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阳镇 陈劲 商慧辰

发表于《经济问题》2022年10期

摘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关键词

高管团队；学术经历；企业数字化转型；高管激励；企业创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选择研究”（20&ZD07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战略与政策研究”（21&ZD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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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下，整个宏观经济形态、中观产业组织与微观企业组织模式都不同程度地被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算法与区块链等数字智能技术所颠覆，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全新经济形态，也成为“十四五”时期主导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价值利器。目前，学界对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与主要构成依然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是数字经济推动传统经济形态深度赋能以及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占据GDP比重的39%，逐步成为我国GDP的主要贡献主体。在微观企业层面，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企业带来的直接变化是生产要素的全新迭代，立足数据生产要素驱动的企业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全新的表征[1]。尤其是在企业价值链层面，数字智能技术能够充分嵌入企业的研发创新、生产制造与服务销售等管理过程之中，实现企业资金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供应链的全链条数字化，最终立足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智能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效应主要是表现为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与生产效率改善效应，前者主要体现为数据要素在企业各价值链、供应链与产业链环节充分流通，降低企业与外部主体的交易成本以及组织内的管理协调成本，立足交易成本降低实现企业边界扩张；后者主要体现为企业通过搭建互联网开放界面与价值共创共享平台实现各类利益相关方参与企业价值共创，提高企业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以及产品销售服务等过程中的交易链接效率，最终实现企业产品与服务的个性化生产与大规模定制同时并存，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微观企业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路。因此，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制定以及勾勒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策略路线就成为学界与业界长期需要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聚焦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从3条主线予以深化探索。第一条主线是从企业数字化的内容维度以及数字化转型的维度构成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容构面以及主要方向。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企业管理过程，认为企业管理活动包括企业的研发创新、生产管理以及运营管理与销售服务管理等，企业数字化是企业基于数字技术实现管理过程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打造创新数字化、生产智能化、服务数字化与销售服务数字化[2，3]。第二条主线是从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切入视角：一类研究从企业数字化的外部环境视角出发，认为技术路线的变化以及外部消费者价值诉求与竞争环境的变化是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4，5]；另一类研究则是从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认为企业数字化本质上是企业所处的企业间关系衍生的传导效应与辐射效应，其中同群效应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6]。第三条主线是从企业数字化的内在机制与价值效应形成视角[7]，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数字化对经济绩效呈现出正相关与倒“U”型关系等多种研究结论[8]。也有研究注意到了企业数字化的非经济价值，探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促进效应，佐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价值创造效应[9]。

基于上述研究，沿着第二条研究主线的理论缺口，既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外部数字经济环境（外部产业环境）与制度环境（制度合法性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忽视了内部战略团队的决策情境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理。具体来看，以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理，进一步考察高管激励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调节效应，为审视高管战略驱动的数字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框架与经验基础，也为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治理效应提供相应的经验借鉴。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在理论层面，从企业高管战略团队的学术经历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逻辑，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策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在经验研究层面，为弥合当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识别不足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驱动逻辑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理搭配高管团队，更好地重视高管经历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效应，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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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团队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立足数字智能技术对企业的运营管理、业务流程以及商业关系乃至企业价值创造系统的改进与创新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数字智能技术包括算法、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智能技术涉入企业的生产体系、运营管理、研发创新与利益相关方管理过程之中，实现数字机会捕获与数字价值创造的过程，最终产生相应的企业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效应[10，11]。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策视角，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包括数字技术涉入与数字技术创新等系列战略制定与实施的过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本质上依赖于企业战略管理团队，一定程度上战略决策的决策逻辑、决策风格与风险偏好等对企业战略决策的效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立足高阶梯队理论，高管团队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等特质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也不例外[12]。基于烙印理论，置身于特定短暂敏感期的个体，受环境核心特征影响进而形成与其相匹配的内在特质，且该特质在后续环境情境发生重大改变后依旧持续，这一过程即为烙印[13]。基于烙印理论，学术研究中“上下求索”带来的焦虑易使学术研究个体经历认知解冻[14]，进入敏感期，放大烙印潜能。

一方面，高管的学术经历促使其形成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认知烙印，从而更有动机开展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并将数字技术融合于企业运营管理。具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创新转型属性和社会属性。从创新认知角度看，学术探索的本质是创新。学术探索本质上是为探究复杂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创造新知识，学术研究个体需持续、主动追索发现新问题，穿透笼罩在科学规律上的迷雾，抽丝剥茧、去伪存真，锲而不舍的探寻问题解决的正确方向和最优路径，以此获得职业和个体价值认同[15]。因此，基于烙印理论的视角，高管团队学术经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精神的塑造，并勇于接受可能的市场风险。

另一方面，高管的学术经历促使其形成与企业数字转型相关的能力烙印，从能力的视角来看，学术研究的过程需要多种能力的综合，包括发现问题的能力、知识学习能力、调配资源与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开展学术成果转化的系列能力，这些能力一定程度上依然会移植在高管参与重大战略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之中。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而言，实质上是对数字情境下全新数字知识的学习、吸收、整合与创新，具体体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引入新的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推动组织管理的数字认知体系重塑，以及开发、利用与探索相应的数字技术创新，帮助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企业的研发创新、生产制造与销售服务制造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高管战略团队具备引入、消化与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知识和技术技能，进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效果。基于此，本文认为高管学术经历会推动企业快速掌握数字知识与相关技能，更好地推动企业拥抱数字化以及引入创新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的运营管理与业务体系之中，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影响。

（二）高管团队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从作用机制来看，首先，高管学术经历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具体原因在于：第一，高管作为公司的战略决策者，其个体的经历能够对战略决策的风格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一般而言其自我约束能力更强，这种规范意识与道德自律意识一定程度上会嵌入高管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过程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开展面向企业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建设，加强企业运营管理的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在企业信息披露方面的专业性与完整性方面能够做出表率，从这个意义上能够强化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第二，学术研究过程需要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因此具备学术经历的高管往往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更加谨慎、更习惯于自我约束与监督，从委托代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能够有效降低高管的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而能够强化外部投资者的信任以及降低外部融资的成本，最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相应地，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上也是需要资源投入的过程，尤其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流程与管理模块的破旧立新，包括对传统要素、技术与设备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这些都需要物质与金融资源的支持。因此，从融资约束的视角，高管团队学术经历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支持，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限定其他条件，融资约束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即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其次，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立足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承担对企业利益相关方的综合责任，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实质上，学术经历能够强化个体的社会责任认知与敏感度，提高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与自我履责程度，原因在于：学术研究个体将会积极地恪守该群体的社会道德规范，向整个学术生态以及相关学术群体预设的道德标杆逼近。因角色定位期是个体天然的敏感期，与角色相伴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要求，对处于敏感期的个体心智会产生巨大冲击，并在个体不断参与工作的过程中，塑造其形成富有社会责任的道德认知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当学术研究个体进行身份切换转为企业高管后，高管在创新精神认知烙印和社会责任认知烙印的交互影响下，其更有意识和内在动机将履行社会责任、降低对环境的损害视作组织合法性，更愿意主动将环保等外在合规要求内化为自身和企业组织的价值，更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进一步地，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高管团队学术经历会促进企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承担对利益相关方的价值，通过开放、共享与透明的价值理念扩大企业数字涉入企业运营与管理过程，而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就是立足数字技术的开放、共享与共创属性实现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共创，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因此高管学术经历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强化下会更好地采纳数字智能技术并加速数字技术对企业运营管理的价值赋能效应[16，17]，尤其是在可持续导向下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采纳与应用数字技术涉入企业利益相关方管理，进而促使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之中，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限定其他条件，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即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后，从外部资源获取的视角，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微观企业行为，这一微观企业行为与外部政策环境激励息息相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本质上是企业面向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创新，包括数字技术的探索与开发、数字场景的创造与迭代以及数字技术的融合等多重创新的过程，因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获取相应的创新资源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8]。学术经历与一般性的学习或工作经历不同，个体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与政府相关资助项目申报、资助项目过程考核以及资助项目评价等方面积累相关经验与能力，尤其是需政府资助的研究型项目更依赖学者的创新意识与项目申报能力，方能够得到政府相关科学研究的立项资助，因此一定程度上积累了相关政府资源获取的显性与隐性知识[18]。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经历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政府补贴，尤其是面向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补贴，抓住政府对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相关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机会窗口，更好地获取政府补助等创新资源帮助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19]。因此，本文认为高管学术经历能够强化企业对政府的资源获取效应，最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限定其他条件，政府补贴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即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通过强化政府补贴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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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镇

陈　劲

商慧辰

阳镇,陈劲,商慧辰.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经济问题,2022,(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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