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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图书情报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探讨图书情报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涉及三跑并存时代的科技情报工作、区块链情报学、开放科研生态环境下的科技信息全面保存、图书馆学教育的困顿与使命、后现代档案学的理论发展、智库研究与图情档的融合等，体现图书情报领域守正与拓新的研究精神。

[关键词] 科技情报  三跑并存时代  区块链 

开放科研  科技信息全面保存  图书馆学教育 

后现代档案学  智库研究

本文包含6篇单篇文章：

三跑并存时代的科技情报工作:守正与拓新

区块链情报学:概念内涵与案例分析

面向开放科研生态环境 全面保存科技信息资源

职业、专业、事业:图书馆学教育的困顿与使命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智库研究与图情档的融合拓展

三跑并存时代的科技情报工作:守正与拓新

郑彦宁1 支凤稳1,2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100038;

2.河北大学管理学院,保定,071002)

1  引言 

1956年，为落实《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第57项“科学技术情报建立”的任务，我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工作体系。当前，我国科技发展形成了三跑并存的局面。三跑并存叠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再思考科技情报工作发展问题。

2  三跑并存时代科技情报工作之变化

科技情报是对通过公开渠道和合法手段获得的信息进行有效分析而得到的知识，其功能是为战略决策和战术选择提供支撑服务，体现于科技管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企业经营等各个领域之中[1]。不同阶段科技发展的科技情报工作重点与作用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

2.1 情报需求之变化:

从传统化、常规化到个性化、动态化

三跑并存时代，科技情报服务对象也从跟跑者扩大到跟跑者、并跑者和领跑者，这必然带来科技情报需求的个性化。此外，跟跑者、并跑者及领跑者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策略与选择不断调整，其科技情报需求也在动态化转变。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情报机构的资源独占优势弱化，传统的以文献为基础的科技情报工作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用户个性化、动态化的需求，海量的数据在不断地产生，可得可用的信息资源在不断丰富，这就需要从不同来源、异构且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分析、理解并满足个性化、动态化的情报需求。

2.2 工作重点之变化:

从客观现状的情报研究到预测未来的情报研究

三跑并存时代，既有对常规问题与客观现状的情报研究，也有对非常规性问题与未来情况的预测，需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识别那些打破先例和趋势的突变性事件，进行趋势分析，开展预测。在学术界、产业界、政府界对某些问题尚未发现或朦朦胧胧之前，科技情报界主动跟踪、开展研究，总结出有价值的情报，这才是情报工作应有的作用和价值[2]。

2.3 主要作用之变化:

从支撑性到战略性、引领性

随着科技对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日趋显著，如何预见未来新兴技术、如何超前部署科技发展战略等问题十分重要。仅仅依靠科技情报工作的支撑性作用是不够的，还要发挥战略性、引领性作用。支撑性与战略性、引领性情报都能为科技发展环境监测和方向识别提供决策支持，前者是在分析客观现状的基础上，减少不确定性，侧重于为破解科技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决策支持，而后者更加强调发现机会、引领未来，为科技发展提供可能的发展目标、路径与愿景支持。

3 三跑并存时代科技情报工作之守正

三跑并存时代，我国科技情报工作需不断调整与优化。然而，不能盲目创新而不守正，只有坚持守正与创新并重，科技情报工作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地位。

3.1 坚守“耳目、尖兵、参谋”的角色定位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一直把“耳目、尖兵、参谋”作为自己的角色定位，各级科技情报机构也始终把这六个字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大数据时代，科技情报工作需要创新，但要保持科技情报工作“耳目、尖兵、参谋”的角色定位不变[3]，这是科技情报工作的基本职责。在三跑并存和大数据时代，仍需坚守“耳目、尖兵、参谋”的角色定位，但要更加突出参谋的作用。

3.2 坚守情报研判的根本任务

情报研究是科技情报工作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和归宿[4]。情报学的学科根基是以情报为核心研究对象，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产生、转化、管理及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为情报工作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为学科定位[5]。数据与信息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情报，需要挖掘其背后的情报元素并进行有效研判才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3.3 坚守决策支持的功能定位

提供决策支持服务是我国科技情报机构一项核心功能，在决策链的各个环节均需要包括情报研究在内的决策服务，情报是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6]。科技情报机构要积极开展科技预测、决策分析、舆情监测等工作，为政府和创新主体的决策提供情报支撑，将自身打造为高端智库[7]。三跑并存时代，环境、决策者能力水平和思维观念都在持续变化，从而使决策处于不断的反馈和优化过程中，更加需要科技情报的决策支持。

4 三跑并存时代科技情报工作之拓新

三跑并存与大数据时代，科技情报工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创新驱动，情报先行”是新时代对科技情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8]，必须与时俱进。

4.1 拓新科技情报工作领域

科技与产业、经济、社会等是相互影响的。科技情报服务的对象除了政府、科研机构、高校，还有企业、产业等，因此科技情报工作应从单一科技领域，进一步向产业、经济、社会等领域拓展[9]。此外，在学科交叉和跨界融合兴盛的今天，跨界研究已成为普遍现象，科技情报工作如果不能扩大自己的领域，很可能就会被其他政策和战略研究机构或智库边缘化。

4.2 拓新科技情报人才的情报能力

面对三跑并存的科技创新格局，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必须把提升新情报能力纳入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中[10]。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高了复杂环境下的情报研判与战略决策的效率，但情报研判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离不开科技情报人才的智力支持，需要提高科技情报人才能力。此外，还要吸收具有理工科以及管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专业背景的人才加入到科技情报人才队伍中来。

4.3 拓新科技情报服务模式

同时服务于跟跑者、并跑者、领跑者，给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科技情报服务的场景开始延伸，场景化服务日益得到重视，“需求-场景-模式”的动态关联与匹配，显得尤其关键，构建数据、技术与知识驱动的精准服务模式是满足用户需求的重要途径。

4.4 拓新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

科技情报工作要充分吸收、移植、研发、利用大数据的新技术、新工具和新方法[11]。情报学与科技情报工作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在于其构建了什么样的理论方法体系，拓新其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提供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情报学与科技情报工作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相应的社会地位。因此，要将大数据思维、方法与技术及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融入情报学理论方法体系之中。

5  结束语

三跑并存与大数据时代，需要以客观态度、探索精神、前瞻意识和创新勇气来面对机遇与挑战，守正促进创新，创新促进发展。要坚守“耳目、尖兵、参谋”角色定位、情报研判的根本任务、决策支持的功能定位，同时，要拓新科技情报工作领域、人才的情报能力、情报服务模式及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坚持情报本原，深入到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内容及转化过程之中，以推动科技情报工作新发展，满足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参考文献

区块链情报学:概念内涵与案例分析

颜嘉麒1 刘明东2 姚青3 史雅妮2

(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2.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1189;

3.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北京,100049)

01

引言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金融、制造、教育、能源、医疗、供应链、公益等多个领域都在积极探索和实现区块链技术的有效应用。这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陆续出现了很多使用区块链技术与该学科结合的理论和应用类研究。

区块链的研究本身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是多种技术的组合创新[1]。这些关键技术和设计背后的密码学、计算科学、经济学等核心学科研究共同推动区块链研究的发展。这些核心学科有别于区块链技术在某领域的应用学科，它们与区块链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场景结合应用。它们自身的学科发展将会深刻影响着未来区块链系统的设计和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笔者认为，情报学是属于区块链研究的核心学科，对区块链系统的监管和技术与生态的设计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内涵的界定和案例的介绍，提出区块链情报学的概念，并分析区块链情报学在区块链研究中的角色和地位。

02

区块链情报学的内涵

2.1

●

区块链情报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区块链情报学是对与区块链相关的情报进行获取、处理、分类、识别及利用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通过对区块链的链上和链下的信息进行针对性的获取和选择，进行相关情报的多维加工、深度提炼和分析研究，使之有序化、浓缩化、增值化，成为区块链管理决策中的“耳目、尖兵、参谋”。

狭义的区块链情报学，主要针对特定的区块链系统里信息相关的情报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内容特指上文谈及的区块链系统中各方面的数据所形成的风险情报和竞争情报等，主要目的是在微观层面对特定的区块链系统进行监管以及更好的设计维护该系统。广义的区块链情报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与区块链系统、技术和生态相关的科技情报、经济情报、社会情报等，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将延伸涉及对区块链系统、技术和管理产生影响的宏观管理决策。

2.2

●

区块链情报学的分析视角

区块链情报学的建立、建设和发展，有赖于区块链和情报学两门学科中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交叉和交融，是从情报学的视角来研究区块链管理决策中的各种问题。从情报学三个理论体系——个体和群体行为理论、评估理论和设计理论[2]来看，区块链情报学的分析视角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个体和群体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区块链系统的监管。情报学视角下的区块链系统的监管研究，表现为对区块链系统中链上数据的内涵与链下的外部信息的内在联系的发现和发掘，从而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对区块链系统中参与者的行为规律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和判断，预测和防范异常行为的发生，监管区块链的参与主体。

二是评估理论视角下的区块链技术创新的评估与发展预见。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区块链情报学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的动态信息的评价与技术预见模式分析区块链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区块链情报学是研究区块链技术与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方法，也是编制国家区块链技术发展规划的重要手段。

三是设计理论视角下的区块链生态的设计和治理。典型的区块链可能有多个参与者，例如比特币中对前端来说有用户、组织、旷工、交易所等参与方，对后端有开发者、工程师、投资者等参与方。情报学视角下区块链生态的设计和治理，是研究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区块链以及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改变区块链系统的特性和规则（如共识算法的设计，激励机制和经济分配方式的设计）提供决策支持，使其更有效地开展经济活动，提升整个区块链网络的价值。

03

区块链情报学的研究案例:针对使用虚拟数字货币进行恐怖融资的情报研究

区块链公链技术支撑的虚拟数字货币，由于其匿名性、全球性、低廉的交易费用和难以实时监测的特征，非常契合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的期望[3]。不少恐怖势力已经通过虚拟数字货币交易来募集、占有、使用资金，进行恐怖主义和分裂危害国家的活动。根据Chainalysis在2020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4]显示，2019年度涉及违法犯罪的虚拟数字货币交易的总价值约为110亿美元，相较于2017年度的56亿美元，增长了约一倍，并且在所有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17年的0.7%增长至2019年的1.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区块链研究团队，联合国家部委，依托学院的情报学专业和国家安全数据管理专业，重点研究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数字货币交易场景中，恐怖势力进行恐怖融资行为的匿名实体识别技术与复杂网络行为的监测方法，构建识别恐怖融资信息源头的规则信息库，设计建立恐怖势力身份知识库，并开发一套支持虚拟数字货币异常交易行为模式度量和检测的恐怖融资监管预警模型系统。研究对象是虚拟数字货币区块链上恐怖主义融资交易数据。如图1所示，通过收集和分析恐怖组织集资招募信息，结合虚拟数字货币交易历史数据和实体标签数据，识别恐怖融资交易实体，判断融资模式，检测和预警区块链上数字货币恐怖融资行为。

情报工作作为“耳目、尖兵、参谋”，服务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在促进国家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区块链情报学研究解决了打击通过虚拟数字货币进行恐怖融资的犯罪行为的三个关键的问题，起到了“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

（1）耳目：如何通过收集少量的虚拟货币钱包地址对应的实体情报信息，对大量的无标签用户数据进行分类和进一步分析？

“耳目”的主要任务是刺探、侦察情况和消息，及时搜集和告知有用的最新情报。由于虚拟数字货币的匿名性特性，用户的身份只能通过交易数据中参与交易的钱包地址来进行推测。而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这种钱包地址可以由用户自己不断生成变化，没有任何一个中心掌握钱包地址与用户身份的对应关系。这种情况造成了海量交易数据中，输出方和输入方的钱包地址大多是无法确定身份的。目前，通过执法机构缉获比特币、非法暗网市场及其用户和在论坛中识别的用户等多种途径获知部分钱包地址对应的实体身份，成为已知实体情报信息。

但是相比这些实体标签，海量的数据是没有标签的。如何利用这些少量的标签数据，对无标签的数据进行用户分类？通过对交易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用户拥有多个地址的情况常常出现。由此，将推断交易地址是否属于同一个用户的问题转化为先确定该交易地址属于哪一个子集或者确定两个元素是否属于同一子集。如图2所示，通过Union-Find算法将交易网络映射到用户网络，接着采用社区发现方法识别涉及非法活动的地址以及用户，实现了对大量的无标签用户数据进行分类的效果。

（2）参谋：如何利用恐怖融资过程中的不同分工角色，将身份特征进一步区分和建模，从而建立恐怖势力身份知识库？

对于情报工作来说，参谋的主要任务是综合各种信息、辅助决策，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可选方案。建立身份知识库，即提供恐怖分子的用户画像，为打击恐怖融资提供决策支持。然而在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中，恐怖分子隐藏在一个个看似没有意义的钱包地址背后，如何对他们进行更立体的画像？经典的犯罪行为学认为，恐怖融资是一个团伙活动，必然包括不同的角色分工。每个个体负责某种分工，即扮演某种角色。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决定了该角色的行为和其他角色的行为有所区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从经典犯罪组织理论中探索适用于虚拟数字货币恐怖融资场景的角色定义，依据“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目标”这一个特点进行建模。

借鉴对传统组织犯罪中涉及角色的定义，将犯罪角色定义为组织者、绝缘者、通信者、守护者、监视者等，通过面向目标建模捕获恐怖分子融资过程的需求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如图3所示，通过这种建模方式，对比特币恐怖融资进行角色定义与角色挖掘，结合恐怖融资业务流程进行目标建模，通过基于流程和决策挖掘的目标挖掘[5]从虚拟货币交易记录和标签库中进一步区分身份特征，识别用户所扮演的角色。

（3）尖兵：如何在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中预测恐怖主义融资行为，并配合执法机关评估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所谓“尖兵”，兼有战斗搜索、侦察敌情、观察地形地貌任务,应当具备良好的、敏锐的猎人头脑和技能，具有初步的判断和预测能力。要对虚拟数字货币场景下的恐怖融资进行监控，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是对融资行为的预测。本研究通过复杂网络分析算法识别和预测恐怖融资，并且与国家执法机关合作，以多阶段事件驱动学习的方式评估该预测方法的有效性。

本研究假定，通过执法机关对恐怖分子非法活动的打击，与一般用户相比，非法用户（例如与恐怖分子有关的用户）的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行为会受到更大的影响。通过这个假设，我们配合执法机关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以及对其他非法活动的打击来监测虚拟数字货币恐怖融资行为的趋势，观察恐怖融资行为如何响应各种监管干预措施。

如图4，该方法利用了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中一般用户和非法用户的特征差异,通过提取非法用户已被检测到的特征，如其虚拟货币被执法机构没收、在暗网论坛被识别等，结合执法机关的行动预测输入样本是否为非法用户,概率性地识别非法用户的群体。

04

结语

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科技，其系统、技术、生态中诸多的不确定性为情报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机遇。结合目前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区块链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而区块链情报学将是解决区块链的监管、设计、发展等问题的关键学科。情报学界应抓住机遇，构建情报学在区块链研究中的话语体系，促进区块链情报学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面向开放科研生态环境

全面保存科技信息资源

吴振新1,2 李涵昱1

(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190;

2.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100049)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大数据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数据驱动的科学发现模式在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科研活动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已经成为各国保存机构战略资源管理的重要举措,并成为各国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

01

数字保存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自1996年《保存数字信息：最终报告和建议书》[1]发布，正式开启了全球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进程。通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际保存领域得到长足发展[2]。同时在快速变化的新环境中，数字保存领域不断面对接踵而来的挑战。

一方面，从推特到博客，从传感器数据到“公民科学”数据，从政府数据到社会调查数据，以及全民健康和基因组数据，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使得这些可用数据的体量激增，带来了数据汇聚及保存等技术、管理和成本方面的挑战。

另一方面，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延展数据的内涵和外延，数据内容日益丰富和复杂化。OCLC报告《不断发展的学术记录》[3]提到：目前构成学术记录的内容变得更加动态而且“界限”模糊。我们常用的数字学术记录的组成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电子期刊论文或电子书，已经由过去的PDF文件变身为“分布式复合对象”，它的各种内容组成可以来自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多个版本分别保存在不断变化的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上。这类对象不但收集和保存复杂，而且服务（发现、访问和呈现）要求也日益复杂。另外人工智能等技术所带来的“算法驱动的系统”[4]，使得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更加复杂化，这让保存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5]。

同时全球科研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开放科学生态体系的变化，为长期保存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变化对长期保存所涉及的技术、系统、人员、资金等提出了长期可持续的要求[6],而全球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大多数保存机构经费缩减，使得保存所需的长期、充分的资金支持也面临巨大挑战。

对于我国而言，科研信息保存机构面临着更严峻的地缘政治的威胁。特别在当前形势下，加强重要科技文献资源安全，防范我国科技创新所需的重要资源被“卡脖子”，成为国家科技信息资源保障的重大需求。

02

从CCDP看国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发展概况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高度数字化，数字信息的保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很多机构和研究人员从多角度开展研究和实践。从近些年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全国研讨会（Chinese Conference on Digital Preservation, CCDP）[7]，也可对国内的数字资源保存发展有整体的了解。

在科研领域，贯彻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数字信息保存管理链条基本建立。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National Digital Preservation Program，NDPP）一直致力于数字科技文献资源的本土保存，以避免各种风险特别是地缘政治风险，目前已经保存了许多重要科技文献资源。例如：CASGrid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机构知识库网络，保存着中国科学院120多个研究所科研人员的成果产出；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已经保存了多个学科的科学数据；中国生态系统采集和保存海量的定位观测数据资源；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已经建立我国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成为与NCBI（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EBI（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齐名的国际主要生物数据中心。

在医学数据方面，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到地方医院、部队医院，逐级建立了数据中心，实施医学大数据的保存和管理，数据涉及药品记录、实验室数据、监管信息、临床试验数据、电子病历等。

在高校，如北京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通过校园数据中心、智慧校园，开展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全新探索。博物馆领域，包括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南京博物院，则主要以数字化为手段，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集成多方面信息，开展智慧博物馆建设。档案领域利用自身优势则将长期保存的要求融入档案管理的每个环节，中科院档案馆已经制定数字档案的全生命周期保存规划。中国的存储领域也开始发力，自主创新建立超大容量蓝光存储库，并建立相关国家标准。

03

国家数字科技文献长期保存体系建设进展

作为国家科技文献保障平台的管理者，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决策层敏锐捕捉到了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的重要意义，及时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和实践部署，并于2014年启动国家数字科技文献长期保存体系建设，面向我国科技创新用户所需的主要数字科技文献资源，以及国家教育文化社会各领域所需的其它数字文献资源，积极开展长期保存实践[8]。

经过6年建设，NDPP已经基本实现了建设目标：

（1）制定了国家保存体系战略规划及系列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架构和健康有效的运行机制，形成了一整套长期保存工作规范，确保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活动的可持续性和可信赖性；

（2）遵循国际标准，构建可信赖保存技术流程和系统，实现了数字对象长期保存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管理。

（3）自2014年以来，NDPP已经获得200多家图书馆的支持和参与[9]，并发展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三个保存节点，形成了具有三个保存节点和一个管理节点的分布式协作保存网络。

（4）已保存资源全面覆盖Springer-Nature、Wiley、Elsevier SD、Taylor & Francis四大商业出版资源以及IOP、RSC、AIP、ACS等大型重要学会与协会资源[10]，不断拓展数字资源保存模式，启动OA资源长期保存，积极探索以Primal Picture与Springer Materials为代表的新型资源保存技术与保存机制。

（5）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开展数字信息长期保存的重要性宣传，努力从各个层面尤其是领导和决策层面提升数字保存的意识，多次在全国范围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联合国内各界就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的挑战与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的主要实践等进行深入探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发展。

04

 结语

尽管国内研究成果较多，也有部分机构开始实施保存，但从国家层面支持开展长期保存的政策和举措仍较少，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数字长期保存的意识和努力还远远不够。而且随着社会与技术的发展,长期保存面临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持续的变化给长期保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日益增长的数字科技信息需求和这些资源长期可靠利用之间存在的严峻风险依然存在。

在2016年香山科学会议上，杨国桢院士指出：数字化科技资源已经成为科研人员使用的主流数据资源，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它们的长期保存是当前重大需求和迫切任务，既需要进行理论与技术研究，同时也要尽快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整体部署，从政策上予以有力支持和统筹协调，建研结合，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快速地分阶段建立起数字科技文献保存体系，尽快实现主要科技文献资源在中国本土长期保存。

数字科技文献长期保存是图书文献机构的责任，NDPP将利用已有成果，联合全国相关机构共同行动。首先要推动国家层面的重大行动计划，形成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调动全国公共力量；并统筹建立研究体系、法律体系、管理制度、技术平台和持续经费支持，公共投资、公益服务。另外应以当前已经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为抓手和突破口，滚动发展，逐步建立起全面的保存能力；同时联合国际力量，加强利益博弈，面向动态变化的开放科研生态环境，全面开展科技信息资源保存，可靠保障我国科技创新对于科技信息资源的全面需求。

参考文献

职业、专业、事业:

图书馆学教育的困顿与使命

初景利  张颖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190;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100190)

今年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建院百年华诞（前身是创建于1920年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这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回首历史，在充分肯定图书馆学教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的同时，也应正视如今图书馆学教育的困顿，直面图书馆学教育的两难选择。困顿的核心问题是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及图书馆从业人员如何认识和处理职业、专业、事业的关系，承担起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01

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与困顿

回首百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巨大，为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馆长，这些拥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的专家型领导在图书馆职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内行角色和地位；还为图书馆行业培养了大量业务骨干，他们在图书馆业务的创新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与中坚的作用。不可小觑的是，图书馆学教育为图书馆的“专业性”工作奠定了基础，将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与其他工作的“事务性”区分开来，提升了图书馆行业的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不可否认，在图书馆职场中，从业者不完全来自于图书馆学专业，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从业优势显而易见。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对于图书馆职业有良好的归属感与较高的忠诚度；从业后相对稳定，有更高的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他们拥有持续的图书馆专业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专业的学科背景，使其在图书馆学研究与学术造诣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与专业竞争力；图书馆专业的毕业生对图书馆发展的感情投入较大，更易将图书馆事业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种种从业优势也在实践中和已有调查中被印证。例如，图情研究生对核心能力的掌握确实明显优于非图情研究生，这种优势得到了国内用人单位的图书馆馆长和业务骨干的认可[1]。

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从业上还是有一些劣势存在，如图书馆学的就业领域不宽，职业拓展空间有限；图书馆较低压力和较舒适的工作环境容易使得毕业生产生职业倦怠感，缺乏强烈的进取心与竞争活力；由于图书馆事业单位性质，薪酬待遇缺乏足够的诱惑力和竞争力，这也进一步使从业者在职业上易产生自卑感，难以获得充分的职业荣誉感与成就感；若从业者从本科到研究生均为图书馆学专业，那么单一的学科背景易导致与其他学科用户的深度合作受到局限。

我们应看到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以及图书馆学毕业生在就业中的优势与劣势，但我们更应从中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学教育定位不够清晰，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对图书馆发展特点和趋势了解不够透彻；教学内容是教育的核心，目前教学内容不够前沿，与实践发展以及一线需求相脱节，学生的知识结构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和未来图书馆发展的需要；教师素质是教育的关键，现在部分教师缺乏图书馆实践经历，教学中存在照本宣科现象，更有甚者对图书馆不够了解、不够热爱，对图书馆进行一定程度地贬低，其言传身教对图书馆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中的“金钱价值导向”误导了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图书馆专业思想教育任重道远。

02

图书馆教育的两难选择

图书馆学教育到底是职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人们进行了不少讨论[2]。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在以下五方面存在差异：①教育目标上，职业教育侧重技能培养，而专业教育注重专业理论与专业能力培养。②教学内容上，职业教育的内容以知识传承为主，而专业教育除知识传承外，更重要的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③教师要求上，职业教育仅要求教师在某一领域有专长，学位要求一般为硕士即可；而专业教育要求教师必须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位要求一般为博士。④学生能力上，职业教育要求学生具备熟练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而专业教育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研究能力。⑤教育层次上，职业教育主要是专科和本科层次，专业教育则主要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

图书馆学是职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也影响毕业生的职场选择。图书馆学的学生毕业后面临多种职场的选择，目前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和图书馆。厘清这三类职场的特征，有助于客观认识和判断图书馆学教育和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专业性、社会认可度、薪酬待遇、稳定性和成就感五个方面（如表1所示）。

除上述因素外，还受到是否事业身份、有无户口、能不能评职称、子女教育环境（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选择到图书馆就业，那么意味着选择了一个职业，同样选择了一项专业，也有可能塑造了一份事业。职业、专业、事业三者的区别，可以从基本性质、动机驱使、业务特点和目标导向四个方面去剖析。第一，基本性质方面，职业一般来说即为8小时工作的岗位；专业意味着打破8小时时限，全身心投入；而事业则是倾注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整个职业生涯的设计。第二，动机驱使方面，职业一般仅为就业驱动，从业者扮演的为打工角色；专业是由兴趣驱动，从业者具有主人意识；而事业则为使命驱动，从业者具备担当精神。第三，业务特点方面，职业中的业务一般为技能主导，从业者常常只需思考自身可以做什么；专业中的业务一般为知识主导，从业者需要思考用户需要的是什么；而事业的业务为创新主导，从业者需要拥有更高的站位，思考社会需要什么。第四，目标导向方面，职业看重明确的投入和回报关系，十分看重薪酬待遇；专业常看重专业成果，比如从业者的学术贡献；而事业则需要面对更多风险挑战，看重工作产出的社会价值。由此可见，不同的认知和目标，将决定不同的职业生涯规划、专业成长与事业发展。

03

图书馆学教育的责任与使命

2018年，《图书馆事业发展南京宣言》发布[3]，这份宣言站在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高度，表达了图书馆学界对于图书馆学事业的期望，其中共识与建议的第8条提出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图书馆学教育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图书馆学教育要痛定思痛。我们要以西方图书馆学教育的衰落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前些年西方一批高校的图书馆院系关闭引发转型变革的思潮，国内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也不太乐观，我们应思考存在的问题，及时找到对策，纠正偏差。要重新认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环境与需求特点，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并非仅面向传统的图书馆学领域，而是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时代。要重新认识图书馆学教育定位与目标，图书馆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到底要培养什么人才，都需要深入系统思考。要重新确立图书馆学教育知识与能力体系，要具备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国情，来构建教育体系，培养学生能力。要重新设计与图书馆行业需求相一致的培养体系，培养体系涵盖课程、科研、实践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图书馆学教育要再上路。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为图书馆行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图书馆行业实践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心与归宿。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必须以人的需求、技术、管理与政策作为重要的教学要素，以个性化的图书馆实践为出发点。要“以本为本”，即以本科教育为本，同时强化图书馆学研究生学术与专业学位教育，建立层次化的、涵盖博后、博士、硕士、专硕、本科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有关“人文”“技术”“数据”“情报”等模块化教育教学，提升学生特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进一步打造图书馆学教育重镇，除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教育高地外，还要加强其他高校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形成实力强劲同时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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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思考

图书馆的发展取决于图书馆学教育能力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能力。图书馆学教育要立足于为图书馆提供专业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专业教育旨在推动学生就业后跳出职业的思维局限，提升图书馆学专业的使命感，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创新支撑。图书馆从业人员应不仅仅将图书馆当成职业，而是专业，更是事业，以更高的视野与格局来看待和塑造自己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和学生应坚定自己的专业自信，培养毕业生的图书馆职业自信、专业荣誉感、事业成就感。好的图书馆需要良好的图书馆学教育，这一点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图书馆从业人员也要做出努力，在图书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进取。我们要始终明确，图书馆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为图书馆事业而生，图书馆学毕业生为图书馆转型、变革、创新和复兴而生。

参考文献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徐拥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泛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档案学界提出的新的研究领域、主题，产生的新的档案观念、思想，主要包括档案记忆观、档案信任论、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正义论、档案多元论、社群档案、档案情感价值、档案第五维度等[1]。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是对以希拉里·詹金逊（Hilary Jenkinson）、西奥多·谢伦伯格（T·R·Schellenberg）等为代表的古典档案学理论、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批判与创新、解构与重构，对当代档案事业的发展和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档案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浸淫已久，但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仍在不断深化与创新。笔者认为，未来对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 反思逻辑起点,

适应当前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特里·库克（TerryCook）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2]“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3]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冲击是巨大的，它几乎改变了文件、档案等核心概念的原有定义和适用范围，使之无法满足当前的交流和研究需求。因此，需要推动档案学回到逻辑起点，对其核心概念的定义、表述予以革新。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所经历的第一个环节。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文件的归宿”[4]。因此文件的价值决定了文件的归宿，所以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实质上是“文件的价值”，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档案的价值。进入后现代社会后，除了证据价值之外，档案的记忆价值、认同价值、情感价值等被挖掘出来，原先的文件也在时间维度上被赋予了社会属性，从而使得整个链条被重新审视。档案价值的多元化，为档案学理论提供多元思维、多种方向。为了使档案学理论体系在坚持档案学本质和特色的基础上实现有序变革、创新，需要对档案学的逻辑起点进行系统反思。

一方面，概念的不确定性本身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被批评为相对主义、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为档案定义带来的质疑，实则也同时带来了当下档案参与多元化群体认同的新领域。但是过度的不确定性则会无法坚持档案学的本质和特色，动摇学科发展的根基。因此，需要在概念的相对开放与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之间寻求合适的中间地带，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外壳之下，寻求社会包容性的内核作为支撑，从权力赋予档案的真实性转向用技术确保档案的真实性，从关注档案的因果关系转移到关注档案的观点、视角、解释和交流，从公共权力的符号转向可延展的社会价值创造，等等。

另一方面，档案学应在后现代主义的新空间中实现新的发展。后现代主义使得档案以一种更加社会化的方式融入公民、政府的语境中，档案的价值得到了从个体到全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主流到非主流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关注。因此，与其在专业范围内寻求突破，不如将档案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从批判理论和学科发展中转移出来，置于更加广泛的社会范围和更加抽象的认识论层面予以思考。例如，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思想家，将档案理解为一种隐喻的建构方式，一个讨论人类知识、记忆、权力和公平的地方[5]。

2 反思历史真相,

引入历史相对主义实现档案解释

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思想从社会学和哲学层面，对档案学范式进行了解析和重构，引入历史相对主义对档案学理论进行了论证。历史相对主义认为，历史解释不可能像以理论、观察和实验为方法论基础的自然科学解释模型那样客观。档案对历史的解释性与档案文本的符号意义建立在历史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历史相对主义对历史客观主义的否定，带来了档案证据价值与记忆价值的重新定位与理解。原先历史客观主义主导的档案价值主要嵌入在法律、官方、权威的语境之下，而历史相对主义在怀疑档案客观性的同时，也为档案带来了立足于主观性的解释价值和文化空间。历史相对主义将档案所记录的过去理解为以证据为基础同时充满人性与冲突的建构。对历史客观主义而言，过去是实际发生的不以我们意识为转移的事物；历史怀疑论则根本否认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对历史知识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对过去的真实性和历史学的本质的不同态度。历史相对主义作为档案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在历史客观主义与历史怀疑论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在推动档案学研究走向多元化、综合性和复杂性的同时，提供了可以适应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相对性思维模式。在文件是业务活动的公正产物的假设被质疑之后，档案通过语境重构扩展了档案的业务形式，使之以一种更加社会化的方式重新融入了官方的、政府的和法律授权的语境中。

在对历史本质的认知发生改变之后，对档案真实性的怀疑并未影响档案学的发展。相反地，历史相对主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入手，更加强调了档案的主体作用和档案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为档案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档案解释。2002年，埃瑞克·卡特拉（Eric Ketelaar）提出了文件具有双重权力的属性，即文件的权力可以被释放也可以被诅咒，这取决于档案用户。一份文件的证据价值可以用于解放压迫或者通过解释成为进一步压迫的工具[6]。也就是说，不管怎样，证据的力量始终服从于解释。既然文件包含的信息可以通过解释释放，那么在文件利用时就会存在很多可能性。档案学研究的重点也从物质载体深入细化到了文本内容，以及对档案符号价值的反思。档案的价值不再仅仅依托于无法穷尽的真实，而是更加着眼于被真实掩盖下的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基于此，档案工作者不再是承担历史真实的唯一节点，特里·库克和琼·施瓦兹（Joan Schwartz）认为，无论后现代主义主张档案工作者是“演绎者、观察者、历史学家或者档案学家”，“都应当是中立且无关任何记录流程的，也无关于他们所探讨的‘文本’（包含档案资料），他们需要做的是为面向过去的真相保存一个透明的窗口”[7]。

3 反思单一视角,

促进档案学理论多元化

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文件连续体、档案记忆观、档案信任论、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正义论、档案多元论、社群档案、档案情感价值、档案第五维度等。这些主题并非被直接打上“后现代主义”标签，但是从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来看，都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是国内外学者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所作的自我反思与理论重构。譬如，在档案记忆观、档案与身份认同方面，特里·库克认为，“认同”是后现代档案学范式的核心话语，档案在构架历史、集体记忆和国家与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自身的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和社会身份[8]。在档案信任论和社群档案方面，雷切尔·哈迪曼（Rachel Hardiman）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之间建立关系提供了哲学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档案信任论、档案正义论和社群档案等问题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社会框架和思路[9]。

后现代主义为档案学拓展了更为丰富的语境与场景，对档案权威性的质疑与对档案话语权的反思，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档案开放利用，而且使公民身份认同、社会信任与社群档案等问题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在对证据价值进行反思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文本解释的思考，也使得档案的记忆价值、情感价值、艺术开发价值等得以彰显。这为档案学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促进档案学理论的多元化。

总之，关于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探讨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进行下去，并且由学术共同体来共同承担责任。后现代主义只是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框架，新理论和新概念的引入始终都是为了促进实践与理论的协调发展，都需要基于实践对档案学理论进行继续的反思、评估与考量。

智库研究与图情档的融合拓展

李刚 吕诚诚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我国正规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以下简称LIS）肇始于1920年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1949年之前，除了独立设置的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外，尚有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图书馆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20世纪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后，图书馆学教育收缩，只设立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6—1971年，两校图书馆学系停招达6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图书馆学高等教育迅速恢复，巅峰期全国曾有52个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学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LIS学科挤压了80年代学科泡沫后，迅速找到了历史的新方位，抓住了信息科学和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脉动，1992年后全国绝大多数LIS学科的院系名称改为信息管理院（系）。学科的内涵随着知识和信息处理对象与手段的变迁不断丰富[1]。LIS也从社会科学的辅助学科和边缘学科成为一门主流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回溯百年学科史，LIS的学科精神就是跨学科融合，自我革新，与时俱进，勇立时代潮头[2]。

1 智库研究成为LIS学科的前沿领域之一

有机生命都会面对选择问题。低等生命依靠基因信息自发决策，高级生命，比如人类的决策则是自觉行为。人类决策不是本能决策，是基于信息、基于规则、基于文化、基于意识形态的决策。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高级共同体演进，决策行为愈来愈理性化，理性化决策就离不开咨询，因此，决策咨询是人类古老而普遍的一种社会活动。近代以来，决策咨询专业化的标志就是诞生了现代智库这种专门机构。

现代智库和单纯的学术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很难和信息机构截然分开。无论是兰德公司这样的军事战略智库，还是野村综合研究所这样的经济智库都有着强大的信息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显示了强烈的信息情报属性，具备情报基因。因此，自2013年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和研究兴起以来，LIS共同体自然而然地把智库研究纳入观察和研究的视野。

首先，LIS院系很快把智库研究设立为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方向。比如，南京大学不仅设立了智库研究的博士生培养方向，还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中设立了智库知识管理方向，开设了智库信息系统和知识管理的课程，也规划了“现代智库概论”教材。自2016年以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China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CTTREC）已经毕业了5名智库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10余位硕士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设立了智库研究的博士生培养方向，刘细文、初景利和张志强等教授担任该方向的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卢小宾教授在2020年也计划招收博士生开展智库信息资源共享与保障的研究。

其次，LIS专业刊物迅速把智库研究纳入学术发表的主流板块。这对于信奉publish or perish的学术界而言，是个鲜明的风向标。通过检索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2013年以来收录了1,390篇CSSCI来源期刊智库主题论文。笔者对智库研究文献进行期刊分布统计，发表在图情类CSSCI期刊上的论文数共计334篇，占比24%，发表智库研究论文前5名期刊分别是《情报杂志》（97篇）、《情报理论与实践》（39篇）、《情报科学》（34篇）、《图书情报工作》（32篇）和《中国行政管理》（28篇）。前文期刊发文数据显示，发文量最多的5本CSSCI刊物中前4名均为图书情报类刊物，《情报杂志》发表智库研究论文数量第一（如表1所示）。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还创办了智库研究的专门刊物《智库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改版了《决策与信息》期刊，聚焦智库研究。

2013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共批准了33项智库类研究项目，其中有14家拥有图情硕/博士点的LIS机构获得这些智库类项目，主要LIS机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等；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共批准了18项智库相关的项目，其中10家拥有图情硕/博士点的LIS机构申报课题获得立项。可见，LIS学科的各类基金评委给予了智库研究项目较大的关注，智库研究逐渐融入图情档领域，图情档界学者也逐渐接纳和认可智库研究。

上述各类数据显示，LIS学科为智库研究配置了相当的资源，把智库研究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前沿方向，也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主力学科之一。

2 智库研究提供了LIS学科演化的第二条路径

2018年版《国家情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第二条规定其实揭示了两个范式的情报工作，一是服务国家重大决策的情报范式，也就是决策咨询范式或者智库范式；二是国家安全情报支持，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与军事情报工作。目前，LIS学界不少专家主张情报学的intelligence service转型。笔者认为，把以科技文献工作为基础的科技情报学演变成服务国家安全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的安全情报学，这种转型不仅缺乏基础，而且没有必要，会对LIS学科发展造成困难。Intelligence service是一个极其小众的职业培训体系，只宜在军事和公安院校中开展，如果综合性大学的LIS学院把intelligence service作为学科的主干和主要发展方向，那么很有可能严重削弱对资讯服务、文献服务、档案服务和知识服务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学科会从一个服务科学研究与公共文化的民用学科变成一个无法开展正常国际学术交流的保密学科[3]。

而智库研究的导入，则为LIS演进提供了第二种可能性。LIS学科映射的专业场景是文献与信息的收集整理组织保管与利用，传统意义上，图书馆处理的是文献，科技情报所处理的是科技文献，档案馆处理的文件档案。随着文献与信息的收集整理组织保管与利用新业务、新技术、新治理和新理论的发展，图书馆的文献管理进化为知识管理，情报所的科技文献管理进化为情报内容管理，档案馆的文档管理转化为社会记忆管理。在“大云物移智链”等新技术迭代中，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的客体出现了一体化趋势，这种一体化体现在从载体管理到内容管理的演进，演进的路径是情报业务范式逐步覆盖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业务范式，可以想象的是，未来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三类不同机构之间的边界将消失，它们业务范式之间的区别也将消失。图情档的领域区别转变为服务层次的区别，原本由不同机构分别提供的信息服务、文献服务、档案服务、情报服务将演化为整合形态的LIS，原本的图情档学科也将演进为统一的LIS。引入智库研究的意义在于导入智慧层次——智库服务，从而形成信息—知识—文献—档案—情报—智慧的完整的信息资源服务层次闭环。这样的LIS学科体系规避了“intelligenceservice”，既保持传统的科技信息工作、图书文献工作、档案工作，又开拓了面向新技术、新业态、新治理的知识管理、数据管理和智库服务的新领域，实现与全球LIS学科同步发展。

3  LIS学科视野下智库研究的展望

智库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LIS学科视野中的智库研究需要坚守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方法特色。首先，要研究智库作为信息机构的属性与智库信息传播的规律。智库是具备多种属性的机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种属性。但是，如果从LIS视野看，智库就是一个信息机构。他有自己的独特信息搜集方式，那就是依靠庞大的社会网络，通过组织间关系和人际关系开展非正式的或者说灰色的信息搜集活动。LIS以往聚焦的都是正式的信息采集活动，而智库作为信息机构有自己独特的信息行为，但LIS目前对此还缺乏研究，这也是亟待填补的智库研究空白。其次，智库的信息资源管理也是大有可为的方向。中外智库都注重基于事实的政策分析（evidenced policy analysis），以此获得充分信息决策（informed policy decision），并为此开发了大量数据库和指数产品。一方面LIS有助于智库的数据库和资料库建设，另一方面很多智库都是极好的公开数据源，LIS工作也会受惠于此。世界上大部分智库都是公开机构，它们需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影响力，主要途经就是公开和积极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目前，LIS业界对智库数据和资料分析方法，对智库作为公开信息源的价值评估也缺乏研究，这也是另外一个智库研究的聚焦点。另外，不少世界著名智库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工具箱，比如兰德公司的研究工具有数百种之多，这些方法对于丰富LIS的数据分析和资料分析工具极具裨益[4]。

不少学者包括LIS本学科的专家都抱怨图情档的学科地位较低，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成熟。笔者以为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成熟体现在概念、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迭代非常迅速，这在当代社会也许是个优势[5]。LIS学科的可贵之处是它是在坚持信息、知识、文献收集整理组织和利用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营养，不断更新自己的学科体系，智库研究的导入则是它自我完善的又一案例。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5期104-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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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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