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连接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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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罗杰·特兰西克（Roger Trancik）在《寻找失落空间》中从现代城市空间的历史与演变作为例证分析入手，归纳整理并提出了城市空间设计的三种理论，即图底理论、连接理论和场所理论。连接理论，也可称为关联耦合理论，要点在于通过城市空间“线”的组织，包括地段边界、交通流线、轴线等，把建筑物与外部空间环境联系起来，目的是组织一种关联系统或是一种网络，建立有序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兰西克也指出，连接理论所表达的“连接（linkage）作为组织城市空间要素，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思想，在槙文彦、黑川纪章、培根等建筑师不同时期的城市设计实践与构想中都有所体现。以下结合不同时期城市设计相应理论思潮与典型城市规划设计案例分析，对连接理论的思想起源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1 起源
从村落的自然聚集，到中世纪欧洲城镇在崎岖地带建造防御工事而留出平整地块耕作农田的做法，14世纪以前的城市建设清晰体现了人对于居住“趋利避害”的特点。以安徽宏村为例，约宋朝年间，因两次大火烧毁家族原有宅地，宏村亟须重建。建村者以“先建水系后依水系而建村”的原则，引水源至每户门前以防止火灾发生。这样依循自然规律、趋利避害的想法，最终形成了宏村“浣汲未妨溪路远，家家门巷有清泉”的特色村落空间格局（图1）。
1 碣坝（拦河坝） 2 西溪 3 羊栈溪 4 上水圳 5 月沼 6 乐叙堂
图1 公元1403—1607年的宏村及北部水系示意
这一时期，对城市公共空间组织的思想开始萌芽，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提到了八角形的理想城市方案，考虑街道与公共建筑的关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城市设计与建设的理论思想用以指导城市建设，但经历自然生长与发展所形成的城市空间形态已开始体现出某种线对城市其他元素的控制。
2 初步应用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促使科学、艺术、文化各个领域思想的繁荣，包括城市设计的思想理论也得到发展。15世纪继维特鲁威之后，阿尔伯蒂（L. B. Alberti）在《论建筑》一书中提出城市中建筑的“线构”（Lineamenta）：“在建筑的身上，看到了一套既不是物质的、又依附于物质的线条体系”。“线构”作为最早涉及“连接”思想的城市设计理论，强调了建筑设计应注重与外部城市环境的角度、线条的控制关系。同一时期，以中国紫禁城建设与欧洲大城市改造为例，造城者们通过对于城市广场的连接与公共建筑的组织，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城市空间形态。
2.1 紫禁城、罗马与巴黎
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4年（1406年），严格按照传统封建宗法礼制设计规划，太和、中和、保和三个大殿为外朝，供皇帝处理政务；之后的宫殿群为内廷，住着后宫嫔妃，是 皇帝家庭生活之所。“左祖右社”和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建筑群的布局中得到运用（图2）。整个紫禁城沿中轴线东西展开，“当身历其境者沿轴线北进时，一系列无穷无尽的起伏的轮廓线和曲线形体切入天空”。
图2 北京紫禁城中轴图
同样在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作为集中了物质财富与政治权利的基督教圣地，罗马经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规划改建（图3）。受巴洛克规划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宗教建筑和城市广场、凯旋门通过道路轴线联系起来。整个改建都强调了城市空间的运动感与景深。
而在法国，路易十四为了彰显君权与国家的强大，在对巴黎的改造过程中，建造了路易十四广场和胜利广场等若干封闭广场，向南串联卢浮宫形成一条深远的中轴。拿破仑时期建造了凯旋门，继续延续巴黎市中心的轴线。再到后来奥斯曼对巴黎市区道路系统、绿化、公园广场及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改建规划，基本完成了巴黎的大十字的空间格局（图4）。
图4 巴黎大十字图底关系图
2.2 华盛顿规划
美国1776年建国后决定将距波托马克河河口80英里处作为新首都的建设用地。作为法国军事工程师，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从小在巴黎长大，深受欧洲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但与传统巴洛克规划思想不同，在1791 年完成的华盛顿规划方案中，朗方关注了城市绿地、水体、公共空间以及纪念性公共建筑，并在轴线上叠加了功能性的街道网格（图5）。三权分立的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国会被布置在河边30m外的高地上，即今天的国会山。东西轴线的西端以林肯纪念馆作为其对景，南北短轴两端分别为杰弗逊纪念堂和白宫，两条轴线的交点耸立着华盛顿纪念碑。以两条轴线为基础，结合国会山及河道，规划方案倡导一种自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而斜向道路与正交格网的叠加试图联系政府职能与市民生活，组织住宅区、商业区与首都国家活动的共存（图6）。
图5 1791年朗方华盛顿规划平面图
图6 华盛顿规划平面分析
斜向的道路是华盛顿规划中重要的连接线，但在规划方案实施初期，由于沿街边界界定不清晰导致这种结构被破坏；另外，理想化的斜向道路在正交网格中切割出的三角地块因缺乏设计指导而沦为失落空间。后陆续经1901年麦克米伦计划等诸多意在重建朗方原设计的规划作为指导，界定和延伸了城市轴线，加强了公共生活的连续性和关联性，最终完善了华盛顿特色的纪念性城市空间结构。
紫禁城、罗马以及巴黎的建设都体现出以公共空间为一个系统组织串联城市。这是城市建设中连接理论的最初应用，通过线的控制有条理地构建了广场与建筑的联系，最终形成建城者们所希望的带有纪念性、仪式性特点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形态追求宏伟构图，从而有效地表达所需的秩序。然而在之后皮埃尔·朗方的华盛顿规划中，连接理论的应用不再局限于对礼教、传统及政权象征与纪念的目的，也不单单体现为城市广场与公共建筑的沟通与连接，而开始追求诸如自然与人造环境、政府与市民等多方面的联系。“连接”开始不再局限于城市形态构形的研究，对于街道广场空间、轴线、视线等的组织与串联已无法应对城市发展的复杂问题。
3 盛行与研究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建造技术的发展与交通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建筑形象与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各类新的城市设计理论与构想开始涌现，从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赖特（Frank Wright）的“广亩城市”到马塔（Soria Mata）的“带形城市”，连接的思想在这些设计思潮中颇为流行。汽车和轨道交通带来了便捷的出行方式，原有的以步行尺度为特征的城市结构因此改变。而技术革新也带来了设计理论及方法的相应改变，城市设计者更加重视城市形态的动态性和要素之间的关联。
3.1 费城更新
1950年埃德蒙·培根（Edmund N. Bacon）主持费城再开发计划，是连接理论在大尺度范围的重要实践。培根尝试以城市尺度的连接来恢复城市空间的连贯性，同时向未来发展的方向引导新区开发。原有方格路网作为基本骨架，东西、 南北两条主要道路形成轴线，交叉点为市政厅和市中心，由此引出一条放射状林荫道。同时整合环状高速道路、地铁和步行街，并改建保留了公园绿地及部分老旧公共建筑（图7）。培根还依据城市整体结构的关联来引导局部地段建筑群的更新设计，即在街区范围内通过对视线和人流的再组织连接城市建筑实体与空间虚体。以中心区西侧步行公园的设计为例， 在东西轴线的延续下，以步行路线以及轨道交通连接市政厅东面原有的带状公园，以空间廊道连接城市重要建筑和公共空间，连接的思想在城市整体结构得到体现。虽然新的大尺度现代高层建筑更新了城市肌理，但费城原有的空间格局得到了保留与延续（图8）。
3.2 构想与探索
除了培根在费城更新中对“同时诸运动系统”（埃德蒙·培根在其《城市设计》一书中提出，“以前研究过的城市同今天的城市的一大差别是人在空间中的运动应用了机械动力，这是全然不同时空感……以前一个人通过空间的速率大体上相同……现在充斥着五花八门的交通方式，每种方式都有它的运动速率和感知系统”。而“城 市设计的源泉”在于“把这些复杂的系统作为协调的单元来研究”。所谓“同时诸运动系统”是在三维的城市设计系统下，统一考虑活动路线和交通流线，它强调体量与空间的关系、人感受的连续性以及不同运动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联）思想的实践外，更多城市设计构想通过研究运动系统及空间流动性，对连接理论进行了实验性与概念化的诠释。彼得·库克（Peter Cook）1964年提出了嵌入城市（Plug-in City）的构想，在已有交通空间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网架上插入预制的居住单元，水平交通在不同层面穿过社区。预制单元使用年限一般为40年，使得整个社区可以周期性地进行更新。在嵌入城市的构想中,“连接成为联系水平和垂直的一种非空间布局手段”（图9）。
类似的探索还有丹下健三的东京湾规划。二战后日本东京经济急剧增长，城市发展缺乏用地，1960年以丹下健三为代表，包括黑川纪章、槙文彦等多位日本建筑师发表的《新陈代谢1960：新都市主义的提案》中提出了这样的构想： 以两条高架于海面的高速道路作为城市脊梁，从东京市中心跨越东京湾延伸至千叶。高速环路之间布置商业办公和公共文化建筑，通过填海延展环路并在两侧生长出海上住宅单元。带有未来主义倾向的东京湾规划让城市空间变成以高速环路系统为主题的纪念性建筑群，城市组织的复杂性远远不能通过脊髓式的环路结构简化；同样，填海、人工陆地等想法也遇到技术、经济方面的难题（图10）。然而，丹下所领导的“新陈代谢主义”（在丹下健三的影响下，以青年建筑师大高正人、槙文彦、菊竹清训、黑川纪章以及评论家川添登为核心，于1960年前后形成的建筑创作组织， 发表了题为《新陈代谢1960：新都市主义的提案》。他们强调事物的生长、变化与衰亡，极力主张采用新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反对过去那种把城 市和建筑看成固定、自然进化的观点，立足于城市的现代主义模式的对立面，认为城市和建筑不是静止的，它像生物新陈代谢那样是一个动态过程）对于运动系统联系性的研究与思考影响了其后的城市设计及建筑创作，包括山梨文化会馆、大阪世界博览会建筑（图11），以及黑川纪章的中银舱体大楼（图12），建筑交通空间的特殊处理都清晰地反映出对连接思想的探索。
图10 东京湾规划模型
20世纪后结合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城市设计思潮纷繁发展，城市物质空间的连接因为便利的交通方式重新被设计者审视。连接思想在城市设计实践中的应用依然受到城市纪念性空间形式与美学思想的影响，但已立足于大的社会背景，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或是为城市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4 发展及影响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连接的思想得到极大的关注，其城市设计的实践面对社会变革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前瞻性与推动力，但由于对于设计本身的依赖，以及过高地强调运动系统及联系性，忽视了人作为城市的主体所起的作用，“在这些连接型超大结构的实验中，环境变成了运动系统的构图，机械美学和高科技主宰了对空间组合方式的探索”。
因此，以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和十次小组（Team 10）为代表的建筑师提出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城市设计思潮。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向》中对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可读性”的探讨，到舒尔茨（C. Norberg Schu）在《场所精神》中提出场所与文脉的概念，再到盖尔（Jan Gehl）的《交往与空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公共空间与行为的研究，城市设计理论开始深入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结构，以弥补单纯的大尺度城市空间结构对于城市文化精神层面的忽视。1986年，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空间》中在现代空间演进研究和历史范例分析的基础上，对“连接组织城市空间要素”的思想进行理论化，称为“连接理论”，指出了其强调城市的联系和动态而易忽略空间界定，并提出与图底理论、场所理论叠加整合的设计策略，城市物质空间的设计应赋予虚实以结构，建立各部之间联系，并回应人性需求和各自环境的独特要素（图13）。
图13 连接理论发展脉络图
继1980年代后的城市设计理论发展在对城市要素的关联性及其结构的系统性研究中，体现出了以下两大趋势。一是更客观与理性地对“连接”进行认识与分析。以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领导的空间句法研究为例，结合拓扑学、图论对空间构形进行评价，尝试对关联关系进行更量化的分析。在2002年东伦敦斯特拉特福（Stratford City）片区更新设计中，“空间句法公司”首先分析了伦敦的轴线模型中基地与周边的联系，颜色的冷暖表示可达性的强弱（图14）；在奥雅纳公司（ARUP）的更新方案中，针对现状分析重新布局了主次道路，增强片区的可理解性，并重新建立轴线模型进行评估与修正（图15）。另一趋势是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大，“连接”不再单纯地局限于城市物质空间元素的探讨，以麦克哈格（Lennox McHarg）及西蒙兹（John O. Simonds）为代表的生态规划设计思想中，城市“绿道”和“蓝道”的概念提出了对于自然生态要素的保护；以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为代表的TOD模 式则对公共交通作为城市物质空间如何连接的实现方式进行研究，探讨以交通站点为中心的5~10分钟步行路程为半径范围的混合功能城区，通过引入公共交通引导其开发建设；而王建国在《现代城市设计理论》中的“相关线—域面分析方法”，提出作为物质空间联系补充的“行为线”与“心理线”，都是基于连接理论“线”组织城市要素的思想进行的拓展与延伸。
图15 斯特拉特福片区设计方案
至此，城市设计的内涵已开始融合来自社会学、政治学、 经济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多领域的学科观点。伴随着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迅速改变，这样的时代变革也影响了当代城市设计理论的反思。曼纽尔·卡斯特在其关于流动空间的论述中提到“信息化的资本流动对于人才、符号经济以及虚拟时空不断重新划分，而这又取决于人们对建成环境的不断变化的现实感受”，可见传统的连接关系被打断，但同时新的连接体现为信息技术与活动，又因此凝聚在一起。
5 结语
“连接就是城市的凝聚力，以组织城市活动……城市设计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孤立的事物间建立可以理解的关系”。城市的永恒主题是“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体现美学意图”，而对“美好的城市形态”解答过程应放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在城市设计中，组织公共空间要素是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必要手段，这是对连接思想最直接的认识，即作为塑造美好城市形态的设计方法。经历了20世纪的城市设计实践探索，连接体现为对城市网络的组织与对结构的建构，城市的物质性网络承载着每一建筑、每一街角的市民活动与行为。而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城市设计的内涵扩大，连接理论的引申不再局限于特兰西克提出的作为城市空间的设计方法，还包括对连接方式的理性分析、连接的空间生产机制的研究等。受全球化与社会网络化的影响，传统城市设计语境在当下变革的时代背景中存在困境，通过对连接理论发展脉络中具有地域环境和时代特征的设计实践的梳理，目的不在于形成新的关于城市设计的形式化的理论，而是探究其思想脉络与城市意义之间的根源。
作者：卢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亚之，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3期，pp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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