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魏滨辉、罗明忠等：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

作者：魏滨辉¹  罗明忠¹  曾春影²

作者单位：1.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0期

一、引言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但由于长期以来要素的单向流动和不等价交换，县域经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是更多处于为城市提供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依附式发展地位。相比于占国土面积90%以上以及占全国人口70%的现状，中国县域经济规模总量还较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仅仅超过50%（何晓斌，2021）。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县域经济更是面临产业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失衡突出等问题，亟待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振兴县域经济。

然而，实现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多重困境。一是财政约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风险，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由于县一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十分有限，很多县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才能勉强维系日常支农支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使得县级政府无法有效扶持当地产业的转型发展。二是金融约束。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银行为主体、间接融资占优势的单一结构体系，县域缺少足够的立足社区、特色鲜明的中小金融机构。三是技术约束。县域中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技术创新水平低、能力弱和人才缺的难题。这些企业主要从事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初加工业务，缺乏向精细加工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转型的技术和人才支持，由此导致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迟缓。

为破解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困境，既有研究认为，一方面，要聚焦财政引导和金融服务，提升县域财政金融服务力度。将有限的财政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效益高和市场带动力强的产业，可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张林，2018）。另一方面，要关注技术创新驱动，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加速集聚，营造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环境，发展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全面升级（郝汉舟等，2022）。然而，既有事实证明，以政府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为主，并辅以较强市场干预的产业布局政策，往往会使当地政府重复投资低技术、高能耗的传统产业，引发过度竞争和产业饱和现象，使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面临较大瓶颈。同时，科技创新本身是一个相对抽象化的概念，无法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只有通过企业家识别、评估和开发创业机会，对科技创新进行商业化运用，才能发挥出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Acs and Plummer，2005）。

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行为的改变。创业活动更可能是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抢占新一轮增长点的突破口。可见，引导和支持在城市有就业、求学、经商、参军和从政等经历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能力”的劳动力返乡创业，可能是促进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之一（罗明忠和魏滨辉，2023）。但既往关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大多关注技术创新、财政金融服务等外源支持的积极影响，对劳动力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引发的主体能动效应仍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论证。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基于中国2008－2020年192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究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县域挖掘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摆脱经济发展乏力困境提供新思路；第二，以“供给－需求”两端为切入点，基于非平衡增长理论，在一个框架下，通过理论分析与数理推演，科学地揭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不仅有利于深化创业活动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认识，提升本文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还能为破解县域普遍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困境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二、理论推演与研究假说

（一）供给端：促进技术创新

有过非农经历的返乡劳动力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优势，这部分劳动力开展创业活动，将加快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经营者队伍的建设，在整体上提高回流地的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水平。具体而言，其一，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返乡劳动力将主动通过技能学习、技术模仿和管理模式的优化，提升所创办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二，返乡劳动力在其创业过程中将先进技术和制度导入回流地，会给市场带来竞争与多样化效应，迫使技术水平低的企业突破“在位者惰性”并积极寻求改变。其三，创业是具有环境导向的行为（De Bernardi and Pedrini，2020）。返乡创业先行者的创业榜样容易激发当地居民的创业激情，在当地形成“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

（二）需求端：拉动消费需求

创业活动是引领和推动消费增长的强劲引擎，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均能促进消费增长（王婷婷和郑馨，2022）。一方面，与工薪阶层相比，创业者的消费水平高得多（Krichevskiy，2014）。大量的劳动力选择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必然对当地的消费产生较强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新企业的进入将导致市场竞争逐渐激化，在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的同时，还能改善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有利于消费体量的扩大和总体消费率的提高。当然，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消费拉动效应不仅体现在扩大当地消费规模上，还体现在实现地区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上。劳动力返乡创业能够加快培育和发展消费新业态，繁荣当地市场，促进产品选择的多样化（黄祖辉等，2022）。

（三）激励端：财政金融服务

一方面，在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下，政府利用财政支出对县域重点发展的产业给予财政补贴，因势利导，不仅有助于弥补市场信息的缺失，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及行业间流动，还能提升特定资源配置市场的完全性，加速落后产业的淘汰速度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质量和效率（齐鹰飞和LI Yuanfei，2020）。同时，县域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优化，能够改善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缓解信息不对称困境，破解交易成本难题，促进县域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创业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单一的政策支持难以取得全效。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包含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交易市场培育、科研平台搭建、人才引进奖补等不同形式的综合政策支持体系，并构建创业的促进机制、成长机制和带动机制，实现多元机制的协同推进（Obaji and Olugu，2014）。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完善能够明显缓解个体创业的资金约束，提高创业可能性（Bianchi，2012）。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数理推演，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助于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H2：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在供给端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H3：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在需求端拉动消费需求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H4：在财政金融服务水平较高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精准识别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效应，本文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委推行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为2008－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921个县（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专利授权量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其他指标则来源于2009－2012年历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2013－2019年历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三）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跃升过程，即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演进。本文参考徐敏和姜勇（2015）研究，使用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来表征被解释变量。该系数兼顾了三次产业发展，反映了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的演进过程，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目的。

2.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根据历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上公布的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结合设立时间先后统一赋值。

3.控制变量。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一系列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控制，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资本积累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信息建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区域人口密度等。

4.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主要包括消费需求水平、技术创新水平、财政服务水平和金融服务水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为1.0%。综上，假说H1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讨论

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以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水平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由估计结果可知，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产业基础相对牢固，配套设施较为齐备，东部地区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已处于中期阶段甚至成熟阶段，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较难显现出来。

（三）作用机制分析

1.促进技术创新。估计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产业部门的科技创新，加速创新要素的流动，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县域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假说H2得到验证。

2.拉动消费需求。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助于激发市场经济活力，推动县域层面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刺激居民消费的增长和需求结构的转型，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假说H3得到验证。

3.财政金融服务。本文根据财政服务水平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高水平和低水平两组，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仅在高财政服务水平分组中显著，且其系数为正，表明随着财政服务水平的提高，政府通过合理利用自身的组织能力，改善返乡劳动力创业的制度环境，劳动力返乡创业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也在不断增大。同样地，按金融服务水平将全样本划分为高低两组后，可以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仅在高金融服务水平分组中显著。综上所述，在财政金融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也会更明显，假说H4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供给－需求”两端为切入点，基于非平衡增长理论，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20年192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系统评价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溢出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该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加明显。从作用机制看，劳动力返乡创业既能在“供给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也可在“需求端”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同时，随着财政金融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返乡创业更容易发挥出对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正向激励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建立健全返乡创业扶持体系。在保证现有试点县发展质量的前提下，客观总结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经验，提炼有利于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政策着力点，提高政策的匹配度和灵活度，有序扩大试点实施范围，并将证明有效的试点扶持政策普惠化，最大化劳动力返乡创业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第二，坚持以消费和技术驱动为重点。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发挥消费的中介效应，明晰自身禀赋优势和现实基础，引导县域产业发展重点及方向。在破解技术制约方面，重点是要明确县域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优化县域科技研发创新环境，完善产业技术创新和推广体系，提高人才政策与地区现代产业体系的契合度。

第三，探索财政与金融高度协同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政府宏观信息优势，引导县域发展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的产业，落实普遍性降费和定向减税政策，以制度优化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强化银行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可及性和融资效率，降低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融资风险，为返乡人员创业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输送资金与金融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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