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
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摘自本书序
在西方基督宗教和哲学中，善（good）与恶（evil）是最典型的一组二分法（dichotomy）。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判断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善恶之间关系是什么，都是常见的研究问题。现代西方文明深受“性恶”论的影响，“性恶”论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圣·奥古斯丁，也称希波的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或Augustine of Hippo，公元354—430年）。奥古斯丁早期倾向于“缺善论”（absence of good）：善恶不是二元对立的，恶不会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恶不是神创造出来的），它只是善的不足。因此，在奥古斯丁看来，恶是一种“不完美”（imperfection）[1]。这个时期的奥古斯丁对人性比较乐观，不过在奥古斯丁后期，特别是在他撰写《神的国度》时，他对人性的态度变得极度悲观，他的“性恶”论开始成形。奥古斯丁认为，“性恶”源于“原罪效应”和人类的“自由意志”（人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和选择善或恶的自由）[1]38。人的意志虽仍是自由，但人类受到“原罪”影响。人把肉欲放到灵魂之上，也就丧失了知善（亲近神）的能力，只会自愿地、不自觉地选择恶（远离神）。因此，只有神恩才是解救“性恶”的唯一途径。从奥古斯丁开始，“性恶”论便成为基督宗教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深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里。然而宗教改革开启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随着经验主义的出现，“性恶”论逐渐从“道德”演绎转移向“科学”演绎[1]35。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认为，善恶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追求享乐（肉欲）是人性。而在休谟的基础上，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无善无恶，他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自私（性恶）成为公益的基础[1]36。总之，现代西方“性恶”论源于现代前奥古斯丁认为的“原罪效应”和“自由意志”，后被现代西方经验主义重新演绎。西方“性恶”论的主题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人类天性是追求肉欲享受”；第二层，道德观是个人的、主观的；第三层，强调人的行为自由，而不是意志自由[1]38。西方“性恶”论表现为：在道德上包容恶人、恶事（特别是离经叛道），宁纵无枉；在宗教上强调爱罪人；在社会上强调尊重个人自由；在法制上强调未证明有罪前是无罪。相对地，西方社会对善人、善事特具戒心，特别是反感“伪善”；对利他、大我则缺乏信任，特别是怀疑“无私”[1]38。
“多样性”（diversity）一词在14世纪时意为“多样、不同”，但包含着邪恶（evil）、堕落（perverseness）、冲突（conflict）等强烈的负面意义；到17世纪，该词成为表达不同政治派别、理念、观点的政治学中性词汇；该词真正流行起来是在1980年代被引入生态学后，也就是出现在新词“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biodiversity）中。生物多样性强调保护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2001年，“多样性”这一概念被运用在文化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对人类至关重要。这一立场存在巨大争议，争议在于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一个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设。另外，保护或推广诸如人祭、割礼、童婚、纳妾等文化现象是违法且不道德的。当然，与“多样性”相似的概念如“多元化”（pluralism）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则更早出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文化多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尽管文化或文明的发展环境不同，但不同文化或文明的价值是相同的，地位是平等的。以上解释西方多元文化的逻辑与经验主义相似：经验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经验不同，不同经验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观，但不同的道德观应有同等地位。如果不同的道德观具有同等地位，那么人就应有自由去按自己的道德观生活。在经验主义下，最基本的道德观是自我保存与追求享乐[1]37。如果说现代西方的“性恶”是极端地追求肉欲（享乐）和功利自私，那么多元文化就是孕育“性恶”的沃土。假如多元文化对人类有益，那么就应该承认“性恶”者的价值观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地位平等，“性恶”文化与主流文化地位平等。其次，既然承认地位平等，那么主流社会就应该包容、尊重“性恶”者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其政治权利。再次，既然包容和尊重“性恶”者，那些“性恶”群体可以参与民主政治活动，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美国是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最多元的西方国家，同时，美国以个人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因此美国是研究“性恶”文化的样本。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开始，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等边缘群体开始强调自己的文化应该与主流文化受到同等的对待，甚至得到特殊保护。这些边缘群体在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加持下，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占据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但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偏袒最终加剧了美国社会分裂，使得美国传统的“大熔炉”（melting pot）①走向“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和“沙拉碗”（salad bowl）②。“性恶”文化加之多元文化主义既冲击了美国社会秩序，又削弱了美国国家认同。这个现象是需要中国社会关注和警惕的。
① “大熔炉”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来到美国后被熔化成一种新的文化，即美利坚文化。
② “沙拉碗”是指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联合在一起，像一个大的沙拉碗，不同文化各自保持特色，根本没有合并融合为某种单一均质的文化。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人性善恶是永恒话题。西方“性恶”文化突出，而中国“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更强。那么，西方性恶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演变过程是怎样的？它与现代城市规划有什么关系？对中国城市规划有什么启示？本章正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1）西方“性恶”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演变过程是什么？本章以奥古斯丁的“性恶”为题，凸显了奥古斯丁的思维和理念，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今天西方人的人生观，不是顺他的，就是反他的，但都是以他的为参照”[1]。本章以奥古斯丁的思想为核心，阐释了他的思想如何承前（柏拉图思想）与启后（经验主义思想）；同时还特别分析了在古典希腊理性、宗教改革前的神学、现代西方经验主义三大思想体系下，西方“性恶”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演变过程（表1）。表1 不同道德观对人性善恶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决定是一种“明知故犯”的选择，只有在“知”善恶的前提下（定义善恶），人做选择（行善或性恶）才具有道德性。例如，聪明本身没有道德性，天生聪明的人不能选择不聪明，但选择将其聪明才智用在什么地方就具有了道德性。因此，决定道德性的关键有两点：一是，人有“选择”吗？二是，有绝对原则来定义善恶吗？这两个问题也成为西方“性恶”文化争论的焦点。从表1来看，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性恶”，更确切地说是“性本”，是指人类天性是追求肉欲享受[1]38。这种理解意味着必然性，即人没有选择，从而也就没有道德责任。尤其在经验主义的演绎下，即感官经验是认知善恶的唯一来源，且因人而异，但不同人的认知具有同等道德价值，所以没有绝对的或者超越个人经验的善恶原则。这种认识与现代前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都认为人不必然只追求肉欲享受，他们都将这种追求视为“性恶”。不同的是，柏拉图认为人类可以选择追求理性，引导意志去控制肉欲，从而走向善；奥古斯丁则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神恩找回择善的自由以控制肉欲，甚至是获得自觉择善的更大自由。也就是说，现代前的西方性恶文化中，理性或神恩是决定人类善恶的绝对原则或公认的道德准绳。现代前的西方性恶文化，经宗教改革后，不再强调绝对原则（理性或神恩），但性恶的理念延续了下来。受现代西方性恶文化影响，缺乏绝对道德原则的问题也体现在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实践中。结合经验主义及其衍生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假设：每个空间使用者都在追求最高享受、最高效率，不会自觉考虑别人、自动地容忍别人[1]40。因此，城市规划的关注点在于：在没有绝对原则的前提下，规划者如何通过专业逻辑去处理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本章以功能分区被用来解决或避免冲突为例。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并不否定功能分区对解决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问题具有的积极意义，而是让读者看到，当时通过功能分区形成楚河汉界的规划逻辑，深受西方性恶文化的影响，隐含了人类单纯追求自我保存的价值观。正如表1所示，这种价值观经由经验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演绎后，强调其自身的主观性，以及每个人道德价值地位的同等性。结果是，价值观的被接受程度和众人层面的决策标准成为善恶的参照。书中还以城市文化“多元化”为例讨论“性恶”。由于缺乏超越个人的绝对原则，塑造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多数人的独裁”，即少数服从多数决策，最终可能导致城市文化体现的是多数人（或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群体）的诉求，而对少数群体的文化缺乏包容。另一种是“少数人的独裁”，即“意见一致”或一票否决的方式决策，可能导致多数包容少数，继而发展为迁就少数，再发展为服从少数，最终，多数人的文化得不到合理表达。无论是哪一种，都呈现了一种“失衡”的状态，或者说倾向于形成“包容少数人”与“顾及多数人”之间的不断拉锯，导致社会张力加大。（3）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中的“性恶”文化，对“城市人”理论的启示是什么？以上分析引发了笔者对我国城市规划的两点思考。第一，与现代西方性恶文化单纯强调自我保存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我”文化（与人共存）。那么是否可以从不同价值观出发重新思考：以同时具有“小我”和“大我”理念的“人”为本，对以人为本的规划意味着什么？而这一问题，正是“城市人”理论价值观的思考起点：如何回归人类天然具有的追求自存和共存的理性。第二，缺乏绝对原则的规划实践，容易引发上述“失衡”的状态，引发社会不公。那么，“以人为本”规划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以“平衡”为着眼点，以“扬善”为方向，建立一套普世原则，将“善”的原则前定，并运用在规划实践中，尤其用在不同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对中。以上正是“城市人”理论道德观的思考起点，即如何在规划事业中定义善、选择善、宣扬善。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28.第一章 柏拉图的“恒”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
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
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
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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