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摘要
《社会科学》
第4期
摘要
实力结构、欧盟经验
与东亚困局
——兼论中国的东亚合作战略
摘 要：在欧盟的区域合作当中，法德合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使得这一区域合作进程能够抵御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分析欧盟的成功经验，国际结构是一个核心因素。全球层面的两极结构赋予了欧洲国家联合自强的动力，而同属于美国阵营这一点也使之获得了霸权国的有力支持，法德两国构成的两极结构成为了欧洲区域合作的坚强领导核心。不过，欧盟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东亚，两极结构并不一定能促进区域合作。由于东亚国家冷战时期分属两极对抗的不同阵营，以及冷战后中国所具有的独立性，全球性实力结构对于东亚区域合作就起到了制约而非促进的作用。在地区层面，由于缺乏欧洲内部的制度相似性和集体观念，以及中国和日本各有其全球雄心，地区层面的两极结构无法形成一个类似的中日合作轴心。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应该有选择地推动与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一体化，而不是着眼于推动以中日合作为核心的全地区性区域合作进程。
宋 伟 高敏杰
宋 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敏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铁幕抑或新冷战：
美中关系现状及中国应对之道
摘 要：随着美中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准确定义美中关系的属性及特征，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严重的冷战色彩，但新冷战的到来需要满足对抗的高风险性、中间地带逐渐消失、出现新的对抗领域和方式以及结局的零和性四个条件，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中美关系的历史惯性以及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制约了美国采取真正的新冷战政策。美国今天采取的实际政策，用新铁幕概括更为准确，美国在意识形态、国际经济、政治与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全面围堵，试图推动中国与国际体系脱钩。新铁幕的实施是弹性的，美国对低风险、低成本和结果可控的需要，使铁幕还不是一个闭合的封锁圈，但是，新铁幕战略也是模糊的，对中国而言面临着升级的风险和隔离的风险。中国需要在战略理念层面对最坏局面、外交被动性和互利互助意义下降有所准备。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中国坚持发展导向、开放导向，坚持战略克制，重新思考国际统一战线的意义；并针对最坏局面的可能性，在强化国民经济独立自主能力、军事威慑能力、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于海洋 马 跃
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 跃，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合作：从学习者到引领者
摘 要：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法席位之后，一直与该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影响力不断上升，角色有所变化。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思想实验室”的功能在中国实践和推广。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更加活跃，作用不断增强，积极与该组织及其他会员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角色从学习者转变为引领者，提供了包括资金、经验、理念等在内的一些公共产品。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继续上升，美国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当前的特殊情势下，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运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成为促进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铁娃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战略性新兴产业异质性
与融资模式匹配度研究
——基于120家上市公司数据
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坚力量，由于产业发展的异质性，可以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三个梯队。以120家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现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梯队的三个产业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支持和股权融资，第二梯队的两个产业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支持，第三梯队的两个产业则倾向于债权融资和获取财政支持。因此，应着重体现财政资金“风向标”作用，加强财政支持精准性；多元化方案设计，降低银行信息不对称程度；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创新融资工具；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拓展风险资本退出渠道；规范商业信用融资模式，保障中小企业融资话语权。
胡吉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
政策创新研究
摘 要：我国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受阻；二是城镇化挑战，城乡二元分割与资源配置效应放缓；三是资源环境挑战，粗放式增长带来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四是国际竞争力挑战，产品竞争力面临比较优势“真空”；五是包容性增长挑战，经济增长与公平发展失衡。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关键在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是鼓励创新：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实现“雁阵式”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化结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人力资本“质量红利”；三是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四是扩大开放：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五是改善分配：实现包容性增长，强化分配的调节作用。
朱玉成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院博士后
社会力量如何有序参与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研究
摘 要：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属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范畴，政府无疑应当负主导责任。现代国家的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合作的治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力量，但社会可以作为政府和市场不足的有效补充。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市场一般按价值规律提供相应资源，更多的治理工作应当由政府负责，但其力量、能力有限，因此，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是必然选择。以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比如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同时还具有运行机制上的灵活性、机动性、自主性，又植根民间、深耕基层。但是，社会力量本身也存在松散性、自发性、问责难等缺陷，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存在一定的无序性及低效性，需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规范引导。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暨社会学理论及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
破解：社会政策支持
母亲就业的关键问题
摘 要：从家务劳动社会化到21世纪之交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再到最近十多年来与家庭政策和儿童照顾政策相关的政策工具和内容，中国支持母亲就业的诸多社会政策建议隐含了对母亲就业问题的认识从单一的解放女性劳动力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再到工作与家庭平衡、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母亲被视为“理想照顾者”、男性被视为“理想工作者”的文化规则逐渐形成。支持母亲就业的支持政策要回应此性别文化规则带来的各种问题。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促进女性就业的效果及其经验进行梳理，对两家企业在应对“理想工作者”文化规则方面的实践进行分析，从政策理念、政策内容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提出破解“理想工作者—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途径。
陶艳兰 风笑天
陶艳兰，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智能投顾：
本源、异化与信义义务规制
摘 要：智能投顾是一种运用人工智能的买方投顾，采用的是直接服务于个人投资者并向其承担信义义务的运营模式。但是，智能投顾来到中国后偏离了它本来的运行轨道，异化为了卖方投顾的形态，具体表现为实践中运行的作为基金销售渠道的卖方投顾，以及资管新规中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用于产品资产配置的卖方投顾。因此，必须从经营业态、法律规则等方面引导中国式智能投顾向买方投顾市场发展。我国应当以信义义务对智能投顾进行规制,应当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构建以利益冲突披露规则、适当合理建议规则、自我交易与交叉交易规则、最佳交易规则为代表的一整套法律规范。
钟 维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范围”的审视与厘定
摘 要：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范围是运用该方法阐释论证刑法文本时，基于相应案件事实，就所参照的刑法体系乃至整个法律体系所择取的范围。通过适用审视，体系范围厘定不当主要是指，过度注重外在体系易导致结论的机械僵硬；在实质解释趋势下易肆意厘定内在体系之范围继而侵蚀罪刑法定。就此，有必要辩证性解决。就过度注重外在体系的问题，通过内在到外在融贯两个维度的体系范围来纠偏。就内在体系范围易肆意厘定的问题，在所涉文本之概念或语义明晰确定时通过外在体系来限制，此外则对所涉文本之内在体系范围进行类型化塑造，通过后果考察的方式来限制。
贾银生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论海德格尔学生时期的“自由”思想
摘 要：学生时期的海德格尔是以反自由主义的形象登上学术舞台的，自由问题一开始就是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与现代自由主义相对，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是有根据的、有约束的、有秩序的，它与命运内在地根本相关。这种真正的自由是现实的自由。海德格尔学生时期所讨论的其他主要问题虽然看似与自由问题无关，但实际上都为他走向现实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和方向。而且，他的自由问题一开始就与存在问题、生存问题、时间问题、真理问题根本性地关联在一起。他学生时期的自由思想是其后来的自由思想的“来源”，从而也是其未来。在自由与命运“之间”寻求人的自由乃是其自由思想的基本理路，寻求一个既超越了个人乃至人类又与之有着内在的根本关联的约束或根据乃是其原初动机，反个体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其根本性立场。这理路、动机和立场也是导致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发生“转折”的关键，是恰切理解他后期所谓的“泰然任之”意义上的“自由”的前提，也决定了对他来说虽然自由一开始就与伦理道德问题相关，但一开始伦理道德就是指向约束自由的命运的，而不是指向他人的。
朱松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哲学研究》第二部与规范性论题
摘 要：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二部中对规范性论题做了许多探讨，涉及认知规范性、审美规范性、实践规范性、意义规范性等。维特根斯坦不仅强调任一语言游戏都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统一体，而且引导我们注意各种规范在其中起到的联结作用。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极力凸显时间要素在语言实践中的规范作用。无论是在认知活动中还是在审美活动中，每一种新的面相知觉的获得都是在时间之流中实现的。如此，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呈现为在时空内延展的巨大网络系统。这些探讨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晚年关于规范性问题的相当完整而成熟的理论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新的哲学探究路向。
李国山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意识形态与无意识
——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
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一种对话
摘 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运动在法国思想界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交会找到了新的基础与契机。阿尔都塞与拉康，作为分别将结构主义范式成功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研究的领军人物，不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也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主要围绕意识形态与无意识而展开的这场对话中，阿尔都塞一方面选择性地借鉴了拉康的相关思想概念来阐发其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又在以结构与主体为核心的问题上与拉康产生了重要分歧。回顾这场余音未了的对话，通过反思对话双方各自的贡献与局限，可以展望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卢 毅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
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
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
摘 要：元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其中有着深刻的族群政治背景与内涵。海运体制中官员群体的族属构成特点为：达鲁花赤为蒙古、色目人所垄断，万户、副万户多为北人，千户及海运府的幕僚官多为南人。元廷重视海运官员的选任，待遇优厚，然北方官员与世袭职役的南人海运官员多有矛盾冲突，社会隔阂较深。就役海上的艰辛使得各族海运官员均重视天妃祭祀，祈求神灵护佑海上航行的平安，同时在语言、曲艺、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互动交流，展示出海运体制中交织着显性的政治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多元的文化交流。
陈彩云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错壤的政区、流动的河流与以“漕”为大的区域社会：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域动乱研究
摘 要：明清时期朝廷视漕运为国之大计，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区域，既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又为漕运所必经之地，然明清时期该区域动乱多发，即使发生于周边地区的动乱，亦会因卫、运相连而波及本区的绝大多数州县，给区域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漕运这一朝廷的经济命脉。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次数，以明崇祯末年和清嘉道以后为集中时段，且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这与明清两代的盛衰转变呈正对应关系。而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生态环境不稳定、百姓争夺稀缺资源以求生存外，三省交界的特殊环境，政区分属的各自为政与河流的线性流动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也严重影响着该区动乱发生。政区交界的动乱问题，必须从行政区划设置、地域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互动关联的视角综合审视。
孟祥晓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摘 要：“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内容，包括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以及在中国被转换的理论，反过来对西方理论的影响等。在方法上既是历史化的，又是元批评的。若要把握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方法上应做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一方面需要做纵向的历史化的叙述，一方面要寻找理论关键词，即福柯-李泽厚式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与西方后学的时间平行与结构相似，以及李泽厚的审美-历史话语建构与德国启蒙理性、当代西方后学的关系，构成理论方法、范式与中国问题的一体两面；“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的中国文艺理论演变的路线图；审美、意识形态、情本体、情感政治、生命政治等关键词在当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位置。
刘 康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席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
摘 要：瞿秋白倡导的“文学大众化”，以“文字革命”引发“文学革命”，既是一次语言变革（大众语取代“新式文言”），也是一次话语颠覆（阶级论话语对启蒙论话语），从而自觉而不自觉地疏通了曾被“革命文学”断裂的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进程。“文学大众化”表面上看来是通过“口语化”来实现文学语言的“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在承认言、文分离而又主张言、文重合的前提下，借助“大众化”祛除五四后新文学的欧化和精英化趋势，并以大众化书面语（文字）为语言本体，为文学母语的重建提供了另一种探索方式。虽然“文学大众化”具有其特定的政治实用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但它对语言（文学）乌托邦的祈望，在客观上成为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正是在这样的设想或规划中，重构中的母语文学得到调整、校正、优化的可能。
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体学：
概念辨析与立场确定
摘 要：文体学虽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但概念辨析与立场确定仍有不明。考虑到历史语境变迁和文学思潮演进等因素，“文”和“体”的简单组合并不能清晰呈现古人有关此一问题的全部思考，且“文”和“体”内涵的确定仅明确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能揭示其旨趣。作为现代学术，文体学应有明晰的学理基础与目标指向，具备系统化和理论化。建设“文体学”不是简单地梳理、罗列相关知识，也不是一味地依循传统理路，它是基于现代视野和现实诉求，重新确立和整合。所谓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可区分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和“中国古代文体—学”两个层次，二者都有必要价值。但就有关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来说，不应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充，更应是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特别是对于“本体”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引领和创造新格局。
王 逊
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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