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非均衡性

及驱动因素动态识别

作者：张恒硕   李绍萍   彭民 

作者单位：

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期

一、引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结合农村能源消费的两大类型（农村生产能源消费与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构造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两权重配比变异系数，衡量中国八大地区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性。其次，本文选择Dagum基尼系数衡量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非均衡性，并根据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八大地区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贡献来源进行深入分析。再次，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2000－2018年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动态分布及演进态势。最后，探究区域间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类型的时空变化及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导类型。此外，基于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初始选择，本文构建自适应Lasso模型选取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

（二）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结合农村生产及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两方面，基于农村地区21种能源品类消费数据，采用2006年IPCC提供的系数估算法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测算。在运用自适应Lasso模型选取驱动因素之前，本文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生产生活要素投入、农村人口发展规模、农村生活质量水平及能源消费水平等方面进行驱动因素指标体系的初始选择。本文的数据类型为2000－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基础数据中，能源消费量数据取自2001－2019年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平均低位热值参见《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单位热值含碳量及碳氧化率参见《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指标变量的基础数据中，农业总产值、农村总人口、农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取自2001－2019年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农业机械总动力、总播种面积、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能源价格、农业内部结构、粮食总产量取自2001－2019年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乡村老年抚养比取自各省份2001－2019年的历年统计年鉴；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人均能源消费量据2001－2019年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三、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

非均衡性分析

四、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五、机制检验：两类型碳排放

驱动机制的分化特征

总播种面积对全国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而农业内部结构对全国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发挥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具有驱动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作用，农业生产耕种面积的增加会进一步刺激碳排放增长。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程度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且属于高农村生产低农村生活碳排放型，农业总产值、人均能源消费量及总播种面积对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以农业总产值最为突出，而南部沿海地区的能源强度是刺激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粮食总产量对农村生产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之间具有差异性，而能源强度在两地皆对碳排放增长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间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表现明显，地区经济结构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的影响系数皆超过0.50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大西北地区表现出对碳排放增长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大西北地区的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受农业经济在地区经济结构及产业发展中的地位逐渐弱化的影响，地区经济结构对大西北地区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农村生活要素投入在东北地区发挥显著的正效应，但区域间农村生活要素投入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效果差异较大。农村总人口在东北、黄河中游、大西北地区对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表明上述地区的农村人口发展规模缩小会抑制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而农村总人口在北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负效应，意味着北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口规模的缩小会驱动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结论如下：第一，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差异明显且非均衡程度不断深化。2000－2018年，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区域间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发展态势，全国及八大地区的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非均衡特征明显，区域差异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大而区域内差异小。不同地区间农村生产及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主导类型具有差异性，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逐渐演变为推动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主导类型。第二，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效果具有时空异质性。全国及八大地区的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间差异，驱动因素的非均衡发展程度加大了区域间农村碳减排的协同治理难度。基于驱动因素的时空动态识别表明，农村人口发展规模及能源消费水平逐渐成为刺激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各类指标对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效果及影响作用具有时间及空间差异性。第三，农村生产及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机制存在分异及分化特征。全国视角下，在以农村生产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中，生产要素投入及能源要素投入的影响效果较突出，总播种面积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此外，在以农村生活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中，农村人口发展规模、农村生产生活要素投入、能源消费水平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表现的影响效果明显。地区视角下，农村生产及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影响程度表现出“因区而异、因类而异”的特点。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管控结合、分异治理，中国的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涨幅趋势明显，农村地区的碳减排应尽早纳入政府碳排放重点管治对象体系之中，提高社会各层面对农村碳减排治理的重视与关注程度。此外，农村碳排放管治过程中应明确“全国统筹、区域协调、地区专治”的管理思路，秉承“分地区、分时段、分类型”的分类管理方式，以区域碳排放水平划分减排的重点管理区域，以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作为减排的管理导向。第二，以实促改，精准施策。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农村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在本地区发挥的不同作用，加强地区内的碳排放管治重点，完善与制定相应的碳减排措施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