新人才。当ChatGPT以山呼海啸之势席卷而来时，教育研究中的知识生产也面临着若干转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杂志社杨九诠主编聚焦“ChatGPT如何影响学术论文写作？”这一问题，提出在人工智能新情境下教育学术生产可能出现的三类重大转向，他也将其称之为“学术生产新场景”的切换与转化。这三类转向分别是科学范式的转向、知识学的转向以及本体论的转向。伴随三大转向，教育学术论文生产即将步入哪些新场景呢？从“科学范式的转向”来看，第一个场景首先是科学研究未来将步入人机交互的AI范式，目前我们还处于从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范式）向第五范式转变的阶段中，前三个范式（经验范式、理论范式和模拟范式）为当下的科研范式奠定了重要基础。再从“知识学的转向”来看，第二个场景徐徐揭开序幕——教育学学术生产的知识开始从“信念知识”走向“信托知识”。杨九诠主编指出，我们现在总体上还处在“信念知识”的体系当中，但是因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助推，已逐步迈向作为知识生产的基本形态和重要机制的“信托知识”的新场景中。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历经和发展出三种知识内容形态，包括“信仰知识”“信念知识”和“信托知识”。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三种知识学的场景变换的话，则经历了从“信条—经书—教堂”（信仰知识）到“课程—教材—学校”（信念知识）的知识学转向，并且正经历着从“课程—教材—学校”到“代码—引擎—社会”（信托知识）的新过渡阶段。这样的一种“信托知识”，与以神学为基础的“信仰知识”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信念知识”全然不同，它是以技术学驱动的、以代码引擎为特征的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普遍知识形态。紧接着，伴随本体论的转向，人们开始步入第三个场景——教育学论文的生产、教育学研究对象、教育学研究所指可能都要从头开始。ChatGPT人类世场景下，教育的叙事结构被打散，教育的叙事节奏被打断，这对于教育研究和教育学学术论文写作来说，就不仅仅是“另起一行”，而是“另谋新篇”。这种本体论转向是区别于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言的。以往的实用主义方法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ChatGPT人类世场景下的教育学研究生产方式、方法与态度和实用主义截然不同，它强调要同时看到前者和后者，并且首先要看前者。当我们的科学范式、知识学以及本体论都发生转向后，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打交道？这是第四个场景转换中面临的核心挑战。杨九诠主编认为，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定义ChatGPT人类世场景下的学术论文。人机互动的学术生产新场景中，人与ChatGPT交互下产生的学术论文能否发表，如何确保人的真实参与，以及如何防止ChatGPT的“全权繁衍”，这些与学术论文生产有效性和归属性有关的学术道德伦理问题和人类价值立场问题，都值得深思。第五个场景也是杨九诠主编所分析的最后一个场景，即ChatGPT对论文生产的影响。总结来看，其影响包括改变了教育研究和教育学术论文生产的科学研究范式、科学研究知识获取模式、科学研究成果写作模式、科学研究实验设计模式以及科学伦理问题等。五大“学术生产新场景”的转换即将推动教育研究的深刻变革，在科学范式、知识学、本体论等不同层面重塑我们的科学研究与学术生产。六、结语：基于科学理性、哲学审辩和价值清醒关注ChatGPT的教育影响ChatGPT一经问世，就掀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其影响力波及社会各行各业，不仅震惊了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从业者，也对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造成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可能成为由专用性人工智能转向通用性人工智能的关键转折点（陈永伟，2023），更将引发学校结构性变革在事实逻辑层面和实践价值层面的持续探讨（张志祯等，2023）。本次“ChatGPT与未来教育”研讨沙龙成功地实现了身处技术一线且把握技术原理的人工智能专家和探讨人机协同时代未来教育变革的教育专家这两大重要研究主体的合作与对话，加深了教育研究领域对于ChatGPT与未来教育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作为本次研讨沙龙的总结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永智先生认为，这次会议的讨论视角丰富，不仅站在科学理性的视角反思了ChatGPT作为一种教育技术工具和人类认知新工具的本质，也站在哲学高度上重新审辩了技术革新对人类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转型意义，还从价值清醒的态度出发，重申了技术文明新时代坚守人类价值观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最后，李永智先生对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总结性倡议：第一，倡导以深入使用ChatGPT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第二，倡导以科学理性把握该项技术本质特征及潜力作为相关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框架；第三，倡导对整个技术进行综合审视和哲学思考；第四，倡导保持对技术突破发展的关注和警觉。总的来说，这次研讨沙龙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层面的机遇挖掘、局限反思和未来展望（卢宇等，2023），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出了中国未来教育创新、变革与发展的路径、方向乃至格局。注释：
① 指教师与学生都是教育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承担者，都处于主体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永伟(2023).超越ChatGPT:生成式AI的机遇、风险与挑战[J/OL].[2023-03-0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100.C.20230303.1549.002.html.
[2]卢宇,余京蕾,陈鹏鹤等(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与展望——以ChatGPT系统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43(4):24-31,51.
[3]王佑镁,王旦,梁炜怡等(2023).“阿拉丁神灯”还是“潘多拉魔盒”：ChatGPT教育应用的潜能与风险[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5(2):48-56.
[4]叶澜(2006).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5.
[5]张志祯,张玲玲,米天伊等(2023).大型语言模型会催生学校结构性变革吗？——基于ChatGPT的前瞻性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43(4):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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