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有话说|《万里归途》：不确定的世界与确定的家国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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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是对浙产电影《万里归途》的评论。

不确定的世界与确定的家国叙事

——评《万里归途》

邵君立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绍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1、异域空间的双重性。

电影《万里归途》首先在空间塑造层面建构危机性。对已经熟稔好莱坞叙事模式的中国观众而言动荡的异域风情似乎已经不具有陌生化，这种安然心理自然与国内的稳定性有关。所以，当充满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的空间中出现中国人面庞的时候，那种稳定性便走向了心理危机。影片开幕因包机转移超载而被迫滞留努米亚的主人公外交官宗大伟和助手成郎被迅速地推向了一片狼藉的异国他乡。

努米亚危机的三大空间建构呈现了一致性：骚乱的首都、政府军无力控制的国土城乡、无序的边境。宗大伟和助手成郎遭遇的第一次爆炸案发生在努米亚首都某检查站，冲突的原因是成郎的摄像机被政府军发现从而遭遇违背外交礼节的强制搜查。耐人寻味的是基于客观呈现的摄像机建构与努米亚军事者的冲突从政府军开始，终结于对反政府军领导人穆夫塔的揭露。这其中就触摸到了一个关于“影像正义”的命题。

2、世界的崩解与重建。

对“影像正义”力量的拥趸显然不仅是由中国外交官推动的。如果说努米亚骚乱的街头尚且无法甄别正义方为谁，那么经由摄像机、电视屏幕等一系列影像呈现对空间的重构，则揭示了骚乱的非人道性。那么借助镜头重建空间秩序的合法性就成为了一种共识，因此穆夫塔在大本营才会试图让宗大伟手持外交护照进行录像，以获得某种加持从而实现反政府军的自我正义化。这种对“影像正义”空间的敬畏也促使了在边境线上穆夫塔屈服于成郎的“镜头正义”。这种对空间的认知与表达显然呼应了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秩序的二次元重构想象体。在新的想象体中物理世界依然失序的人际关系也将得以再建。

电影中假托出的北非国家努米亚的失序显然对于北非现实是有强烈指涉的，这点通过努米亚街头的国家元首招贴画可以得到印证——那显然是一个数年前国际新闻里经常出现的北非政治强人的隐喻。当然电影着力点不在于讨论北非动荡中谁是背德者，而是超越具象的是非讨论人道正义的归属。《万里归途》与以往撤侨题材电影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本片不基于对中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展示，而是通过外交官的非武力努力实现了更高级别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早已经不是之前撤侨题材电影热衷于表述中对国人安危的关照，更多的表述了中国人构建“国际家庭”的努力和付出。影片中华兴公司负责人白婳和努米亚养女构建的“国际家庭”历经丈夫章宁意外身亡、迪拉特老司机的舍身救助终于乘坐包机越过喜马拉雅进入祖国怀抱，展开对生活的重建。

3、伦理的困境与归途。

如果说《万里归途》是一部感人的电影，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异域风光的吸引力和国人对身处险境者的情感投射，更不在于外交官身份的特殊性和其对手人物的凶残。莱辛在18世纪就告诫剧作者:把纪念伟大人物当作戏剧的一项使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这是历史的任务,而不是戏剧的任务。他还说:王公和英雄的名字可以为戏剧带来华丽和威严,却不能令人感动。电影的感人显然更在于对中国外交官作为普通一人的关照：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这些外交官在生活之日常中也陷入各自具体而微的伦理困境中有待“被解放”。这种困境既有现实的物理冲突更有每个人成长史中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心理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