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台北故宫》第二集：北沟烟雨

西北孤莲 2021-11-17

《台北故宫》追溯了文物迁台历史和台北故宫现状，并对书法、绘画、青铜、瓷器、珍玩等台北故宫馆藏国宝一一进行介绍。从2006年起，《台北故宫》摄制组两年中四次赴台采访，采访对象达60多人，非常难得采访到了当年亲历文物迁台的三位老人：高仁俊、索予明和昌彼得，从中获得了大量文物迁台过程的细节。因为种种原因，《台北故宫》剧组最终没能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拍摄，但这并没影响这部片子的思想性和深刻性。

纪录片《台北故宫》第一集：国宝迁台

早晨七点钟，已经退休的摄影家庄灵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今天，他要乘车赶往台中目的地，是一个叫做北沟的小山村。

汽车驶上了通往台中的高速公路，按照这个速度，到达北沟恐怕也要到中午了。从1950年4月到1965年12月，从大陆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一直就存放在北沟。照片中的这位老人是庄灵的父亲庄严，从1933年起，庄严就负责看护和管理从北京故宫迁出的疏散文物。庄灵作为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也跟随着父亲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贵州、四川、南京，最后来到了台湾。在北沟庄灵度过了十几年的青春岁月。

在台湾人们把很早以前的时光形容为古早，而今天故宫文物在北沟的这段经历，也已经很少有人再会想起了在飞逝的岁月里，北沟变成了一段古早的记忆。

如果我们要追寻这段古早时光的起始，还要回到六十年前的台湾省，基隆港。

基隆，位于台湾岛的最北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里曾经是台湾最大的港口。虽然今天岛内第一大港的称号已经被南部的高雄所取代，但是基隆港的货物吞吐量每年仍然达到四千万吨之多。1948年12月26日，就是在这里从南京下关运来的故宫文物，第一次被搬上了台湾的土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总共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分成三批陆续到达。

台湾省铁路管理局纵贯线是贯穿台湾南北的一条铁路交通大动脉。1950年的初冬，从纵贯线的北端基隆港出发，装载着文物的火车向南行驶了77.2公里停靠在桃园县境内这座名叫杨梅的三等小车站上。在这里人们卸下了属于“中研院”的九百七十六箱文物，剩下的四千五百四十六箱文物随着火车继续向南行驶，下一站就是台中。

从台北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庄灵一行已经到达了台中市区。这里四季如春的气候使得台中被认为是台湾最适合于居住的城市。全年的平均温度是摄氏22.4度，同时也是岛内相对气候最干燥的地区。

干燥的气候对保存文物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故宫文物被决定暂时存放在台中。在仔细考虑之后文物的存放地点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台中糖厂仓库。

1950年2月4日刚刚安顿好的台中糖厂仓库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负责管理这批文物的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的成员。在这张庄严保存下来的照片上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文化官员。罗家伦、傅斯年、孔德成、杭立武，庄严站在后排。此时此刻，背井离乡，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仓库里的那些文物也许是他们文化和精神上最重要的纽带和支撑。

今天的台中已经是台湾的五大城市之一，城市里高楼林立，街道上车流如织。

1950年，匆忙的迁徙脚步在这里暂时停歇。随同文物来台的故宫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台中安顿了下来，有的人住进了小旅馆，有的人寄住在学生宿舍。

那一年年初工作不久的高仁俊，来不及告别故乡四川的家人，也跟随故宫文物来到了这里。台中给他的最初印象并不是繁华，而是出乎意料的艰苦。

高仁俊回忆道：我们就住在台中的宿舍，它有一个公用的厨房，就是每家没有厨房，在公共的厨房来烧菜、来煮饭。一家一个炉灶，烧煤块。

昌彼得，是当年和高仁俊同一批来到台湾的同事，当时的他只有二十九岁，老家在湖北的孝感。

昌彼得回忆道：那时候台湾很穷，台湾的人到了冬天都没衣服穿，都是拿一个烘笼放在脚底下，冷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度过，台湾那个时候物资缺乏。

1950年的台湾，经济极度困难，物价比几年前飞涨了一百五十倍。这个原本盛产大米的海岛，普通民众却吃不上白米饭，岛内处处都在闹米荒。番薯成为替代大米的主要食物，而猪肉更是每个月难得一见的美味。

张秀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如今的她依然是满口的京片子。1947年，她离开北京，跟随在故宫工作的丈夫吴凤培前往南京，随后又搭乘轮船来到台湾。到现在张秀珍已经离开家乡整整六十一年了。

其实，对于高仁俊、昌彼得和张秀珍来说，他们还算是幸运的。1950年前后，总共有两百万人跟随败退的国民党来到了台湾。告别了家乡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举目无亲，很多人连落脚之处也没有，惊慌和茫然充斥在心头。

没过多久，保管故宫文物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台中糖厂的仓库并不是一个存放故宫文物的稳妥地方这批文物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家。

高仁俊回忆道：我们住的地方是糖厂的地，而且后面有一个运糖的小火车，声音吵；糖厂每天要炼糖，那个烟囱很大，二十四小时全在冒烟，都是黑烟，那对我们这个东西非常不好，有损伤，所以赶快要搬家，就想办法搬家。

临近中午，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北沟终于出现在庄灵的眼前。现在这里的行政区划是台中市雾峰乡的吉峰村，在全乡二十个行政村里，吉峰村算不上很大，因为紧邻一条叫做北沟溪的小河，因而被人俗称为北沟。

几十年的时光流逝，对于在这里长大的庄灵来说，今天的吉峰村也已经变得崭新而陌生了。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祖上大多是从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带迁徙而来。村中的大姓是林家，他们是岛内大名鼎鼎的台湾第二家雾峰林家的一支，村中的土地也几乎都为林家所有。

穿过陌生又熟悉的街道，庄灵和朋友向村外的山野间走去。1949年的年底联合管理处的主任委员杭立武和他的同事也走过同样的山路。他们来到北沟，经过实地勘测，最终选定这里作为故宫文物的存放地。

1950年1月，联合管理处向吉峰村村民林攀龙租用了一块占地10.75甲、相当于三万平方米的土地，租期是十年，连同土地上的房屋建筑一共支付了台币四万元，修建库房的工作随即开始。

三个月之后，1950年4月6日，北沟库房修建完毕。当时一共修建了三间用砖头盖成的库房，每间库房可以容纳一千六百箱文物，中间的库房存放“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的文物，两边存放故宫文物。

1950年4月12日，故宫运台文物开始向北沟搬迁。十天之后，搬迁工作完成。

这一年，北沟之外的台湾却是一片混乱。1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演说，宣布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和援助。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解放军不久之后就可以解放整个台湾。来到北沟的故宫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住上整整十六年。

高仁俊回忆道：在我们想象当中，在台湾来顶多半年就回去了。没有想到一搬来之后几十年就回不去了，事先根本没有想到。

就在故宫文物陆续搬入北沟的时候，在台湾的各个城市之中一大批用砖头和很少的水泥盖成的房屋拔地而起，在房屋的四围还围起了竹篱笆。入住的居民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军队和官员家属。这样的居住区在台湾一共有八百七十九个，它们被统一称为眷村。在眷村内，到处都能够听到大陆不同省份的口音，四川、湖南、山东和浙江。

夜晚的士林夜市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作为台湾非常著名的小吃夜市，人们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中国各个地方风味的美食。这种丰富包容的多元化饮食风格成为台湾的一个鲜明特点。它的源头就是眷村。今天大名鼎鼎的台湾红烧牛肉面据说就是由居住在凤山眷村里的四川人用自制的四川郫县豆瓣酱最先烹制出来的。而押运第二批文物来到台湾的高仁俊，就是郫县人。

今天，眷村作为一个个独特的社区，依然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见证着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但是在北沟，与故宫有关的建筑却已经难以寻觅了，它们经历了拆除和改建，最后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破坏中荡然无存。其实，即使没有地震的破坏，当年的那些房屋也很难保存下来。除了用砖瓦修建的库房以外，台北故宫工作人员居住的宿舍都是用竹子和泥巴为原材料修建的，它们甚至比台湾各地的眷村还要简陋。

北沟气候温和，适合种植许多经济作物。北沟所在的吉峰村，今天是全世界最大的金针菇种植基地。除此之外，水果种植业也十分发达。菠萝，在台湾被称作凤梨。无论过去和现在，凤梨都是北沟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乡村的岁月寂寞而简单，而山外的世界充斥着不安和动荡。

就在故宫文物到达北沟的两个月零十六天之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驶入了台湾海峡，形势骤然改变。这些变故对于暂住北沟的人来说意味着与故乡亲情的茫茫相隔。原本暂时的安置却变成了长期的打算。有的人在这里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而有的人孑然一身，从此再也见不到故乡的亲。

庄灵的父亲庄严给自己的新家起了一个名字：洞天山堂。这个典故来自于五代时期画家董源的一幅山水画。母亲的鸡越养越多，庄灵和三哥考入了台中一中，开始了中学的学习生活。

在海峡的另一边，从1949年4月起，在国家的拨款支持下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故宫建筑的修复工作。1950年，遗留在南京库房的故宫南迁文物开始迁回北京。与此同时，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原藏于养心殿三希堂中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等一大批流失在民间的故宫文物也陆续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北京故宫。

现在，每天都有四班公车按时来往于吉峰村与外界之间，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北沟到台中，交通十分不便，因为房子不够，一些工作人员只好把家安在台中市区，每天都要在两头来回奔波。

为了防备可能爆发的战乱，1952年，工作人员开始在北沟开凿小规模的山洞，有空袭时可将珍贵文物迁入保存。第二年冬天，呈U字形的山洞完工。

这个山洞，现在是北沟唯一能够找到的故宫遗存了。在山洞里面，因为条件的限制空气湿度仍然很大，并不有利于文物的保存。在洞外，潮湿的天气更是给文物的保管带来很大的麻烦，也给工作人员增添了不少额外的工作。

没有经费、条件简陋，但是关心北沟的人却并不少，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陆续来到北沟要求参观存放在这里的国宝。蒋介石、宋美龄、胡适、张大千、台静农，还有很多来自海外的学者。那时的北沟甚至没有一间可供参观的陈列室。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房里支起木板，要从堆得七层高的箱子里把所要看的文物挑出来，开箱提出，放在木板上。看完之后再装进原箱放回去。每一次都要重复这样劳累繁琐的过程。

有一次，蒋介石前来参观文物，有人告诉他北沟的工作人员每个月要养家糊口，工资根本不够用，于是蒋介石答应年底增拨五万元经费以此补贴生活，仔细算下来每个人可以多领到两百多块钱。

就在张秀珍他们为了两百块钱而期待不已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局面，上个世纪五十代中期伴随着土地政策的改变，台湾的轻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大同公司生产出了台湾第一台电风扇，并且出口到了菲律宾。台湾本省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也驶下了生产线。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简单而清贫。

台北的办公室里，杭立武也正在为钱的事情发愁。1955年他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在北沟修建一处陈列室，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钱。第二年，美国亚洲基金会表示愿意出钱资助这项工作，但是马上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理由是：要美国人出钱建中国文物陈列室，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杭立武不会想到他利用美国援款修建北沟陈列室的想法无意中也许触动了当时台湾一根敏感的神经。

1957年3月20日深夜11点，一名名叫刘自然的普通公务人员在台北被驻台美军士兵开枪打死。两个月之后，享受“驻外法权”的这名美军士兵被美国军事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5月24日台北爆发了民众反美游行。下午一点多钟两千多名民众冲进了美国驻台机构，捣毁设施、抛撒文件，直到当天夜里军队才宣布宵禁的命令。当时的台湾处处仰赖着美国的支持，但是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已经对美国人在台湾的颐指气使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幸运的是北沟库房的修建工作最终没有受到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杭立武争取到了财政部门二十六万八千元的拨款，再加上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援款，修建工作终于得以展开，北沟通往外界的道路也得到了修缮。这一年春天，北沟陈列室修建完成，规模并不大，占地仅六百平方米，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有两间可容纳数百件展品的展览室。

1957年3月24日，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开幕式上，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张其昀到场讲话，他报出了一个数字：故宫运台文物总共为两千九百七十二箱、二十三万一千九百一十件。该篇讲话发表于1957年3月25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

张其昀报的数字在海峡那边的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古凡的文章，指出把数目加起来在台湾的故宫文物应为三千零七十二箱、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三件。这与张其昀所说的数目不相符。于是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怀疑：难道少了的那一百箱两千零六十三件文物是被“蒋介石集团”偷偷地卖给美国了吗？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在台湾的普通民众当中还是有人相信国宝文物丢失的说法。在台北市建国路玉器市场，我们就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张临生女士曾经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职务，她对于国宝丢失的传言一直都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张临生回忆道：人们就喜欢听负面的，就好像我们有几年被困扰了，人家说蒋夫人到美国去把故宫的国宝都搬走了，圆山饭店的夹层里面放的都是故宫的国宝。开玩笑，就是因为圆山饭店有个经理被开除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子报复孔二小姐，哪里有一件国宝？蒋夫人从来摸不到国宝，他们都很有分寸。

其实，这个误会来源于统计和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时的校对错误。张其昀的清单中瓷器数量应为一万七千九百三十四件，报纸误为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四件。玉器应为一百零三箱，误为二百零三箱。漆器应为三百一十八件，误为三百八十一件。故宫运台文物，其实一件都没有缺少。

1961年2月2日，故宫运台文物终于走出了北沟，它们即将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巡回展览。在此之前，在台北的台湾省博物馆举行赴美文物预展六天。

那一年，庄严的心情似乎很好。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甚至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典故，在北沟的一条小溪旁举行了一次曲水流觞的聚会。朋友们应邀而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酒杯里盛着台湾出产的绍兴黄酒，沿着溪水流过客人们的身旁。

在寻找到北沟的文物山洞之后，庄灵又向当年举办曲水流觞的小溪方向走去。

1960年，台湾举办了第一次选美比赛。电影院里，各种题材的新电影也出现在银幕上。民众的娱乐活动开始丰富起来。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尽管比大陆的电视开播晚了整整四年，普通老百姓还是非常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新鲜的娱乐方式，而这个变化也深深的影响了年轻的庄灵。在离开学校之后不久，他加入了台湾电视公司，从此开始了自己贯穿一生的摄影职业生涯。

1963年3月22日下午，北沟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例行的检查时，发现库房里的箱子上似乎有水迹，打开箱子之后才发现渗漏的水滴浸湿了里面的文物。

单单是漏水自然无法圆满解释这次事故的起因。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为此而引咎辞去了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的职务。200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50分，孔德成以八十九岁高龄在台北逝世。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北沟工作人员都认为简陋的库房才是图书受损真正的原因，要想让文物拥有良好的保存条件，仅仅靠认真和负责是不够的。偏僻的地理环境、简陋的库房和狭小的陈列室，它们与所要保护和展示的珍贵文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建一所正式博物馆的想法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外双溪，是台北近郊的一处风景区，四面环山、林木葱翠。

1962年6月18日，在这里举行了台北故宫新馆建设的奠基典礼。1964年3月初这一工程正式开工。1965年11月12日正好是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日，下午4点钟中山博物院落成，暨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址开幕典礼正式举行。12月9日，寂寞的北沟突然喧闹起来，存放在这里的三千八百七十九箱、二十五万多件文物开始运往台北的新馆。庄严笑眯眯地站在库房门口看着这些陪伴自己三十二年的文物被小心地装上卡车。1966年3月6日搬运工作顺利结束，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也随同迁往台北。

三年之后，庄严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身份退休。1980年，庄严因为肠癌在台北逝世。这是他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弥留之际庄严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结束了对北沟的寻访，在离开台中之前庄灵特意前往离此不远的墓地拜祭父母。当年的一家人，现在有的在国外，有的在香港，留在台湾的孩子也住在台北，只有庄严夫妇寂寞地长眠在这里。

回到台北的时候已经是灯火辉煌的夜晚了，热闹的大都市和寂寞的小山村，虽然只有五个小时车程的距离，但是故宫运台文物在这条路上却整整走了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