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班农先生是一位经济民族主义者，他曾多次说，中国的不断扩大的经济优势将终结美国在世界中的霸权地位。然而，为了解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这位美国右翼政治运动的旗手，几周前刚刚造访中国香港和北京,并会见了史学专业出身的王岐山。在最近的反腐倡廉建设之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王岐山便以遏制“镀金时代”的金融资本不良影响以巩固党的领导而著称。对他来说，是政治推动经济发展，而非相反。随着习近平思想写入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政治力量在中国的绝对地位更是毋庸置疑。在中国，政治力量高于市场力量。

中国学者阎学通和他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精英政治模式和上述的“政治决定论”提供了深刻洞见。三十多年来，他和他创立的“清华学派”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系列测量指标来衡量世界强国的相对实力，试图考察政治因素对社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维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上千年来的中国古典文献和先秦的哲学思想，提出政治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清华学派”对传统“物质决定论”持批判态度，认为政治领导人的核心思想才是理解帝国兴衰乃至文明生存的核心变量。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作为资源性实力尽管十分重要，但是作为操作性实力的政治领导力才是决定国家实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它是所有资源性实力的乘数。

阎学通教授经常被媒体错误地贴上“鹰派”标签，认为其只是一味追求对外强硬，国家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也可译成强而不义）。尽管如此，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和战略分析家们仍将他的著作、学术论文和新闻报道视为理解中国的现行外交政策、未来的发展战略乃至中国政治发展的智识基础。他的《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2011，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和讨论中国外交变革的《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2014年，刊于《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文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他最早指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历史转折点，认为这是继毛泽东时代呼吁“世界革命”和邓小平主张“韬光养晦”后的第三次“革命性”的外交转变。近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上，习主席强调，中国的成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更是这种转变的有力证明。

阎学通教授提出，认识到政治基础对内政外交的结构性影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前提。尽管物质力量是国家实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政治信誉才是中国塑造良好的战略环境和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只有吸引更多的盟友和改变不合时宜的不结盟政策，“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阎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外交转型的总体原则绝不能片面追求单一经济利益或推崇所谓的“拜金主义”，而应当通过大国对道义的追求和以身作则来获得政治支持。只有施仁政、讲道义的领导人，才能获得更多的盟友，才能提供一种让人类得以共享文明成果的合理的国际秩序。武力和帝国主义即使能带来繁荣，也只是短暂的，它不能在各国之间形成持久的纽带。在阎学通看来，国家财富不能自动转化为国家实力。“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是俄罗斯的1.6倍，但是还建立不起和俄罗斯同样强大的军队。”阎学通曾经对一位西方作家提到，“我们的教育开支已经远超印度，印度获得诺奖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个，我们却很少。我们的富人比日本多，并且有更多市值排名前列的公司，但是我们却造不出世界一流的产品。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是还没有建成一个像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习近平也和阎学通持有相同的“政治决定论”观点。习近平自执政以来，他始终敦促党内高层干部认真总结苏联教训，强调将苏联解体当做一个政治现象，而非经济现象来进行研究。在习近平看来，正是苏联的政治软弱而非经济衰落导致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红色帝国的土崩瓦解。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在国内层面，习近平在其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不断强化共产党的执政权威，通过加强企业内党委和党支部的作用来限制商业精英们对政治的不良影响；出版了畅销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把政治改革作为领导力的核心。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诸多全球发展倡议，包括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以此来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力支持也再次印证了中国想要成为全球领袖的抱负。现在，这一思想也已经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的党的章程。

美国政治衰败的后果：人才流失

在太平洋对岸，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带来的影响强烈地证明了阎学通的“政治决定论”。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军费预算超过后续五国总和，好莱坞继续塑造全球性文化规范。然而，从奥巴马时代开始，这种形势开始急剧逆转。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被视为全球化发展的坚定倡导者。阎学通教授强调，2500多年前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荀子已经认识到，与其他形式相比，施行仁政的“王道”是世界领导力的最终形式。施行“王道”的前提则是君主拥有其他对手所不及的德行。不论其在国内采取何种制度，在国际上，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习近平是相较于特朗普更具有道义的领导人。然而，阎学通也谨慎地强调，应该始终相对地看待道德优越性和政治领导力间的相互关系，永远不会有一个“绝对完美的领导者”不可逆地“使历史走向正义”。就政治道义来说，习近平虽远非完美，但他目前被视为比美国总统更好的领导人。

反对者可能会说，“特朗普现象”只有短期的政治效应，不会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产生严重后果。阎学通可能会反驳说，政治力量对社会必将产生一定程度的深远影响。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言论使国家两极分化，他的经济民族主义观点和外交经验不足让美国与其欧洲、亚洲的重要战略性盟友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与此同时，他的反移民政策颇具杀伤力，申请美国大学的外国人不断减少。正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言，H1B签证和美国吸引最优秀人才的能力一直是“美国的秘密武器”，现在却被美国的“坏政治”严重破坏。在中国，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排名前十名毕业生并未像前辈一样进入美国顶尖学校，而是史无前例地选择在母校攻读博士学位。

    在阎学通的政治领导理论中，人才吸引力是国力的“试金石”。受中国政治哲学家荀子文章的启发，阎学通主张善治是吸引优秀人才的关键，而优秀人才又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和国防强大的必要条件。如果荀子的观点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那么它更适用于强调创新与技术颠覆的今天。

利奥·施特劳斯，唐纳德·卡根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阎学通所推崇的治国之道和注重诚信，尽管在当今美国的“总司令”这里是如此缺乏，却在一位杰出的西方学者的思想中得到回应。唐纳德·卡根是利奥·斯特劳斯的思想继承人，他借鉴了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把政治定义为一种理性建筑术。他那雄辩的论证值得完整引用：

亚里士多德，一个与任何人一样有着广泛兴趣的人，在他所有的追求中，政治至高无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他列举了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夫何物使城邦盛衰兴废，夫何物使政体神形存亡。夫何物使城邦良治久安，夫何物使城邦暴政四起。穷尽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许才能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以及实现这种整体所必须的制度安排和必须采用的法律和推广的习俗。”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项结论至关重要。每项技策与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某些“好处”，但其中一些必须从属于其他事物，就像制作缰绳是为了御马，御马是更高一级的艺术，是理性建筑术。理性建筑术的目标比从属物的目标更可取，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至善”，这就是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的目的。

正如西方政治传统所一直宣称的，政治学是一门旨在实现至善的关于权威研究的科学。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政治就是即研究如何施行“王道”或者“仁政”。当郑和船队的宝船被闭关锁国的明朝皇帝下令焚毁时，就是政治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的时刻。只有政治力量，才能驯服失控的世界市场，决定全球秩序的未来。也只有政治力量，才能决定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持续贡献。

班农先生来到中国，希望更多地了解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阎学通教授告诉他，政治道义——至少相对而言——是国内稳定和全球领导的必要条件。可以肯定的是，班农先生并非缺乏历史敏感，也绝非对政治毫无洞见之人。当他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时，经常吹嘘自己对修昔底德的研究有多精深，并极力向下属推荐他的著作。

班农先生自然不甘示弱，如果遵从正确的指导和道德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本土主义意识形态，他也许能抑制那些早已掌控国家立法过程的特殊利益集团，缓和极端的党派狂热。他也许本可以引导特朗普走向道义政治。也许，美国本可以走向更包容、更公正的全球化方向，而非如今美国撤退所引发的带有破坏性的全面封闭。倾听阎学通，重读亚里士多德，对希望像传教士般满怀激情地拯救自己国家的班农先生而言，大有裨益。他也许该认真思考这句话，“夫何物使城邦盛衰兴废，夫何物使政体神形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