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 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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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兼论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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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经济坎坷复苏。全力“拼经济”是当前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再次成为焦点。提振住房消费需求重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今年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居民收入减速、债务杠杆高企以及房价依然保持高位的前提下，房地产刺激政策的效果存疑。并且，即使能够发挥作用，其能否持续生效，也要打上问号。更遑论，由此可能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冲击。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课题组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的前提下，预计全年GDP增速将达到5.96%。进一步地，通过反事实模拟，课题组发现，相比较刺激住房消费的政策手段，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更有助于重塑消费增长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与其刺激居民住房消费，不如千方百计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后者更有助解决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痛点难点。
作者简介
王燕武，男，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龚敏，女，云南个旧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华坤，中国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经济师，经济学博士。
摘要：2022年，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仅录得3.0%的增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低。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将全面复苏，但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扩大内需、重塑消费增长动力成为优先的政策选择。运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对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计达到5.96%。对住房贷款规模扩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进行的反事实模拟结果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带来的居民消费改善要优于住房贷款规模扩张，对GDP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明显。相比于提振住房消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更有助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为此，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应当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先决条件；同时，应致力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消费环境，控制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以及有针对性地实施财税政策。
关键词：CQMM；宏观经济预测；消费增长动力
2022年，受严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仅录得3.0%的增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低，仅高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特别是在总需求方面，消费和投资需求均反弹乏力，最终消费贡献率更是出现大幅下降。为扭转这一局面，2022年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明确提出要“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住房消费再次成为推进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抓手。提振住房需求成为2023年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提振住房需求能否有效地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呢？又是否能够改变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最终消费贡献率大幅下降的现象呢？除提振住房需求外，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举措呢？为回答这些问题，课题组在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之后，围绕如何激发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设置了两种反事实政策模拟情景：提振住房消费需求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对比分析两种政策模拟情景下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动差异，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22年，宏观政策转向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的复苏前景趋于暗淡。世界银行2023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0.5%和0.0%，2024年增长同为1.6%，较其2022年6月的预测均显著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对乐观，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1.6%和0.8%，2024年增长1.1%和1.4%，较其2022年10月预测短期上修而长期下调。不同机构的预测分歧反映了欧美经济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91%和1.16%，而欧元区经济增速为0.77%和1.40%。
2.主要汇率水平
预计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人民币兑美元将逐步升值。到202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逐渐升值到6.65；欧元区虽然暂时度过能源供应危机，但俄乌战争仍持续，欧元升值进程预计相对平缓。到2023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将提高到1.15。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2023年，实体经济企稳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美联储紧缩政策的余地趋窄，此前我国宽松政策的高成本有望缓解。预计全年M2增速维持在11.30%的积极水平，至2024年随着国内经济情况企稳与国外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回归9%左右的水平。
（二）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速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模型预测表明：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5.96%，比2022年高2.97个百分点；2024年，GDP增速继续回升至6.03%。分季度看，受一季度GDP快速反弹至4.5%的影响，二季度GDP增速将达到7.20%。三季度、四季度GDP增速则回落为6.31%和6.14%。
2.投资增速预测
模型预测，2023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8.92%，比2022年高3.18个百分点；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9.50%（表1）。分行业看，预计基建投资将维持较快增长，达到9.56%；房地产投资增速转负为正，增速为1.86%；制造业投资增速则恢复到8.25%。
3.消费需求增速预测
过去两年经验显示，消费修复的斜率在疫情冲击后将趋于放缓。因此，在经受2022年多轮意外冲击后，即便叠加翘尾影响，消费回到疫情前增速尚需时日。预计2023年，各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出现波动回升；2024年则逐步回归常态增速区间。具体而言，模型预测，2023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4.78%，并在2024年继续增长4.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8.28%，比2022年高8.45个百分点；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8.56%。
4.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1）主要价格指标增速预测
2023年，国内消费需求逐步修复与国际通胀有所缓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品价格上涨形成互相抵减效应，全年消费价格增速将维持稳定。预计2023年，CPI将上涨1.84%，比2022年小幅下降0.12个百分点；2024年，CPI增速小幅回升至2.10%。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PPI预计将稳步回落。2023年，PPI将收缩4.11%，2024年继续收缩0.36%。
（2）进出口增速预测
2022年下半年，随着全球产业链继续修复、高通胀侵蚀发达国家居民购买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酝酿衰退风险、海外高通胀触顶后“名义增长”贡献减少、高基数和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等内外因素叠加，出口增速转向下行。预计2023年，按现价美元计，货物出口总额增速将继续回落至2.12%，比2022年低5.35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增速则将跌至0.35%，比2022年低1.20个百分点。
二、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模拟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较2021年大幅减少25.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2013—2019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一半(30.0%)，仅比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高出39.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引致因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的反复出现，特别是3、4月份上海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二是，房地产业危机在经过近两年的发酵，开始从生产端、供给端传递到消费端、需求端。具体表现为，居民贷款特别是住房消费贷款规模及增速的急剧下降。2022年，个人消费类贷款仅比2021年新增1.1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17万亿元；个人消费新贷款的同比增速为-78.4%，较2021年大幅下跌73.4个百分点。新增个人消费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约为5.5%，较2021年下降21.2个百分点。其中，住房消费新增贷款约为0.4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40万亿元，占新增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下降至41.7%，较过去十年均值减少27.7个百分点（表2）。
考虑到中国的住房贷款主要采用首付加按揭贷款的形式进行，新增住房消费贷款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居民首付款支出减少，进而转化为居民存款增加。2022年，居民新增存款规模达到17.84万亿元，较2021年大幅增加7.94万亿元。受此影响，居民新增存款占全部新增存款的比重由2021年的50.3%跃升到67.9%，创下有此项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从住房消费视角看，2022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大幅下降、居民新增存款的快速提升与住房消费贷款的迅速萎缩密切相关。居民新增存款的大幅增加，除了房地产市场消费低迷造成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市场波动。2022年，中国公募基金资管规模仅增加0.5万亿元，私募基金资管规模更是下跌0.3万亿元，均远低于往年的增幅。汪涛认为，金融市场波动推动居民减少金融资产配置，使得资金回流银行存款，造成居民存款增加。但这部分的存款增加可能并不能解释消费的下降。一方面，存款增加对应的群体多为高收入群体或是老年人口，消费倾向较低；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到存款，改变的是资金存放位置，以及收益率和安全性方面的差异，体现为投资品内部资产配置调整，而非从投资品到消费品，抑或相反方向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个人消费类贷款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持续五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2018—2022年，新增个人消费类贷款的增速分别为-3.1%、-1.5%、-9.3%、-5.0%和-78.4%。这表明，除了住房消费之外，其他类型的消费贷款，包括汽车、信用卡等中短期消费项目也在持续下降。
为扭转消费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2023年伊始，政府工作报告五年来首次重提“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希望通过提振住房消费需求来激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双重增长，进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第一，提振住房消费需求能否实现这一政策目的呢？应该说，现有的包括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取消限购等措施手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贷款需求，提升住房贷款规模。但一方面，这一刺激效应能否传递到投资和消费层面尚存疑问。受外围及国内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强的影响，无论是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都在趋于谨慎。同时，房地产市场走弱的预期，在生产端和供给端徘徊两年之后，开始逐渐向消费端、需求端传递渗透。一旦消费预期形成，短期内发生大幅度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尽管住房消费政策放开，但居民是否愿意跟进“买单”，企业是否愿意跟进投资，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在当前住房市场库存高企的背景下，即使刺激了住房贷款需求，在“去库存”未能转向“补库存”之前，对房地产投资进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可能是有限的。
第二，除提振住房消费需求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措施呢？众所周知，刺激住房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是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政府部门刺激经济复苏的常用手段。其好处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及带动效应，经常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缺点是造成房价高企，导致居民债务杠杆水平飙升，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度低，生活幸福感不足等等。同时，长期的政策反复迂回，也造成经济增长渐渐走上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路径。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渐趋饱和，刺激房地产需求的政策作用基础不在，政策的边际经济增长效应也随之减弱。因此，此时若再度使用超预期的住房需求刺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那是否有其他可资代替的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手段呢？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前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速，使得居民不能完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又因住房价格高涨而高企，导致大量居民财产沉淀在住房资产上，在削弱其他类消费品消费的同时，抑制居民后续消费能力。再加上，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也还不够完善，保障能力有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品价格依旧昂贵，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因此，与刺激住房需求等短期手段相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许是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的更加合适的政策选择。
（二）政策模拟情景设定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CQMM模型，课题组设置了两个政策模拟情景：
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房地产政策提早到2022年初实施，从而使得2022年的新增住房贷款保持在过去五年（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大幅下行。具体来看，在前述假定下，2022年，中国居民的新增住房贷款将达到40 725.2亿元，较实际值提高35 925.2亿元。对应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新增住房贷款将分别提高5717.5亿元、10 308.6亿元、9719.4亿元以及10 179.7亿元（见图1）。
情景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将情景一中房贷政策实施的让利收入，叠加其他财税金融政策的配合，包括加大对个人所得的减税和免税力度等，转换为对应规模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亦即，将情景一中所模拟的新增住房贷款增量转变为城镇居民收入。
其中，情景一政策模拟的目的是量化分析在现实背景下住房贷款规模上升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而情景二政策模拟的目的则是寻找相关替代措施，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研究从根本上缓解居民消费持续下降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最终，课题组将通过比较两种情景下的政策模拟结果差异，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政策模拟结果分析
1.经济增速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要优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见图2，两种模拟情景下的GDP增速均较基准值有所提高。其中，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会引致GDP增速增加0.4个百分点，而情景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则可以带动2022年GDP增速提高2.5个百分点，达到5.6%，从而实现年初经济预设的增长目标。因此，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要显著强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方式。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可以直接促进居民消费进而带动GDP增长，其作用传递环节较短，溢出效应较强，而住房贷款规模提升，先要消耗掉现有商品房市场的库存，再去引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最终作用于GDP增长。其效应发挥存在滞后性，且依赖房地产投资行为的预期变化。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触及的是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产生的消费乘数效应会比较大，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住房贷款规模增加更多是由高收入群体或少数具有改善性住房需求、刚性住房需求的群体承担，前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后者会较大程度地挤出其他非住房类消费，最终造成整体的消费乘数效应较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也相对有限。
2.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存在分化差异，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更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首先，消费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大幅提升居民消费增速。2022年，情景二下的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高达9.4%，高出基准值6.8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情景一下的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约为3.4%，较基准值增幅仅为0.7个百分点，远低于情景一（见图3）。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显然比住房贷款规模提升要更能刺激居民消费扩张。与之对应的是，两种情景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会产生类似的分化差异。2022年，情景一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为0.7%，较基准值小幅提高0.6个百分点，而情景二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5.6%，较基准值大幅增加5.5个百分点。
其次，投资方面，两种情景下，无论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抑或是房地产投资增速，都要高于基准值。但相对而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对投资的激励作用会更大一些。其中，情景一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6.4%，略高出情景二时的增速0.3个百分点；而情景一下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则要较明显地快于情景二，二者增幅差额约为2.0个百分点（见图4）。不过，情景一下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为-5.1%，亦即，尽管住房贷款规模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房地产投资，但其增长效应有限，短期内并不能扭转房地产投资负增长的趋势。这实际上印证了住房贷款规模提升先要消耗掉过往数年形成的大量商品房库存，然后才能引致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3.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带动最终消费贡献率大幅提升，重新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受两种情景下投资和消费指标分化差异的表现影响，两种情景下的总需求结构及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总需求结构方面，由于住房贷款规模对投资的整体激励效应不强，情景一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反而会较基准值下降0.1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则小幅提升0.1个百分点。与之对比，情景二下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较基准值增长1.2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则相对下降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见图5），情景二下的最终消费贡献率达到65.3%，较基准值大幅提高30.5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下降为27.0%，较基准值减少20.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动力。而情景一下，最终消费贡献率约为39.5%，较基准值增加4.7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44.8%，较基准值减少2.5个百分点。投资依旧是经济增长主要贡献动力。
三、结论与建议
2023年，在欧美经济衰退、通胀高位运行的背景下，外需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甚至会由“优等生”转变为“劣等生”，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基于CQMM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2023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将为2.12%，较2022年下降5.35个百分点。因此，实施消费优先的扩大内需战略已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十四五”规划及远景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目前来看，提振住房消费是决策部门开出的一大“药方”。然而，考虑到当前现实背景，提振住房消费可能并不会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效应。同时，以往的研究表明，制约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的根本因素是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速。为此，课题组借助CQMM模型，通过两种反事实情景的设定，评估提振住房消费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就扩大内需的政策目的而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措施要优于刺激住房消费、增加住房贷款规模。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前者会产生更大、更直接的正向居民消费激励作用，在重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要好于后者；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住房库存的存在，增加住房贷款规模只会小幅改善当期的房地产投资，而无法整体扭转房地产投资进而全部投资的增长颓势。要改进投资增速，短期内还是需要在民间投资以及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方面下功夫，而不是在房地产市场。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认为，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引致的消费增速断档以及消费贡献率滑坡必然是短暂的，其并不是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主导因素。现阶段要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以实现扩大内需的最终目的，可以有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重中之重，是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先决条件。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才“能消费”。具体而言，短期内，在花大力气助企纾困的同时，要逐渐加大对居民的直接补助力度，真正让居民享受到政策补贴，而不需要经由企业转手或传递。如，加大发放消费券规模、联合网络平台加强促销优惠活动等；中期则是要通过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等举措，以就业促进带动居民增收；长期则是进一步评估和改进税费改革的效果，以总量减税来定调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后续优化调整。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控制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扩大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这是提振市场信心，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根本之策。任何导致扩大财政收入占比、压缩居民收入占比的 “惠民”政策，都将不利于真正的民生改善。
第二，提振住房消费可以在缓解房地产业在生产端、供给端面临的发展困境上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从而有助于控制房地产市场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但必须明白的是，本报告的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现阶段，提振住房消费既不能也不应再度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需求的主要手段。其既不能在短期内快速促进经济增速回升，也不能扭转房地产投资负增长的趋势，中长期更是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陷入依赖于房地产的循环陷阱。因此，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变前提下，适当为房地产企业松绑纾困，降低房地产市场运行风险，现阶段看是可行且必要的。但以此为借口，重新开展大规模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既脱离社会现实，也无法真正起到扩大内需的根本目标。
第三，高度重视中国居民债务规模快速上升的问题，控制居民负债率持续上涨，避免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对居民消费长期持续增长的损害。现阶段，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其核心重点在于国内市场的大循环。要构建流畅的国内市场大循环，必须防止继续向居民部门加杠杆，提升居民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潜力，带动投资增长和结构调整。只有切实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负债率，才能真正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健性。拆东墙补西墙，势必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性。在控制总量居民债务杠杆率的同时，对待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债务杠杆率，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第四，在总体居民收入提升的前提上，再着力于消费环境的改善，包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构建便捷消费平台、保护消费者权益，让居民“敢消费”“易消费”等。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这表现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产品的“保基本”和“优供给”。在确保“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的同时，也要扩大普惠性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推动消费在“恢复发展”的基础上“扩容提质”。
第五，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优惠政策要更有针对性。这种针对性既体现在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区分，也包括对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消费群体的再分配导向差异。要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安排，缓解债务压力对其消费能力的侵蚀。同时，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需求，将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增加一般消费品、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非住房产品和服务消费上。一方面，促进企业投资结构调整，形成相关服务品的有效供给体系；另一方面，以社会民生服务代替个人服务，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经济与管理研究·宏观经济》专栏，第9—1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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