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源 ｜ “现实问题”与《资本论》叙述结构嬗变
摘 要
《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变迁，体现着马克思不断根据现实问题的变化而调整致思路向的过程。起初，为了破解所谓的“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卷本著作”“三本书构想”的计划。尔后，超越物质利益所表征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浅层”，马克思深入现代社会结构内部，以生产结构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展开探讨，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个分篇”“六册计划”。在现代社会生产结构中，资本逻辑是极为关键的核心要素。 马克思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关于《资本论》的“九项内容”“三卷四册结构”。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内容，其目的是通过对它的变革来构建一种文明新形态，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这个目的决定了《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始终是开放的、未完成的，从而推动马克思为之不懈探讨。
作者简介
杨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扛鼎之作”，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几乎涵盖马克思长达40年（1843—188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重要成果，共分为前期准备（1843—1856年）、整体写作（1857—1867年）、整理出版（1867—1883年）三个主要阶段，成果形式包括笔记、手稿、草稿、著作、书信等；后者则是指目前通行的三卷本著作。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揭示《资本论》及其思想的“未完成性”，特别是马克思根据现实问题转换而不断做出的叙述结构调整。这里的“现实问题”，特指哲学意义上的现实问题，它并非一般的经验事实层面的问题，而是真正的时代课题，即表征着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的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或理论动向。
叙述结构对于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和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本人始终强调这一点。自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就成为《资本论》形成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综观已有的相关成果，不难发现其普遍以马克思的如下论断为前提和依据：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一论断充分诠释了研究材料、现实运动、叙述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研究材料的全部发展形式及其内在联系，是对现实运动进行理论表达或结构叙述的前提性工作。换句话说，现实运动自身蕴含的问题转换，是导致《资本论》叙述结构嬗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鉴于过往的探讨大多聚焦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的关系，鲜有从现实问题出发的系统梳理，因而导致《资本论》的版本学研究只停留在版本考据而未能切入思想内容，本文尝试提炼出《资本论》形成过程中依次递进的基本现实问题——物质利益、生产结构、资本逻辑、文明形态，阐释马克思破解这些问题的思想理路，论证《资本论》叙述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物质利益
与“两卷本著作”“三本书构想”
《资本论》的创作可以追溯到《莱茵报》时期。此时，马克思恰逢由“纯政治”批判转向“经济关系”批判。根据马克思的表述，他是在“物质利益难题”的促使下“研究经济学问题”的。众所周知，人的解放即自由个性的真正实现，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资本论》的创作恰为他找寻人的自由和解放之现实路径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利益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它所支配的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反自由理性后果，在以自由理性为原则的政治国家中根本无从解决。尽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的政治事件各异，但它们的实质皆指向物质利益对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支配。例如，莱茵省的林木所有者为了维护“怯懦”的私人利益，不惜指使立法者制定“残酷”的法律，剥夺穷苦大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普遍利益；摩泽尔河地区农民贫困状况，从根本上归结为构筑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以及它们对政府及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支配；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本质在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及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等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实生活是体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重要维度，它囊括政治、经济等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自近代资本主义以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从高度同一到二元对立，直至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正是由于潜在地包含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冲突，物质利益方可谓现实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难题，应当同时着眼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者缺一不可。从“纯政治”批判到“经济关系”批判的转向，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放弃对政治国家的批判；相反，他一开始就主张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齐头并举”的叙述结构。
具体而言，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政治国家缘何未能成为自由理性的体现者，马克思首先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入手，不仅通过研读法、英、德等国历史，探讨阶级、所有制、国家形式、政治权利、法律制度等问题，试图厘清政治国家的内部结构及其历史演进；还诉诸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特别是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国家即为自由理性的现实化）的剖析，探求政治国家的异化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最终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成果。随后，经由《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积淀，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的发表，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辨明了宗教批判、政治解放、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国家和法哲学批判过渡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后，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式介入市民社会内部结构的分析，揭示出“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的劳动异化现象，系统阐释了它的主要规定、现实根源、扬弃途径，并且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实现了异化观的变革。
得益于上述成果的完成，马克思形成了关于《资本论》叙述结构的最初设想。1845年2月，他签订了《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并立即着手第一卷的创作，尽管这一工作曾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而一度搁置。不论是马克思此前所作的《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此后完成的《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都可视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卷”的手稿。马克思于1846年8月曾给出版商列斯凯写信表示，要对这些手稿的内容和文字作较大的修改方可付印。与此同时，“政治批判卷”的准备工作也在按部就班进行。除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重新加工以使之“通俗易懂”，提出解决叙述障碍和理解困难的问题，取消“针对思辨的批判”（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法学和国家学批判）混同起来的做法，“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马克思还计划梳理现代国家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包括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的区分、宪法的制定和人权的宣布、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代议制国家（立宪制和民主制）的出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开、立法机构对立法权的执行、行政权的不同形式（集权制和等级制）、司法权和法的执行、政党和选举权的产生，等等。
不仅如此，关于社会主义史的考察，也构成了《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反对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等一样，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必要的，其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新观点，因为后者“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事实上，自介入“纯政治”批判起，驳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就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义及其流派对私有制和既有国家制度的抨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提供必要的借鉴。另一方面，从当时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看，它并没有认识到私有制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反而仍处于作为其对立面的私有制的深刻影响之下，把直接占有财富或者宣扬人道主义视为根本任务，故而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要言之，社会主义批判史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过同恩格斯的多次讨论，马克思在1845年3月草拟了大型丛书《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撰写计划。根据恩格斯向马克思的建议，对社会主义史的梳理，绝非按照历史顺序来编排、以理论需要为依据，而是“着眼于实际效用”；它不是“一套社会主义史的原始资料汇编”或者“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而是为德国人提供最大参考的、最接近其原则的、对他们产生实际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主义著作精选。由此，马克思罗列了从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邦纳罗蒂、边沁、葛德文、“社会小组”，再到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傅立叶、欧文、圣西门学派，最后到孔西得朗、卡贝、德萨米、盖伊、博爱学派、平等论者、蒲鲁东的名单；并且遵循思想传承的逻辑，对这些人物和流派进行分栏处理。为了避免陷入全面的政治批判，恩格斯曾提议不收录葛德文的著作，马克思却对此并未采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是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政治批判卷”而准备的。这套丛书尽管最终“流产”，但其中所贯穿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编纂原则，一直被马克思沿用到对政治经济学史的考察中。
由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出版合同最终于1847年2月取消，再加上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断时续。欧洲革命浪潮的退却，使得马克思于1849年8月赴伦敦避难。为了论证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他重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探究，写成了24册的《伦敦笔记》，涉及货币流通、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矛盾、雇佣劳动与资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学、前资本主义史等广泛议题。这样，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计划重新被拾起。马克思将先前构想的两卷本著作调整为三本书，内容分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史、政治经济学史，并先后尝试同出版商科塔、勒文塔尔等商讨相关事宜。 1851年11月，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并建议其“趁热打铁”，不妨接受出版商的意见，将“三本书构想”调整顺序，先出版两卷《政治经济学史》，以便使整部“经济学巨著”尽快问世。然而，直到1852年5月，这一著作的出版仍然停留在和勒文塔尔的交涉阶段，并很快没有了下文。尔后，马克思迫于生活压力又不得不暂时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结合“两卷本著作”“三本书构想”而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极大地推进了《资本论》的创作进程及结构完善。
二、生产结构
与“五个分篇”“六册计划”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不过是现代社会结构的最初表现，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的经验性的概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意味着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域绝不会滞于物质利益的“浅层”。他不满足于提出、分析和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冲突，而是要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探究中，找寻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方式。由此，现代社会结构尤其是生产结构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趋势，便成为马克思着重观照的现实问题，其关于《资本论》叙述结构的运思亦随之转变。
所谓生产结构，简言之就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阶级是现代社会生产结构的关键要素之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质极大地左右着它的未来走向。早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于投身于1848年欧洲革命而搁浅之际，马克思便专门“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其要义如下：第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是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它表现为资本家统治和奴役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第二，在这种现存制度下，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的任何中间阶级皆终将消亡；第三，经济危机的爆发将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开辟世界市场，直至没有任何新的市场可供拓展，才最终由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社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及其制度走向灭亡。一言以蔽之，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大重要议题。他不仅在《伦敦笔记》中直指社会革命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还屡屡撰文对经济危机进行预判，诸如《贫困和贸易自由》《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工商业的危机》《英国的危机》《贸易和财政状况》等。
1857年爆发的首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再次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便在革命“洪流”到来之前至少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他写成了共计11个笔记本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得到赞同较多的分别是银行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前者将经济危机归因于银行券随意增发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主张银行券的发行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动态调节，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后者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人贫困所导致生产过剩，故应对银行和货币进行根本性改革，用劳动券取代银行券和货币。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理论均未切中“要害”，只是停留在购买力下降、生产过剩等表象上，犯了颠倒因果关系的错误，应当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结构中探求经济危机的根源及破解之道。
鉴于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的直接关联，秉承对法国大革命精神及其巨大影响力的一贯肯定，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Ⅰ的前半部分中，首先聚焦于1857年经济危机在法国的表现，以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为“靶子”，直指其分析经济危机根源时将货币流通与信贷混同起来的缺陷，以及颠倒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之间关系的谬误，揭示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即没有认识到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差别，就过渡到交换价值和货币的产生及本质的分析上。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在笔记本Ⅲ的前半部分中，批驳了同达里蒙劳动货币论相左的、掩盖经济危机的另一种“主流”学说，即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这种错误论调的症结一方面在于非历史性，混淆了个别性与普遍性，把特定国家（美国）的经济关系看作资本主义的天然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反历史性，用虚构的工资固定性，来调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究其实，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运行的结果，以它为起点的讨论极易导致对生产结构的要素和过程的忽视。为了透视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生产结构中最本质的部分，继而在整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果断放弃了从经济危机分析出发的叙述方式，转而探寻形成和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的经济范畴，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从逻辑上或理论方法上讲，对于理解生产结构与经济范畴的关系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社会本身何以作为前提”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这个实在主体为何必须始终呈现于直观和表象面前。马克思对此解释道，实在或现实不是思维自我运动的产物，用思维来掌握并再现实在决不能代替实在本身的产生过程。思维可以把直观和表象加工为范畴，但这绝不意味着思维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的甚至驾于其上的。只要思维着的头脑仅仅以思辨和理论的形式活动着，实在主体就始终具有在这个头脑之外的独立性，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便是如此。即使交换价值这一最简单的经济范畴，也是以生产结构及其要素——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的个人以及某个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尽管它作为范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
明确社会本身及其生产结构在现实和观念中的前提性，以及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分篇具有直接的意义。当然，经济范畴与社会结构的形成，绝不是前提与结果、决定与被决定这般简单。马克思认为，任何抽象的经济范畴都从属于一定的生产结构，哪怕是由于其抽象性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最抽象的经济范畴亦不例外。这些抽象的规定性本身即为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唯有对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并且处于其中，方具有适用性。相对简单的经济范畴在相对具体的经济范畴之前，可以获得独立的（自然的或历史的）存在，但是它只有从属于一个相对复杂的生产结构，才能得到更深更广的发展。而在一些相对简单的生产结构中，相对具体的经济范畴亦曾有比较充分的发展。
类似于“人体解剖”之于“猴体解剖”的意义，理解了现代社会生产结构及其经济范畴，就能把握此前消亡的社会形式和生产结构。然而，这决不是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可以把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结构永恒化并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能够将不同生产结构中的同一经济范畴直接等同起来。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往往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不同经济范畴在同一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取决于它们所表征的生产关系是否占据如“普照光”般的支配地位。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生产结构研究而言，以经济范畴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先后为序来排列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遵循上述思路，马克思首先在笔记本M中拟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个分篇”，然后在撰写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的过程中，分别对此作了一些补充性的解释。其中，第一篇是前提性的说明，以多多少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经济范畴，或者说，生产结构的一般抽象规定性即生产一般为研究对象，梳理以社会生产为前提、表现着它的商品的各种抽象规定性——交换价值、货币、价格——之间的关系。第二篇正式进入主题，探求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的抽象规定性，即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所表征的生产关系，同时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的直接依据。这些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筑于其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大社会阶级、它们在城乡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完成的交换，特别是资本流通和个人信用，皆构成现代社会生产结构的内容。第三篇考察现代社会生产结构（经济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在政治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包括国家对内的税收（和非生产阶级）、国债、公共信用、人口，以及国家对外的殖民和移民等。第四篇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依托于国家形式所形成的国际生产关系，探究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贸易、对外汇率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第五篇阐释现代社会生产结构运行的结果——超越国家的界限而形成的世界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扩大到世界市场，其内部结构的全部矛盾都将展开，由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革命将推动整个社会采取新的形式。
此后，在详尽探讨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交换价值的实质及其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和解决方式、货币的起源与本质、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依据等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笔记本Ⅱ中对“五个分篇”作了相应的结构整合及优化：其一，将第一篇中对交换价值和货币的考察，移入第二篇中的“资本一般”部分；其二，明确了从资本到土地所有制再到雇佣劳动的考察顺序，并且从资本一般到资本作为财富源泉等六个方面，进一步细化对资本的研究；其三，把第三篇中国家对外的内容合并到第四篇，同时在第四篇中加入关于“货币作为国际铸币”的讨论。 1858年4月，马克思正式放弃了以生产一般为开篇的计划，直接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资本一般出发展开论述，将“五个分篇”调整为“六册计划”： “1.资本； 2.土地所有制； 3.雇佣劳动； 4.国家； 5.国际贸易； 6.世界市场。”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对《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全新探索。
三、资本逻辑
与“九项内容”“三卷四册结构”
现代社会生产结构并非封闭的系统、固化的坚实结晶体，而是开放的过程、变化的复杂有机体。在这样的结构中，资本逻辑，即由作为社会关系的而非物的资本所支配的现代生产关系，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要素。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当政治经济学批判聚焦于资本逻辑这一现实问题时，“六册计划”逐渐被细化深化的关于资本本身的叙述结构取代。
回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程，剩余价值的发现是一座重要的“分水岭”。众所周知，剩余价值是马克思批判雇佣劳动制度的理论产物，用以证实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不公正地位，以及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自由丧失。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促使马克思开始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价值为前提的研究路向，转而探求“资本的秘密”。马克思指出，价值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在于“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原本只是产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观念，并且只有在货币出现后才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抽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在货币流通导致的资本的基础上得以充分发展，并表现为全部事物普遍具有的一种抽象，从而使货币得到了可以购买一切的能力。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价值，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将价值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也就是把属于特定时代的价值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永恒化，并扩及全部的社会形式中。
为了准确地说明资本及其内在逻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一般的概念。所谓资本一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抽象性规定。它既从总体性的形式规定上厘清了资本和价值的区别，也将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同各种特殊的现实的资本区分开来。马克思以资本一般为起点，先后拟定了多组关于资本逻辑的叙述结构，具体如下页表1所示。
对比表1中的四组提纲，特别是“三篇结构”和“三章结构”，不难发现其中的辩证法色彩，以及马克思的思路转变。其间，马克思曾多次表示从黑格尔《逻辑学》中吸收了一些方法上的合理性因素，用以加工和整理政治经济学材料。从内容上看，如果说“三篇结构”是以资本一般和生产一般的比照为前提，在同货币的形式对比中呈现资本的现实化的辩证过程，那么，“三章结构”则强调资本和商品、货币的内在一致，将资本一般的现实化即它的全部规定的展开，还原为价值在现代财富的不同形式——商品、货币和资本——上的表现。“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三章结构”之所以更称得上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它从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形式的角度，终结了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财富形式的争论，克服了纯粹探究商品和货币不足以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弊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物的“假面”中剥离出来加以考察。
在“三章结构”的“指引”下，马克思旋即启动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加工整理，以便尽快付梓“六册计划”的第一册的《资本一般》篇。然而，这一理论工作的难度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预判。借鉴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来叙述资本一般的现实化，意味着要对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一般的全部环节加以考察，逐一探寻各个环节过渡的中介。“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如此，原本计划1859年初即可成稿的《资本一般》篇，被马克思扩充为两个分册。其中，涵盖“序言”“商品章”“货币章”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6月出版。此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再度进入断断续续的状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迟迟未出版。他只是对政治经济学手稿作了提要式的总结，同时研究了包括1855至1859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等在内的新材料，并进一步细化了“资本一般章”的结构，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用“雇佣劳动和资本”代替“占有规律的转变”，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后面加上了“资本和利润”。此外，马克思还首次以《资本论》来称《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年8月，马克思开始着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手稿写作，直至1863年6月完成了共计23册的笔记，并为此重新拟定了“资本一般章”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提纲，补充了“资本和利润”的细目。其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内容从五项调整为九项： “ （1）导言。商品。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 （4）相对剩余价值”“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7）生产过程的结果”“ （8）剩余价值理论”“ （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正式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相应地变为副标题。 “九项内容”占据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大部分篇幅，也奠定了后来《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议题和叙述结构。
就实质而言，《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可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完成稿。由于马克思同原出版商“违约”，没有按计划完成同时出版两个分册，以及未能找到新的出版商，《资本论》的问世暂时搁浅。尔后，马克思把已有的手稿重新划分为“理论”和“理论史”（“历史文献”）两大部分，“九项内容”也据此被拆分归类：第（1）项被取消，第（6）项的名称被修订为“资本的积累过程”，第（2）—（7）项被归入“理论”部分；余下的最后两项为“理论史”部分所囊括。随着《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完成，《资本论》的“三卷四册结构”初步成型： （1）第一卷（第一册、第二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 （2）第二卷（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3）第三卷（第四册）“理论史”。 1867年初，马克思又对“三卷四册结构”作了微调，以第一册为第一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第二卷。至此，马克思围绕资本逻辑而进行的《资本论》叙述结构探索告一段落。正是有了“一个艺术的整体”的辩证结构，并以“整个的内部联系”为长处，《资本论》在细节上的不足不仅“无伤大雅”，而且被马克思提升到“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的高度。
四、文明形态
与《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开放性
生产结构和资本逻辑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运演的，《资本论》的“样本”正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形式间的更替构成了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据不同的标准，诸如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程度、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等，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作了多元化阐释。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之外，还有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共产主义所有制社会，自然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渔猎文明社会、游牧文明社会、农耕文明社会、工业文明社会等。就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生产方式变革和文明形态演进是并行不悖的。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内容，是为了通过对它的变革来构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文明形态这一现实问题的凸显，促使马克思生前多次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结构，更导致他迟迟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资本论》的叙述结构最终由成型的体系转变为开放的过程，从而实现同其之后的时代发展的有效接榫。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带有必然性，这是《资本论》的重要结论之一。马克思指出，在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等相比，资本主义的文明面之一在于，消灭了传统的封闭生产方式和需要体系，摧毁了阻碍需要扩大化和生产多样化的各种因素，扬弃了神化自然的蒙昧观念，克服了各民族间的狭隘偏见，打破了个人发展的地域限制，为更高级的文明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社会化的个人或联合生产者，将需要和生产协调起来，让手段适应于目的本身，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个性：既不盲从于直接满足需要的生产，又耗费最少的力量来进行最符合人的类本性的生产。只有在真正的生产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即“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的发轫。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为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产物。
然而，资本主义内在的对抗性质，特别是资本的本性——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断克服生产的各种限制；资本对生产的各种特殊限制；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生产的限制；货币对生产的限制；必要劳动对活劳动的交换价值的限制；剩余价值对剩余劳动的限制等——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资本的生产性逐步消失殆尽，通达“必然王国”彼岸的进程被打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滥觞亦无从谈起。更有甚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导致的世界秩序，在资本生产、暴力征服、宗教传播等工具的作用下，成为一种剥削与服从的统治关系，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依靠牺牲不发达国家，来强制并垄断人类文明进程，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冲突及对抗。因此，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重获”生产性、复归“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进而重新占有现代生产力，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途径。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构建文明新形态，离不开一定的现实的力量，尤其是作为主体力量的现实的个人及其隶属的阶级。《资本论》看似叙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实则意在揭示物的关系所表征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落脚于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个人，包括工人阶级的现实境遇与历史使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阶级喻为“普罗米修斯”，不仅用后者被缚时反复被鹰啄食而承受的痛苦折磨，来形容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受的剥削；而且旨在引导工人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先知先觉者”，使之意识到他们自己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不再由于迷信资本的“创造”力量而沦为“局部的人”“机器的附属品”。正是诸如此类的结论不断演化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资本论》才在当时的欧洲大陆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理论化的结论能被工人们接受，并内化为工人运动的指导原则，显然离不开一定的叙述方式及话语表达。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甫一付梓，恩格斯就建议马克思要细化叙述结构、提炼章节标题、加工个别内容，以利于受众理解。马克思接受了这一建议，他提请恩格斯列出相关的问题、批评和要求，并表达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预期。此外，《资本论》的方法和内容在当时的理论界毁誉参半：德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对叙述方式无端指摘，狄慈根对此予以强有力回击；孔德主义者德罗贝尔蒂对研究方法横加指责（重分析无实证），季别尔却对研究方法、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加以肯定；德国思辨哲学家孚赫、杜林对叙述方式错误定性（“黑格尔的诡辩”），考夫曼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的性质二分式误解（实在论和辩证法）与无力辩白；等等。透过这些争议，马克思觉察到带有基本原则性质的“三个崭新的因素”，即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表现于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工资所表征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完全为人们忽视，从而不利于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使命并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于是，通过篇章结构的优化来更好地阐释上述内容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问世后的几年间，正值国际工人运动高涨。在德国，随着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日益尖锐，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理论支撑，加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研究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支持，《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较为广泛的理解。在俄国，面对亟须解决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人们开始热衷西欧的进步思潮，《资本论》第一卷深受革命的知识分子热捧，它的俄文版也于1872年春面世，并很快售出绝大部分。在法国，巴黎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客观上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1871年底几乎售罄即为很好的例证。这些对马克思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促使他以更易于工人阶级理解的叙述方式，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由“六章”修订为“七篇二十五章”，并于1872年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出版《资本论》法文版以解决法国工人运动理论基础缺乏的决心。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即将问世时，马克思即已表达了通过《资本论》法文版来消除蒲鲁东主义将法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的想法。尔后，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促使出版《资本论》法文版成为一种必要，因为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以蒲鲁东主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72—1875年，由马克思本人亲自校订，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为基础的法文版共计9辑44册陆续出齐。为了使这部著作在内容上更加精确和通俗易懂，《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叙述结构最终呈现为“八篇三十五章”。
诉诸工人运动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是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环节，但绝非全部的条件。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并不能直接代替资本主义文明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全部形态，更不是所有民族和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的阶段。《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的一系列新情况，如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缓解、金融资本的兴起、国际工人运动的低谷、俄国社会的未来走向等，大大超出了《资本论》“三卷四册结构”的预判和设计，进而促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修订和完善，转向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溯源。随着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资本主义史前史，马克思在以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经济因素之外，还通过对同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考察，认识到政治因素、文化（宗教）因素之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作用。多元因素对现代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塑造，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国家在文明演进中的复杂多样性，意味着《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始终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过程。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资本论》叙述结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史议题，更兼具以思想方式来引领现实的意义。它启示我们，只有结合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现实问题、实践探索，而不是把《资本论》当作理解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万能公式”，才能坚持、丰富、发展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叙述它的新时代篇章。因此，马克思面对《资本论》备受推崇所给出的告诫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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