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1年第2期 | 信息素养视域下的虚假信息甄别:国际进展与我国对策（内含视频摘要）

Original 黄雨婷冯婕图书情报知识 2022-04-25

ISSN 1003-2797

CN 42-1085/G2

双月刊

同行评审期刊

视频摘要时间轴

0：14

研究背景

0：43

研究设计：方法、数据、目的

1：07

虚假信息甄别的发展历程

1：57

虚假信息甄别的应用场景

2：47

虚假信息甄别的国际经验

3：48

虚假信息甄别的主要问题

4：19

虚假信息甄别的提升之策

黄雨婷冯婕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目的/意义

从信息素养视角出发，探索公众虚假信息甄别能力的提升路径，为日益严峻的虚假信息现象提供应对之策。

研究设计/方法

运用网络调研、文献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了全球提升公众虚假信息甄别能力的实践和研究发展历程，列举了新闻传播、健康医疗和社会管理等场景下的虚假信息甄别实践，总结英国、美国、芬兰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分析当前全球实践与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我国的发展之策。

结论/发现

虚假信息甄别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实践场景不断拓展。发达国家采取的政策、图书馆服务和教育等手段有效提升了公众虚假信息甄别能力。然而纵观全球，仍存在发展失衡、教学资源建设不完善、研究不够充分等问题。我国应尽快完善针对虚假信息现象的信息素养政策，开展图书馆虚假信息甄别服务，将信息素养知识融入义务教育体系。

创新/价值

丰富了信息素养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我国公众虚假信息甄别能力的提升之策。

关键词

虚假信息甄别信息素养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进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信息疫情”(infodemic)揭示出数字时代虚假信息的巨大负面影响，利用信息素养甄别虚假信息成为“信息疫情”解决方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将2020年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的主题定为“抵制虚假信息大流行：众为众享的媒介与信息素养”，重点关注公众如何利用信息素养提升“信息疫情”抵御能力[1]。

虚假信息的表现形式日益增多、相关概念相互重叠，学界目前尚未就虚假信息的定义达成共识[2]，主要分歧在于讽刺新闻，信息发布者不具备主观欺骗意图、但信息内容与事实不符的信息，以及与真相不完全对立的信息是否应归于虚假信息范畴[3]。本文认为不论信息发布者是否具备欺骗意图，当信息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偏差存在误导公众的可能性时，该信息就属于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甄别能力是信息素养的必备能力之一，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认为“信息素养包括区分事实与虚构的能力，在虚假新闻泛滥的背景下，这是一项基本技能”[4]。信息素养被视为虚假信息治理的核心工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指出信息素养在虚假信息治理中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影响全球发展的，“帮助各年龄段人群发展虚假信息识别技能是应对当前假新闻问题的唯一有效措施”[5]，人民网也指出“阻止谣言传播的根本途径是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6]。

国外图书情报领域就虚假信息的概念[7]和类型[8]、图书馆在虚假信息防治中的作用[9-10]、信息素养在虚假信息应对中的重要性[11-12]、虚假信息甄别教学的方法和内容[13-14]以及课程设计[15-16]等方面展开了研究。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虚假信息研究起步较晚、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关注网络谣言[17]、国外虚假信息甄别经典案例[18]、技术手段识别谣言[19]、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20]等主题。

本文从信息素养视角出发，梳理全球虚假信息甄别相关的实践和研究进展，分别以英国、美国和芬兰为例，探究政策法规、图书馆服务和基础教育经验，分析全球主要的实践和研究问题，以期为我国提升公众虚假信息甄别能力的实践提供借鉴。

1 虚假信息甄别的发展与应用

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迅速增大，信息素养逐渐成为虚假信息甄别的重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和场景。

1.1

虚假信息甄别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虚假信息自古有之，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极大增强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能力。 20世纪广播和电视出现，干扰大众判断力的讽刺新闻(satiricalnews)随之产生[21]。互联网时代，虚假信息危害不断升级，虚假信息甄别逐渐被视为信息素养的关键技能。

1.1.1

互联网时代:引发广泛忧思

1991年，首个互联网网页对外开放，全球信息交流与传播发生革命性变化[22]。1996年，Floridi针对网络虚假信息提出三个忧虑：“互联网会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有力手段吗？通过互联网产生的虚假信息是否与通过纸质和广播媒体产生的虚假信息有所不同？如果互联网可以成为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那么有何办法可以避免或解决该问题呢？”[23]，互联网被视为加剧虚假信息传播的隐患。在信息素养领域，虚假信息甄别相关的研究与实践随之兴起。Floridi提出的虚假信息防治手段之一“个人教育”[23]逐渐被拓展为信息素养教育。

1997年，Fitzgerald呼吁开发专门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使用户能够批判地阅读和评估在线信息[24]。ALA在2005年年会上发布了《有关虚假信息、媒体操纵和破坏公共信息的决议》[25](Resolutionon Disinformation, Media Manipulation & the Destruc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认为图书馆应积极培养美国公众信息素养技能，并呼吁新闻界、公众和政府共同参与。但此时对虚假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误传信息(misinformation)和蓄意伪造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等领域，研究与实践内容相对单一。

1.1.2

“后真相”时代:成为关注焦点

复杂的政治虚假信息现象严重扰乱英国脱欧全民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牛津词典由此将“后真相”（post-truth）定为2016年度最佳词汇，意指“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小于对情感和个人信念的诉求的情况”[26]。信息素养理论在虚假信息甄别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

图书馆界的学术期刊纷纷发布虚假信息专题，2017年《图书馆季刊》（Library Quarterly）连续两期以“后果：图书馆、民主与2016年总统大选”为主题、《参考与用户服务季刊》（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Quarterly）2018年春季刊出版专题“不确定时代的可信信息”。信息素养相关的国际会议也聚焦虚假信息。2019年国际信息素养大会的主题演讲是“信息素养与后真相时代”，2020年欧洲信息素养大会的第一个子主题为“虚假新闻，另类事实”。这些学术研究和活动挖掘了虚假信息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恶作剧、讽刺、算法偏差、宣传鼓动）[27]，反思了权威信息和真实信息的关系[28]，并积极探讨在“后真相”时代如何辨别虚假信息[29]。

1.1.3

疫情时期:得到全球瞩目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状况报告13》(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13)中提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和应对伴随着大规模的‘信息疫情’——过多的信息，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使得人们在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来源和可靠的指南”[30]，如何使用信息素养应对信息数量超载、信息质量参差不齐、虚假信息影响波及全球的复杂形势成为新的挑战。

重要国际组织提出诸多信息素养解决方案。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建立了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的权威疫情信息门户，呼吁人们从WHO和UN等可信任来源获取信息。全球媒介和信息素养伙伴关系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Partnerships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GAPMIL)青年大使搜集来自WHO、民间社会组织和卫生机构的权威信息，整理并翻译成70多个语种的“可信资源列表”，确保边缘化的个人和社群提高信息素养能力，获得可信赖信息。IFLA制定的《如何发现假新闻—新冠疫情版》(How to Spot Fake News－COVID-19 Edition)信息图在2017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多方印证”和“审慎分享”两个建议，不仅强调公众利用多源信息决策，还将信息伦理理论应用到虚假信息甄别之中。

1.2

虚假信息甄别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虚假信息影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国际社会利用信息素养，针对不同人群、解决不同领域和场景下的虚假信息问题。

1.2.1

新闻媒体:重塑信息传播环境

近年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的发展致使传播格局变化，误导性的新闻和虚假信息引发公众对新闻质量、影响和信誉的质疑，新闻媒体从业者的虚假信息甄别能力提升成为焦点。

新闻媒体从业者应具有虚假信息甄别技能，承担及时发现和揭示虚假信息的社会责任。2018年，UNESCO发布《新闻业，“假新闻”和虚假信息》[31](Journalism, ‘Fake News’ & Disinformation)，呼吁新闻媒体从业者利用信息素养提升虚假信息甄别能力，发现并揭示新的虚假信息形式，使用户免受虚假信息的误导。提升新闻媒体从业者的虚假信息甄别能力有利于从源头遏制虚假信息的产生。2019年，UNESCO出版的《新闻业中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教育手册》[32](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Journalism: A Handbook for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Educators)指导新闻媒体从业者“通过媒介与信息素养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掌握更加安全的信息、新闻来源和验证机制”，如实、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

1.2.2

健康医疗:提升公共健康水平

早在2004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就指出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隐含的是个人评估医疗保健信息真伪的能力。2020年，“信息疫情”再次引发人们对利用信息素养甄别健康医疗虚假信息的密切关注，自觉甄别并抵制虚假健康信息被视为必要的能力。美国医疗保健发展研究所指出“由于网络信息来源广泛，错误的健康信息比事实更为常见”[33]。大量虚假健康信息不仅对公众健康造成了威胁，还可能造成公共健康风险。《柳叶刀公共卫生》（Lancet Public Health）发文指出，提升健康信息素养、甄别疫情虚假信息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34]。

医学健康信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公众识别健康信息真伪有赖于专家指导。信息素养专家常联合具有健康医学背景的从业人员、学科专家和权威机构，帮助公众提升健康信息素养。2019年，芬兰终身学习基金会组织医学生接受新闻工作者的通俗科学写作技能培训，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论点撰写博客、纠正常见的错误健康观念[35]。ALA呼吁图书馆积极对馆员进行健康信息素养技术和实践培训，并开发了帮助公众区分健康信息真伪的项目[36]。

1.2.3

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利用信息素养打击虚假信息，有利于消除社会激进、极端和仇恨情绪。虚假信息是导致青年走向激进与极端的常见因素之一，而媒介与信息素养正是正确识别煽动性虚假言论的工具[37]。2018年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区域会议提议将媒介与信息素养作为打击仇外心理、仇恨言论以及性别视角下的虚假信息的工具[38]。2019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周的主题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公民：知情、参与、赋权”，意指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人能够理解虚假信息的危害，远离仇恨和排斥[39]。2020年，ALA发布“图书馆回应：针对新冠疫情的仇外心理和假新闻”倡议，表明提升公众信息素养有利于消除虚假信息引发的种族歧视与仇外心理[40]，进一步拓展了信息素养的意义，即消除种族歧视。

虚假信息甄别能力更是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2019年，UNESCO在《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和信息素养民主问题》中提出未来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发展方向：提高选民虚假信息甄别能力，利用信息素养消除数字经济中虚假信息的影响、应对虚假信息对公众情绪的煽动等[41]。

2 虚假信息甄别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从信息素养出发，构建了应对虚假信息的体系化措施：以政策法规为指引推动统筹发展，以图书馆服务为抓手提供专业指导，以基础教育为切入点提升全民虚假信息甄别技能。

2.1

英国:高效的政策制定与落实

2.1.1

调研现状并研制报告

2017年初，英国政府开始重视虚假信息现象。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对虚假信息的现状、危害、各方责任、教育手段、全球经验等展开调查，邀请近80家机构和个人提交发展意见。其中，英国研究图书馆(Research Libraries UK, RLUK)指出“增加投资以确保每个人都具备信息素养技能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图书馆在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中具有关键作用[42]。CILIPILG和InformAll联名提出：与信息素养相关的批判性思维必须嵌入学校课程、将信息素养纳入虚假信息应对的政策措施[43]。

基于调研结果，DCMS于2018年发布了《虚假信息和“假新闻”》(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中期报告[44]，将数字素养称为与阅读、写作和数学并列的“第四根教育支柱”，建议DCMS与教育部合作，将数字素养纳入体育、社会、健康和经济课程。2019年发布的最终报告[45]指出政府承担着提升数字素养技能的统筹规划职责。

2.1.2

迅速出台战略规划

2019年，战略规划和应对措施相继出台。4月，DCMS和内政部发布的《在线危害白皮书》[46]承诺政府将与数字、广播和新闻媒体组织、教育部、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等进行广泛磋商，制定在线媒体素养战略，应对互联网非法和有害信息的巨大危害。6月，英国教育部发布的《在学校教授在线安全》[47]规定从2020年9月起，老师必须引导学生正确评估在线内容、识别虚假信息及其潜在风险、及时寻求外界帮助[48]。

2.1.3

有效落实国家政策

英国各类组织机构快速响应政策号召，开展了系列虚假信息甄别教育活动。全国素养基金会与英国全党议会素养小组合作组建专门的假新闻委员会，开展中小学生和教师的虚假信息甄别能力现状和需求调查，并研发了大量教学资源：为父母提供育儿指南，为小学提供教学资源与宣传海报，为中学提供与公民权、戏剧、经济学、英语、历史、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数学、学校图书馆、科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关的案例研究与教学计划[49]。政府部门发起了“不要喂食野兽”反虚假宣传活动，开设专门的网站、编制“S.H.A.R.E清单”，呼吁全体公民从来源、标题、分析、修正和错误五方面判断信息可靠性[50]。

2.2

美国:图书馆发挥鲜明作用

ALA在美国图书馆、信息服务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促进和改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带领美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借助信息素养抵御虚假信息。

2.2.1

强调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早在2005年，ALA就鼓励其成员培养21世纪公众所需的信息素养技能，帮助他们发现虚假信息、媒体操纵和信息缺失的情况；2017年发布《有关获取准确信息的决议》[51]（Resolutionon Access to Accurate Information），在重申2005年决议的基础上扩大了图书馆的责任范畴，即打击虚假信息、提供准确信源、开展信息素养技能教学、与新闻媒体等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以遏制日益严峻的虚假信息现象，并在同年年会上探讨了“帮助图书馆用户识别虚假信息”的议题。2020年，ALA指出图书馆服务不仅可以抑制虚假信息传播，还能进一步消除虚假信息所致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据此发布用于辨识虚假的信息疫情的工具集“图书馆回应：针对新冠疫情的仇外心理和假新闻”。

2017年，时任ALA主席Jim Neal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值得信赖的中立机构，在帮助成年人成为更好的新闻消费者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将公共图书馆作为关键的教学主体。尔后，ALA与美国石溪新闻学院新闻素养中心合作开展了“媒介素养@你的图书馆”项目，旨在提高公共图书馆员的教育技能，以消除用户对虚假信息传播的担忧。

2.2.2

研制针对性强的教学资源

2016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推出面向高校教学活动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52]，次年举办的“使用ACRL框架探索评估、管理变更、打击虚假新闻”系列专题广播活动，支持利用该框架制定虚假信息甄别课程。许多信息素养课程与培训以之为基础，将批判性思维、信息真伪辨别能力作为核心教学内容[53]。青年图书馆服务协会(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YALSA)指出生于网络时代的青少年面临巨大的虚假信息挑战，必须提高信息素养意识、学习必要的信息素养技能，编撰了《青少年素养工具包》，提出青少年信息素养教学理念、方法指导和教学素材。ALA公共项目办公室则在网站专栏整理并共享了有利于公众甄别虚假信息的图书馆资源和指南、新闻、书籍。ALA于2017年修订第五版《专家互联网搜索》，新增了社交媒体搜索、虚假信息以及搜索结果权威性和有效性等内容，陆续出版了《虚假新闻和替代事实：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素养》《后真相世界的元素养》《事实：信息时代的证据价值》和《打击数字时代的假新闻》等融合信息素养和虚假信息两个主题的书籍，为公众提供了广泛的阅读素材和学习资料。

2.3

芬兰:与基础教育紧密结合

芬兰连续在2017、2018和2019年的《媒体素养指数调查结果》[54-56](Findings of the Media LiteracyIndex)中排名首位，体现了芬兰公众具有全球领先的信息素养水平。强大的公共教育系统是芬兰人民抵御信息战的主要工具。

2.3.1

早期探索:以中小学生为重点

早期芬兰信息素养教育便出现与中小学生教育相融合的倾向。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抵制信息媒介和电子游戏中不良信息的影响，芬兰陆续开展了包括流行视听通识教育在内的各类媒体教育活动。芬兰报纸协会在1964年为历史和公民课教师编制新闻课程，借此提升小学生的社会能力[57]。20世纪90年代，芬兰中小学校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报纸周”活动，鼓励学生以多样化的方式评估媒体和新闻可靠性[58]。

2.3.2

全面推行:跨学科深度融合

2014年，芬兰政府发布了反假新闻倡议，着手建立以提升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公共教育系统[59]。2016年修订了中小学批判性思维课程，将虚假信息甄别技能纳入优先教学领域[60]。此后的教学活动与义务教育各阶段全面结合，幼儿园和小学借由童话故事提升学生的信息识别意识[61]。中学课程将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作为核心内容进行跨平台、跨学科教授，例如：在数学课程中指出利用统计数字造假的可能性，在艺术课程中揭示图像含义被曲解的可能性，在历史课程中分析著名的政治宣传运动，在芬兰语教学中了解媒体混淆、曲解和篡改词汇含义的途径[62]。

2.3.3

社会参与:各界力量汇聚校园

社会各界的专家和组织走入课堂、研制教学工具或提供学习资源，助力义务教育。2017年启动的“给我事实！”项目促使芬兰新闻工作者步入各地学校，分享新闻专业知识[63]。2018年，“事实酒吧”项目组织事实检查专家、记者、媒体专家和教育家创建了以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技能为核心的信息素养课堂教学工具[64]。芬兰媒体教育学会集合了教师、工人、图书馆员、幼儿教育者、媒体和文化代表、研究人员和该领域的学生等力量，为学校提供信息素养教育信息情报、教学工具与材料[65]。

3 虚假信息甄别的主要问题

3.1

全球发展失衡

在虚假信息治理工作中，各国政府对信息素养手段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别。201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LoC)调查欧盟及全球15个国家的虚假信息应对办法、发布《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的回应》(Government Responses to D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指出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行政法规约束虚假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行政法律措施之外，还设计了专门的教育计划。近三年发布的《媒体素养指数调查结果》报告显示芬兰、丹麦等西北欧国家相较一些欠发达的东南欧国家有更高的虚假信息甄别能力，信息素养是关键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公众信息素养措施更加完善，公民具备更高的虚假信息甄别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尝试利用信息素养教育解决虚假信息问题，如阿根廷政府为公众推荐信息素养教育机构，阿联酋于2019年4月宣布开设专门介绍处理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最佳方法的课程[66]。

3.2

教学资源不完善

近年出现了一批以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真伪辨别能力为核心的信息素养课程和慕课，然而，公众信息甄别能力不足的现象仍然普遍：瑞典是虚假信息甄别能力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但仍有部分青年无法有效判断信息可信度[67]。2016年，斯坦福大学对学生信息来源评估能力进行调研，得到“令人沮丧的”“黯淡”和“对民主的威胁”[68]的结果。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家的公众也缺乏足够的虚假信息分辨能力[69]。现有教学资源难以满足大众正确评估和甄别信息的需求。

首先，教学内容不够深入。图书馆目前普遍采用谣言预警、虚假信息屏蔽、事实更正、摆正检索动机、去歧视等虚假信息甄别措施，然而对公众接触、相信虚假信息之现象的理解不够深入，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课程不多[9]；其次，许多虚假信息甄别教学目的是提高公民知情的政治参与，而商业、医疗、教育、娱乐等广泛领域的虚假信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最后，以大学生、青少年为教学对象的课程水平相对较高、内容丰富，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稀缺。

3.3

研究不够充分

当前研究多涉及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虚假信息甄别水平评估及教学设计，然而随着不同领域、不同学习层次的公众都置身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亟待开展针对政府人员、农民、工人、妇女等各类人群的虚假信息甄别研究，以期提高信息社会的包容性。2017年后，图书馆学界关注焦点是政治虚假信息，对消费、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虚假信息关注度不足。在教学方法上，除信息来源评估外，很少有学者提出其他解决方案[13]。UNESCO和IFLA等组织围绕虚假信息和信息素养开展了大量工作，芬兰、丹麦、瑞典等国家拥有丰富、先进的教学经历，然而这些工作经验、教学理念、方法、内容未在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4 虚假信息甄别的提升之策

虚假信息现象日趋严峻，亟需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全球经验，采取政策、图书馆服务和义务教育等措施，提升我国公众的虚假信息甄别能力。

4.1

完善信息素养政策

IFLA认为信息素养教育是比审查制度更有效的虚假信息打击方法[70]，芬兰政府将公众批判性思维与政府虚假信息应对能力作为相辅相成的两项虚假信息抵御措施[71]。然而我国目前的虚假信息防治工作仍以行政、法律手段为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修正）》《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0）》等政策法规禁止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虚假信息，最高可判刑7年；《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互联网平台整治虚假信息，鲜有利用信息素养解决虚假信息问题的政策措施。我国亟需采取以下两个措施推动信息素养政策的完善。

一是可联合相关责任机构组建虚假信息和信息素养教学委员会，号召从主管部门到基层执行单位积极投身信息素养政策的建设工作。借鉴英国DCMS、全党议会素养小组、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广泛政府机关参与虚假信息专项调研与政策制定的经验，依据我国2016年发布《“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的规定，由“中央网信办牵头”“教育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提升国民信息素养”。具体而言，可以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网信办）为核心成立虚假信息和信息素养教育委员会，联合信息媒体行业、教育行业从业者，围绕虚假信息的危害、当前应对措施、公众抵御能力、教学现状等开展现状调查，为后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我国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均可加入虚假信息和信息素养教育委员会，分工负责教育、文化、媒体等领域的政策建设工作。

二是广泛邀请相应领域的行业协会、专家、从业者和普通公众提出发展意见。提升政策落实效率，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全民参与的信息素养活动、教育部牵头完善义务教育体系、教学机构响应政府号召，自主研发丰富的教学资源。

4.2

开展图书馆信息服务

2018年时任IFLA 主席 DonnaScheeder在第 56届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经验在提升公众虚假信息辨别能力中具有重要作用[72]。我国图书情报学界业界应积极响应2019年9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动倡议》，开展图书馆虚假信息甄别服务、推动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4.2.1

提供谣言识别工具

图书馆应整理简单易用的辟谣工具供大众使用。据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网民占28.2%，中高龄网民持续增加，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网民比例仅为19.5%[73]。可见，农民、中老年以及低学历群众已全面参与信息社会，图书馆在提供辟谣工具时需要特别了解上述群体的处境与需求。

目前，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高校、商业平台建立了诸多辟谣平台网站（如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腾讯“较真”），国外也有许多事实核查网站可供用户快速鉴别信息真伪（如FactCheck、Politifact、Snopes），但有专家指出部分事实核查网站本身具有偏见[74]，因此图书馆在宣传和推广信息查验网站之前，必须审慎核查网站运营商的资质。

虚假信息表现形式日益多样，除了新闻报道和谣言检测工具外，图书馆还可以收集针对虚假图片、虚假视频、虚假广告等内容的事实核查工具，如谷歌反向图像搜索和Tin Eye等可用于验证照片、图像和动图来源，值得图书馆大力推广。此外，图书馆还可向追求便捷的用户推荐专门用于甄别虚假信息的浏览器扩展程序，如Ad Detector可识别付费刊登的在线新闻、B.S.Detector和FiB用于核查信息源、Media Bias和Fact Check Icon用于识别媒体偏见、Who Runs This能够检测新闻网站运营商的可靠性。

4.2.2

制作信息甄别指南

为学习能力较强的公众提供虚假信息甄别方法指导，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图书馆可择优引进国外组织和机构发布的优质、权威开放教学资源，如上海图书馆信使就在《疫情之下如何打“假”》一文中介绍了美国康涅狄格州CPTV电视台发布的《发现与事实指南》。

第二，目前我国个人制作的相关教程数量较多，如知乎、Bilibili等平台的自媒体博主分享了虚假信息辨识自制教程、“信息素养书单”，但质量难以保证，图书馆有必要制作更多高质量的原创指南。

第三，我国图书馆员可邀请信息专家和媒体从业者共同制作图书馆虚假信息甄别指南，采用图片、文字、视频、手绘等表现形式，阐释虚假信息的定义、类型、特点和成因等内容，使用户在掌握虚假信息辨别技巧的同时，能够深刻理解虚假信息内涵与本质。

4.2.3

推广信息素养慕课

国外越来越多信息素养慕课以虚假信息甄别为主题（表1），而我国同类型的教学资源建设不足，仅有武汉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开设的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信息检索》《信息素养：效率提升与终身学习的新引擎》和《新媒体素养》中简要提及了如何甄别虚假信息。

我国图书馆可以结合国内外虚假信息甄别慕课的情况，向信息素养水平较高的用户群体推荐体系化程度更高、专业性更强的虚假信息甄别慕课。同时，高校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专家具备前沿的专业知识和研发高质量课程的能力，应率先开展公众虚假信息甄别课程与培训活动，研发以虚假信息甄别为主题的、适用于普通大众的慕课。课程以提高公众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为核心，采用案例分析、趣味游戏、知识竞答等教学手段，提升公众分辨网络诈骗、虚假广告、政治宣传等诸多类型虚假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4.3

融入义务教育体系

教育是对抗虚假信息的最佳策略之一，随着“信息疫情”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我国中小学校必须重视虚假信息甄别能力培训，迈出虚假信息甄别技能融入义务教育体系的第一步。

4.3.1

跨学科教授批判性思维

将提升批判性思维作为义务教育的总目标之一。法国《打击信息操纵法》第四章规定了公立学校要“采取措施发展媒介与信息教育”，使学生能够“批判性分析可用信息”“评估信息可靠性”[75]。我国义务教育应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思维，强调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信息伦理意识。

将信息素养知识融入各学科课程、进行跨学科教学。芬兰在基础教学中引导学生批判地阅读、理解和评价各类信息资源，将虚假信息甄别与数学、艺术、历史、语言等课程有机结合。我国可在语文、英语等课程中增加针对利用语言技巧混淆、曲解和篡改文章原意的案例分析；数学课程指出数据造假的可能性；信息技术课程不仅要教授信息工具使用方法，还应指导学生分辨信息真伪、评估信息资源价值；道德与法制课程可强调信息伦理是公众参与信息化社会生活的必备素质等。

4.3.2

细分各年级教学重点

面对低年级学生时，应提升课程的趣味性。我国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教师既可以借鉴芬兰的经验，借助童话故事解释虚假信息现象，又可以参考剑桥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坏新闻”和iREPORTER游戏，基于与新冠疫情等重要事件相关的虚假信息现象设计在线游戏，鼓励学生反思虚假信息的生产过程及危害。

面向中年级学生可组织趣味辟谣活动。美国国家地理在游戏节目“真或假”中引导少年儿童参赛者亲自验证广为流传的虚假信息，我国中小学需将学会质疑、拓展思维、独立思考、动手验证作为活动举办宗旨，鼓励学生通过求助专家、开展实验、分析论证求证信息真伪。

针对高年级学生的课程更注重教学深度，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还应剖析虚假信息导致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仇恨心理等社会现象，使学生深刻理解虚假信息危害，鼓励学生通过提高自身虚假信息甄别能力和信息伦理意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4.3.3

社会力量步入校园

首先，充分利用优质、免费的网络教学素材。英国广告行业的非营利性教育计划“智慧媒体”提供免费的少年儿童教学资源和家长指南、2019年UNESCO出版了针对少年儿童的彩绘书籍《媒介与信息素养故事书：Sikito有美好的一天》，中小学教师应依据实际情况调整和修改素材内容，适应本校教学环境。

其次，积极参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媒体、非盈利机构和政府开发的教学项目。国外许多教育机构研制了编排合理、内容丰富的教学项目，如瑞典研究所、乌普萨拉大学和科学与公共部门合作开发的“新闻评估员”项目面向13至18岁学生，“新闻素养计划”推出了高中课堂、课后教程和电子学习课程[76]，石溪大学新闻素养中心将面向学生、小学教师及高校讲师的学习、教学、研究资源通过“海外合作伙伴计划”推广至波兰、俄罗斯、中国香港、越南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我国中小学校均可以择优引进。

最后，和媒体、家长等其他主体开展合作教学。媒体平台具有打击虚假信息、提升用户信息素养的社会责任。2019年，法国国家视听理事会出台《在在线平台运营商的职责范围内合作以打击虚假信息》建议书，第六条“提升媒介与信息素养”认为在线平台运营商必须帮助用户提升批判性思维，鼓励其提升用户信息意识、开发信息源识别和分析工具、发展信息素养教育项目。学校可以利用媒体信息获取渠道多样、虚假信息辨识经验丰富等优势，提升教学项目专业性，新闻媒体则通过学校接触到更广泛的服务群体，提升社会影响力。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利于引导幼儿正确认识和使用在线信息。德国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部于2018年出版的《网络儿童——对父母和教育专业人员的实用帮助》，指导父母科学地教育儿童安全使用在线媒体，GAPMIL开展了“父母与孩子一起观看疫情新闻”和“媒介与信息素养育儿”等免费网络研讨会。学校可以编制专门的育儿指南并向家长分发，发起亲子活动，传授监护人信息素养知识及育儿技巧，强化家庭教育的作用。

5 结语

UNESCO指出“（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参与媒体发展、获取信息和知识、享有表达自由，这对战胜虚假信息具有重要意义。”[1]本文从信息素养视角出发，对当前虚假信息甄别研究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信息素养在虚假信息甄别中的作用，研究针对虚假信息甄别的信息素养教学手段，寻求将信息素养手段与信息技术、政策法规等其他手段有机结合的虚假信息治理之道。

作者贡献说明

黄雨婷:提出研究思路,收集素材,撰写和修改论文;

冯婕:修改研究框架,论文最终版本修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