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 |『汇智沙龙No.1』龙瀛：中国城市的空间发展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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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4月和6月，本刊分别结合当期杂志的专辑组织了“汇智沙龙”，这两次线下学术交流获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沙龙之后，编辑部对沙龙上的嘉宾发言进行了精心整理，在此后的2周里将陆续呈现给大家，希望您喜欢（喜欢请转发哦）。
当前中国备受关注的几个城市开发负面现象，如大马路、鬼城和千城一面等，均与新区开发有关。我们利用大规模的道路网络、兴趣点、定位服务（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和街景图片等新数据，借鉴城市开发周期理论，对中国所有城市的新区进行了涵盖城市开发、形态、功能、活动和品质的多维度评价，并将其与相应的老区进行了对比，用量化的手段刻画新区存在的问题。
我们从城市的尺度来看待新区的开发、形态、功能、活动与活力，为此我们定义差异指数K为该城市新城镇开发地区（2000—2010年间扩展区域、新区）的某个指标数值与2000年以前城镇开发地区（老区）该指标的比值，以此表征新区与老区的差异幅度。鉴于K的构造形式，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不同城市间的信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渗透程度不同的问题。我们认为该指标可以直观地从各个维度对我国新区开发进行评价，进而发现其存在的特点和问题，最终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建议。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图1 评估新区开发一般规律及地区差异的技术路线图
研究发现，新区开发规模巨大，不同等级城市间的开发规模差异并不明显；相比老区，新区开发对应了尺度稍大的城市肌理、较低的城市功能和城市活力，以及较低的空间品质。
中国2000年前的老区总面积为33187k㎡，而2000—2010年开发的新区总面积为32938k㎡，总规模基本与老区一致，显示了过去10年快速的城市扩张。
新区相比老区，道路交叉口密度仅为老区的61%，兴趣点密度为30%，LBS点密度为44%。极大的差异体现出新区相比老区，无论在城市形态、功能还是活动方面都还有待发育。
北京新区共有185个测度点，老区共有1655个测度点。新区的街道停驻意愿得分显著低于老区，街道空间发生改善的比率也更低，这进一步对新区的空间品质给出了解读。
1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数据环境、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
文章主要从空间维度入手，利用一些新的数据手段，对中国新城新区的发展品质和空间活力做一个判断。实际上，新城新区的定义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口径，所以我们对中国新城新区并不是从城市的角度或行政的角度来定义，更多的是利用遥感数据检测出来的。比如2000年之前的城镇用地是老区，之后我们认为是新区。这样我们就把中国几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分成两部分，发现老区、新区差不多各占一半。
我们致力于从不同的维度对中国新城新区的发展来做判断，可以从形态、功能、城市活动、城市活力以及空间品质等多个视角来认识城市。针对不同的研究维度，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数据。如果要从城市开发的维度来界定新城新区的发展，可以利用遥感影像和道路交叉口密度；从城市功能维度则可以利用全国新区点的数据；而针对城市活动这个维度，我们利用了手机拍照产生的数据来判断新区和老区城市活动上的差异。
关于空间品质，我们侧重于公共空间的品质。本期杂志专辑的导读里，将全国6万多k㎡（2010年数据）的城市建设用地分为两种，新区和老区，然后从四个方面进行判断。从规模这个角度来看，2000年之前和之后，新区和老区的比例基本上是各占一半。也就是说，中国发展了几千年，到2000年只开发了3万多k㎡；然而2000—2010年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发了3万多k㎡——在10年完成了过去五千年文明所达到的规模，这是我们对新城新区总体规模的判断。
从城市形态这个角度，可以用道路交叉口密度这个重要指标进行判断。新区道路交叉口的密度为老区的61%，这和我们的常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千城一面，很多城市问题都是新区的问题，而不是老城的问题。
从城市功能这个角度来看，总体上新区的城市功能只有老区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北京的老区，早上想买一个面包当早餐都需要走很多路口；如果对应到新区，它们的功能和密度还不足老区的三分之一，情况可想而知。
在城市活动这个角度，我们有不同的数据。我们用百度的数据发现新区的城市活动仅为老区的44%，这还是不错的；可是用其他来源的数据发现新区只是老区的10%。总体来说，新区相较老区开发变大，功能变弱，城市活动变少，这就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初步结论。所以我们的工作，第一步回答是什么，之后再回答为什么，以及规划行业和相关学科该怎么办。
除了城市形态、功能、活动，我们也非常关注品质。现在三亚开展的城市双修，说明品质对我们更加重要。我们测度全国的公共空间品质在新区和老城的差异，发现多数城市，包括北京，新区的品质显著低于老区。
中国新区发展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态势，如果我们对很多城市问题和城市现象不予关注，那么可能对新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中国城市发生的转变和相应的城市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 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四个主要悖论
2.1 快速空间扩张与过度呼吁存量规划之间的悖论
一方面我们一直在说存量规划，包括北京提出的负增长，即建设用地少了，这跟扩张性的规划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我们用过去十多年的数据发现，2000以来的存量开发只占过去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还在扩张。即便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它的存量开发也只占五分之一，北京也没有达到一半（图2），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未来还是要经历城市快速扩张的阶段。
图2 各城市建成区规模及2007—2012年间的城市扩张速度
图3 1999—2013年中国城市的再开发
原来我们靠年鉴数据来规划，而现在我们有大数据和新的开放数据，这让规划行业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机会来认识我们的城市，来认识我们城市中所服务的人，所以这是城市在数据环境上发生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是城市的基础水平，比如以后的城市可能是科技城市、智慧城市。另外，我们发现不管西方人、东方人，还是超级发达国家的人基本都是从五年前开始无时无刻不玩手机。中国相较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可能落后十年，但是中国人玩手机并不落后。城市智慧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对于人和城市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很多经验和策略对我们不一定适用。
另一方面是街道生活的衰败。多数相对低档次的馆子不会出现在街面上，而是出现在综合体里。还有周末生活商场化、商业运营多元化、儿童教育产业化、零散时间手机化、机构起名洋气化，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民都在经历的生活方式和空间的转变。我们上课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每个人都在玩手机——每一个专家，每一个发言人，他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用不玩手机人的数量来表示。
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我们说信息通信技术给我们带来绿色的城市，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城市，我们相信有好的一方面，比如共享经济，自行车又回到了长安街，自行车又开始堵车了。这种城市生活的变化只有最近这两年才有，有的变化只有最近这一年才有。中国空间发展四个现实的问题，或者四个悖论，有的在新区里面是广泛存在的，甚至存在得更为严重。
2.2 局部人口收缩与广泛存在的规划人口膨胀之间的悖论
还有一个悖论是人口必须要增长。当前中国有180座城市人口发生减少，这也逐渐成为新常态（图4—图6）。我们的城市还存在着与西方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我们收缩城市的数量非常多，但是城市收缩的程度非常低；另外，人口在收缩，用地在扩张，但城市空间品质在改善。比如我们一直关注齐齐哈尔，中心城的人口在减少，但是空间品质在改善，政府的公共投资在不断加入。收缩不一定等于衰败和倒退，我们有智慧的收缩和一些相关理念。
图4 左上→右下：2010年的人口密度；2010年的人口密度；2010人口/2000人口（由蓝至红表示增幅由小到大）；收缩城市
图5 扩张 vs.收缩
图6 2000—2010年人口减少的180个中国城市
基于新的城市常态，以后会不会有一种新的规划的范式，比如有三分之一的规划领域是为收缩城市做规划。此外，我们发现新区发展不太好的城市，这种收缩的比例是更高的。
2.3 中高强度建筑开发与低密度人类活动之间的悖论
还有一个悖论是，建筑都建得很高，但是有的地方人类活动非常少，也就是说有很多鬼城、空城的现象，这点在新城新区更明显。我们说的鬼城不是指整个城市都是鬼城，而是城市的一部分是。比如很多地方有开发但是没什么功能，有了功能没有活动。针对中国的鬼城，可以通过一百多万笔的土地出让规模来认识，还可以用一些变量来估算住房空置率。我们不能说这是我们观测到的中国鬼城，这只是我们推测的中国鬼城，其结果也得到了当地市民的认可。
2.4 行政地域的城市和作为实体地域的城市之间的悖论
我们研究城市的新城新区，那什么是城市？从行政上讲中国有600多座城市（图7），但是中国的城市定义与西方城市不同，如果按照西方的视角，北京是十多个城市的一个城市群。然而行政划分上的城市和功能上的城市，还有实体地域上的城市是非常不匹配的。经过研究后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有4000多座城市，而不应该是600多座。
图7 行政意义上的中国城市等级划分及空间分布
十多年前佛山的GDP就是上百亿，相对独立，难道它不是城市吗？所以我们要认识新城新区的前提是理清城市的定义（图8）。只有把城市认识清楚，才知道有多少个新城新区、有多大范围、从年代上怎么划分。我们现在完全从行政划分上认识是不够的。
图8 基于道路交叉口重新定义中国城市体系
现在要回答的是从功能地域这个角度有多少座城市。现在我们已经在和滴滴出行合作，拿到全国一周数据，并由此对城市的实体地域进行调查（图9）。
图9 京津地区的“滴滴”大数据轨迹
现在有一个词Anthropocene（人类史），我们人类对地球的扰乱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不能想象的程度。未来我们的城市、人类的生存、规划设计的模式势必要发生很大的转变，我们都会创造人类史，对地球地表产生更大的改变和影响。
报告人：龙瀛，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2期“新城新区的发展历程与空间品质”专辑特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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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稿整理：许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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