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 廖纯 程实 孙涛 |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摘要

基于 2003—2019 年中国与 5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语言距离;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

基金资助：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ZDA135-9)；

DOI：10.15939/j.jujsse.2024.02.jj2

作者简介：

张卫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廖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程实，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孙涛，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济南 250100)

收稿日期：2023-05-17

一、引 言

自古以来，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贸易往来中便面临着语言障碍的问题；如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语言壁垒和文化差异依然广泛存在。据 2016 年数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有 65 个国家，53 种官方语言，大多数语言为非通用语种，而非官方的地区性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大约有 2 400 种[1];截至 2024 年，中国已与 15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涉及更多非通用语种，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因此，要想实现“贸易畅通”,打破语言壁垒显得尤为重要。

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一国社会文化的载体。作为文化表征的各国语言的不同，使得各国在思维、价值观和生活习俗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扩大了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影响双方的文化认同[2,3],导致双方难以增进文化互信，进而增加了跨国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就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语言差异可能会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筑起隐性的文化壁垒，使得我国在目的国的经济活动不被当地人理解，甚至可能受到敌对从而引发一系列摩擦和纠纷。因此，明晰语言因素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中的作用，从而处理好与沿线各国的关系，对于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研究大多关注语言因素对于我国与高收入发达国家贸易的影响[4],语言因素对于我国与广大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不仅如此，语言因素(尤其是语言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的影响也不明确。事实上，相比于贸易，由于投资涉及国家之间长期的资本和商品流动，母国与东道国的沟通交流和信息传递更为深入和广泛，所以语言往往会对国际投资造成更大的影响。[5,6]此外，由于语言障碍的广泛存在，相关研究应当更加关注如何降低贸易和投资中的语言壁垒，而非仅仅关注语言差异的负面影响本身。那么，语言差异对我国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如何?语言差异对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产生影响?我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往来中，应当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从而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为例，通过测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语言距离，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探究语言差异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以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首次检验了语言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证明了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障碍问题在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中更为突出。其次，本文并未仅停留于研究语言差异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而是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降低我国贸易和投资中语言壁垒的可行办法，提出了两条可行措施：其一，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其二，使用东道国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以上研究结果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和投资时的语言准备与适应提供了参考，对于发展中国家降低语言文化壁垒、促进对外经贸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机理假说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关于文化差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差异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文化差异作为一种隐性贸易壁垒，会显著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7,8,9,10]Takara 以及 Felbermayr & Toubal 研究发现，文化相似性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从侧面验证了文化差异对贸易的负向影响。[11,12]Harms & Shuvalova 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距离对服务贸易的抑制作用。[13]Gokmen 指出，文化壁垒成为冷战以后国际贸易的主要阻碍因素。[14]樊琦和杨连星、范兆斌和黄淑娟分析了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倒 U 型关系。[15,16]张慧敏和刘洪钟指出双边文化差异加深了政治风险，从而降低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往来。[17]投资方面，同样有证据表明，文化距离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18,19,20]进一步地，已有文献关注了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中事前的区位选择[21,22,23,24,25,26]、进入模式[27,28]、所有权问题[29,30]以及事后的外资企业绩效[31,32]之间的关系，从多角度分析了文化距离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复杂影响，说明了文化因素在国际投资中的重要作用。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是关于语言差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研究。由于文化的内涵广泛而丰富，因而难以找到一个变量能够整体刻画文化差异的全貌。针对于此，学界开始尝试用语言差异来刻画文化差异，并以语言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来衡量其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于是，语言距离作为一个学界公认的语言差异度量指标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语言距离借用物理距离的概念来说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33],度量的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差异，语言距离越大，差异越明显。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并且在历史演变以及代际传递中逐渐保留下来，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充分反映了文化的横向传播和垂直传递，因此是刻画文化差异的理想变量。[2,34]

第二类文献分为两条脉络展开，第一条脉络聚焦于衡量两国官方语言差异所导致的贸易和投资成本，构建了各类语言差异度指数来分析语言差异或语言多样性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Hutchinson 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语言距离变量，发现贸易对象国官方语言与英语的语言距离越远，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便越低。[35]Lohmann 构建了语言障碍指数，发现语言距离严重阻碍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36]Isphording & Otten 发现，语言距离显著抑制了双边贸易。[37]Selmier & Oh 在引力模型中加入了语言距离、直接沟通能力(direct communication)等指标，发现相较于贸易，语言距离会给投资带来更大的交流成本。[5,6]Konara & Wei 发现，语言距离较小的国家之间双边投资流量更大。[38]国内学者也通过构建语言距离等指标，得出语言距离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结论。[39,40]

第二条脉络从语言差异的反面出发，通过构建语言相似度或第三方通用语等指标，分析语言差异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语言相似度或非官方语言交流能力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贸易方面，Hutchinson 探究了各国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人口比例对与美国贸易的影响，说明了英语作为通用语(第二语言)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41]Melitz 构造了两国间直接交流能力和间接交流能力指标，发现直接交流能力比间接交流能力(例如通过翻译交流)更有利于外贸发展。[3]Ku & Zussman 发现，国家间英语交流能力的提高将会促进双边贸易。[42]Jan Fidrmuc & Jarko Fidrmuc 认为，只要两国能用一种特定的语言进行交流就能促进贸易，无论这种语言是否属于官方语言。[43]投资方面，Kim et al.认为，当东道国选择母国官方语言为外语教育语言时，将更有利于吸引该国进行投资。[44]Ly et al.认为，国家间的语言相似度与双边投资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45]Lücke & Stöhr 发现，移民的语言能力越强，越能促进双边投资。[46]Konara & Wei 指出，东道国的语言资本可以与人力资本形成互补效应从而吸引投资。[47]Konara 发现，国家间的语言联系度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48]Liao & Zhang 认为，英语作为通用语促进了中国与高收入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49]国内方面，张卫国和孙涛发现，提高国民英语能力对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4,50]王永进和孟珊珊发现，企业当期出口目标国和企业上一期出口目标国之间的语言相似度越高，企业出口至该国的可能性越大。[51]

对比以上两类文献可以得出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相关研究的区别在于：文化差异研究关注的是多维度社会文化因素，例如传统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等等，内涵较为丰富；语言差异研究则具体聚焦于社会文化中同语言相关的因素，其研究对象更为深入和细化。而二者的联系在于，正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构成部分，与文化息息相关且不可分割，所以学界往往以语言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通过分析语言差异来考察文化因素在贸易与投资中的作用。由此可见，语言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相关研究实则是文化差异研究的衍生和深入，仍然没有离开文化研究的范畴，是学界用来测度和反映文化差异的新通用指标。

然而，纵观既有文献可以发现：首先，文化差异相关文献未能深入考察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语言壁垒问题，尤其是国内目前对语言距离的关注仍然非常有限。其次，国际研究选取的样本以高收入的西方国家为主，尚未有研究关注语言距离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与投资的影响。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搜寻成本更高[52],而语言资源和储备却相对匮乏，所以语言沟通及其相应的信息传递成本在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中显得更为突出，应当引起更多关注。再次，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语言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而忽略了语言差异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尚未有文献说明语言差异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文献比较分析语言差异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影响的异同。最后，由于语言壁垒在贸易和投资中的广泛存在，相关研究应当着力于分析如何降低语言障碍对贸易和投资的负面影响，找到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办法，而非仅仅停留于语言障碍的负面影响本身。

(二)机理与假说

目前学界并未将语言影响贸易和投资的机制区分开来，普遍认为语言能够影响贸易和投资的机理在于影响了其中的交易成本。[5,6]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各类显性和隐性的交易成本广泛存在，而搜寻成本和交流成本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3]国家间的语言差异会通过阻碍信息流通[54]、加剧双方信息不对称[55]以及降低文化互信[2,3]等途径，提高贸易和投资成本，从而抑制双边贸易和投资。具体而言，无论是贸易和投资，都离不开信息搜集、机会判断、商务谈判、合同实施以及产品配套服务等。上述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语言的参与，以推动整个贸易和投资过程的顺利进行。而国家间语言壁垒的存在阻塞了国际信息流通，使得母国企业对于东道国的市场准入信息、消费者的需求和习惯以及社会文化习俗等都不甚了解，容易产生高昂的信息搜集费用以及严重的信息流失和不对称问题；同时也容易面临由语言文化不信任所导致的双边摩擦，影响合同的实施，增加企业对外经贸活动中的潜在风险和损失。考虑到此类因素，语言差异会使得国家和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或投资的成本上升，导致其减少对外贸易和投资。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1:

H1:语言距离会抑制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

国外研究表明，语言因素对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对贸易的影响[5,6,56],但这些研究主要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样本，关于语言因素对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尚未明晰。语言因素对于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在国际贸易中，双方以单次或多次的合同交易为主，涉及深入的文化交流较少，因此语言导致的贸易成本增加往往表现为短期的，并且容易借助聘请第三方翻译等方法克服。而对外直接投资涉及跨国公司在两国甚至多国之间长期的资本往来，子公司将长期暴露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下，母公司和子公司频繁往复的交流将受到语言差异的阻碍，由此产生了内部多语言环境下的管理问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涉及与东道国消费者和厂商的直接交流以及在东道国开展产品推广等各类活动，这要求跨国公司熟知东道国的语言文化，合作双方有较强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因此，语言差异所导致的交流成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是长期存在的，并且难以通过翻译完全解决，这使得跨国公司对员工同时掌握双方国家的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致使语言差异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2:

H2:语言距离对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大于出口的影响。

在国际投资中，合作双方的语言差异会影响东道国员工对于母公司决策的理解以及员工间信息传递和沟通的准确度，进而影响员工业绩表现。因此，跨国公司在招聘东道国员工时往往会对语言能力提出明确要求，以便充分利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来提高投资收益。Konara & Wei 也指出，一国的人力资本会与语言资源形成互补效应，从而吸引投资。[47]在国际贸易中也不例外，意图开展外贸业务的企业往往也会聘请一定数量具有东道国语言技能的员工，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达成更多外贸业务。因此，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在语言与贸易和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着调节作用，并主要基于以下途径：一方面，由于语言能力蕴含于人力资本中[57],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时，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外语能力也会相应提高，那么能够雇佣到双语员工的可能性会更高，使得双方能够更容易克服语言障碍，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员工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的提高，对于信息的翻译、加工和处理能力会更强，从而降低了信息搜集和转换成本；同时，员工也更容易通过较强的业务表现和人际交往能力，与母公司员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加强双方互信；此外，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涉及知识技术传递，而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越高的国家往往越能通过较强的学习能力提高知识和技术转换效率。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通过降低成本、促进技术知识传递等间接途径弥补语言差异引致的成本，从而促进一国的贸易和投资。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语言成本更高(假说 2),并且也更依赖于人力资本，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的负向影响，且这一效果在投资中更为突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贸易引力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研究中，本文同样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来研究语言距离对于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选取 2003—2019 年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Yijt 代表出口 Exportijt 或对外直接投资 OFDIijt,t 代表年份，i 和 j 代表不同的国家个体，μit 为误差项。考虑到可能存在时间层面不随国家变化的遗漏变量，模型中加入εt 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由于主要解释变量语言距离不随时间变化，为得到其估计结果，模型中未直接添加国家固定效应。为了控制区域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αr。具体而言，参考韩永辉等的研究[58],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东亚、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共 7 个区域。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 2013—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数据中包含部分零值与负值，本文参考 Busse & Hefeker 的研究[59],使用公式 ln[OFDIijt+(OFDI2ijt+1)1/2]对其进行转换。

解释变量：语言距离。有关语言距离的测度，学界最早采用的是虚拟变量法，即通过比较两国语言的相同与否来设置语言二元虚拟变量[53,60],但是这种办法过于简单，并未真正测量出语言距离。此后的语言距离测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基于语言测试的语言距离。例如 Chiswick & Miller 测试了美国国内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移民的英语熟练度，认为移民的英语熟练度越高，则代表其母语与英语的语言距离越小。[61]Hutchinson 的研究主要依据这类方法。[35]然而，这类方法受样本影响较大，并且主要测量的是英语与其他语言的距离，样本量非常受限。二是基于语言特征的语言距离。这类研究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之间一个或多个语言特征(语音、词汇、语法等)来计算语言距离。主要有以 Levenshtein 编辑距离 3 为代表的语音对比测算法[37,62]以及以 Lohmann 为代表的多语言特征对比测算法[36]。数据来源方面，前者主要利用自动相似性判断程序(Automated Similarity Judgment Program, ASJP)4 进行语音对比来测算语言距离[63],而后者主要根据“世界语言地图集”(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WALS)5 中的多语言特征数据来计算语言距离。这种测度方法是目前最为全面客观的语言距离测度方法，但也存在测度过程复杂且核心词汇的选择难以避免选择性偏误的问题。三是基于语言谱系的语言距离。该方法主要依据 Ethnologue 项目中的“语言树”6,通过分析各类语言的节点来衡量语言距离。[64]该方法也较为客观，但存在可操作性较弱、难以得到系统全面数据的问题。本文主要借助 ASJP 数据库来测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语言距离，即汉语与各国官方语言的距离。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采用了 WALS 数据库来计算语言距离。之所以选择 ASJP 和 WALS 数据库来获得语言距离，是因为基于语言特征的测算方法是目前最具可行性并且客观全面的方法，能够提供较为精确的语言距离值，并且这两个数据库涵盖了全球大部分语言，不局限于印欧语系，因此也是目前国际主流的测度方法。然而，相比于 ASJP 数据库，WALS 数据库稀疏，各语言的特征值统计指标数存在较大差异，容易造成误差，因此本文主要采用 ASJP 数据库计算语言距离。

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 GDP、地理距离、共同边境、共同语言、贸易协定、汇率、制度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其中，GDP 和人均 GDP 参照 Ku & Zussman 的方法[42]用两国 GDP 和人均 GDP 的乘积来分别表示，共同边境、共同语言以及贸易协定是虚拟变量，当东道国与我国有共同边境或共同官方语言或属于同一贸易协定时取 1,否则取 0。

上述变量定义、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等详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度量及数据来源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本文对部分变量取了对数，将各变量数量级进行了统一，从表 2 可以看到数据经过处理后波动较小，不存在异常值。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在(6.155,16.097)区间内浮动，表现出了较大的国别差异。投资方面，经过处理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已不存在负值，但可以看到相比于贸易，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国别差异更大。同时，通过 ASJP 数据库测算出的语言距离平均值为 100.582,各国与汉语的语言距离最大为 102.88,最小为 94.76,语言距离表现出一定的国别差异，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官方语言分散且多样化，与汉语有一定的差异。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续)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得到 VIF 均值为 1.84,即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到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语言距离不随时间变化，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和 GMM 等方法将得不到语言距离系数，因此，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1)进行估计，并添加了区域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报告于表 3 的第(1)(2)列，在样本量有限的情况下，FGLS 方法可以有效修正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同时，作为对比，本文也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方法(LSDV)进行估计，同样添加了区域和时间固定效应，得到的结果见表 3 第(3)(4)列。

表 3 ASJP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投资的影响

表 3 ASJP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投资的影响(续)

FGLS 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并添加区域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主要解释变量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投资的影响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语言距离每增加 1 个单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将会分别减少 0.054%和 0.427%个单位。这说明我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倡议中的确面临着显著的语言障碍，抑制了我国的出口和投资。进一步比较出口和投资的语言距离系数发现，语言距离对于投资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即 H2 成立),这与 Selmier & Oh、Hejazi & Ma 的研究结论[5,6,56]是一致的。作为对比，可以看到在第(3)(4)列 LSDV 估计结果中，出口和投资的语言距离系数仍然为负，并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语言距离对投资的负向影响仍然大于对出口的负向影响，证明了 FGLS 方法的可靠性。

正如前文中所说，贸易以短期性的交易为主，往往借助翻译或者只需要部分员工具有外语能力即可解决沟通问题；而投资是两国甚至多国之间长期性的经济往来，外资企业需要融入东道国的语言环境，往往需要大量掌握母国和东道国两种官方语言的员工，这使得投资的交流成本要大于贸易的交流成本。对于我国来说也不例外，由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语水平相对较低，我国虽可以采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和“通心”,解决的办法便是采用东道国的常用语言。[65]在贸易中，我国企业可以通过聘请小语种翻译来达到对外沟通的目的；而在投资中，我国企业往往不仅会聘请翻译，还需要对派遣到子公司的员工进行东道国的官方语言培训。在更需要建立合作和互信关系的投资中，通过这种融入当地的语言环境的方式来促进文化互信，建立双边友好关系，能够保障投资顺利进行。这使得在对外投资中，我国企业花费在语言上的时间、资金投入以及管理费用更高，因而语言距离对于我国投资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法

基准回归部分采用的是 ASJP 数据库来计算语言距离，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利用 WALS 数据库测算了语言距离。考虑到 WALS 数据库中语言特征指标的完备程度，本文最终测算了 5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距离。7 为保持一致性，同样分别采用 FGLS 方法(表 4 第(1)(2)列)和 LSDV 方法(表 4 第(3)(4)列)进行估计。

表 4 WALS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投资的影响

可以看到，采用 WALS 语言距离后，无论是 FGLS 还是 LSDV 估计，语言距离仍然对出口和投资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通过比较两个模型中的语言距离系数发现，语言距离对出口和投资影响仍然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语言距离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出口的抑制作用。这表明，本文关于语言距离阻碍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且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的结论是稳健的。

2.添加交互固定效应和更换模型法

尽管基准回归中加入了区域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区域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是受限于各国语言距离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本文无法直接控制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即国家固定效应。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考虑个体效应，本文借鉴 Nunn & Qian 的研究[66],在模型(1)中添加国家-时间交互固定效应来控制国家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并借助 Bai 提出的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Panel Data Models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67]进行回归，将结果报告于表 5。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在进一步添加了国家-时间固定效应之后，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依然显著负相关，且语言距离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使用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三)内生性问题

前文已经验证了语言距离对于我国出口和投资的负向作用，此处进一步讨论内生性问题。由于语言距离反映的是各国语言的内在特征差异，在研究区间内难以改变，不会受到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所以模型不存在双向因果的问题。此外，本文同时选择了 ASJP 和 WALS 语言距离互为参照，采用官方数据、程序和测算方法，尽量避免测量误差的问题。尽管如此，语言距离仍然可能通过其他未考虑到的因素影响贸易和投资，因此，本文考虑寻找语言距离的工具变量来克服遗漏变量的问题。

本文借鉴 Spolaore & Wacziarg、林建浩和赵子乐的做法[68,69,70],采用基因距离作为语言距离的工具变量。根据 Spolaore & Wacziarg 的做法[68,69],基因距离测度的是基因杂合性，即从相关群体中随机选取两个基因，在给定位点上的不同能够反映不同种群随时间的系谱关系。同时，该研究也验证了基因距离与文化差异之间的相关性：种群内部代与代之间的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基因差异决定的。这种基因上的差异大多是由代际垂直传承并通过基因距离表现出来，个人语言偏好往往也是通过基因从父母到子女进行代际传递，或者通过代与代之间以家庭为单位的模仿和影响而形成。[71]因此，以语言为表征的文化的垂直传递与基因的代际遗传是并行的，基因距离越大，语言距离越大。同时，基因距离也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能够满足外生性要求，可以作为语言距离的有效工具变量。[70]

关于基因距离数据的获得，Cavalli-Sforza et al.测算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 42 个主要民族之间的基因距离[72],Spolaore & Wacziarg 在其基础上将国家与其对应的民族相匹配，采用民族人口比重加权法得到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基因距离[68],本文借助的正是这一基因距离数据。8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得到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6,第(1)(2)列为 ASJP 语言距离的回归结果，第(3)(4)列为 WALS 语言距离的回归结果。

表 6 基因距离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显示基因距离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一阶段 F 值和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都表明基因距离是语言距离的强工具变量，说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采用基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后发现，无论是 ASJP 语言距离还是 WALS 语言距离的系数，相比前文的回归结果而言都有所增加，且依然是负向显著的。值得一提的是，工具变量法的结果同样显示语言距离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再次验证了 H1 和 H2。

(四)机制分析

前文提到，语言距离会通过提高信息获取成本、导致信息不对称、降低文化互信等增加贸易和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需要说明的是，在贸易中，语言距离主要表现为提高了进出口中的交易成本(即贸易成本);而在投资中，语言距离所提高的成本主要体现为雇佣双语员工、语言培训等的管理成本，它衡量了外资企业由于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善等所带来的隐性成本。本文借鉴江静琳等的研究[73],通过引入交互项构建模型(2)和模型(3)来分别验证上述语言距离影响贸易和投资的机制。

其中，TradeCostijt 指代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OFDICostijt 指代两国之间的投资成本，Zijt 为与模型(1)一致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αr、εt、μit 仍分别为区域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及残差。

关于贸易成本(TradeCost)的测度，本文借鉴的是 Novy 的方法[74],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Xij、Xji 分别表示 i 国对 j 国、j 国对 i 国的出口额；Xii、Xjj 分别为 i 国和 j 国的国内贸易额，由该国总贸易额减去对世界总出口额得到，即 Xii=sY-Xi,s 为 GDP 中可贸易品份额，Xi 为 i 国总出口额；σ为参数，表示替代弹性。(4)式显示：当双边贸易额 Xij、Xji 相对于国内贸易额 Xii、Xjj 增加时，贸易成本便有所减少。参照 Novy 的做法[74],将 s 设定为 0.8,σ设定为 0.8 进行测算。为减少数据测量误差，测算贸易成本所用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GDP、总出口以及双边出口额等数据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关于投资成本(OFDICost),参考周长富等的做法[75],采用贸易开放度(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作为衡量跨国公司管理成本的替代指标。一般而言，东道国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文化融合，从而降低企业的协调沟通成本，即贸易开放度越高，投资成本越低。相反，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越低，则在该国投资时将会面临越大的文化壁垒与越高的管理成本，相应地提高了投资成本。各国贸易开放度数据来源于 WDI 数据库。

由于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的衡量指标均为比值，故不对二者进行对数处理。采用 ASJP 语言距离与 FGLS 方法对模型(2)和(3)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7 的第(1)(4)列。除了采用交互项模型进行回归以外，本文进一步根据样本中位数分组，将贸易成本(投资成本)大于样本中位数的组归类为贸易成本(投资成本)较高组，否则为贸易成本(投资成本)较低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7 的第(2)(3)(5)(6)列。

表 7 对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的机制分析

贸易方面，表 7 第(1)列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贸易成本交互项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贸易成本的提高，语言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会显著增加。而进一步对贸易成本进行分组发现，在贸易成本较高的组别中，语言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贸易成本较低的组别中，语言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贸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语言距离不再成为贸易的阻碍因素。以上结果表明，贸易成本的提高将显著增加语言距离对国际贸易的抑制作用。可见，贸易成本是语言距离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之一。

投资方面，据表 7 第(4)列，交互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是贸易开放度来衡量投资成本，其与投资成本呈反向关系，故而该交互项系数应该解释为，随着贸易开放度提高，即投资成本降低时，语言距离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会显著降低。分组结果进一步显示，语言距离仅在投资成本较高的组别中显著为负。因此可以判断，投资成本的提高会显著增加语言距离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投资成本是语言距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之一。

(五)扩展分析

1.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

前文提出，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可能会通过提高语言资本(如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双语员工)这一直接路径弱化语言距离对于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还可能会通过降低母公司和子公司人员的信息搜集和转换成本、提高知识技术转化和学习效率、加强双方互信等间接路径来克服贸易和投资中的语言障碍。为验证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HC)加入模型(1)中，同时加入人力资本与语言距离的交互项(LD×HC),来分析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出口和投资的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本用该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库(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采用 ASJP 语言距离和 FGLS 方法的回归结果见表 8 的第(1)(2)列，作为对比，进一步采用基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并将人力资本与语言距离的交互项替换为基因距离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进行了 2SLS 回归，结果见表 8 的第(3)(4)列。

表 8 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结果

如表 8 所示，无论出口还是投资，语言距离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少贸易和投资中的语言障碍，推动我国与该国开展贸易和投资。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贸易，人力资本对于投资中语言距离的调节效应更大，说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能更为显著地降低投资中的语言壁垒。这一结论不难理解：投资不仅涉及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还涉及大量资本、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在投资中，双方的沟通往来涉及所有的生产环节，不仅需要密切且持续的沟通交流，同时还需要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不间断的信息互换、决策互通与内部技术传递，也需要与当地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沟通与宣传活动。此时，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东道国的语言资本，使得跨国公司雇佣到双语员工的可能性增加，进而提高了沟通效率，弥补了语言差异对公司内部信息技术传递造成的损失，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而贸易主要为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一方面，贸易涉及东道国当地的经济活动并不多，需要用到语言沟通的环节相比投资而言要少；另一方面，贸易对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要求低于投资，并可以通过雇佣翻译来实现沟通目的，无需像投资一样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因此，在贸易中，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从而降低语言沟通成本的效果不及在投资中的作用突出。

在 2SLS 回归中，工具变量依然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以及弱工具变量检验。从结果来看，语言距离与人力资本交互项依然显著为正，相较于贸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能更为显著地降低投资成本，也体现了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稳健性。至此，H3 得到验证。

2.国家收入水平的异质性

为探究语言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国民收入分类标准，将样本分为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其中高收入国家对应世界银行分类中的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对应世界银行分类中的中上、中低以及低收入国家。采用虚拟变量 Developed 来表示是否为高收入国家，Developed=1 为高收入国家，否则为中低收入国家。同时，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添加了交互项(LD×Developed)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国家收入水平的异质性

语言距离仅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和投资呈现显著的阻碍作用，对高收入国家并无显著影响。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交互项(LD×Developed)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语言距离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要显著低于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根据 Kinoshita & Mody 的研究[52],由于国家间禀赋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搜寻成本高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低收入国家的信息搜寻和传递成本相对较高。同时，这些国家的教育资源也更为稀缺，语言、翻译等资源相对较少。此时，语言距离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搜寻成本，导致双边信息流动受阻、交流困难、对对方文化了解不足从而互信度低。这会使得我国的贸易和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收入国家面临更多的阻碍。同时，各国人力资本的差异也可能导致了这一异质性结果：正如前文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对语言距离的贸易和投资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语言壁垒，促进信息和技术传递，使得语言距离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结论反映了语言障碍问题在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中更为突出，我国在向这些国家出口和投资时，应当更加重视语言差异引起的交易成本问题。

3.采用英语还是当地官方语言

英语作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在国际商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交流媒介作用。已有研究证明，英语作为通用语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与投资。[42,49]不仅如此，英语也是我国的第一外语，国内的英语普及教育使得我国英语能力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水平(2019 年《英孚全球英语熟练度指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4]考虑到英语通用语的存在，本文进一步提出：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采用英语或者当地官方语言，哪个更有利?

为此，本文参考 Otten 的做法[76],构建了虚拟变量 Official 来表示两种语言距离的相对重要性，将样本国家分为两类：一是中国与东道国的任意一方或双方的官方语言与英语的语言距离(LDE)高于双边语言距离(LD),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存在任意一方采用英语的交流成本大于采用东道国官方语言的交流成本，所以贸易双方使用其中一方官方语言的概率增加；二是中国和东道国的英语语言距离(LDE)均低于双边语言距离(LD),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英语的交流成本相对更低，双方更有可能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进行交流。该指标被定义为：

其中，符号∪表示并集，LDEi 和 LDEj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与英语的语言距离，LDij 表示 i 国和 j 国的双边语言距离。Official=1 表示采用任意一国官方语言的可能性更高，对应上述分类的第一种情况；Official=0 表示采用英语的可能性更高，对应上述分类的第二种情况。为构建这一指标，再次利用 ASJP 数据库计算得到汉语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与英语的语言距离，然后将英语语言距离与双边语言距离进行比较得到 Official 变量，并将其纳入贸易和投资模型中，采用 FGLS 和 LSDV 方法估计的结果分别见表 10 的第(1)(2)列和第(3)(4)列。

表 10 英语语言距离与双边语言距离

表 10 显示，我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中，使用当地官方语言或英语并没有明显差异，而在投资中，使用当地官方语言比使用英语更有利。在贸易中，由于业务涉及环节较少，沟通相对较为简单，无论雇佣少量说当地官方语言的翻译人员，抑或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均不会造成较大的交易成本。然而，投资涉及众多在东道国当地的经济活动，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为非英语国家，其英语水平多数较低，因此很难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否则会造成大量的信息流失和文化不信任。相反，使用该地区官方语言则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与当地员工、客户以及政府等各方的交流，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拉近双方距离，增强互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敌意，保障双方合作的顺利开展。

这一结论从语言文化方面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中本土化的重要性。尽管许多研究证明了英语作为国际商务通用语的作用[77,78],但是，在非英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英语作为通用语则不一定适用。一方面，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官方语言与英语并不同源，与英语的语言距离较大，因此英语能力往往较低。在需要长期大量语言沟通的投资中，双方若采用英语沟通将产生严重的信息流失和不对称问题，并且这些沟通成本也由于欠发达的信息技术等较难弥补。另一方面，由于东道国员工可能会抵制使用英语，并强调本国官方语言从而突出自己的母语以及该语言所表征的社会身份或群体联系[79],此时采用英语反而会阻碍沟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总之，我国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使用东道国的官方语言而非英语将更有利于避免文化冲突，巩固双边投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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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3—2019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59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无论是将 ASJP 语言距离替换成 WALS 语言距离，还是利用基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研究结果都是稳健的。2)机制分析发现，语言距离通过提高贸易和投资成本抑制了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其出口和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与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考虑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作用，本文发现，采用当地官方语言相比于英语更有利于促进投资，而在贸易中则无明显差异。

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应当加大对于小语种的教育和培训投入。由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语水平较低，此时采用东道国语言而非英语将更有利于在当地开展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活动，因此有必要加强东道国日常语言的学习和培训。然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将大量的外语教育培训投入放在了英语上，导致小语种的教育培训力度远不及英语，小语种人才紧缺，难以解决我国与英语水平较低国家开展经贸活动时的交流问题。因此，加大对东道国语种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对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跨国企业而言，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时，应当更加重视企业的语言资源管理，对员工进行东道国语言的培训。尤其是对于东道国子公司而言，由于语言距离对投资的影响更大，企业更应该首先把好语言关，打通与东道国的语言壁垒，通过融入当地的语言环境来提高投资成功率。此外，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正向调节作用，我国跨国企业可以选择对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加大贸易和投资力度，这样有利于规避在对外活动中可能遭遇的语言困境和文化摩擦；同时，我国跨国企业需要注重在东道国的人员管理，提高子公司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减少内部的交流屏障，从而增加贸易和投资收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