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滢坤 | 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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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考察
——以《武王家教》为中心
作者简介
金滢坤，男，汉族，甘肃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童蒙文化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长城学者”。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宣部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评审委员会评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中国政策专家库专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考试虚拟博物馆学术顾问、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科客座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研访问学者。
摘要：《武王家教》是中国古代很有特点的一部家训类蒙书，从它的编撰体例中，可以较好地认识唐代问答体的历史渊源、问答体在蒙书编撰中的使用情况，以及数字冠名分类等相关问题。《武王家教》中采用的“武王问太公”问答体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第一至四问采用连续两级问对，引出“十恶”到“十狂”等十三类问题，以太公对答的形式，摘引、摘编相关典籍、流行俗语中的诸种不当、不雅行为，以数字冠名事类，分类罗列。其二，第五至六问采用单级问对，但对答形式采用蒙书编撰常用的“家教体”，即四至六言对偶句，对前四问相关对答进行总结和提升。其三，最后两问对答之间，夹杂了“经典摘编”和“借名经典云”的内容，对此前相关对答的不足进行补充。《武王家教》问答体远受《六韬》之“十盗”相关句式影响，近习《辩才家教》《杂抄》问答体。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具有多样性，丰富了蒙书、家训的编撰形式和内容，大大提高了童蒙教育效率。
关键词：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武王家教》；数字冠名
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与《太公家教》《辩才家教》《严父家教》一起被视作唐代现存的四大“家教”，也是中国古代很有特点的一部家训类蒙书，常与《太公家教》合抄在一起，作为蒙书使用。长期以来，《武王家教》常被误认为是《太公家教》的一部分，王重民、周凤五、郑阿财等诸位先生先后对其与《太公家教》进行分别研究，并对其成书时代和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但该书仍未受到学界重视。笔者最近承担中宣部古籍出版重点项目“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之“武王家教卷”，研究过程中发现，该书是问答体蒙书的典型代表，值得深入探讨。《武王家教》中对答体的对答部分前后不一，由简单的数字冠名事项分类，变为“家教体”，夹杂 “借名经典云”等多种编撰方式，在唐代蒙书编撰中比较少见。以下将对《武王家教》问答文体起源、数字冠名的编撰特点，以及其与相关蒙书的关系进行深度解析。
一、《武王家教》问答体和数字冠名的文化溯源
问答体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文体，如《易经》《管子》《战国策》等诸子经典中都大量应用了问答体编撰方式，《论语》将问答体发扬光大，而最著名单篇问答体文章非宋玉的《对楚王问》莫属。《论语》是师生问答体的代表，《管子》是君臣问对代表，《易经》是卜辞问对代表，《战国策》是策士与国君问对代表，先秦儒家经典与诸子文集中问答体使用广泛，此风在秦汉时期仍然流行，魏晋隋唐时期仍有余风，问答体无疑对蒙书编撰有很大影响。
（一）“武王问太公”问答体的历史考察
《武王家教》编撰的形式——“武王问太公”问答体，在中古很流行。如西周姜尚《六韬》《太公金匮》《太公兵法》、西汉刘安《淮南子》等古代经典、西汉刘向编的《说苑》等古代典籍中，收录不少“武王问太公”的内容。其中，《说苑》就收录十一条“武王问太公”的内容，有五条见卷一《君道》、六条见卷七《政理》。如卷一《君道》云：“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答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之后，又连续以武王语气提出七问：举贤而国家仍存危亡的原因，太公答在选贤不实；武王又问失在哪里，太公答失在国好用小善；又问国君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答为国君善恶不分、贤愚不辨、功过不别、蒙蔽不明；又问若得贤敬士为何国家还不能治者，太公答是国君不能独断、听信人言的缘故；又问如何人言断事，太公答各种定夺，均以真实之言决断。《说苑》卷七《政理》中武王与太公六组问对答，也是围绕“政理”，以君臣口吻展开，本文不再赘述。以武王问太公的问答形式，将为君之道层层深入论析，与《武王家教》中武王问“人生天地之间，以何为贵”“人命长短不等者何”之语十分相似，问完之后再层层递进说明。如武王问“人生天地之间，以何为贵”之后，依据太公对答，武王又追问“何名为十恶”“何名为三耗”“何名为三衰”，太公逐一对答，从而解决了人生来贵贱、贫富不等的原因，但太公所作对答无关个人后天教养因素。因此，武王又问“人命长短不等者何”之后，依据太公对答，又接连提了何为一错、二误、三痴、四失、五逆、六不祥、七奴、八贱、九愚、十狂等十问，太公依次对答了这十类问题，解答了造成人后天寿命长短、贵贱等情况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如何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养成良好的教养。
现存“武王问太公”问答体典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战国时期道家、兵家的典籍，以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对的形式编撰而成。一般认为其作者是周初太公吕望。《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七十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显然，《汉书》说得很明确，所谓《太公》的部分内容为后世托名太公而增加的，且尚未将其与《六韬》联系在一起。《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载：“《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首次注记姜望《太公六韬》五卷，在梁朝时有六卷本，说明《太公》应该就是《太公六韬》。颜师古亦在《汉书·艺文志》“《周史六弢》六篇”条下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注云：“即今之《六韬》也。”《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又将其归入兵书类：“《太公阴谋》三卷、《太公金匮》二卷、《太公六韬》六卷。”大概是因为中古时期出现的一些兵书，多假借“太公”之名，南宋以后，就不断有人怀疑吕望作《六韬》的真实性，学界也将其看作伪书。直到1972年，银雀山竹简中发现了五十多枚《太公》，证实《太公》就是《隋书》所记载的《太公六韬》，在汉代已经很流行。
从现存《六韬》篇目来看，其中有《文韬·兵道》《武韬·三疑》《龙韬·王翼》《龙韬·论将》《虎韬·军用》《虎韬·三陈》《豹韬·林战》《豹韬·突战》《犬韬·分兵》《犬韬·武锋》等，共计四十五篇为“武王问太公”体，占现存《六韬》六十一篇的百分之七十四，其余篇章为“文王问太公”体。可以说“问答体”是《六韬》的最大编撰特点。既然《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与《六韬》均出自《太公》，那么《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也应该采用了“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进行编撰。《艺文类聚》辑存《太公金匮》两条内容，也是“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
显然，“武王问太公”问答体的相关内容，不仅常见于《六韬》《太公金匮》《淮南子》《说苑》等先秦秦汉经典中，也常被唐代《初学记》《新集文词九经抄》等类书和蒙书摘录。
（二）《武王家教》问答体的直接影响
目前，周凤五、郑阿财、朱凤玉先生已经指出《武王家教》的“十恶”与《六韬》之“十盗”内容存在着摘引关系。笔者再就《武王家教》中“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与《六韬》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武王家教》开篇为：“武王问太公曰：‘人生天地之间，以何为贵？愿闻其要。’太公答曰：‘天下万物贵贱不等者何，由家有十恶？’武王曰：‘何名为十恶？’”此段，《初学记》引《太公六韬》作：“武王问太公曰：‘夫贫富岂有命乎？将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盗在其室。’”《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引《六韬》作：“武王问太公曰：‘贫富岂有命乎？’太公曰：‘为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盗在其室。’武王曰：‘何谓盗也？’”比照三者内容，可以发现《初学记》有明显缩略，较《太平御览》而言，删减了太公曰“为之不密，密而不富者”部分，及“武王曰：何谓盗也”等字，以致读者读到《初学记》此处有些费解。对比《太平御览》所引《六韬》“十盗”的句式，《武王家教》首问“十恶”应该是直接摘编了《六韬》中的有关“十盗”的内容，说明《武王家教》采用“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主要是摘编《六韬》之“十盗”的缘故，从“一错”到“十狂”，直到第五、第六问对答，才改为四至六言对偶句韵文的形式。
对比《武王家教》“十恶”和《六韬》“十盗”内容，就会发现，两者在结构和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武王家教》首问“十恶”是直接摘引《六韬》之“十盗”而来，只是稍作改编。
通过对比，《武王家教》之“十恶”与《六韬》之“十盗”有明显的传抄关系。首先，“十恶”之六恶至十恶，与“十盗”之六盗至十盗顺序完全一致，文意亦基本相同，其中“井灶不利为八恶”与“八盗”文字完全一致，说明两者存在直接传抄的关系。其内容为：“不惜衣食——衣服过度”“盖藏不牢——封藏不谨”“贷取倍还——举息就利”“不作燃灯——无事烧火”，这四项文字表述虽略有差异，但文义基本相同，其差异反映了秦汉和唐代文化的差异、社会经济的变迁。《武王家教》的文字较《六韬》更为通俗、口语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两本书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其次，顺序不同，但文义相同。“十恶”之四“废作吃酒”与“十盗”之五“弃事就酒”，“十恶”之首“耕种不时”与“十盗”之二“收种不时”，虽然顺序略有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再次，“十恶”之三“早卧晚起”与“十盗”之三“取妇无能”、“十恶”之五“畜养无用之物”与“十盗”之四“养女太多”，虽然表述不同，但寓意基本一致。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就是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六韬》所言“取妇无能”“养女太多”明显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反映了战国时期妇女地位不高，在家要承担很多劳作事务。唐代立国之初就形成了“胡汉”交融的多元、开放文化，妇女地位较前代大为提升。伴随着武则天专政、“武周革命”、韦后之乱、太平公主干政等政治事件的相继发生，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更是得到很大提升，即便是安史之乱后，其风犹存。“十盗”中的“取妇无能”“养女太多”观念，明显不合时宜，所以将其改为“早卧晚起”和“畜养无用之物”，当然仍是懒惰无能和养人无用之意，只不过将专指女性改为不分男女和蓄养的人和禽畜，以符合唐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最后，文字差异甚大，但意思相近。“十恶”之二“用物无道”与“十盗”之首“计之不熟”，从字面来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推敲之后，就会发现二者实为一个意思。“用物无道”意在强调使用家中财物使用不得法，浪费无度；“计之不熟”，亦指家庭开支出入计算不熟练、不得法，家计用度没有计划性。
（三）《武王家教》“数字冠名”分类方式的来源
《武王家教》中前四问引出了十恶、三耗、三衰、一错、二误、三痴、四失、五逆、六不祥、七奴、八贱、九愚、十狂等十三个问题，对答了七十六种不良、不雅行为，使用了“数字冠名”分类的编撰方式。这种“数字冠名”的方式应该是中古比较流行的，如佛道戒律中均有“十恶”“十善”等名目，但含义大不相同。《武王家教》中“数字冠名”分类方式，应该是直接受《六韬》之“十盗”条目中相关内容的影响。
唐前期蒙书编撰中，“数字冠名”分类的方式就比较常见。如《杂抄》发问形式多样，多以数字冠名发问，但缺乏设问的主语，对答语也无“答”“对”等字样，直接回答问题。而《武王家教》采用“武王问周公”的形式，托名周武王设问、太公对答，更具权威性，也更加生动、灵活。
《武王家教》第一至四问太公对答中，用数字冠名事类的编撰方式应该是受《杂抄》影响。《杂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数字冠名同类项，且分类、冠名形式多样。一是对传统数字冠名的名物、名词进行归类、改编、利用。如三皇五帝、三川八水、五岳四渎、三光等，虽然名称一样，但对答内容略有改变，甚至加以改造。如“何名三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二是新造数字冠名的名物、名词，以归纳性质和类型相同的名物、事务等。如“何名三朝？冬、腊、岁”。三是以数字冠名的事类为目，将当时的流行谚语、俗语中各种行为举止进行分类编排，以世上略有十种劄窒之事、十无去就者、言五不达时宜者、五无所知者、五不自思度者、言六痴者、言有八顽者为事目，凡此事类者，依次罗列同一条目事类。如言六痴者：“呼客为宾，一；勘问主人肉价钱贵，二；局散不起，三；语语逞妇，四；向人家久坐，五；强买不卖物，六。”显然，《武王家教》的太公对答中，以数字冠名事类的做法，应该与《杂抄》有很大关系。不仅如此，《杂抄》中枚举的一些事项，被《武王家教》所摘引。如《武王家教》中“四失”之“吃他饭、笑他人为三失，借他物、转借人为四失”，很明显是摘引《杂抄》中的“五无所知者”之“吃人饮食，无廉耻，一；借他物，须人索，二”。“八贱”之“坐不端正为三贱，你我他人为四贱，唾涕污地为五贱”，应该是依据《杂抄》中“十无去就者”之“坐他床椅，交尸脚，五”“言语多猥谈，二”“局席不慎涕唾，六”三条改写而成。其他情况，不再一一枚举。
开元前后成书的《孔子备问书》，其编撰体例和性质跟《杂抄》有很大相似之处。《孔子备问书》将摘录各种名物、典章等名词，托名孔子问周公的形式进行解释。但由于《孔子备问书》编撰经历若干次层累增补，分类较为凌乱，其中有关数字分类冠名的条目，类似情况在蒙书中多次出现。兹择取相关条目，将同类项重新归类，以说明其“数字冠名”分类的情况。
其一，天文时令类：何谓三正四方、十二时、地有十二辰、七政、日月五星、五星何精、四天、五行、四时、四孟、四仲、四季、八节、六甲、六十甲子、八卦、三才、五更？其二，道德伦常类：何谓三纲、六支、五典、五道、五礼、六德？其三，典籍制度类：何谓三坟、九典、五经、六艺、六律？其四，名物之类：何谓四兽、五姓、五色、五藏、五谷、五果、五木、六府、六畜？其五，人物职官类：何名三皇、五帝、三王、三公、三老、三贤、四友，何谓九卿、廿七大夫、三雄、五霸、四辅？其六，山川地理类：何名四夷、六国、五岳、四渎、四方，何谓元正三朝？其七，佛道类：何名四大、六根、八难、三途、五浊、五逆、八关斋，何谓四道、四大、三备、三避讳、三神？上述以数字冠名的名词，均为经典史籍常见名词、典章，与《武王家教》中以数字冠名事类有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备问书》中出现数字冠名的事类如：“何谓妇人七出？一无子，二淫妷，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窃，六妒，七恶疾。但犯一条即合弃之。若无七出，□弃之徒一等。”以及何名三不去、何谓三伏、何谓三不能避、三神何主等用数字冠名的问答方式，与《武王家教》中以数字冠名，按事类提问的方式，实则为同一方式。
二、《武王家教》编撰体例的特点分析
《武王家教》从编撰性质来讲，属于小类书，虽然整体上为问答体，但前后体例不一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第一至四问的对答内容形式大致相同，可视作类书编撰；第五至六问的对答内容与前者明显不同，采用了“家教体”的韵文编撰形式，其间还夹杂了“借名经典云”的形式加以补充。
（一）问答体中的数字冠名分类
类书编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用数字冠以事类，按类罗列摘引、摘抄和改写的相关资料。《武王家教》前四问均用了武王连续问太公的形式，引出了何为“十恶”“三耗”“三衰”“一错、二误、三痴、四失、五逆、六不祥、七奴、八贱、九愚、十狂”等以“数字冠名”的十三类问题，然后以“太公曰”口气一一作答。这种逐级发问的形式，可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便于进一步展开问题，也更易于深入、具体回答问题。
《武王家教》之“十恶”就直接从《六韬》之“十盗”中摘编而来，而其他部分则是从《云笈七笺》《颜氏家训》《初学记》《艺文类聚》《义山杂纂》《杂抄》等典籍、蒙书中摘引流行谚语、俗语中的各种不良、不当行为举止，以数字冠名即类目，采用武王、周公问答体的形式，分类罗列。主要枚举了影响人生贵贱的家有“十恶”，影响家庭贫富的家有“三耗”，影响家庭不富的“三衰”，影响人寿命长短不等的“一错”“二误”“三痴”“四失”“五逆”“六不祥”“七奴”“八贱”“九愚”“十狂”也是按照数字冠名的条目来分，只不过分类的内容都是不良、不当的行为举止。如武王曰：“何名为三耗？”太公答曰：“禾熟不收，苦于风雨为一耗；蓄积在场不早持打，苦于雀鼠为二耗；盆瓮碓硙覆盖不勤，扫略（掠）不净为三耗。”这种分类好处在于，借数字归纳各种不良、不当、不雅的行为举止，不仅便于教授，也易于学习者记忆，有其合理之处。
（二）问答体中“家教体”的应用
本篇蒙书以“武王家教”为名，就决定了其为家教、家训、格言类蒙书的性质。敦煌文书中《武王家教》多抄写在《太公家教》之后，往往内容相续，没有明显的分界标识，说明两者性质相同，内容相近，具有很大互补性，故被世人抄在一起，冠名“太公家教”。虽然其篇名为“家教”，又通篇采用“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摘引概念相关谚语、俗语，借太公之口告诫子弟诸种不当、不良的行为举止，但缺乏家训、家教中家长训诫的权威性和主动性，且内容比较散乱。因此，有人在《武王家教》简本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也吸纳了家训、家教常有的一些特点和编撰方式。于是，就有了《武王家教》第五、第六问的单级问对，多摘引古代典籍和流行语中的谚语、名言警句，常采用四六言句式，以韵文形式，结合自己的认知加以改编、总结，以提升训教的效果。
《武王家教》最后两问“欲成益己如之何”和“欲教子孙如之何”的太公对答文体，与前四问有明显不同，从数字冠名的分类罗列，变为“家教体”，其四六言句式和韵文形式更像《太公家教》，而“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形式，仅起到提出问题、突出主题的作用。
《武王家教》后两问对答部分的编撰方式，多改用四至六言对偶、排比句。如武王曰：“欲成益己如之何？”太公曰：“五谷养人，种之；六畜代人行步……言语不典，正之；引道苦空，化之。”这段太公对答与前四问对答最大区别是句式，本段太公对答，基本上使用四言概述语+厶之（判定语）的排比句，即如何处理、决断，带有强烈的指向性和命令口气，并对太公对答的四大类问题进行归类总结和提升。兹将本段排比句与《太公家教》相对应的语句制表如下（见表1）：
如表1所示，“酒能败身，去之”，实际上是对“酒能败身，必须戒之”两句式的模仿和简单改写。这种分类概括、总结语，加训诫语——种之、畜之、勤之等，构成排比句，形成强烈说教式、命令式的训诫句式，表明了对诸种行为举止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应对举措，更具有家训、家教的权威性，与后世家训、蒙书编撰体例更为接近。
《武王家教》第五问“欲成益己如之何”的对答，是对前文“十害”到“十狂”的太公对答内容所作分类的总结，明确对上述诸种行为、举止进行总结、定性，告诫子弟明辨是非、决定取舍，并适当补充。将上述七十一条内容与十九个排比句进行匹配分析，若按反面条目和相似条目来分，则有十个排比句有对应反面条目，六句有相似条目，一句类似条目，一条无相关对应条目。所谓反面条目，就是与作者概述排比句中所倡导的行为正好相反的条目，堪称反面例证。如首句“五谷养人，种之”，与耕种有时、不可懈怠，对应的就是太公所答“耕种不时为一恶”“禾熟不收，苦于风雨为一耗”“蓄积在场不早持打，苦于雀鼠为二耗”等三条，即对所谓的一恶、一耗、二耗等不当行为进行明确训诫。此外，酒色等条目在七十一条目中反复出现，时有分合，而可同时归入两个排比句中。如“酒能败身，去之”和“色能丧身，畏之”两句，分别对“贪酒逐色为一误”“耽酒逐色为一愚”的行为给予训示，表示应该去之、畏之。
《武王家教》第六问“欲教子孙如之何？”太公答曰：“为子慈孝，为父威严，为兄矜和，为弟孝顺。夫妻相敬，莫与□□；□人莫与交通，淫人莫与相亲；他奴莫与语……贪淫嗜酒，岂不灭身。”本问是后补内容，只有P.5546+P.4899存“夫妻相敬”以下内容，P.2600书写止“为兄矜和”，斯四七九号止“为弟孝顺”。本条太公对答是在此前述各种不雅、不当行为举止，以及“益己”教示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太公对答起始“为子慈孝，为父威严，为兄矜和，为弟孝顺”等四句，主要汲取了《孝经》《颜氏家训》等传世典籍中有关治家和教示子孙的总结性语言，其下十六句主要摘引、仿照《太公家教》中有关教示子孙的内容，采用四言、六言对偶语句，对前四问太公对答内容再加以总结、提升和补充，仍保留了《太公家教》中“莫与”“莫嫌”“莫欺”等习用词语。
唐代家教类蒙书的特点，就是多用四言、五言、六言句，前后押韵，构成对偶、排比句，以加强训诫语气，也便于记忆。《辩才家教》还专门以“四字教章”和“五字教章”为目，如“四字教章第十”：
学士问辩才曰：四字言教，有何所得？辩才答曰：“四字教中，非常利益。偈曰：‘人栽香树，肯生荆棘……朋友之言，而有信的。人行善愿，必逢知识。人行恶愿，祸必来积。再劝殷勤，自须努力。’”
“家教体”有效打破了前四问“武王问太公”的对答体局限，不再简单地对前人相关流行谚语、俗语以数字冠名，进行简单分类罗列，克服了逻辑性差、说理性不足的缺点，博采诸家所说，重新用自己的观念，采用四言、五言、六言韵文的形式加以改编、改写，清楚、明确地表述了训教主题。
（三）问答体中的经典摘编与“借名经典云”
经典摘编是唐代蒙书编撰中常用的方式。《武王家教》在第四问中太公对答之后，夹杂了“《礼记》云”“《庄子》云”等经典摘编的内容，其中S.479《武王家教》无“《庄子》云”，说明此条并非定本，P.5546+P.4899《武王家教》通行本第六问对答末增加了一条“《庄子》云”的内容。经过比对，所谓《礼记》云“君子不失色于人，不[罔]言于口”，是改写自《礼记·表记》：“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第六问对答中《庄子》云：“吾比养汝，怜汝极深；汝今养子，应知吾心；汝今不孝，子亦如之；相续相报，是其常理也。’”显然，采用了四言韵文，与《庄子》语言风格差距甚大。据《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云：“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显然，《庄子·外篇》所言“父子相亲”，与《武王家教》所引《庄子》有关论述差距甚大。后者反而与《墨子》卷四《兼爱中第十五》所言更为接近。其曰：“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可见《武王家教》中所引内容与《墨子》有关“父慈子孝”的论述更为相似。
从上述“《礼记》云”“《庄子》云”的内容来看，与前文武王问“何名为十狂”，以及太公对答不一致，应该不是第六问对答内容，而是有人认为前四问仅仅枚举了诸种不良、不当行为，但缺乏有关孝道、家教内容，与“家教”名不副实，故增加“经典云”等内容，将《武王家教》的主题转移至“家教”即家训主题上。
《武王家教》“借名经典云”的编撰方式，其内容却是作者摘编、改写其他相关典籍和流行语中的谚语、俗语之类，与借名典籍关系不大。如第六问太公对答中所引《庄子》云：“穷巷莫立，他墙莫窥，他弓莫挽，他马莫骑，他儿莫抱，道理长为。他墙莫窥，自慎防之。他弓莫挽，岂自张；他马莫骑，量自伤；他儿莫抱，岂惊忙；他事莫知，无祸殃。”此段仅见于P.5546+P.4899《武王家教》，是后来增补内容。这段内容并非出自《庄子》，也非庄子所说，而主要是摘引自《太公家教》。据《太公家教》云：“他篱莫蓦，他户莫窥；他嫌莫道，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愿，他色莫思；他强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其实所谓的“《庄子》云”，与《庄子》并没无实质关联，而是古代蒙书编撰的常见形式，主要是以“经典云”的名义进行说教，以提升权威性。如《辩才家教》中有《老子》云、《孝经》云，均为借名而已。显然，这种做法会使该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大为降低，自然不入流，于是抛弃摘引经典和圣贤之言的外衣，用当下时兴的四言、五言等对偶句、韵文来编撰，便于少年儿童理解和背诵，就成了蒙书编撰发展趋势。
三、《武王家教》与唐代蒙书问答体类型对比分析
《武王家教》采用“武王问太公”问答体的编撰形式，不仅是唐代问答体蒙书的典型代表，也汲取了问答体蒙书不同类型的特点，经过世人层累叠加而成。早在隋末，颜之推编撰《颜氏家训》时就采用了不少“太公曰”的形式，为唐五代“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蒙书编撰的形式提供了先例。从现存的问答体蒙书来看，开元以前有《兔园策府》《策林》《孔子备问书》《杂抄》，大历中有《辩才家教》，晚唐有《孔子项托相问书》，这些蒙书不仅跟《武王家教》编撰有密切关系，而且为我们了解问答体蒙书编撰和分析其类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可以说是变化自如，多种多样，丰富了蒙书的种类，提高了学郎的学习效果。
（一）简单问答体与《武王家教》的关系
问答体是唐代蒙书编撰的一种常见方式，早在《武王家教》成书之前，《杂抄》《孔子备问书》等敦煌蒙书便采用了这种方式。如《杂抄》“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应该就是张九龄“披览经书，略述数言”，所作《珠玉抄》。其内容相对比较复杂，涉及自然、社会和佛道、儒教等多个层面，相互杂糅，或以类分、或以字词分、或以数分、或以名物分，编辑方式杂糅诸体，多以问答形式为主，或以数字冠名罗列，颇具特点。其中，问答体以及以数字冠名，罗列德行类谚语、俗语的形式，对《武王家教》的编撰有着明显影响。
《杂抄》大量使用了简单一问一答的问答体，对《武王家教》的编撰应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杂抄》问答方式和内容颇为复杂，充分体现了问答体在蒙书编撰中的多样性。一是，以“论”字为目，连续以论三皇五帝、论三川八水五岳四渎等为目，然后再以“何名三皇”发问，随后自动对答“伏羲、神农、黄帝”。如此以“论”为目者，有十三论，然后依次问对。二是，以“辨”为目，连续以辨年节日、辨四时八节、辨杂文章起何人、辨经纬田畴阡陌、辨古人留教迹、辨金藏论法为目，然后再以“二月社者何谓”等依次发问，并答以“社者是地之主”。如此，以“辨”为目者，有六辨，然后依次对问，情况较为复杂。三是，以“何谓”为目，以“何谓羊羹不均，驷马奔郑、因谁”“何谓阴施阳报”发问，然后讲述典故的由来，并说明其中的道理，这种问答形式与唐代科举考试中的试策略有类似之处。
（二）实名问答体与《武王家教》的关系
唐代能觉大师辩才和尚在大历年间所作《辩才家教》，是学士问辩才的对答体家教，辩才者为作者僧人法号。其成书时间理论上应该早于《武王家教》别本，但尚不能确定是否早于《武王家教》的最初本。《辩才家教》对《武王家教》第五、第六问对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辩才家教》对《武王家教》第五、第六问对答内容的编撰有明显的影响。《辩才家教》的问对相对简单，由学士问辩才、辩才答曰构成，只有一级问对。对答部分有三种情况：一是辩才答曰；二是辩才答曰+偈颂；三是辩才答曰+《孝经》（或《老子》）+偈颂。第一种如“贞清门第一”：“学士问辩才：‘何名为贞清？’答曰：‘欲嗔即喜，欲恨即休……负心必见怨仇。’”第二种如“四字教章第十”：学士问辩才曰：“四字言教，有何所得？”辩才答曰：“四字教中，非常利益。偈曰：‘人栽香树，肯生荆棘？……人行恶愿，祸必来积。再劝殷勤，自须努力。’”相对而言，四字教章中辩才对答只有“四字教中，非常利益”八字，实际上只有“非常利益”四字，真正的对答是借助“偈曰”完成的，四字句的“偈”文才是重点。第三种情况为“劝善门章第三”“积行章第五”。如“积行章第五”云：学士问辩才曰：“何名为积行？”辩才答曰：“积行防衰，积谷防饥……终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即]有余。《老子》云：‘一朝不洗面尘生，一日念善诸恶超。时人只[解]水洗面，不解用善[净]其心。’以偈[颂]曰：‘家教看时真似浅，款曲寻思始知深……贱人贱薄轻文字，贵人贵即重如金。’”这种对答方式是《辩才家教》三种对答的复合式，包含了辩才对答、《老子》云、偈颂三种形式。严格地讲，其实都是辩才的对答内容，但表述方式有所不同。笔者所言“辩才对答”，是指《辩才家教》中采用的四至七言对偶句；偈，佛教术语，意译为颂，简作“偈”，类似于诗的有韵文辞，通常以四句为一偈；所谓“《老子》云”，其实是借“老子”之名而已，其所云“一朝不洗面尘生，一日念善诸恶超。时人只[解]水洗面，不解用善[净]其心”，明显为佛家劝世之语，与道家没什么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武王家教》第六问“欲教子孙如之何”，虽与《辩才家教》的“积行章第五”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有所不同，在太公对答内容中加入“《庄子》云”，与《辩才家教》中辩才对答的“《老子》云”和“《孝经》云”性质基本一致，也是编者借《老子》《孝经》云之名而已。如《武王家教》第六问的对答借《庄子》云：“穷巷莫立，他墙莫窥；他弓莫挽，他马莫骑；他儿莫抱，道理长为；他墙莫窥，自慎防之；他弓莫挽，岂自张；他马莫骑，量自伤；他儿莫抱，岂惊忙；他事莫知，无祸殃。”其实这些话是摘编、模仿《太公家教》的相关内容，对《武王家教》前四问进行总结、提升和补充，与《辩才家教》中《老子》所云明显为佛家劝世之语，与道家没什么关系，两者道理一样，但略有差别。《辩才家教》中《孝经》《老子》所言内容，基本上是辩才用自己的语言和想法来论述的，相对而言逻辑更严密，更有说服力。《武王家教》第六问借《庄子》云的编撰方式明显受《辩才家教》影响，只不过将《老子》改为《庄子》而已，内容则是根据自己需要摘编、改写俗语所致，与《辩才家教》有所区别。
与《武王家教》相比，《辩才家教》每章都是针对学士所问，进行说理论证，逻辑严明，几近单独成章，说理透彻，劝说意味强，近乎谆谆教导，符合家教、家训多由家族中有地位和社会阅历长者编撰的特征。
（三）借名问答体与《武王家教》的关系
唐人借名孔子、周公、项托等古代先贤名流之间的问答，构成问答体来编撰蒙书，目前有两种：一是《孔子项托相问书》，以故事赋的形式，通过孔子与项托相互问答，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深奥道理，便于儿童学习。二是《孔子备问书》，以孔子问周公的简单问答形式，逐一问答，讲述各种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道理和制度。
1.《孔子项托相问书》
张鸿勋认为《孔子项托相问书》是一种俗赋或故事赋，且其形式同汉代大赋的典型形式，内容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简涛认识到《孔子项托相问书》与《燕子赋》具有相似之处，是以广博的知识进行问答的形式和最终弱者战胜强者的结局。显然，《孔子项托相问书》中所体现的弱者通过智慧战胜强者，对激发儿童的学习和求知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孔子项托相问书》采用孔子、项托相互问答的形式编撰，在现存蒙书的编撰中尚属首创，非常有创新价值。从文体上来讲，《孔子项托相问书》作为变文、俗赋、故事赋都有各自理由，但从编撰体例上来讲，主要采用了问答体。从使用来讲，主要作为蒙书使用，此书在唐代就被学郎广泛使用。兹援引其中一则：
小儿却问夫子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夫子对曰：“鹅鸭能浮者缘脚足方，鸿鹤能鸣者缘咽项长，松柏冬夏常青[者]缘心中强。”小儿答曰：“不然也！虾蟆能鸣，岂由咽项长？龟鳖能浮，岂由脚足方？胡竹冬夏常青，岂由心中强？”
从本则内容来看，项托通过问孔子有关动植物之间的一些特性问题，难倒孔子的故事，讲述一些相关知识和道理。《孔子项托相问书》以项托挑战儒家权威孔子的立意，通过两人相互提问对答的方式，在给读者讲授各种知识、道理的同时，不失鼓励儿童对先贤质疑，敢于挑战权威，学会思考，勇于提出超常问题，超过老师和先贤，充分体现了唐代思想开放的一面，极大丰富了创新思维、超常教育蒙书内容。
2.《孔子备问书》
《孔子备问书》借名周公注，以孔子问周公的简单问答形式，逐一解答、讲述有关天文、地理、时令、典章、名物、阴阳五行、经籍、人物、伦常、神道等各种知识、道理和制度，包含了自然、社会和儒佛道内容。如：“问曰：天何以圆？地何以方？答曰：天不圆，无运动；地不方，何以安靖。”“问曰：何谓三纲？[答曰]：君臣一，父子二，夫妻三，此为之三纲是也。”或省去问答就成为：“何谓六支？君一，臣二，父三，子四，夫五，妻六，此之是也。”
与《武王家教》相比，《孔子备问书》起首句为“孔子周公曰：何谓天地？答曰：运气未分，幽幽冥冥……吾今为从，以知根本”。学界一般将“孔子周公曰”理解为孔子问周公，可以理解为先秦以来遗留的“武王问太公”“武王问周公”的遗风，犹如《武王家教》摘引《六韬》之“十盗”中“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
《孔子备问书》若去掉篇名中的“孔子”、标题下“周公注”，以及首句“孔子周公曰”，基本不影响文义，反而跟《杂抄》的编撰体例十分相似，两者相互互补，收录名词、名物各有差异。
（四）对策问答体与《武王家教》的关系
唐代蒙书编撰常见问对体，与科举考试试策文体很相似，《策府》和《兔园册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唐代科举考试诸科考试都离不开试策，特别是唐初秀才、明经、进士等最具影响力的科举考试科目，考试的决定性项目就是试策，因此策问和对策，必然就成了学郎学习的重要内容。试策文体，就是典型的问答体，分策问和对策两部分，各自都有明确的结构，虽然不同科目试策在唐代前后期变化较大，基本上向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格的方向发展。就对策而言，大致有策头、策项、策尾，有个基本结构，除去开头“对曰”和末尾“谨对”，就是一篇小的议论、叙事文。在学郎学习的初期，蒙书的形式较为简单，策问基本从一两句开始，对答也相对简单。如敦煌文献中发现的BD14491+14650《策府》，就是唐初为学郎编撰的学习策文蒙书，即范文。其“修礼让息逃亡”条云：
问：修何异术，得民知礼让，以息逃亡。
某对：某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先；国以民为基，民以食为命。故移风易俗，以乐为先；安上治民，以礼为本。所以火帝之后，教耒耜之方；云师之皇，道六书之典。使人知礼让，家给千箱。然后简茂戚以临邦，选懿蕃而莅俗。诛豪恤弱，镪负知归。何亡叛之有乎，岂黔黎之不足。谨对。
若去掉结尾的“谨对”一词，与《辩才家教》和《武王家教》第五、第六问的对答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家教类蒙书设问的主题，大多与家训、教化有关。策问主要用来科举考试，所问内容定然是有关治国安邦之策、用人之术、军谋远略，对策更需要对答者饱读诗书，解决设问良策嘉言，引经据典，文采飞扬，多为骈文，以展现雄才大略。蒙书对答多以摘引谚语、俗语，用通俗易懂四、六言对偶句、排比句，加以简单押韵，凑成短文，往往缺乏逻辑性和高度，相对浅薄，与对策类蒙书还是有较大差距。根据笔者研究，《策林》仅存策问30条，对策多在250字以内，比较适合初学者即学郎模仿，而《辩才家教》《杂抄》《孔子备问书》《孔子项托相问书》等蒙书采用问答体，除了受传统诸子典籍编撰的影响之外，也是有意迎合科举考试策文需求，便于帮助学郎学习策文，或养成应对意识。
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兔园策府》，就是学郎、学士对策的范文，属于应试范文。因此，对策相对篇幅比较长，均为骈文，引经据典，逻辑严密，与蒙书编撰中的问对体无论在内容、语言和格局方面都差距较大，不能相提并论。但科举考试中的策文本质上仍是问对体，唐代蒙书编撰中大量出现问对体，应该与科举试策有很大关系。
四、结语
《武王家教》是中古时期流行家训、类书编撰的产物，其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编撰而成，兼采经典摘编，融汇“家教体”编撰优点，汇集成了最终的版本。其编撰特点、不足及其影响，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武王家教》最大特点就是以“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并以此冠名“武王家教”，先后问了七大类问题，逐级深入，以问答形式分别问答了十五类问题，指出人生尊卑、贫富、寿命长短、成就和子孙教养等，取决于七十一条不良、不当行为举止。具体来讲，前五大类“武王问太公”的问答体，基本上是从《六韬》《云笈七笺》《义山杂纂》《杂抄》等典籍、蒙书和俗语中，摘引当时流行的、有关修行的俗语、谚语内容，在保持原有语言风格的基础上，以数字冠名，分类排序，以方便子弟学习和记忆。
其次，针对《武王家教》前四问对答基本上以数字冠名、分类罗列、缺乏深入主观评论、深度不足、主题涣散的情况，第五、第六问太公对答部分借用《太公家教》《辩才家教》等常用“家教体”，即采用四言、五言、六言韵文编撰方式，用大量排比句、对偶句，对前四问包含的七十一条对答内容进行总结、提升和补充。
最后，利用经典摘编补充、提升家教功能、明确主旨。第四问太公对答内容末尾有“《礼记》云”“《庄子》云”等经典摘编内容，为总结和补充前文问答部分内容，最初本《武王家教》只此，可称为简本，而S.479本有《礼记》云，而无《庄子》云，亦可佐证经典摘编部分很可能是后加的。基于问答体缺乏逻辑性、深度，以及劝诫、说教功能的问题，P.5546+P.4899别本增补的第六问，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其权威性，模仿《辩才家教》问对体中“借名经典云”的方式，增加了“《庄子》云”部分，实为对《太公家教》等蒙书相关内容和流行谚语、俗语的摘编和改写，与《庄子》没有太大关系。
《武王家教》问答体远受《六韬》之“十盗”相关句式影响，近习《辩才家教》《杂抄》问答体。其以数字冠名事类、分类罗列的编撰方式也是受《杂抄》《六韬》之“十盗”等相关蒙书、典籍以及流行俗语影响，该蒙书编撰方式十分特别，值得深入探讨。唐代蒙书中，问答体的流行还与科举考试有很大关系，唐代科举考试无论常举和制举考试，绝大部分科目要试策，试策主要采用的问对体，相对蒙书问答体而言，多有固定格式和套语，但基本问答模式是一致的。因此，蒙书中出现多种多样的问答体，对儿童练习对策写作有很大帮助。即便是《杂抄》《孔子备问书》《辩才家教》等问答体蒙书，对学郎练习语句对仗、对偶，以及对策，学习作诗赋等也都有很大裨益。
唐代问答体蒙书编撰具有多样性，丰富了家教等蒙书、家训的编撰形式和内容，数字冠名事类的编撰方式不仅继承、总结了中国古代很多专有名词、分类事项的传统，而且将相关事类、名物加以归类，用数字冠名，条目清晰，不仅便于记忆，大大提高了童蒙教育的效率，也有利于对子弟进行家教和训诫。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41-152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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