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 怀柔“蛮”“夷”：岭南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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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蛮”“夷”：岭南现代文学的
现代性建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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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在致章廷谦的信里说,“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其实这也是部分对广东文化气质的一种观察和建议。该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所推进和阐发：岭南现代文学的建构策略中除了继承鲁迅先生的高屋建瓴，也要洞悉其不见，同时更要对“蛮”的内涵加以再现与充实，而且更进一步，还要加上“夷”的视角和对策，这样才能有所突破。
作者简介
朱崇科，山东临沂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华文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学、台港文学)，在上述领域出版独著11部，单篇论文200余篇。
摘要：颇有历史的岭南现代文学和相对新颖的大湾区文学概念高度交叉，激活前者的内在活力对于后者的丰富与深化不无裨益。从现代性建构角度思考，宏观理路其实就是策略上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世界，同时面向上必须认真兼顾历时性、空间维度以及可能的内涵和外延融合创制。经由提倡“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巨匠鲁迅个案，我们可以还原并探讨岭南文化的有关文化特质及扬长补短策略，而重点强调的是紧靠丰富雄厚的中华性。著名作家黄谷柳个案返观了岭南（含香港）自身“蛮”的发展与进路，其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粤方言+现代汉语的操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也当然关涉了独特的文化关怀。新加坡作家、学者苗秀个案的文学实践成为岭南文学可能丰富与强大的一种维度——师“夷”长技，添加了另类的视阈与对策——放眼域外，思考“蛮”如何开疆拓土乃至漂洋海外，如何灵根自植，化“夷”为友为己。
关键词：岭南现代文学；鲁迅；黄谷柳；苗秀；粤语文学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名称设立相对晚近，但它所包含的区域文学基础内容从历史时空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谓其来有自，且相对成果丰硕、引人瞩目，而有关研究也能够及时跟上。如果从现代性角度进行窄缩的话，它其实是和“岭南现代文学”重合，或者至少是高度交叉的。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定位应当不只是“岭南现代文学”的“换汤不换药”改头换面，它应该有质感和“蝶变”，新命名必须既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锐意十足的新元素，又有贯通古今的超越性。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激活其前身“岭南现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涵容性。
认真探研和剖析“岭南现代文学”的名称，若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角度思考，“岭南”“现代”“文学”每一个关键词似乎不言自明、板上钉钉、指代明确，但实际上这些名词很难被精准地予以锚定，因为它们的内涵层次复杂、指涉随时间更迭。但为了实现对其可能现代特质的精彩建构，我们必须彰显出相对科学而又深刻的对应策略。其中的“岭南”内涵必须更具包容性，它当然可以首先是地理的，但同时又是历史的，尤其是文化的，正如广东（白）话被视为南蛮鴃舌之音。但“蛮”未必就只是个文化中心/边缘区隔层面的负面指涉词汇，它也可能变成本土特质，乃至先进性的凝聚，正如沈从文对“乡下人”一词的激活与重新界定。而现代既指向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但其实又可能容纳了可选择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从而让源头相对单一的现代性到了不同的本土之后变为相互交叉又相互补充的复数名词（modernities）。
本文的标题“蛮”指（岭南）本土，“夷”则是指变异之后的（域外）现代性。怀柔“蛮”“夷”的主体自然是岭南现代文学，既有主体性又有开放性的“怀柔”的推进策略自是有其独特进路：一方面，作为曾经的“蛮”的我们要立足本土，扬长补短，强化主流中华优秀文化的滋润与涵盖，反过来丰富整体中华性（Chinese-ness）；另一方面，则是采取“拿来主义”，放眼域外，不必担心“夷”的同化，借助强大的胃、长远眼光与兼容并蓄才可能真正建构出既有中华性、世界性，又有本土性的岭南现代文学。当然，以上三者之间并非壁垒森严，也是动态的、联动的结合体。
毫无疑问，岭南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涵盖力，为方便论述及考虑到研究的可操作性，本文主要聚焦于粤语（白话）文学/文化的书写，而暂时搁置潮汕话、客家话的文化实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粤语方言文学的书写今天看来已经蔚为大观，除了多为集体创作的《粤讴》等书写，个体作家的各种实践也显得视野宏阔，甚至具有世界影响力。正如岭南文学的特质之一就是包容、开放与创新，我们的有关建构策略也与此应对，为此本文的思路是：1.以鲁迅（1881—1936）为个案，探讨岭南文化的文化特质及扬长补短策略。2.以黄谷柳（1908—1977）为个案，探讨其有关文本实践，以《虾球传》为例研究其粤方言+现代汉语的操作。实际上《虾球传》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岭南社会的生动场景，并且还有意在体裁上与当时读者喜好章回体小说的阅读习惯靠拢。如司马文森所评，《虾球传》中的方言使用不多但仍让粤语区读者感到亲切、容易接受，“就因为它的人物、生活、背景，是为他们所易于了解的。表现形式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3.以新加坡作家、学者苗秀（1920—1980）为例探讨岭南文学的可能扩张与强大，并为之添加另类的视阈与对策。
一、补足精“华”：鲁迅个案
表面上看，只在广州待了8个多月（1927年1月19日—9月27日）的鲁迅似乎只是个过客，而实际上则不然，从鲁迅的主体视角和思想转换出发，在此片热土上生出了“广州鲁迅”。而若从岭南主体的角度来看，鲁迅的整体思考既有不容抹杀的洞见，也偶有不了解本土语境产生的不见，但无论如何，他对岭南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蛮”的辩证
简单而言，南蛮原本是北方尤其是中原人或统治阶层对岭南的蔑称，也是一种文化或政治中心/边缘关系/地位的区隔乃至歧视。但到了近代岭南崛起以后，“蛮”也变成了戏称或可以化用的中性乃至褒义概念。比如鲁迅先生在比较现代江浙、广东两地对人才的接纳态度时，在给章廷谦的信函中指出：“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蛮”的辩证。
一方面，“蛮”彰显出岭南整体上质朴、务实的精神特质。岭南地区地处南荒，受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影响不太强烈，有关伦理道德至上的渗透也不彻底，也因此多了些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务实性和灵活性，不必过分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而在中原文化传承者和捍卫者看来，岭南似乎因此有了蛮气。比如鲁迅就指出他所居住的大钟楼附近的底层人的聒噪与活力四射：“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这是底层，而若从青年学子角度看的话亦然。比如和鲁迅先生一度极为密切的广东青年廖立峨（1904—1962）个案，亦有不少论据：想做“义子”的他爱憎分明，做粉丝时兢兢业业，在厦门和广州时不仅帮助鲁迅处理不少麻烦的琐碎生活事务，而且也在重要关头可以站在鲁迅立场发言、抗议，甚至不怕被有关学校开除；上海时期，他即便是痴心想借义子名分谋财或不得不分道扬镳，亦有其可爱的傻气和蛮气。
另一方面，“蛮”亦有蛮的荒芜性特征或实际弊端，其中就包含了对“新”或现代性、革命性吸纳不够的单薄与粗糙。比如鲁迅先生就敏锐地将之归结为“红中夹白”，貌似“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亦可能变成反革命策源地，嗣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就非常犀利地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当然，这种蛮荒也呈现为对优秀精英文化的漠视，有文化沙漠的迹象，也暗含了部分国民劣根性。从此角度看，彼时的广州毕竟还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二）本土省思
赵稀方研究员在探讨黄谷柳与香港作家舒巷城作品中呈现出的本土性差异时曾经相当精彩地指出：“表面看起来,《虾球传》地方传奇色彩浓厚,而《太阳落山了》显得平淡，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们称《虾球传》富于地方色彩，却称《太阳落山了》为香港本土文学，因为地方性在此已不是一种色彩，而是血肉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本土也是流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一旦加以置换，则必须进行更精细与别致的省思。
虽同属岭南，1927年的广州与香港还是有所差别。它们在文学层面的共同发展目标却是双管齐下：既强化现代性，又完善本土性。鲁迅先生对此颇有洞见，即不管是广州还是香港都需要继续“反封建”：一方面是保持现代思想、文学与文化的日益壮大以及对旧传统保持高度的压迫性，决不能让旧有的文化糟粕或思潮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则是继续传播思想革命与现代的火种，防止革命的异化或中道失败。从此角度看，鲁迅一直在关爱本土青年，包括开设“北新书屋”提供现代精神食粮，不爱演讲的他多次演讲鼓吹号召大家继续（思想）革命以及亲自撰写作品表明心志。
但岭南亦有其复杂性，比如彼时的香港，地域上仍属岭南，但作为英国殖民统治地区，文化上有其特殊性，因此鲁迅对香港的评价亦有其盲点。香港时空文化革命的任务可谓“反帝反封建”，而其文化中既有现代性的输入，又有貌似本土封建主义的坚守。但吊诡的是，某些封建的文化却又是本土华人/港人反帝的策略与借助，毕竟殖民统治地区华人面对的首先是帝国主义文化的洗脑与压制，因此中华文化的新与旧矛盾并不像内地那么剑拔弩张。但鲁迅先生之于香港的认知和统治结构判断是犀利的，如《再谈香港》一文指出：“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努力剔除帝国主义毒素以后，中国文化的今古之争又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议题。
简单而言，鲁迅先生以其敏锐洞察力既肯定了彼时岭南的独特性，同时又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点明其不足，这对于岭南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壮大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相较而言，鲁迅毕竟在广东/岭南的时间较短，加上语言限制，这也让他无法生产出真正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正如革命文学的书写人是革命者更具说服力一样，岭南现代文学的作者主体更多是本土人或深入了解本土文化的文化人。
二、跨越连缀：黄谷柳个案
黄谷柳虽出生于越南，但在底层多年摸爬滚打的丰富经历让他对岭南文化相当熟稔，其代表性长篇《虾球传》曾经在华南地区一纸风行，在香港文学和内地作家旅港文学史上皆有一席之地和口碑。如人所论：“后来的事实更进一步证明，《虾球传》这一部旅港作家的左翼文学作品，凭借其与香港本地题材的出色融合，不仅在当时为旅港文艺界收获了来自当地读者群的广泛认可与文化界的一致赞誉，更在后来被进一步地纳入了历时性的‘香港文学’谱系中，从而使这一文本实现了彻底的‘本土化’（甚至‘本土经典化’）。”当然，如果从岭南现代文学的视角考察，其使用粤语的作家身份并无争议，无论是从文化包含还是历史现实关联上皆如此。
（一）再现本土
需要指出的是，《虾球传》对于主人公流浪的故事书写模式可谓其来有自，比如更早的《三毛流浪记》。若从宏阔的历史现实视角考察，太平洋战争以后，众多难民涌入香港，关于香港底层小人物及其生活的书写和再现其实是非常写实的，同时期的优秀作品还包括侣伦（1911—1988）的《穷巷》（1948）等。《虾球传》中的本土意蕴可谓张力十足、生猛鲜活，其中就包括粤语方言的灵活使用，如人所论：“作家能够作这种区别，写香港时，夹用香港方言，写广州时，采用广州方言, 这不仅表现出其精细，更表现出其深刻的体验。而整部小说，都是‘广味’浓郁,‘话粗理不粗’，流溢着地域色彩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给人以触手可及的真实而亲切的感受。应该说，在探索岭南文派特点方面，黄谷柳是获得了可喜成就的。”在《旧缆断 新缆续》一节中，人在香港的九婶骂九叔道：“你这老鬼，我没有见过今天这样胆小，‘萝卜头’在香港时，你走西贡走南头不怕死，今天你怕死，要断穷根，就要卖命呀，死老鬼！”这里的“萝卜头”是港人对日本鬼子的称呼。而鳄鱼头则点拨九叔道：“九叔，你听着！我们出来捞世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眉精眼企，醒定一点呀！”（《虾球传》，第74页）这些话语采用的则是两地通用的粤语。
除了语言以外，《虾球传》还有切实的地理关联，主要涉及香港、广州、、南海、江门（台山、鹤山附近），堪称小型大湾区。在相对宏观的城市连缀以外，作品亦有对城市细节或相关交通（如水道）、专业观察、风土人情的细腻刻画。比如《黄埔登陆》小节书写了鳄鱼头对广州的航道（每一个站点）谙熟于心，“鳄鱼头还有一个本领，他看河水浑浊的程度，就知道离广州白鹅潭有好远”（《虾球传》，第79页），的确是非常专业了。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还有相关文化氛围的历史再现与细描，比如主要人物与命名的岭南化、谐音（虾球，其实姓夏）、亚娣（典型的女孩子名字）、有关饮食（如牛腩粉、牛杂粉、白粥摊）等，当然还包括对各种人物角色、身份行当的处理都非常本土化，从此角度看，《虾球传》以本土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展现出了本土的风情、事务与人际关联。读者往往会觉得前两部更自然，第三部《山长水远》显得突兀与僵硬，那是因为革命与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的确不那么本土（岭南），是借助外来思想操作对本土进行拔高和升华的实践。
（二）视维展示
拙文《本土性的纠葛》曾经对本土性的层次作了简单的分析：第一是本土色彩；第二是本土话语；第三是本土视维。“本土视维是指文学书写中本土视野、思维及精神的流露与贯穿。它之所以被我认为是本土性的最高层次,是因为这种视维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自然反映(应)：无论文学文本书写内容是指向本土事件、景观、吾国吾民, 还是指向他域，本土视维都可以胸有成竹、自由自我的表达出其马华特质。”备受大众喜爱的《虾球传》则在上述一、二、三个层次皆有出色表现。因为第一层次往往显而易见，本文不再赘述。
1.“捞世界”与“叹世界”话语。某种意义上说，“捞世界”这个词彰显出江河/海洋文化风格的闯荡、辛勤与乐观期待精神。《虾球传》不只写出了1948年前后底层民众的艰辛与拼搏，包括疍民、小偷、马仔、妓女、贫苦农民和小商小贩等贱民的艰辛，而且借助香港语境，更让此话语“捞世界”显得鲜活而又深刻。如人所论：“生活在香港这个殖民地都市的小市民则不同。由于受到资本化的道德观念 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生存竞争状态之中，这样喜欢冒险，不安于现状便成了香港小市民的主要性格特征。他们不同于老舍笔下那些因循守旧、驯顺懦弱、谨小慎微的‘老中国的儿女’，他们的灵魂中充满着骚动，这骚动刺激着他们去做‘非分之想’，去捞大世界。”比如小说中的洪少奶实际上是高级妓女，但也有自己的血泪史与良知：她年轻时为挽救父亲的商业不得不嫁给富商做少妾，却爱上了挑逗她的大少爷，事发后被驱逐，也曾经自力更生几年，在香港沦陷后专属于日军少佐，战事结束后跟了鳄鱼头，而后又被马专员“接收”，实际上，身似浮萍的她再也不相信男人了。与此同时，小说中亦有及时享乐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危难时刻。小说中几个在沉船海难中大难不死的人，在平分现有财产后准备前往某地共同创业（做饮食业），谁知途中几个人管不好自己，赌博让他们两手空空，只好企图走上打劫或被迫重回卖身当兵之路。这种享受当下乃至预支未来的倾向就是“叹世界”话语的一种负面表现。
2.高扬“虾球精神”。难能可贵的是，《虾球传》事实上在“揾食艰难”的现实历练中提炼出一种不屈的“虾球精神”。如人所论，“虾球精神”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概念被提出和论述：“如果说‘捞世界’展现的是粤人在艰难生存中务实趋利的生存特色，‘虾球精神’则体现了粤人草根阶层在生存逆境中不甘随波逐流，不甘为生存而苟活，始终保持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精神。”令人颇同情却又钦佩的是，虾球历尽磨难而初心不改，在成长过程中被逼走了不少弯路却终究浪子回头。更关键的是，在内战社会这本厚重大书（饥饿、背叛、同情、邪恶、规训、纪律、贪婪等）的教育下，虾球也变得日益成熟、强壮、明辨是非却又醒目勤快。当然，“虾球精神”也是黄谷柳对自我的刻画，如夏衍写道：“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象（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这恰恰也彰显出“文如其人”的风格。
当然，《虾球传》并非毫无瑕疵，第三部的确有其游离和生硬之处。易言之，“虾球精神”的进一步升华（从善良晋升到革命的境界）并不容易，中间缺乏真正可信而又可爱的桥梁连接。本土如何走向世界，乃至引领世界潮流，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三部分对虾球的改造的确显得粗暴了些。同时需要反省的是，我们如何进一步壮大或强化本土？而毋庸讳言，广州、香港其实具有一种不同于北方大陆文化的“岛文化”气质，叶辉指出：“当然不单是语言问题或地理问题，而是一种语言与文化（词与物的互证与互补）、语言与思维（命名所意味的概念和价值）的综合关系，而且往往在地图上向标准语中心折射反馈。”
三、传承再生：苗秀个案
有论者指出：“岭南（即五岭之南）原本包括广东、广西（部分地区）、香港、澳门等地，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大多以广东置换岭南的概念，有意无意略过其他地区的文学。从文学地理学的视域观之，这些地区共有相近的气候、饮食、建筑、语言、文化，彼此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日益引发关注，广东与香港、澳门之间的互动往来更加日常而密切的当下，把香港、澳门文学纳入岭南文学的版图中进行观照和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意义深远。”实际上，岭南文化/文学的传承不只是岭南，甚至有更开阔的世界，比如北美、东南亚华人聚居的区域华文/华人文学的发展就引人注目。相较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书写中的粤籍作家分量不低，随手拈来，优秀的已故作家如铁抗（1913—1942）、苗秀、李永平（1947—2017）、英培安（1947—2021）等，中生代作家如黎紫书（1970—）等。这里选择苗秀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因为他不仅是出色的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作家，亦是马华文学史研究专家。
（一）本土混杂
祖籍广东三水的苗秀对于粤语方言创作既有实战心得，亦有学术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从新加坡立国乃至20世纪80年代南洋大学被强行关闭、“讲华语运动”开展之前，是新加坡社会方言盛行的黄金时代，而粤语在彼时的狮城流行度仅次于闽南话（含潮汕语）。
在长篇小说《火浪》中，长于使用粤语的苗秀就彰显出他的实践能力：“‘大埠比呢道山芭安全得多，那边到而今敌机连屎都没屙过一堆……哼，一日都系你低死，唔系你怕死要疏散来呢处，使乜我受呢的灾难……’那个男的可愁眉苦脸的，粒声不出。”相较而言，苗秀的粤语适用范围、程度远超黄谷柳，不只是对话，连人物的表情、动作等描写全用方言。这种做法对于懂方言的人来说可谓活灵活现、令人会心，但对于非方言区的读者则可能一头雾水。
新加坡语境已同岭南大不相同，作为对多元文化、种族、宗教等的栖居地再现，苗秀的粤语书写其实也夹杂了其他话语，比如闽南话、马来语，乃至部分英语词汇。举例而言，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鬼头德用言语羞辱不合作的赛赛：“老娘唔苏格（马来语，喜欢），你又奈乜我何！”；“丢，最醒（粤语，高贵）也不过是个打炮婆（粤语，卖淫妇）罢了，唔使咁沙尘（粤语，骄傲）哇！”这段话既使用了粤语方言，也借用了马来语（suka 喜欢）。这部分吻合了殖民地社会的典型特征，即便到了后殖民时代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就是显而易见且又深入骨髓的混杂性（hybridity）。
（二）南洋视阈
可以理解的是，苗秀笔下的粤语使用都打上了新马在地的色彩、眼光与风格。毕竟，苗秀生于斯长于斯且存在于斯，他的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体的文学再现往往也是南洋的，其《恢复自由之后》就有非常精彩的书写：“一次，后街那个‘行行嗄揾食’别人喊他做丁阿二的闲汉来吉拉店买了一包双桃牌烟卷，吉拉店头家刚刚买货回来，这个肥佬狠狠的瞪了那个丁阿二一眼，鼻孔哼了哼，忽地又神色紧张地查看店里的那些烟卷，随后便咆哮起来，‘丢那妈，那个混帐东西果然偷了一包三个五！’”这段文字同样既有粤语——包括对闲汉的形象描述（‘行行嗄揾食’），也包括骂人话（丢那妈），而“头家”一词则是来自闽南话（含潮汕话）；又有马来语——吉拉店，商店的意思，其实是马来语Kedai的闽南话音译“吉拉”。而相对于中国产的廉价“双桃”牌香烟，“三个五”则是指创牌于1895年的555香烟，是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力的著名品牌香烟。短短的一段描述非常精彩地彰显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当时的精细境遇——中西杂陈、多元并存、方言林立，当然也描绘出人性繁复的丰富张力，比如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势利分化等。
当然，苗秀的书写包含不止于粤语方言实践。作为新华文坛上相当特殊的存在，苗秀作品中的本土话语值得仔细探勘：一方面，他擅长底层书写，尤其是小偷/妓女书写堪称一绝，同时他又工于底层反思，将“问题小说”南洋化；另一方面，他又致力瞄准大时代主题（尤其是抗日题材），既能够快照大时代，同时又呈现出“此时此地”的双重认同及其吊诡。
岭南现代文学的建构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也即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结合粤语及岭南多元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兼容并蓄，注意汲取更多的现代性与世界性精华，但策略落地时又要有自己的个性。有论者讨论《虾球传》的成功时认为这是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成功：“之所以有这方面的开拓，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黄谷柳这样出身下层的作家，他本质上和人民大众相亲近。他要表现下层人民的痛苦，也势必考虑下层人民的阅读能力与文化程度。《虾球传》努力写得口语化、通俗化，和他的这种‘下层意识’是大有关联的。其次，大众化的提倡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大众化、民族化的强调，不可能不对黄谷柳这样的革命作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再次，香港小说一向有‘通俗化’的倾向。”易言之，有关建构要扎根本土，接地气、聚人气、有心气，既脚踏实地，又要高瞻远瞩，既有本土性、强化特色，又有世界性、增进共识、放眼超越。唯有如此，才能身居潮流之中又引领潮流，甚至可以制造新潮流。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文学研究》专栏，第154—16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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