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第一期问世了。
本期刊文21篇，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跨文化与区域研究”“健康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三个专栏专题。中国人习惯以“新年新气象”来表达祝福或权以自勉。关注本刊或眼尖的朋友会注意到新年第一期在结构上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开卷增加了“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栏目。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有一批来自中山大学的学者建立了重要功勋，他们或筚路蓝缕开疆拓宇，或别出蹊径蔚成峰峦。本栏目的设置不仅在梳理中山大学的学术脉络，而且为现当代学术史丰富新的学术格局。
▲ 夏书章教授
第一期推出的学术名家是来自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夏书章教授。夏老生于1919年，江苏高邮人，与宋代大词人秦观同里，今年101岁了，是典型的学界人瑞。我平时在康乐园中与他偶遇，见他依旧步履稳健，谈笑自如，因知一等的学术果然也有一等的养生功效。夏老是公共管理学的重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MPA之父”，他秉承“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观念，将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专业进行了中国化的定位，以善政良治作为目标，全力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本访谈相当全面地展现了夏老的学术历程和基本学术思想。原始要终，昭示本末，是许多史书编撰的基本理路，即如编年体史书《左传》也多因事命篇，侧重事件之本末叙事。本期刊出台湾成功大学张高评对勘《春秋》书法与《左传》叙事见本末的文章，即是他《左传》系列研究中的重要一篇。文章理路清晰，实证丰富，文笔雅驯，读来醒人耳目。
蒋寅致力清代诗学有年，相关成果丰硕。数年前他移席岭南，关注岭南诗学也便成为自然。乾隆中叶翁方纲提学粤东，泽被一方，晚清广东诗学勃兴，良有以也，其中香山黄培芳便是受翁方纲诗学浸染甚深的人物。黄培芳的三种诗话《香石诗说》《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贯穿了其一生诗学的发展。蒋寅的文章便在追溯其诗学渊源的基础上，反思了黄培芳的性灵诗学以及其对肌理说的取向，彰显了其诗学对粤东诗歌传统建构的意义。此文从“小人物”中看出大问题，堪称锐眼。“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尤其是在北京，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特殊意象，“公园”便是其一。我们现在理解的一般性的公园大率以休憩、游乐为主，而在民国年间，北京的公园既是最新的公共空间，又是最旧的帝国遗迹。林峥师从陈平原多年，陈平原治学兴发多端，如岸边把缆放船，得自如之趣，其学术神力真有不可形容者。林峥研究现代文学，别开“公园”一门，亦饶有兴味。她从民国西方旅行者为切入口，一窥其认知路径和复杂情感，相信别具学术意味。近来读得一联：“从来名士皆耽酒，未有佳人不读书。”不读书的佳人或渐失其佳，而不耽酒的名士依然是名士。但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确实不可动摇，无论是“今宵酒醒何处”的寂寞，还是“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情，在在见证了人文历史的斑驳影迹。如今古人诗酒风流之“现场”早已被雨打风吹去，而曾经给历史带来诸多情怀和想象的酒器却多存其旧。张法考察了远古从尊到彝的酒器变化，尤其重点考察了从彝到斝再到爵这跨越夏商周三代酒器形制的变化，揭示其背后从酒器到礼器并逐渐形成的政治等级体制。耽酒的名士不妨重新认识一下酒器的前世今生。
“纯化”与“泛化”的方式在文史哲及其他学科研究中，其实都面临着或选择或融通的问题，各择一端与两端互补所带来的学术格局当然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虽然只完成了上卷，但从总体上来说，却是纯化与泛化结合的典范。陈仁仁的文章以胡适此著为例，探究的其实是哲学史研究的范式问题。范式虽非结果，却可以指向结果，范式的意义也主要在这里。我以前读书读到一节文字，很有感慨。吕碧城的姐姐吕美荪平时爱读林纾的译著，猜想林纾此人既文笔雅赡如此，其人当也是风雅逼人的。后来果然在他人资助路费后，如愿进京见到了林纾。如今我读到王子今的《行走的秦汉少年》一文，也陡然生出“但愿一识王子今”的想法。中国古代交通史其实也是一部情感史、生活史，秦汉时期已经充分认识到交通的重要，这也带来了行旅空间的扩大以及知识、眼界的拓展。“少年”便是受益较大的一个群体，他们以行走为学，人生的阅历和经验便也因此倍增。王子今从教育史视角所带来的考察，我认为是值得读者期待的。崛起的中国令世界瞩目，而健康的中国则是幸福中国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申曙光主持的“健康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专题三篇文章，则是他们团队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格局与健康中国建设研究的部分成果。中山大学多年来一直提倡科学研究的“三个面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便是其中之一，本专题的研究也因此兼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崖略高的学术研究无非追求学术的高度、深度、广度和精度。在这一目标之下，一切的低浅狭粗虽然也能体现出部分的勤劳，却终究无法闪现出学术智慧的灵光。本刊期待更多以勤劳为基础、有着沉潜含玩的功夫并带着灵性和光芒的文章。
本期刊文20篇，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宗教与文明研究》两个专栏专题。古文字学长期以来被称为“冷门绝学”，这是就全国的整体学术格局而言的。但在中山大学，古文字学不仅代有传人，而且在中文学科的布局中，还带有显学的意味。始创其学的是容庚、商承祚二先生，他们在中山大学也被亲切地称为“容商二老”。容、商二老是民国“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的嫡系传人。“罗王学派”兼重新文献和新方法，不仅经常开疆拓宇，而且往往顿成峰峦，故其学术创获令世界瞩目。罗、王二人也因此被伯希和等誉为近代中国行走在世界学术高端和前沿的一流学者。稍追溯源流，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就呈现出相当高清的学术气象。曾宪通先生是容商二老之后第二代传人的代表，他不仅亲承容庚、商承祚、饶宗颐等先生教诲，而且别出蹊径，从字形入手，兼及音义，致力于发掘古文字的文化内涵，大力推进了古文字研究的层阶和内涵。本次访谈由第三代学人陈伟武采写，第三代学人与第二代学人品茗话旧，清话学术源流，那情境想想都是令人神往的。▲ 曾宪通先生
曩读王运熙师《说盛唐气象》一文，深感唐音之可贵，在情感之清美雅正与格局之自如妥帖。诗歌在唐朝不仅是文人借以抒情言志的文学载体，也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学一旦沉入到生活之中，就不是文学妆点生活的容颜，而是生活点燃文学的光华。唐诗有以孤篇雄于唐者如《春江花月夜》，也有以一句能令万口传者，如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便属于以一句振绝古今者。唐诗的美学典范多承殷璠“声律风骨”兼备与“赞圣朝之美”之论，而对勘这一范式，王湾《次北固山下》的诗学史意义，就需要从历史、政治和美学的多维角度来重新估量。戴伟华之文，看似从小处落墨，其实揭示的是唐诗之大者。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感叹，作为老大帝国的清王朝从道光末年开始，在外族的侵迫下，其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便发生着“剧疾之变迁”，而且这种变迁因为迥异于往日内部斗争、异族叛乱而令统治者张皇失措，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可救疗之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陈寅恪推崇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形态大体接近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所表述的内容。但王国维分明说过，周王朝所建立的封建文化体制之所以能纲纪天下，在本质上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及文化形态的形成，正是周王朝废旧趋新的结果。陈寅恪认同周王朝以来的传统文化，这是从守护旧文化的角度而言的。但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发达，从来就是激活旧质与增入新质相摩相荡的产物。如此，面对五四文化的应激反应以及从中体现的新思潮，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一路走过的轨迹来认知。如果不嫌遥远，我们“重回”鼎沸的周代初年，诸位也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林岗一文的意味，我觉得正在于此。中国的道教史自成一脉，其盛衰大体依政治变化而变化，而中古则是相对活跃的时期。作为道教教义思想的经典，古灵宝经的地位无可怀疑。但文本思想的开放性与文本形态的复杂性，往往是作为一种经典的基本特征。如此，走入经典的历程注定会有曲折甚至艰难。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将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与“新经”两部分，自此两者问世先后的问题便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王承文与刘屹便是此一问题的对立双方，本期刊出王承文大作，也期待刘屹的回应之作。海上丝绸之路在当下已是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对相关史料的全面梳理和研究的深入，若干此前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也开始彰显在学术视野之内，这当然需要有多语言的学术背景和跨文化的研究能力。德国学者廉亚明（Ralph Kauz）从阿拉伯、波斯史料以及历史航海地图等中，勾勒出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意义，一新世人耳目。如果学者都这样扎扎实实为学术史做贡献，而不是拿捏已知揣摩未知，或者错综于群说之间，则学术才有尊严可言。有根的学术才真正令人敬畏。▲ 阿拉伯往来中国（唐朝）的“黑石号”商船
本期以一组经济学论文煞尾，涉及企业债务、共享经济、绿色全产业链以及A股市场定价等诸多问题，未必能形成直接的对话，但让各位经济学家隔空晤言一“室”之内，至少后续的学术对话是值得期待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这一期的编辑，伴随着新冠肺炎肆虐中华大地与世界各地的过程。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也许我们无法慷慨逆行，征战在抗疫第一线。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各位宅家研读，端居高楼作高人，但凭书卷长精神，料能收获丰厚的学术。是学界所愿，亦刊物所愿也。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中国文体学研究”“经典与阐释”三个专栏专题，刊文十九篇。中山大学南校园中的东南区一号，如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供人瞻仰、徘徊与流连。那是陈寅恪故居，那是“金明馆”，那是“寒柳堂”，那是一代学者的仪型陈寅恪完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学术经典的地方。二楼的走廊宽阔、敞亮，那是陈寅恪授课的地方。曾有一张陈寅恪走廊授课的照片广为流传，其中的听讲者一时难以明辨。但在1955年夏至1956年夏这一年中，端坐在走廊上饫聆教诲的，就有蔡鸿生先生。蔡先生听了一年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课，从此开启了他对大唐西域的精神漫游。陈寅恪所说的“在史中求史识”一如“在水中学游泳”，也奠定了蔡先生此后的学术路径。而从岑仲勉“隋唐史”课程中感受到的理、证须平衡的观念，也成为蔡先生治学的基本理念。蔡鸿生先生此后积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外交通史，成就卓著。他提出的“两道二西”之说，并西域道、南海道与西域、西洋而言，其实揭示了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绾结中西文明的交流历程和不凡意义。读蔡鸿生先生的访谈，历史场景、学术想象与研究方法等如珠玉在前，语语平实而深蕴学术光芒，真所谓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吾师王运熙先生亦云：“学问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事情。”学术之事，其理至简。至成就大小，固多赖天资，然未尝不与是否贪图简易有关。故细读访谈文字，不仅可以藉此走近学术名家，也足以启迪后来学者。▲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寓所廊中授课
时隔一年，吴承学主持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再次与读者见面。现在我们往往把论文作为现代学术文体加以认知，其实作为一种文体，“论”不仅源流独具，而且格局恢弘，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才智、辩思与理趣。今日读《世说新语》者，往往惊其清谈之妙语深具逻辑之玄思。若解析其故，则其中也颇多先悄然含玩他人之论以作清谈之资者；当然，也有清谈完毕，归而一气撰成其论者。这是魏晋之时的大致情形，未可一例衡诸他朝。而论体文发展到宋代，因为科举制度的变化，尤其是自真宗朝进士试开以经义命题之风后，“经论”便在论体文中得以长足发展，士子不仅需要深研经义，而且要有经世之心，方能合乎科举选才之本旨。巩本栋之文纵论宋代经论，于彰显“文章”本体意义之外，也展现了宋代儒学之新貌。制度、思想与文体三者之关系，确实是一方值得学界勤加耕耘的领域。以前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宏文，对其勾勒三代都城之方位及迁徙之迹象深相敬佩。1926年12月初，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主持从山西考古回来的欢迎仪式，李济提及选择山西作为考古对象，主要是尧舜禹三帝的都城都在山西境内。王国维当即就表示不同意，其援引的依据就来自于《殷周制度论》中关于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之论。此文虽细节可商，但大体成立。我也因此一直对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说法深表怀疑。今再读王国维之文，其并非将殷周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重点考察周文化是如何在殷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否定性变革，从而形成全新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王国维认为，此在在可证殷、周文化之间存在着带有根本意义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所以孔子的这个“监”字，很有点其来无端的意味。邓国军考察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王朝秩序之间的关系，揭示殷周之际，方位观念从宗教性、政治性向宗法礼制的转移，与王国维之文实在离合之间。作者从这一角度介入讨论，当能启人新思。▲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庄子在其自身的生活世界和其虚拟的精神世界，都当得起“自然”二字。在那个独特的世界中，他与天地精神往来不息，畅快自如，酣畅淋漓地享受着虚静无碍的物我交融时光，这是属于庄子的“向幸福出发”。但如果把庄子置于纷纭的现实世界，他的“隔”便立刻显现出来。这意味着读《庄子》，注定需要两副眼光：观世以揭世俗之弊，观道以彰生命之境。陈少明沉潜《庄子》研究有年，本文从言述方式来探讨庄子生命的精神场景，合诸其他相关论述，或可见其整体之思。经典与阐释，若果然能如庄子所言“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则道枢、天均、天倪既经营在心，其他则凡势之所及，皆豁然贯通矣。▲ 《庄子》书影
本期另有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文章数篇，亦并有发明，读者可择而读之。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状态仍在持续中。我们尚未及欣赏热烈的花红柳绿，便倏忽到了暮春之时。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一出，写杜丽娘偶访后花园，惊见“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深感“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辜负了这一片多情的春色。疫情让我们终日面对电脑，不知不觉也成了“锦屏人”。但自然的韶光固然可以因季节而“贱”，而学术的韶光却是四季明媚的。因略用屈原、张先之意感赋一绝云：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赋学研究”“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三个专题专栏，刊文凡21篇。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山大学同龄，哲学学科也是国家第一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其学术与学科地位可见一斑。虽然通识教育的呼声一直都在，而且在整体的学科规划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但在现行的学科分类制度面前，通识教育还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只能以辅助的形式出现。这一学科制度当然带来了各分学科专精人才的培养，但论及文史哲贯通的大视野，还是只能大体停留在形似上。而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结缘超过70年的李锦全教授，不仅相当完整地见证和参与了此间哲学学科的建立，而且因其先后在文、史、哲三系学习与工作，而使得其哲学研究自具崖略，呈现出相当宏通的格局和眼界，兼具文学的温度与史学的冷峻。李锦全教授的哲学研究自先秦以迄当代，一线贯穿，均有不凡建树。而其泽被国内哲学学科最为广泛的，尤在先后参与、主编了数种在国内卓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一流学者直接参与编纂的教材才是学子之幸，舍此无论矣。因为有纵贯哲学史的专题研究与多年编写哲学史教材之故，李锦全教授提出的“矛盾融合、传承创新”的哲学史观，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他在浸润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忧患意识、旷达人生”哲学观，不仅可见诸其种种哲学论著，也可于其《思空斋诗草》一窥究竟。诗意栖居与凌空哲思，在今年已届95岁高龄的李锦全教授身上居然如此水乳交融在一起，不禁令人跂予望之。在20世纪史学界，陈寅恪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冷眼观世、热心研史，既开学术新域，复示来者矩彟，在冷热之中呈现出磅礴而深邃的史学澄明之境。今年适逢陈寅恪诞辰130周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金明馆中饫聆陈寅恪教诲一年之久的蔡鸿生特赐下大作《唐代诗文证史札记》，以此表达其感念师恩、颂扬师德之雅意。的确，没有比以学术的方式纪念老师更有意义的。蔡鸿生此文侧重从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和南海文明的交流中考订唐代诗文中的若干历史资源，看似只是如“海胡”“扬州帽”等不太受人关注者，但略择数端，即可见中西文明融化之迹，若非胸罗万卷，必难如此论说精至。蔡鸿生此文是证史，亦是解诗。史家之解诗，真有令人讶异者，亦足以羽翼诗家之眼矣。赋选是汉武帝时期形成的一种仕进方式，为汉大赋的成熟与兴盛奠定了体制性基础，强化了赋体的文本特征和现实意义，形成了对君王既尊崇又讽谏的双向意义维度，而推动之力则主要在平衡藩国政治与文学之关系上。本期韦春喜之文于此颇有心得。大凡一种文化之生命，承续传统是一方面，融合新知、开张新局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而文化之厄正在于简单粗暴的陈陈相因，看似尊尚传统，其实是窒息传统的生机与活力。近代中国的文化格局恢弘开张，别创新境，这得益于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晚清以来学人如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关于《楚辞》的研究，不仅令当世为之眼明，也启后来新文化运动之先声。此与清末流行的西方文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因缘关系。狄霞晨还原近代文论史上的这一段语境，便是从这里出发。▲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五大导师（陈丹青画）
史料与史料学之关系，一如食材与美食、菜系之关系。史料之为学，需要充足的理论支撑，方能建构其自家天地，舍此则仍为史料之杂陈与汇合而已。学者治学，何尝一刻可以离乎史料？而学境之大小，往往判若霄壤，此正在史料学之眼光或丰厚锐敏、或贫乏迟钝尔。付祥喜《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一文，足以启人思者，应正在于此。真理之令人神往，在于其可以让人摆脱左顾右盼、四顾茫茫与无所适从，而一如“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心志从此有了明确而坚定的方向。但如果面对迈克尔•林奇，他把真概念与真性质分别看成是一种功能概念与性质，“真”既是“一”，也是“多”，从而提出了关于真理的功能主义多元论。换言之，“天涯路”也完全可能是多歧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深刻而严峻的哲学家面前，吾人岂可不慎乎，岂可不慎乎！借助国际力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的大政方针，而立于中国的吸收外商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路。黄新飞主持的这一专题结合国际经济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交叉视角，给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制约不了关于经济的思考。夏日已至，疫情未散。且忧且栗，我心彷徨。爰再赋一绝，略写一时之思云尔：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贡赋经济体制研究”“文明与宗教研究”四个专题专栏，刊文凡23篇。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科不仅是国家“双一流”学科，也是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的A+学科，其在全国同类学科中的地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毛蕴诗教授则是为中山大学赢得这一学科与学术地位的重要开拓者与成就者。这篇访谈，其实也为一个学科如何奠基、怎样发展、何时抢占前沿、是否敢于引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为什么有的学科历史长达百年而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偏离方向，不断萎缩；而有的学科甫一创立，即如“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这与能否准确考量学科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密切相关。检读这篇访谈，毛蕴诗教授数十年的学术与教学经历印证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无论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学科，大约都要在引进来、沉下去、高处提、远处走这四个方面下足功夫。引进来侧重借鉴，沉下去重视实践，高处提讲究理论，远处走扩大影响。毛蕴诗教授在这条光明的学术之路上，不仅走得非常坚定，而且十分稳健。这使得“毛蕴诗”这个原以为在中国古典诗词领域大放异彩的名字，在工商管理这一领域，同样灼灼其华。确实，哪个学科、哪门学术不需要蕴含着诗性的想象和光辉呢！▲ 毛蕴诗教授在中山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执权杖入场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习惯心追神想唐人的豪情与逸兴，但历史学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国文化的“极致”时代是在宋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中国宋代的“近代化”予以了极高的礼赞，他认为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异邦学者的话说的是轻是重，我们不必太计较，因为特殊语境与特殊维度，自然会带来判断的个性化色彩，尤其是一些稍显尖锐的用词如“蛮夷之邦”等，我们更可以付以云淡风轻的一瞥。但严复的一节话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我觉得严复之时是如此，现在也大率如此。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精神生活其实大致还是生活在宋代的文化之中。作为朝代的宋代虽然久已消逝在历史的深处，而作为文化的宋代却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窥察钱建状从砚台的角度论述宋代文化的根基所在，对砚台的清玩与咏写，确实可以见出宋人的闲澹之心和清雅之趣。经典的形成不仅有起伏的线索，也有旁逸的谱系，两者合观才能完成对经典的系统认知。在经典的类型之中，现代革命遗书是非常特别的一类，林觉民的《与妻书》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则是典范，闻名遐迩，二文不仅呈现出两位志士的高远情怀，也凝聚成一种令人怀想、肃然起敬的传统。其实，还有一篇《苗可秀志士遗墨》与此堪称鼎足而三。但这位被誉为“国士”的苗可秀走向经典的历程，却稍显复杂，在吴祖光的《凤凰城》话剧中，一个儒雅、坚定、果敢与从容的苗可秀才初步定型。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我们推出杨慧的长文，藉此缅怀曾经的峥嵘岁月和英勇殉国的先烈们。▲ 吴祖光四幕话剧《凤凰城》曾在抗战时期轰动全国
在现代生活的必需品中，盐当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其在国家财政资源中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国计军需，多仰盐课”，类似这样的情况久已沉淀为一种遥远的记忆。但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如何从盐业经济领域建立关于贡赋经济体制的认识，却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本期刘志伟主持的专栏立足明清两代的盐业盐政，对此作了颇为专精的研究，相信能有力推动贡赋经济体制学术史的发展。文明与宗教的关系是个极有意味的话题，本刊多年来一直保留这个栏目，就是因为这一话题有着不可替代的穿透性和开放性，边界广阔而饶有张力。本期王丁以“专名研究”为范围，约请多位中外学者，就作为史料的人名、译名、名号、地名及人名修辞术等展开专题研究，既有总括性的评述，也有关于边疆、域外史地及人物、宗教等的专名的分析。各篇文字均不长，但以一文解一惑，有一种精要有度的学术魅力。事实上，写一篇学术短文的难度往往在长文之上，它需要作者有一种拨去缠绕榛莽、直接精粹要义的学术本领和魄力。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四，盖需要充足的有关文学史、文学理论、美学、古汉语、文献学等专业知识的储备，才能进入对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透彻之悟。但我曾经以一句“所有的理论都是简单的”宽慰学生，排除了理论本身的不周延和文字表述的不严谨，被深度感知和领会的理论确实大体具有简单而活泼的特点。张沛能看出洛克的“白板”理论与现代人“自然权利”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他在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中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夹城秘道。高明的学术，并非一味勤奋可得，而是需要天赋灵光的慷慨照耀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影
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是一个严肃严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纷纭复杂的学术问题。李胜兰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完善与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的关系着手，经过多年研究而给出了她的结论，相信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五期编竟已届九月，疫情与暑气渐收，爽朗的秋天就在眼前，静寂的校园重开喧闹，编者的心情也为之铿锵舒张，未来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可以自由呼吸、尽情畅想的时光。这一次，面对天地之大美，我们不要时光再倒流……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词学研究”“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亚欧文化研究”四个专题专栏，刊文凡18篇。
1950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开设《唐代乐府》课程，主要讲授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经典旧篇，引起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关注，亦是勘察晚唐史事的重要材料。我今年九月下旬曾踏访敦煌，看着如今空空如也的藏经洞百感丛生，那里不仅催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也留存了中国盛世的文化光阴，令时光“倒流”有了可能。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学术理路，也注定了他对此诗的关注有非同寻常者，故以一篇失传已久的旧诗来探讨唐朝灭亡的部分原因，当时选课的只有胡守为教授一人，不过当时史学专业的学生总共也就三人。陈寅恪听说胡守为来了，开口竟然是“胡先生你来了”，即便是盛夏，也穿着夏布长袍。一个人的课堂，也照样一丝不苟，“课比天大”，陈寅恪正是这一观念的践行者。师道尊严也体现在这些细节上。好依傍名家，恐也是当代陋习之一，胡守为教授蜚声学林，但他寂然隐居康乐园，很少以陈寅恪学生、助手自居，此非不尊师，乃是尊师之无我之境也。
传统中国的皇权话语无处不在，即使文学话语权力也不例外。明代前期，“文柄”高悬在朱元璋及馆阁翰苑手中，而正德朝之后，文柄便开始旁落，文学话语权力出现分化，文坛格局便也因之发生变化，文学重心从中央庙堂而散落至省郡藩府，文学的流派便因此而成。以有明一代为参照，作为介于文学与政制之边界地带的文柄，其所带来的文学的地域分布、创作风尚、精神意趣的差异，实际也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新趋势。饶龙隼此文，有眼界，有判断，有魄力，值得一看。
从本期开始，本刊设立“词学研究”专栏。这一期刊发了郭文仪和杨柏岭二文，大致体现了晚清民国时期创作风气和创作观念的若干新特点。今年是庚子年，疫情肆虐全球，而前溯两个甲子的庚子年，同样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这一年（1900），八国联军强势入京，逼走两宫。而滞留在京城的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人，面对艰难困窘之境，既无力直面强敌，唯有中夜彷徨，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风云，表达家国之思，在感伤中不失铿锵之音，足可见出这一时期士大夫在矛盾中徘徊，在徘徊中点亮时代之光的信念。《庚子秋词》《春蛰吟》两种唱和词集便是他们家国书写的集中体现。
王国维词学从现象上来说，确实折中于中西之间，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新概念容易引发更多的西学联想，但接续传统应该是王国维更自觉的追求，此只要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便可明白看出。他斟酌于传统诗学之中自加裁断的思路昭昭在焉，一直到第31则方揭出境界之说，然亦散漫其中，一时无复归旨。在甄综手稿、择录若干刊发《国粹学报》时，才有体系性的思考。其提出的诸多概念和审美倾向多兼含中西诗学资源，故从中西两途确实可以大致臻至其词学核心。但需要明确的一个事实是：王国维是在沉潜中国古典两年之后，才接触西方学术，则其最初一念之本心乃是不言而喻的。
▲ 王国维《人间词话》部分手稿图
作为中国文化“造极”标志的北宋，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璀璨“地标”，而东京（开封）则是这一文化的主要承载之地。作为一朝之首善之地，城市中心的政治枢纽功能，此不待详言而可知也。但京城空间从来就涵括了中心和近郊两个部分，北宋东京的近郊最初承载的是郊祭、田猎、阅武、籍田等礼仪功能。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作为政治形式的功能逐渐被废弃，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则构成了近郊新的特色，这与东京后期的消费增长也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建国一文重点探讨了这一转变。
康德哲学深邃而复杂，而且前后之间，既有承接，也有转折，但探究人性则是其一生哲学的重要旨归。他兼顾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既尊重个体人性，更注重始终在整体视角下来思考人性的问题。刘凤娟一文从康德哲学的发展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人性问题。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而学术的国际化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亚欧大陆相连，学术文化的关联度显然更高。职是之故，我们从本期开始设立“亚欧文化研究”专栏。本期除了栏目主持人郭丽娜一文之外，刊发了布里吉特·尼古拉、佛朗索瓦·穆罗、包世谭三位法国学者的文章。布里吉特·尼古拉的文章勾勒了18世纪由安菲特利特号商船带来“中国器物热”和“中国风”的消长之迹。穆罗在旅游文学的研究方面久享盛名，在他的系列研究中，他固然不回避欧洲国家当年对外殖民的政治企图，但同时也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将其作为一种游历世界、开拓视野的过程。异邦异眼，关注更多的是本国立场，其观念之是非自然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他的这篇文章无关乎政治，主要探讨的是旅游过程中形成的诗歌、小说等文字以及图像和音像等，他统一将这些都纳入到旅游文学研究的范围。从文学视角研究这一段历史，展现了一种新的维度。
▲ “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航线图（粗红线）
维克多·谢阁兰不仅提出过“多样美学”的理论，也有诗集《古今碑录》传世，将“碑”这一中国文体植入其诗歌创作中，用汉语碑文来点题，反宾为主，而法语诗歌则形同注解。如此双语同步协调的写作，实际上形成了相互注释的文本形态，呈现出异样的创作风采，可视为谢阁兰“多样美学”理论的创作诠释。像《古今碑录》这样的现代诗集名，在中国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可能更多地被视为对传统碑文的辑录与考释，但在谢阁兰那里却是如此自然成章、贴切自如，中西文化即便在诗集的命名上也呈现如此大的差异性。借镜异邦的部分意义也在于此了。包世谭此文用力甚深，将追寻谢阁兰美学思想的源头、还原《古今碑录》的创作过程、厘析诗集结构与形式结合起来，深度探究其背景、内容和形式，体现了作者过人的识力。
▲ 《古今碑录》书影
岭南因地域特征而带来了与中原以及北方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这种差异性存在在晚清以前大体是以弱势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但从晚清以来，岭南得风气之先，传统的差异性却呈现出相反的倾向，即便不是强势北上，形成辐射的力量，至少也形成了与北方文化互补的局面。岭南早期社会学的研究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从民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岭南社会学的发展及时吸纳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社区研究作了重要的拓展，在一定程度启迪了后来社会学的发展路径。黄晓星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
数字金融的作用和意义，看似一个与很多人淡然相关的经济问题，其实其作用关乎民生大事，尤其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属于成长期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更能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如此说来，梁琦之文关注的似乎是理论上的小问题，实际上引发的却是社会上的大问题。
此期编竟，2020年便走过去了。以往我们总抱怨时光匆匆，脚步总也赶不上工作的节奏；而这一年，因为疫情的肆虐而让我们备感漫长、无力，甚至偶尔也掺杂了慌张。当人与人之间需要用“隔离”与“防范”才能产生身体安全的时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以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之自身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十分艰难。而现在蓦然回首，方才觉得这些关系其实是容易掌控的，真正的困难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精神意义上而言，都是如此。
祝福2021年的每一天都气化谐和，祝愿我们能自如地重回那个自信而从容的时代。
撰文：彭玉平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