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现代西方六边形规划理论的形成、实践与影响
投稿邮箱：upiweixin@163.com
1 引论
六边形是一种特殊的几何形，而六边形规划是西方城市规划史上有趣的现象。六边形因其围合面积与周长的比值较大，且满足弥合性原则——即能够在同一单元的基础上无限延伸而不留空隙（表1），所以是自然界（如蜂巢）和人工环境中应用广泛的母题，也是地理和生物学中常见的一类模型。
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六边形元素反复出现在西方城市规划中。但六边形作为一种规划理论和方法逐步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城市规划学科的形成基本同步。六边形规划因其类似蜂巢的形态和可以无限延展的结构，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勤勉、自律、秩序的象征，常被当时西方建筑家和规划家用于描绘未来城市的理想形态。19世纪末以来的不少规划家对格网式规划（grid planning）加以研究和改进（图1），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基于经济学和美学原理而形成的六边形规划，认为六边形广场创造了网格式布局中不曾有的空间体验（图2），并且六边形地块及周边的住宅易于取得更好的景观效果，创造更丰富的景观效果（图3）。这些都是此前格网式或巴洛克式城市规划所不具备的优势。正如梁思成在其《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所说，六边形规划因具有良好朝向、获得更多的阳光、土地利用率更大、工程管线花费较少以及减少交通隐患等优点，“在近代城市设计中占一极重要之位置……此种分段制度实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合适用的制度也”。
图1 阿伯克隆比（Abercrombie）的城市规划模式研究图式
图2 美国加州克塔提市（Cotati，1892年建成）航拍照片（1952年）
图3 俄斯维克（Earswick）的六边形城市广场，每幢建筑均可获得较宽阔的景观视野且避免面对面布置的单调格局
六边形规划并非仅提供了一种区别于格网式或巴洛克城市的物质空间，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良的宏大设想，是作为西方现代的各种规划思潮，如田园城市运动、城市美化运动、城市功能化运动等的一种具体解决方案出现和发展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史上的著名人物如霍华德（E. Howard）、格迪斯（P.Geddes）、科雄（N. Cauchon）、帕克（B. Parker）等人无不与有力焉，从中可见六边形规划理论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早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1940年代以前六边形规划曾被应用于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城市规划中，此后还出现了以之为母题的未来城市方案，并在建筑学、地理学、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我国近代以来城市的发展和研究同样关系棊重。近年来，西方学者对20世纪初的六边形规划已有一些讨论，但对其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在全球各地城镇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尤其是与我国近代以来有关的部分内容，则仍感疏漏较多，对新旧史料有必要钩沉索隐、继续发掘。
本文首先从规划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六边形规划的形成背景与理论基础，利用当时思想家和规划师的各种文、图资料探检视它兴起和衰落的原因，探讨其发展过程与近世西方社会变迁的关系。之后分居住区规划和新城规划2类分别讨论以六边形规划为典型特征的5个案例，最后考察其所以式微的原因及其他影响。
2 从宗教礼仪到理想城市：19世纪以前的西方六边形规划
六边形出现在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一方面，六边形和正方形、圆形结合在一起能形成理性和规整的几何形，因此被应用在古罗马城市广场的设计上（图4）。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建筑师对几何形及其所代表的理性和秩序的追求，伴随着当时以军事防御所需的筑城术的兴起，不但产生了各种星形和放射状的“理想城市构想”（ideal-city concept）（最早也著名者为佛罗伦萨建筑师菲拉雷特[Filaret]为米兰公爵斯福尔辛达[Sforzinda]设计的理想城，1465年），并且在欧洲各地建成许多六边形军事要塞（图5）。美国受欧洲的影响也曾建造六边形要塞（如建于1846年的佛罗里达州杰弗逊要塞[Jefferson Fort]），但由伍德沃德（A. B. Woodward）更进一步将六边形和正三角形进行组合，试图应用在底特律灾后的城市规划上（图6）。这些例子虽然在形态上与下文探讨的六边形规划有类似之处，但二者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均不相同，并非简单沿承的关系。后者是在19世纪末以后西方社会和规划思想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探索理想的城市形态与发展模式的结果。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规划思想的流变与六边形规划产生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建筑运动蓬勃发展、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本节从四个方面讨论六边形规划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其中世纪之交的技术乐观主义以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相符的六边形规划作为理想城市的基本原型，深具社会改良的宏图，此后在各种城市规划运动中不断被修订和发展，最终在1920年代末城市功能化的思潮下发展成熟。
3.1 世纪之交的技术乐观主义
19世纪下半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通过在经济生产中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完成了近代工业化，超过西欧列强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在这种背景中，世纪之交的美国思想界弥散着技术乐观主义思想，科学技术被当成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城市问题上，技术乐观主义者也坚信通过设计合理的城市结构并采取恰当的科学管理，能解决由于经济的狂飙突进导致的各种等城市问题。其中一个未来理想城市的方案出自美国社会思想家、以发明安全剃须刀闻名的企业家吉列（K. C. Gillette）。吉列设想将所有美国人都移居到他精心设计的安大略湖两岸六边形的巨型城市中，利用尼亚加拉大瀑布产生的电力为之提供清洁能源。全部城市的被正六边形和正三角形地块划分，六边形地块中交错安排住宅和各类公共设施（图7,图8），六边形的城市结构也易于后续扩展。
注：图中A为学校；B为娱乐设施；C为餐饮及食品贮藏。齿轮状建筑为住宅，所有建筑均为高层塔楼
图7 吉列理想城市平面局部（1894年）
蜂巢形的理想城市将现代技术和社会结构结合为一，这种秩序井然的城市形态能促进工业化生产和协调城市生活，从而解决诸多城市问题。吉列的构想是蜂巢形理想城市最早的例子。虽然城市资源的集中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但却以大量驯服、勤劳的工人为前提和抹杀城市空间的个性为代价，吉列之后的六边形城市构想大多也未脱此窠臼。
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受益大，得风气之先，故一批社会思想家能够较早、较敏锐地感受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变，提出各自理想城市的构想。蜂巢形的建筑模式不但可以用来建造高层建筑，还能在更大尺度上构成整个城市。同时，工作和居住于蜂巢城市的人们也会像工蜂那样被规训，与韦伯（M. Webber）所谓的恪尽职守、勤奋工作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相符，所以理想城市构想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六边形结构。
3.2 田园城市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六边形的六个顶点和其几何中心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神圣数字“7”（宗教和文化常常采用“七”来规范人的道德和行为。古代世界的各个文明均有崇拜“七”、并进而演化成宗教信仰的传统，如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闪米特人相信“七曜皆神”；希伯来人喜欢用“七”来发誓，犹太人的三大节日都是为期七天；《圣经》中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造出人类，人类有七罪七罚，等等），将天象崇拜反映在城市建设中，构成了古代宗教仪礼的基础（如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地区的巴勒贝克[Baalbek]市建造了一座六边形平面的神殿，神殿中心供奉主神太阳神，六边则按序列布六位天神，象征一周的七天）。这种具有宗教含义的城市空间设计在西方一直延续到近代，如后来成为田园城市思想来源之一的“教堂七城”构想（图9）。霍华德的理想田园城市的规模是以5万人的主城为中心，通过6条放射状交通干线连接周边的6座3.2万人的卫星城（图10）。
图9 奥塞利（G. J. Ouseley）“教堂七城”城市模型，7座城市以教堂为中心布局
注：与图9比较可见田园城市运动所受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的影响。
图10 霍华德田园城市图式（1902年）
霍华德的学说一方面通过其他学者的阐释得以扬光大，如森尼特（A. J. Sennett）于1905年发表的《田园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厚达800余页，“用他自己独创的六边形单元原理归纳出一套田园城市的规划方法”。森尼特特别提到六边形是“自然界具有的形态，而顺应自然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图11,图12）。另一方面，从1904年起，昂温（R. Unwin）和帕克（B. Parker）根据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学说为莱奇沃思（Letchworth）等小镇制定了城市规划并陆续实施。帕克独立执业后，曾于1925年结识了科雄并接受了他的六边形规划理论，将之应用于英国城镇建设中（详后）。
图11 森尼特田园城市中的六边形村落（1905年）
图12 森尼特田园城市中的六边形独幢住宅（1905年）
田园城市运动的另一重要思想家格迪斯（P. Geddes）也偏好在城市规划中加入正六边形，以之形成新城的中心及与老城相连的枢纽（格迪斯向特拉维夫犹太人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他设计的是一个六边形广场，作为连接南部拉法旧城的枢纽。但1926年和1927年的规划方案中六边形的样式并不明显）（图13），使得六边形规划开始在欧美以外的地区流传。
注：城市最大的六边形广场在新城南部接近旧城的地方。该方案仅部分路网结构得到实施
图13 格迪斯设计的特拉维夫城市规划修改方案（1927年）
田园城市思想传到北美后，对美国的城市规划尤其是居住区规划发生了巨大影响，但田园城市运动在美国的实践尺度、规模更大，并促进了区域规划的发展。曾获得堪培拉规划竞标二等奖的美国规划师科米（A. Comey）于1923年发表题为《区域规划理论：应对来自英国的挑战》的文章，批评霍华德试图将人口精确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等学说过于教条化，并且英国式的田园城市运动忽视了城市在集聚条件下所具有的巨大活力。科米汲取田园城市关于城乡一体的思想，但更重视交通干线的作用，以三角形为骨架建立了全国公路网，沿线发展小型工商业城市。此外他将霍华德的圈形城市改为六边形使之可以扩散到全国范围，而在三角形路网的交点处设置大型六边形城市（图14）。这一构想结合了线形城市和田园城市的规划方法，启发了此后关于区域规划和城镇体系的研究。
可见，六边形规划理论是田园城市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田园城市运动在世界各国的流行而传播到各地。
图14 科米以六边形和三角形组合为基础的区域城市群模型（1923年），这一图式对10年之后出现的中心地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3.3 城市美化运动：六边形规划空间模式的形成
格网式规划（grid planning）（也称棋盘网式规划[check-board planning]或希波丹姆型[Hippodamus]规划，从古希腊的米利都[Miletus]到纽约曼哈顿都是这种规划思想的产物。格网式规划虽然实用性强，但城市格局较为呆板，城市景观较少艺术性可言。另外，棋盘式的路网结构增加了城市中两点间运动的距离，降低了城市效率）是19世纪以前的西方城市规划中无可争议的主要类型，对之加以改进是城市美化运动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规划史上曾出现过多种改进格网式规划的模式，如伦敦灾后重建规划方案（1666年）和爱丁堡新城规划（1795年），朗方的华盛顿规划（1791年）和豪斯曼的巴黎改造规划（1852—1870年），以及将格网和对角线及城市广场结合在一起布置的模式，曾在20世纪初由日本殖民者应用于诸多满铁附属地的城市规划中。它们都是城市美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促使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在北美各地迅速开展，它以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和美化城市面貌为主要内容，将创造整洁、高效和具有艺术感的城市空间的观点推向全社会，堪萨斯（1896年）、旧金山（1905年）、芝加哥（1907年）等城市均据之进行了重建和改造。纽约建筑师兰姆（C. Lamb）在1904年提出了六边形模范城市构想，就是以城市美化思想为基础对既有城市进行改造的方案。他主张彻底抛弃格网式布局，利用对角线大道提高城市效率，并认为最经济和实用的方案是六边形骨架。他将建筑按功能（商业、娱乐、文教等）集中布置在六边形地块边缘，形成初步的功能分区制度。同时兰姆认为六边形造成的斜角和连续弯曲的道路有利于创造美观生动的街景，并且设想在高空设置街道联系各幢高层建筑（图15,图16）。
图15 兰姆的六边形城市构想（1904年），城市功能交错安排在不同地块内，与吉列的方案类似
3.4 城市功能化（City Functional）：六边形规划理论的成熟时期
由于城市美化运动过于注重城市外在环境的改造而忽视了社会问题和经济性，因此在提出不久后就遭到抨击。1920年代，随着城市规划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关注的重点日益转向城市专门问题如交通和分区等，城市美化运动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功能化思想，或称城市实用（City Practical）、城市效率（City Efficient），即对城市美化运动的批判和反思，转而倡导更实际的规划理念，以科学分析和计算推导代替道德说教。
在这一背景下，维也纳工程师米勒（A. Müller）提出的六边形城市改造方案，是以六边形单元扩建现有城市或连接两部分城区。他认为六边形城市结构对城市水道系统而言是最经济的形式，在同样条件下实现“最少的消防栓数量和最短的供水干管长度”。米勒同样沿六边形周边布置建筑，与兰姆方案类似，但他的六边形地块较大，六边形间的关系更紧凑和明了，因此连接周边的辅助三角形地块的中心，可以形成另一个外套的六边形，城市形态显得更加规整和理性（图17）。
注：红色为另一嵌套的六边形。其中建筑可以避免面对面的布置，并且街道无需太宽即可解决通勤问题。科雄的理论就基于这一方式发展而来
图17 米勒的六边形城市方案（1908年）
加拿大铁道工程师和规划师科雄则以数学方法详尽地论证了六边形规划的优点，并对兰姆、米勒、科米等人的方案作了改进，使其更具可行性。科雄是加拿大市镇规划学院（the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of Canada）和加拿大首都规划委员会的创始人（图18），他的工程师背景使他采取了与城市美化截然不同的规划方法，即所谓“城市科学”（City Scientific），深远影响了1920年代以后加拿大的主流规划思想。
图18 加拿大市镇规划学会为纪念科雄而设计的会徽，六边形为其主题且有蜜蜂的形象
科雄在1925年从交通的安全和便利角度分析了六边形城市的街道形式，发现120°的交角有利于汽车驾驶员廓清视野，即满足交通规划上的视线三角形原理；同时，在斜交的三岔路口仅有三个可能的发生撞车点，而直角相交的十字路口则多达16个（见图19左侧之街道交叉口分析）。另外，六边形城市道路的每个路口因不存在直行方向车辆的干扰，所以右转可以不必减速，使城市通勤效率更高。
图19 六边形路网的三岔路口与格网形路网十字路口交通流线中可能碰撞的交点数目比较
此外，科雄通过计算证明，在相同面积的条件下，围合六边形地块的道路长度比长方形地少10%，即可在街道、人行道、下水道等基础建设上节省10%的投资（图20），并论证了六边形地块内的合理布局可避免建筑间的相互遮挡，创造更健康的城市环境。科雄之前的理想城市方案都说明了经济性是六边形规划的一大优点，但直到科雄才将之具体量化。此后科雄又提出更宏大的六边形城市模型（图21）。从19世纪末吉列开始的六边形城市构想至此形成了完整的规划理论。
科雄的规划思想和图纸在当时的规划界产生了巨大震动，被世界各国的规划师纷纷效仿，在192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也曾是梁思成和张锐的天津规划方案的原型（图22）。
图20 科雄对六边形路网节省投资的分析（1927年），显示了科雄基于数学计算的规划方法
图22 梁思成所拟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六角形街道分段图”
4 1940年代以前六边形规划在世界各地城市建设中的实践
六边形规划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图式和解决社会问题具体的方案，在1940年代以前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在新建城市（尤其是殖民地首都城市）和居住区建设中都发挥了较大影响。
4.1 新城规划
4.1.1 堪培拉规划
堪培拉在1913年被选定为澳大利亚的首都时还是一片荒地，根据芝加哥建筑师格里芬（W. Griffin）制定的规划，从一开始起就作为“澳洲的华盛顿”来建设，是以使用六边形规划而著名的规划方案。
格里芬曾在赖特的事务所工作过，在设计思想上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即最大程度地利用天然地形地貌并以城市空间形态表达民主理想，这两者都成为堪培拉规划的重要特色。格里芬的规划表现了强烈的几何特性，同时也将堪培拉高低起伏的地形及其周边的山脉、湖水考虑在内，在1914年获堪培拉竞赛的头奖并由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于世，并立即轰动了世界规划和建筑界。
堪培拉规划除了使用城市美化运动的设计手法，也遵循田园城市规划的原则，即在城市内部形成各不相同的组团，并将工业区和居住区隔离开，这种布局符合田园城市限制城市扩张的精神（图23）。格里芬在城市宏大三角形结构的顶点分别设置了市政中心（国会山）、市场中心（火车站）及市政中心，其西北部远处则是制造业区域。格里芬的规划方案包含3个六边形地块，其中最重要、也唯一建成的是位于人工湖北岸的市民广场（Civic Center）（图24），在其周边布置了一系列商业建筑和购物中心。
格里芬在他的方案中借鉴了此前兰姆、米勒等人将六边形和三角形结合布置的构想，将之有机地融入田园城市的设计中。堪培拉规划提出的时间较早，并且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广为人知，成为此后其他六边形规划的重要参考。
4.1.2 新德里规划
印度是英帝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1911年英国政府决定将印度的首都从港口城市加尔各答迁到内陆的古都德里附近，并且明确宣布将建成一座像“罗马或华盛顿那样恢宏壮丽”的首都城市。
新德里的选址和规划均由英国建筑师卢廷斯（E. Lutyens）负责制定。卢廷斯采取了明显的对称式布局，“向印度人展示西方科学、艺术和理性的力量”，同时巧妙融入了他所偏好的正三角形和六边形元素，所有放射状的道路均布置成30°或60°。城市的骨架由纵横两条大道构成（图25）。总督府被安置在最重要轴线（国王大道）的东端，紧靠它沿道路两旁布置了秘书处等官衙建筑，在城市东部形成中心行政区，而较远处的西端则是六角形的居住区。
图25 新德里规划（1914年），城市被划分为东（行政区）、西（住宅区）两部分
居住区是独立于东部行政区的几何构图，因此能按照六边形为基本元素进行组织。居住区可解析为两个叠加的大六边形，东西向主轴和南北向的主轴（皇后大道）恰将之从顶点处对分，其内较小的六边形则成为居住区内的道路骨架，但在外围处理成与周边环境和旧城相融合的形态（图26）。
实际上新德里面积较小，近似英国田园城市的规模，当时城市的建筑密度非常低而绿化率非常高，创造出亚洲前此未有的城市景观。卢廷斯本人此前曾与帕克和昂温合作，赞同田园城市的规划哲学，因此按照田园城市的规划方法设计了印度的新首都。六边形规划也随之出现在亚洲。
4.1.3 “新京”规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奠都”长春，改称“新京”，并从1933年正式开始“新京”规划的建设（图27）。“新京”规划的制定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参考当时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国家和新兴的民族国家首都的规划方法和技术。当“新京”建设接近完成时，时论评述“首都的建设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无论建设的速度还是规模，皆远迈澳大利亚的新首都堪培拉，以及土耳其的新首都安哥拉的建设”。
1932年的“新京”规划体现了很多重要现代特征，如明确提出功能分区与容积率成为“新京”规划中“为本局果行事业上，所最注重者”（“新京”规划将全市分成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杂项[苗圃、牧场等]及旧城区，在此之上则是“执政府”、“行政区”，以后将南岭地区划定为文化娱乐区。同时，对各种用地的容积率也做了详细规定，如一级居住地域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三成，其他二、三、四级则不超过四成。“本局”指负责规划和建设的伪满国都建设局），采用规整的路网结构和严格的街道分级系统，在居住区设计上采取了邻里单位设计方法，与堪培拉规划相似，是田园城市运动的影响波及远东的例子。截至1937年9月伪满“国都”建设“第一期五年计划”完成时，“使昔之荒野寒村一变而为富丽堂皇之近代都市”，且“即以之方诸世界名都，亦无逊色也”。
“新京”规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六边形的城市核心地段，时称“大同广场”的圆形交通环岛就位于六边形的中心（图28）。大同广场是“新京”最大的广场，也是举行政治集会和游行的重要场所，周边列布伪满政权的关键部门如伪满中央银行、警察厅、电信局等。这一六边形的“威权广场”在形式和交通组织上都与堪培拉的市民广场非常相似，唯其周边所设置的建筑样式和用途大相径庭。
图28 “新京”规划中居核心位置的大同广场及其周边（1942年），可与图26比较
4.2 居住区规划
4.2.1 帕克的田园城市实践与维森沙维镇（Wythenshawe）规划
帕克是最早进行田园城市运动实践的英国规划师，也是尽端式道路布局（cul-de-sac）的创造者之一（1904年）。他对科雄及其六边形规划理论非常欣赏，与斯坦等人也有交谊，因此对这两种规划方法都很熟悉。1929年帕克受委托为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维森沙维镇制定规划。在这一项目中，他不但进行功能分区，采用兴起于美国的景观大道（parkway）作为贯穿小镇南北的主要动脉，并且在住宅区布置上结合利用了六边形理论和邻里单元理论，成为当时英国田园城市运动的里程碑，“在许多方向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由于汽车的普及，帕克对交通问题特别关注，在总图中设置了一系列六边形广场，以交通岛的方式疏导车流。住宅区由数排相互衔接的六边形组成，整体构图庄重美观（图29,图30），“将功能和美感合为一体……可能与帕克最初曾从事工艺美术运动风格的墙纸设计有关”。居住区的中心遵循邻里单元的模式布置一所小学，并利用尽端式道路营造出安全的居住环境。
帕克的规划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到修改，但仍有一处居住区基本实现了六边形的格局。这个建成的六边形案例与雷德朋（Radburn）一道，代表了1930年代以前居住区规划的两种方式。
4.2.2 美国加州的州外移民劳工安置社区规划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问题，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设立了移垦管理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后改称农业安全管理局），为当时流离失所的劳工和遭受“黑色风暴”（Dust Bowl）被迫离开故土的农民提供救济营。1930年代后期加州中部陆续修建起13座这样的社区。它们一般位于中小城市的郊外，造价低廉（采用当地较便宜的木材和混凝土预制技术），成为一类独特的卫星城。
安置社区的核心部分是提供医疗、教育、食品等救济服务的社区中心，外围布置各种住宅，一般只设一座临近管理处的大门便于监控和管理（根据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改编的电影中可以直观地了解这种类型的救济社区）。早期的这类社区多按照格网式布局临时性建筑，但后来出现了永久性社区，空间布局也更为更复杂。其中，韦斯特利（Westley）和尤巴（Yuba）就是两个较典型的永久移民劳工社区，并都以六边形为其特征。
安置社区的规划师虽然熟悉当时占主流的邻里单元理论和雷德朋模式，但安置营所要求的低造价和小规模等特殊性使其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六边形的布局更加紧凑和经济，并且“在营地上形成更多的散步、娱乐和公共空间”，同时六边形也使居于几何中心的社区中心更便于服务和管理。尤巴的六边形社区内大都为临时住宅，行列式的永久性建筑则安排在六边形之外的林地间（图31）。
这类安置社区的规模较小，一直未得到研究者关注，但其六边形布局却是当时美国居住区规划主流以外的特例。
5 六边形规划之式微及其余波
5.1 六边形规划之式微及其原因
1920年代末以科雄为代表的六边形居住区规划理论已成熟完善，与大概同时兴起的雷德朋模式（由斯坦[C. Stein]等基于邻里单元理论，并结合昂温和帕克的尽端路布局创造的一种居住区规划模式，1928年最先在新泽西州雷德朋市建成）一道，成为居住区住宅的两种主要规划方法，二者都取代了格网状的道路布局，形成交通安全和自成体系的居住环境。
不同的是，科雄的各种方案在他1935年去世前均未实施，实际应用非常有限。相反，另一种居住区规划方法即雷德朋模式和邻里单元理论成为大萧条和战时美国住宅规划必须遵照的原则并在全世界风行，广为美国社会和规划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完全取代了六边形理论。此外，六边形规划虽然比网格式布局要经济，但相比尽端式道路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地块细分时规整的地块更易于操作。通过设计处理，交通的便捷和安全性问题也可在雷德朋模式下得到解决。因此，六边形理论从1930年代在美国就销声匿迹。
六边规划理论日渐式微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及之后的生态环境问题，规划过程及其意义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抽象的几何构图显得过于形式化。战后随着规划和建筑理论越来越倾关注设计过程，在方法上则采取动态设计，六边形城市模型的构图上的美感和韵律也失去了其意义。
更重要的是，综观从吉列以来的各种六边形城市构想，无不以技术乐观主义为基础，重视城市环境的建设，以将城市居民驯服为遵守秩序、工作勤奋的劳动力为目标，而忽视了人作为个体的情感及社会需求。正如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ster）发表于1909年的短篇科幻小说《机器休止》（The Machine Stops）中描述的未来社会，人们各自“占据一小间六边形的房间，就像蜂巢中的一个蜂室”，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最后由于过分依赖机器导致了人类的灭亡。如果将科学技术绝对化，一个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人类失误的全部责任也须由其承担，从而导致由一个极端（技术乐观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技术悲观主义）。世风易替，建立在技术乐观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六边形规划逐渐衰落。
虽然1940年代以后六边形规划大规模兴建的案例较为少见，但它在规划之外的建筑设计、城市地理等理论研究方面仍持续发挥着影响。
5.2 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与施坚雅空间模型
前文所述的科米六边形规划理论以交通干线为基础将全部国土划分为若干六边形的区域，并在六边形的中心形成各自的中心城市。这一理论对现代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于1933年完成了他关于德国南部城市的研究，提出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即人类社会聚落结构可抽象为三角形聚落分布和六边形市场区的组合结构，中心地位于六边形的中央，用六边形来形象地概括地域内城市级别与规模的关系，同时赋予交通因素以重要意义。
中心地理论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可推演应用于同类型区域，是现代地理学的第一个成熟理论，反映出德国人抽象、逻辑思维的专长。然而，中心地理论的空间图式（图32）及其关注的交通、区域、等级秩序等要素与10年前科米的模型几乎相同，这是国内中心地理论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部分。
图32 中心地理论以交通干线组织城市的模型
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根据他对我国成都平原地区的研究，提出应从区域城市化的角度系统阐述中国前近代时期的城市发展，并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市场等级理论，同样以六边形的几何结构建构出符合中国主要地区体系的市场模型（图33,图34）。施坚雅的市场体系模型把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引入了原本缺乏空间性、立体性的历史领域，从而在中国城市史和经济史领域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也可见六边形规划理论对我国城市研究的重要意义。
图34 施坚雅市场等级理论用于分析长江上游地区较大城市贸易体系（1893年）的图式
5.3 1960年代的理想城市构思
1960年代是世界各地左翼运动风云激荡、反传统思潮（counter-cultural movement）愈演愈烈的时期，建筑界和规划界也掀起了对代表官僚机构和商业权力的现代建筑和城市的批判，并不约而同地以新技术为特点，构思了未来城市和生活的各种形态，其中著名者如国际情境主义（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建筑电讯派（Archigram）、新陈代谢派等。同时，1960年代也是生态环境意识逐渐醒觉的时期，以麦克哈格（I. McHarg）为代表的生态设计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
美国建筑师索莱里（P. Soleri）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中提出了他的六面体城市构想。这种城市由一系列与外界隔绝、由机器提供通风照明等设施的六面体组成，每幢楼高达1000m，可容纳10万人在其中居住、生活和工作（图35,图36）。索莱里将他的设计哲学称为建筑生态学（Archology，为建筑和生态的合成词），为了保护自然环境、避免郊区无限蔓延，转而将人的活动限制在采取超高密度的巨型城市中。
索莱里的这种巨构城市的思想与之前的柯布西耶和当时的日本新陈代谢派颇多共同之处，但与70多年以前吉列的城市构想更加相似，体现了技术乐观主义在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思想中的影响。
5.4 战后六边形居住区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如前所述，六边形规划在战后多被用于数学建模和理论分析，实际建成者多见于小型社区的一隅。战后至今以六边形为基础规模较大也较为著名的城市建设当属阿姆斯特丹东南郊的比基莫梅尔市（Bijlmermeer）规划。该项目是为低收入市民集中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始建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盛行的1960年代中期，因此在规划上既体现了现代主义规划和建筑注重效率和功能的特征，也体现了六边形易于扩展、用地经济的特征，形成了基于六边形组合而成的高层住宅群（图37）。高层住宅之间还架有专供人行的联系通道，实现了兰姆60年前的设想。1970年代美国规划学家仍在继续探讨如何在新城区中利用六边形得到更利于扩展和组合的城市形态（图38）。
图37 比基莫梅尔市建成时鸟瞰（1965年）
6 结语
六边形规划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城市规划思想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作为解决当时西方城市和社会问题而提出的综合方案。六边形因其特殊的几何特性，且与蜂巢相似，易于产生勤奋工作、秩序尽然等积极的联想，所以为吉列、兰姆、森内特、科雄等很多社会思想家和规划师所偏爱，试图构建以六边形为基本形式的理想城市模型，以之根除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各种痼疾，因此产生了各种奇思妙想。但随着规划学科的日渐成熟，规划师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六边形规划形式上的特性和优势，其社会改良的初衷反而不再被提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风靡西方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六边形规划的哲学基础，这种规划思想迅即成为田园城市运动、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功能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边形规划的部分理论基础就是在这几种思潮的相互作用和递嬗演替形成的，并随着这些思潮得以在全球各地传播。随着技术乐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不断被质疑，六边形规划也逐步式微，成为今天罕为人知、但曾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种空间模式和社会改良方案。
六边形规划的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建城市，尤其是意图体现政治权力的首都城市规划以及居住区规划上。综合考察本文列举的五个实际建成的六边形规划案例，反映了一种规划思想观念在全球的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也提供了一个将我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发展置于全球图景中加以考察的视角，是规划思想史研究的典型案例。
不论是在城市尺度上还是居住区尺度上，六边形规划理论的衍生形态虽多，真正实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但其成熟和式微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当时各种规划思想和规划方法的升降与演替。认真研究这一过程，对我们加深了解西方近世以来的城市规划史及其与我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关系，无疑有很大意义。
作者：刘亦师，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原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3期，pp78-90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联系upi@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