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元，王怡倩 |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痛点、短板与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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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痛点、短板与软肋
作者简介
陈武元，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兼任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教授、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厦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等。主持国家级、部省级课题多项；已出版专著2部（《私立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与政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探索》）、译著3部（《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题》《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向》），并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大学论集》（日本）《大学财务经营研究》（日本）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80篇；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
王怡倩，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人才培养是高校存在之本，是高校的“首要职能”和“根本职能”。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校人才培养能否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再度引发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反思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批判性思维缺失、学科知识单一、阅读能力不足等问题深刻影响着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应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教师等多角度强化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加强多学科知识传授、重视大学生阅读习惯养成，以期解决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痛点、短板和软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批判性思维；多学科知识；阅读习惯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人才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它既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又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作为人才培养的高地，高校理应以服务国家为使命，积极回应时代发展要求，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批判性思维是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核心，多学科知识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知识基础，阅读习惯是批判性思维养成的行为保障。但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人才培养的探讨和政策关注多囿于学科建设、培养模式、教学改革以及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层次学生的人才培养问题，而对“批判性思维”“多学科知识”“阅读习惯”的关注度不高。大量数据及事实显示，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存在“批判性思维培养缺失”“多学科知识传授不足”“阅读习惯未受重视”等痛点、短板与软肋。下面，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痛点：批判性思维培养缺失
无论是处于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还是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都始终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核心力量。在精英阶段，由于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极其有限，其人才培养质量无人质疑。但是到了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其人才培养质量开始为社会所质疑甚至诟病。
诚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普及化阶段，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达到909万。但审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不难发现，我们的培养方式未发生根本性变革，除了借助信息技术发展在教育技术层面部分引入慕课或翻转课堂教学之外，在专业设置、教学组织、培养方案、教学管理制度、课堂教学、通识教育等方面变化不大。正如邬大光教授所言，我国高等教育依然属于第一代特征。延续精英教育阶段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方式仍是主流。而无论是关于美国雇主的调查，还是英国的政府报告《学习型社会中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和澳大利亚的政府报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评论》（Review of AustralianHigher Education）都提出，批判性思维是21世纪毕业生所必需的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广泛采用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成为常态，但在我国高校却仍处于探索阶段。近日，发布在Nature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学生学业表现的大规模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入学时，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美国学生差距不大，明显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但在大学毕业时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下降，能力水平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四国学生中“鹤立鸡群”。可以说，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不太重视批判性思维培养问题，或者说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缺失，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痛点。
在西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就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问题。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教育哲学家恩尼斯（R.H.Ennis）在1962年就强调归纳性推论在“批判性思维”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正确地评价命题”。1987年他把“批判性思维”界定为“相信什么、聚焦什么的合理性、反省性思维”，强调了“合理性”“反省性”“目的性”“相信什么、决定做什么”四个特征。加拿大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希契柯克（David L.Hitchcock）归纳出批判性思维的构成要素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类型；适用于所有主题内容，包括反省、回顾和悬置判断；好的批判性思维是合情理的；批判性思维包括细致考虑证据；以做出确切的判断为取向；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只要条件适当就批判性地思考；一个批判性思维者拥有相关的知识、技能、态度和性情（行为倾向）。2004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24届批判性思维国际研讨会规定了批判性思维的工作定义：批判性思维是积极地、熟练地读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支配信念和行为的那些信息的过程。巴内特 （Ronald Barnett）认为批判力包括三个要素：批判性理性（critical reason）、批判性自我反思（critical self-reflection）和批判性行为（critical action），它们分别指向批判力发挥作用的三个领域：知识（knowledge）、自我(self)和世界(world)。他指出，学术界对批判性思维的界定是狭义的，将其限制在知识的范围内（即批判性理性）。高等教育的问题在于只强调让学生主要接受批判性理性的训练，而没有强调批判性自我反思和批判性行为的培养，即学生仅学习如何批判地发展知识，而不是反省自己和他们的世界观。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教师和学者）应承担的责任要比传授论证技巧、促进理性反思甚至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范围更广。
综观西方学者关于批判性思维在内涵、属性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论争，在个体维度强调思维技能，在社会维度强调社会参与。在通用性方面，尽管在不同学科中理解和实践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存在差异，但仍存在跨学科因素，其发展形式可能因学科产生很大差异。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不仅可以教学生如何展示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也可以促使学生了解自己，形成对世界的批判性取向，同时表现出对既定规范或做法的社会政治立场。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而且还要促使他们成为具有批判力的批判者。批判性思维教学应该教会学生更多地了解思维方式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加敏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限制或不明智使用思维技能的环境因素。
在我国，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李培根院士是国内较早关注批判性思维问题的科学家，他在该校“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曾发表题为“批判性思维与我们”的演讲。李培根院士认为：批判性思维要建立在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需要独立自由的精神，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关于理性，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中理性更强调“适应”，这对于“进步”和“发展”是有某种局限性的，在科技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的征服”，这就需要批判性思维。关于逻辑，西方自然科学就是在逻辑规范性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对西方而言，中国这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落后的。逻辑的规范性、理性的思维就是要求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从其阐述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批判性思维的核心要素是逻辑性、独立自由、人文精神、理性的征服。而这些核心要素在我国大学毕业生中是比较欠缺的，这从中西方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比较中可以得到验证。我国大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工具来对待，教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在这种培养模式中教师自己也成了教书的工具，而教师对自己在人才培养中的角色却鲜有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很难培养出具有较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才。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规模扩张迅速，用不到20年的时间，快速实现了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再到普及化阶段的过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高校向社会输送了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说现在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基本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下面我们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分析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在应对疫情问题上的种种表现。批判性思维强调在不断的质疑、辨析、推断、反思中寻求真相，这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专业性要求相契合。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新闻数量惊人，新闻报道伦理问题也更加凸显，主要存在片面思维下的失实、错误价值判断的思维、非理性传谣等问题，断章取义、人云亦云，利用情绪主导舆论走向，暴露出媒体在真实性实践方面存在极大的窘境，而其中因缺乏批判性思维而导致的专业伦理丧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暴露了缺乏批判性思维对于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和普通民众的负面影响。疫情之初，一旦有专家说哪种药或者药材可能对新冠肺炎治疗有帮助，马上就会出现脱销的情况，如金银花、板蓝根、双黄连等药品都一度脱销；疫情期间还出现食品抢购、物价疯长的情况；有的自媒体利用个人所接触的片面消息或者道听途说，揭示所谓的“内幕”，煽动大众不安情绪。这些只能说明其缺乏应有的常识和逻辑，批判性思维能力不足。
与之对比，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手段方面，疫情之初正值新年春节期间，为了防止人员流动造成的聚集传播，多地即使没有疫情发生依然采取小区封闭式管理、农村封村封路，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幸这种状况持续时间不长。短短几个月时间后，“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的联合使用，“双管齐下”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道路通行、出入境等方面提供科学精准的技术支撑，为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更保障了2021年春节及各节假日期间人员的有序流动。这正是充分利用批判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典型案例，也是公共卫生与信息工程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有效实践。关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诸多国内外理论探讨，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公民批判性思维现状的研究都表明，培养媒体和公民的批判性思维任重而道远。而这恰恰暴露了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够重视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问题。
针对这个痛点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尽快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纳入官方文件并加以大力推动，建议可将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其次，高校要从观念和行为上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强调批判性自我反思和批判性行为的培养，同时要尽快修订培养方案，结合专业特色在课程设置上增加通用思维技能课等通识教育课程，在教学方式上大力强化探究式、小班化等教学方式。再次，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借助各种渠道和外部力量促使教师知识观念更新、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技能的提升，引导教师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积极投身到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转变教学观念和方式，注重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同时改革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大留学归国学者的引进力度。最后，有条件的高校要加大力度派遣在校生赴发达国家著名大学进修、访学、短期学习交流，博采众长。扎实推进，久久为功，若此，便能最终消除这个制约提升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痛点。
二、短板：多学科知识传授不足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源于社会需求的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分类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产生，乃至新兴学科的产生，大多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渗透的结果。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割为单独的学科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当人们认识的物质世界已经从连续链条发展到系统、网络和规律之时，学科由分化转向综合、交叉就日益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美国学者克莱恩（Julie T.Klein）所言：“20世纪后半期，随着异质性、杂糅性、复合性、学科互涉等成为知识的显著特征，学术机构的‘显结构’与跨学科的‘隐结构’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20世纪中叶开始，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科学知识的发展，促成了更为完善的学科结构体系的探索建立，“人类知识的树状结构将逐渐被知识的网状结构所取代，人类知识的整体性将逐渐得以恢复或重建”。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发展趋势，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要进行满足学科综合化发展的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的跨学科人才，在新型前沿交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组建交叉学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这强调了学科交叉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要求各学科内部更加注重学科间的相互交融与协同发展。
综合性人才、复合型人才是多年来我国人才市场的“紧俏货”，而我国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普遍存在“知识面不够宽，综合能力不够强”的问题却长期为社会所诟病。在前述四国对比研究中，研究人员认为中印俄三国的STEM本科生普遍比美国学生少修读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是导致学生批判性思维下降的原因之一。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在美国大学无论选择什么专业一般在大学前两年会接受博雅教育，但在中国一般理科学生进入大学后除了几门公共课，其他都是专业课程，导致目前中国理工科学生在就业中的能力缺陷。可见，多学科知识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知识基础，而这个短板在这次疫情中再次展露无遗。
这里以中医药人才培养为例加以阐述。众所周知，中医对瘟疫疾病的研究源远流长，特别是在西医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抗疫相对于西医具有恒久的优势，应当成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早期，湖北省作为主疫区在2020年2月11日前中医药参与率仅为30.2%，其优势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对于疫情治疗应发挥的作用不及时、不充分、不全面。中医在临床上的全面深入介入还远远不到位，这也反映出中医人才培养规模不足和能力短缺问题。对比其临省，河南省积极落实中西医协同机制，实行中西医双管床模式，中医药深入介入诊疗过程，截至2020年2月28日，中医诊疗指导重症率100%；1272例确诊病例中，应用中医药1256例，中药参与比例达98.74%，1161例治愈出院病例中，中医药参与1153例，参与率99.31%。根据《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0年末全国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为82.9万人，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的6.15%。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医药人才培养规模远远不够，即使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短期激增需求，中医药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也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中西医并重”方针已提出多年，但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仍面临资源总量不足、临床教育资源有所不足、结构有待优化、合作性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结果缺乏共识、缺乏国际化标准等问题与挑战。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医教育不能固步自封，应大力建设中医特色新医科，积极探索医、工、理、文等学科交叉融合的教育模式，培养“中医+”“+中医”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这个问题，是苏联模式留给我们的“负遗产”。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全面移植苏联模式，实施专业教育。这种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各行各业输送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在承认苏联模式的“专业教育”为我国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它的“缺陷”无疑也给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校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而且至今我们还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高等教育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摈弃苏联模式，向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模式学习，力图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等宏观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上却改得不多，变化不大，苏联模式留下的“后遗症”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专业之间的壁垒依然森严，多学科或跨学科交叉融合举步维艰，课程设置变化不大，通识教育进展缓慢，等等。如果说前工业化时代实施专业教育还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那是因为当时的高等教育仍处在精英教育阶段，是人才的稀缺性掩盖了专业教育的“缺陷”。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由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继续实施专业教育显然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为此时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甚至是普及化阶段，专业教育的“缺陷”已经显露出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力提倡通识教育就是例证。未来进入智能化时代，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断深化，高校人才培养必定会更加重视通识教育，而且可能需要的是升级版的通识教育。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度，对本科教学质量实施每5年一轮的合格评估或审核评估。前几年开始强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9年教育部更是加大对本科教育的管理力度，下发多份文件，力度前所未有。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始终处于改革状态，但实事求是地讲，前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为规模扩张而改革，近几年才开始转向重视教育质量提升。但是，教育质量提升并不像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那样容易立竿见影，改革难度大收效慢，对此我们既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因为这个问题既与改革难度大有关，也与大学教师的成长经历和能力有关。改革难度大的主要原因包括：专业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历史惯性大；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卖方市场”，改革动力不足；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色彩浓厚，上大学就是为了就业乃至就好业；等等。而在对人才培养起关键作用的大学教师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仍属于第一代特征，尽管近十几年来，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大学教师越来越多，但与本土培养起来的大学教师数相比，有海外学历背景的大学教师数依然占比偏小，因而现在的大学教师几乎是在专业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且，从2003年起，我国高校开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主要强调绩效管理，而绩效管理的结果便是强化了科学研究，因为教师评价体系中科研指标容易量化，而不易量化的教学工作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教学工作成了“良心活”而不是“用心活”。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始终走不出苏联模式给我们留下的“车辙”。深受专业教育观念影响的我国高校如何能培养出“专业知识面宽、多学科知识丰富”的高水平人才？哪怕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专业基础够扎实，也难免因知识结构问题而影响到其知识的整合能力。如此，既制约了人才知识迁移能力的提升，甚至还可能给其留下“常识性”空白。这种“常识性”空白而导致的严重失误，在这次疫情中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短板。
针对这个短板问题，笔者建议：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学科专业目录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淡化“专业”的功利性色彩，充分发挥各行各业专家的集体智慧，根据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提前谋划布局，致力于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其次，高校要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强化跨学科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在资源配置上向跨学科交叉学科倾斜，在绩效考评方面制定有利于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的相关制度，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交叉学科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力度引进具有跨学科或多学科专业背景的教师；最后，大学教师要增强跨学科交叉学科意识，通过参与重大课题研究，加强与不同学科专业教师的联合攻关，不断提升自身跨学科交叉学科专业知识，扩大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野。
三、软肋：阅读习惯未受重视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然而，《2020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仅为59.5%，其中有11.6%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有8.5%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可见全民阅读现状堪忧。虽然政府关注的是全民阅读，但对于处在阅读关键时期又拥有相对较高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更应该自身重视阅读、提高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是衡量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也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阅读是更新知识的重要渠道，是提升知识迁移能力的基础。一个人若未养成阅读的习惯，是很难能够及时更新知识的，更遑论知识迁移能力的提升。宋代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不读书的人随时会被时代抛弃。当下乃至未来，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査颖博士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的阅读参与和大学的阅读支持现状均甚为堪忧。大学的阅读环境和阅读互动都不够理想，各种校园阅读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待提升，并且大学生的参与度很低，阅读课程开设率仅达11.8%。根据麦可思多年调研结果可知，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自2012届开始稳定保持在70%左右，且毕业五年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降低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高校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并不高，且在毕业后呈现日益下降趋势。面对这种变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养成大学生的阅读习惯，才能依靠不断更新知识应对这种变化。从现实情况来看，“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么，“外行”怎么能够领导“内行”，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更新能力。由“外行”尽快变成“内行”，需要养成阅读习惯。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个别地方卫健部门负责人在接受上级督导组的询问时对该地疫情防控情况“一问三不知”，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能作出准确报告，是其中的负面典型事例。实事求是地讲，干部多岗位锻炼是中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这种“做中学、学中做”的培养干部方式，在中共发展史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有效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办法。当然，这种培养方式对一些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会构成一定的挑战。如果高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在学期间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那么在遇到岗位轮换时就会表现出知识更新能力弱或知识迁移速度慢的问题。这在平时工作中或许看不出来，但是在遇到紧急重大事项时就会给事业造成损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钟南山院士敢医敢言，不畏耄耋之年的高龄，镇静自若地披甲上阵，第一时间站在公众面前，讲真话、办实事，一锤定音，提出存在“人传人”现象，强调严格防控，呼吁“戴口罩，勤洗手，少串门，别扎堆”，领导撰写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在疫情防控、重症救治、科研攻关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钟南山院士在谈关于教育和学习的见解时寄语莘莘学子：“学习最重要的是学好基本功，同时还要保持好奇心，而在基本功里，学好语文最关键。学好了语文才懂得如何对事情进行分析、总结、综合。”这其中，语文学习的首要就是要学会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踏踏实实地积累。正是这样，钟南山院士才能够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利用专业知识第一时间作出专业判断，在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作出巨大贡献。
我国历史上的伟人大多是有阅读习惯的，开国领袖毛主席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无论战争打得多么惨烈还是处理繁重的国事，毛主席总是与书为伴。正是他的这种好习惯，使其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而且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但是，受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很多高校至今仍存在使用“一本书”培养学生的方式，课堂教学按照“一本教材”进行、期末考试按照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进行。教师对学生要求就是上课认真记笔记，期末考试只要复习笔记就可以通过考试甚至能够考高分，而平时对学生却疏于布置阅读材料。这种培养方式导致学生知识面窄、分析思考问题能力不足。这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显著差别，也是两者差距之所在。从欧美发达国家学成归国的学者或相关资料中我们都可以得知，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校都十分重视大学生的阅读，每门课程教师都会给学生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学生在课后都要花很多时间进行阅读，否则上课过不了关，更遑论期末能够通过考试，得高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通过对比中美名校阅读榜单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生阅读最多的是经典的政治学、哲学著作，而这些经典书目，很少出现在中国大学生的榜单中；中国的大学生较少阅读有想象力、有国际视野、综合类或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阅读榜单的差异，一方面折射出中美大学在教学模式上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大学生阅读质量和水平不高。
在20世纪90年代前上过大学的人，在大学期间普遍会认为，只要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基本上够他一辈子使用。但是90年代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管理日益复杂多变，在大学中学习的知识不仅用不到一辈子，甚至不到三五年就会显得落伍。如果在大学里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所获得的知识在毕业后就会很快老化，新知识的补充就会不足，久而久之，其分析判断能力就会下降。若此，不仅自己的履职能力会不断下降，有时甚至会给国家和社会事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各级干部的履职能力是一大考验，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作用也是很大的。这个启示昭示着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要特别注重养成学生阅读的习惯。阅读习惯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阅读习惯是否养成，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正如李培根院士所言，学习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什么？不是取决于正式学习能力，而是取决于非正式学习能力。这个非正式学习能力，主要指的就是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但是，反思现在我国的高校人才培养，实事求是地讲，养成学生阅读习惯总是被忽视的，或者说重视不够，似乎阅读习惯的养成仅仅只是学生自己的事。高校及其大学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就能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这对于提升他的知识迁移能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极有好处的。有人认为，鼓励广泛阅读，容易使学生学习的知识碎片化，把碎片化知识看成是负面的。诚然，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完全不成系统、完全是碎片的，那的确是有问题的。但是，既然大学生是在某一个学科专业领域中学习，就意味着他已经在某一个系统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之中，那么碎片知识的补充就显得很重要。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学生从互联网上“大浪淘沙”捕捉有用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学习，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途径。那么，我们的教材怎么去适应互联网的影响？增加一些阅读材料、延伸阅读，实际上就是使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总之，养成大学生阅读的习惯，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是比较不受重视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软肋。
针对这一软肋，笔者建议，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列一份可供大学生课后阅读的涵盖各学科经典著作的目录清单；其次，高校要在这份目录清单基础上，根据各自的校情适当增列书目，开设阅读指导课程，鼓励图书馆和二级学院开展以培养阅读习惯为目的的“全校读书月”等习惯养成实践活动,营造全员阅读的学习氛围；最后，任课教师也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阅读校版经典著作，并将阅读情况作为考核考试成绩的一部分，鼓励教师举办定期或不定期的“读书沙龙”，在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中培养阅读习惯，增进对学术知识的拓展和深刻理解。
四、结语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长，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再到普及化阶段，我们只走了20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起源比我国要早得多。我国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同时，加快补齐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短板。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我国在短短不到40年（从1985年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算起）的时间内建起了世界第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大刀阔斧的管理体制改革，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应该说在宏观管理层面我国的改革可圈可点，在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上也在积极推进。从总体来看，到目前为止，在专业设置、教学组织、培养方案、教学管理制度等所谓“器”的改革方面，相对比较重视，下的力气比较大，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像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注重多学科知识传授、大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等所谓“道”的方面却总是被不自觉地忽视，或者说重视不够。“器”与“道”的关系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有如“刀”与“刀柄”的关系，“刀柄”缺失或有短板，“刀”的功用必然会受影响。
总而言之，高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也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重要场所，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永恒追求的目标。以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契机，真诚希望将批判性思维培养、强化多学科知识传授、养成大学生阅读习惯等尽快纳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坚持做下去，而且很用心去做的话，不仅会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起很大作用，相信对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教育教学研究》专栏，第72—8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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