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长安 |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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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逻辑
推荐语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一个突出表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严重困境中。政治衰败是观察当代西方国家困境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揭示西方政治衰败的历史与现实，深入考察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引致政治衰败的具体机理。该研究对正确评析西方政治制度优劣，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谢长安，1987年2月生，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目前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曾在《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广东省哲社课题等共5项。
摘要：西方国家出现的政治衰败是其民主政治陷入困境的重要表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用财富代替权力，其运行良好的根本前提是大量财富的支撑，反之，就会产生政治衰败现象。西方世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的数百年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政治衰败浪潮。政治衰败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当前西方出现的政治衰败，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与西方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极少数资本寡头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探究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逻辑，对于理解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治衰败；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国家；民主政治
一、引言
政治是人们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繁荣的基本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并非意味着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永远自我持续，这期间可能会发生政治衰败现象。政治衰败，其实就是政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败或障碍，基本表现是整个社会的权力与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功能弱化，甚至丧失。政治衰败一般指的是长时段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不是政治生活中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变动。
自国家和政治活动产生以来，政治衰败现象便被中外不少思想家所关注。然而，将政治衰败这一话题聚焦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占据世界舞台中央，还垄断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主流话语权。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尽管西方爆发过无数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但西方似乎一直能够执世界经济与政治之牛耳，永葆发展活力。这种“神话”在最近十多年间被逐渐打破，其突出标志是西方出现严重的政治极化、种族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精英们陷入非理性的对抗之中，作为曾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被各类资本集团几乎破坏殆尽。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就已经将政治衰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明确提出，只不过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根据亨廷顿的观察，大量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后，尽管经济上有所发展，但政治上却没有相应或同步的进步，很多国家甚至暴力频繁、政变迭起。“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之所以会出现政治衰败现象，亨廷顿认为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政治制度反应迟缓。延续亨廷顿的思路，福山同样认为，“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在福山看来，人类的制度很“黏糊”，“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
亨廷顿和福山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第一，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稳定，或者说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第二，政治衰败并不只是会出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发达国家也会产生这类情况。按此逻辑，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政治衰败，西方出现的政治衰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要对制度稍作调整，便能适应新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换言之，政治衰败不足以成为评析西方政治制度弊端的重要依据。显然，这种看法缺乏历史主义视角，将不同时期和不同制度的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相混淆。
除了制度僵化造成政治衰败的观点外，有学者从外部环境转变（技术革新、全球链接）和内部制度障碍（治理体系、国家能力）方面探究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发生机制。这类研究深入到了当前西方政治生态的深层结构，比制度僵化造成政治衰败的观点要深刻得多，但这类研究把西方政治衰败看成最近十多年才出现的现象，没有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出发，深究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质及其弊端。
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制度是一定内容的外在形式，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内容。人类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定生产力下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担负着维护经济基础的职能。因此，制度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制定或随意修改的“游戏规则”，而是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政治制度是国家产生后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利益而出现的。到了近代工业化时代后，国家间的联系极为频繁，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但是，一个国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往往与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由此，不能将政治衰败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加以描述，应当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研究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问题，不仅要深入西方政治生态的深层结构，更应该触及西方国家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层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二、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
政治和政治制度都是历史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果实，这一时期的公共权力及其机关主要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协调利益纠纷、规范成员行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因为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是非对抗性的，政治权力为所有社会成员所享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开始出现，有一部分阶级或集团掌握了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进而在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对社会全体成员实施统治或控制，人类社会的利益首次以阶级利益的对抗形式存在与发展。这时，国家和政治制度相继产生。国家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只不过，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成了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相应地，政治权力与社会脱离，为少数统治阶级所享有。政治制度实际上是用来合理化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和利益的。政治和政治制度说到底要解决的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政治活动来源于社会物质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政治的背后是物质利益。“政治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和客观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利害冲突，没有纯粹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如何分配好权力和利益，维护好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就成了政治制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最初，人们是通过血缘继承的方式来实现权力交接与利益分配的，但这种血统政治或世袭政治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势必引发大量暴力抗争。由此，建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公正合理分配权力与利益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进行了大量尝试。中国古代在政治制度创设上展现出高超的智慧。中国古代一方面提出了平等、“天下”等大量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国家大一统的观念，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矢志不渝地推动和维护国家统一，采取包括科举在内的措施选拔统治者，最大限度地消除血统政治的负面效应。这些造就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长期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而在西方，自封建制度确立后，王权始终面临教权的制约，政教二元对立和冲突曾十分严重。直到近代初期，战争一直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活动。尽管欧洲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强有力政权，内耗严重，但却有利于新事物，即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西方正是借助资本主义才走出了发展困境。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欧洲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推动了欧洲在政治上的转型。其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资产阶级拥有一定财富后，资本积累的本性促使资产阶级积极寻求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一场场民主革命爆发，这大大促进了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大量商业活动的兴起，尤其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资产阶级不仅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且最终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建立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市场化和资本化等形式，以价值形态占有生产资料，摆脱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在无形之中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距离调节到最大，让所有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觉推动资本积累。相应地，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衡、代议制、普选制、多党制等，承认每个社会成员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力，让社会成员积极行使政治权力，自觉服从其统治。
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于西欧，成熟于北美。这套制度建立后，资产阶级将商品自由交换原则贯彻到了权力与利益分配领域，“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由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成员有自由追逐和持有财富的权利，只要能够获得足够财富，就可以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在以货币和资本为代表的财富面前，社会成员第一次实现了表面上的平等。自此之后，政治看似依然凌驾于财富之上，但实际上前者已经沦为后者的“奴隶”。
西方国家建立的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竞争性民主体制并非任何天才人物的随意发明，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经济基础。从现实基础来看，自由民主政体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旧的统治者长期博弈的结果。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庞大的财富，封建君主们为了维护统治、应对碎片化政治状态下的频繁战争，需要向资产阶级“让权”，进而向其筹集足够的资金。英国经济史学者麦克唐纳指出，立宪民主制度的雏形是在资产阶级与国王和旧贵族分享政治权力中形成的。美国学者蒂利提出“战争借贷建国理论”，阐述资产阶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贷款的筹集者和偿还贷款的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或者甚至是财政收入的筹集者，来为国家服务。”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时，也注意到国债的作用，指出国债不仅是原始积累的有力手段，也是资产阶级操控政府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基础来看，自由民主政体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存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存在与活动的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产品以及其中的剩余产品采取价值形态，劳动力被纳入商品交换关系等，这些均离不开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存在。因此，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使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内部各构成要素的联系手段，使多数社会成员深信自己的权力与利益都是经过市场自由竞争获得的自然结果，是完全公平的现象。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以竞争性选举吸纳所有社会成员参与，以多党制、权力分立等引导利益妥协和保障个人权利，倡导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个人积极性，加快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历史的进步。在国家层面，工业化在短时间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财富和权力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表面上看，血统政治在西方被彻底颠覆，即使产生不平等，那也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与统治阶级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政治制度存在难以克服的先天弊端。
第一，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将权力的载体配置到财富上，或者说用财富代替权力，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用新的血统政治代替旧的血统政治，用新的冲突与斗争形式代替旧的冲突与斗争形式。其一，尽管社会成员在财富面前是平等的，但不可能所有社会成员拥有相同数量的财富，财富数量占有的不同已经蕴含了冲突与斗争的萌芽。其二，财富成为权力的载体后，促使社会成员疯狂追逐货币和资本，长此以往必然会带来垄断问题。政治权力一旦被垄断，不平等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而且，以货币和资本为代表的财富可以世袭和继承，从而权力也可以继承，这仍是一种变形的血统政治或世袭政治。其三，社会财富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即使资本主义采取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方式提高了财富创造的规模和速度，但劳动依然是价值的源泉。财富等同于权力的示范效应导致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引发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因此，西方民主政治自建立起，就始终面临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张力。
第二，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政体需要不断回应社会成员对社会与经济权利的要求，在这种回应与被回应过程中既会产生极高的经济成本，还可能引发社会撕裂。其一，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建立的前提是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被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的认同基础上，而要获得公民的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必须保障公民的身份及其包含的权利。这显然需要国家的大量财力支出。其二，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一种大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统治形式，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借助政治权力影响公共政策，进而改善自身权利。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对权利的要求会不断提高，自由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也会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国家为保障公民合法权利而进行的必要支出，以及公民对权利的合理追求，这些本是现代社会的正常行为，但问题是，在毫无节制的自由主义驱使下，往往出现社会成员追求的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人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便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可能会伤害他人，并且可能并不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更为严重的是，西方一些政客和政党为了获得足够的选票与支持，不仅对选民盲目许诺，甚至不惜接纳激进势力扩充选举基本盘，导致激进言论盛行，引发社会撕裂。
概言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实践的产物，由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其最大特点是用财富代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运行良好的根本前提是大量财富的支撑，或者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需要很高的经济成本。这套制度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多数时间里看似运转良好，除了西方工业化进程创造出大量财富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资本主义通过全球扩张构建了现代世界体系，西方可以支配全球绝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换而言之，当西方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没有能力从社会汲取足够财富，或者大量财富被极少数群体占有，自由民主政体运行的经济成本得不到保障，不同群体就容易发生政治对立，从而出现所谓政治衰败现象。据此，我们也可以大体理解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但成功者寥寥的原因。
三、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历史与现实
（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衰败浪潮
尽管最近几年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发生的以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等为标志的政治衰败现象令人侧目，但当我们将当前西方的政治困局置于其数百年的历史脉络中可以发现，如同经济危机一样，政治衰败是伴随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周期性现象。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初期，自由、民主、平等等仅仅停留在口头和纸张层面，典型事实是当时真正享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全体国民中的比例是十分有限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多数国家才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实现了女性的普选权，福利制度广泛建立和完善，自由民主政体开始走向成熟。冷战期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十分热衷向全球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因此，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或者说政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不同步，而是充满了曲折，这期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政治衰败浪潮。
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衰败浪潮发生于19世纪中叶，突出表现是西方社会出现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财富。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财富的增加伴随着贫困的扩散，生产的发展引起经济危机。第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反而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资本家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增大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廉价雇佣女工和童工等手段，拼命压榨工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第二，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英国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多次发生局部性经济危机，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经济危机。1836年和1847年又相继爆发了波及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频繁的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破坏，引发了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英国、德国接连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之所以认定这段时期发生了政治衰败浪潮，主要原因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严重的阶级对立问题，现代无产阶级第一次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仰与接受。多德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19世纪上半叶是动荡不安的，有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紧张。”这段时期出现的政治衰败，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西方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大量分散的私人企业，现代民族国家完全代表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无法将不同社会群体粘连到一起，甚至不少西方国家没有实现统一，从而作为私有财产最高形态的资本成了整个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没有受到任何节制，而生产却越来越社会化。因此，尽管西方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并不会赋予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多数社会成员相应的权力，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疏离和政治对立不可避免。尽管随着不平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西方能够从全球获取财富，从而工人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分享财富”，工人阶级逐渐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治衰败并没有得到根除。
第二次大规模政治衰败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出表现为西方相当部分国家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体系主导权爆发激烈斗争。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独裁形式。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独裁政权在西方国家的建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批独裁政权的出现是保守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社会动荡所作出的部分反应，而第二批独裁政权是随着大萧条一起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西方国家出现大量新兴的生产部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迅猛，这不仅加剧了市场竞争，也推动了生产社会化达到新的高度。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规模集中、生产的物质要素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生产关系必须进行调整。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这便产生了垄断。正如列宁指出的：“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垄断。”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大量垄断组织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带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一方面，这促使西方政府不得不承担管理经济的许多新职能；另一方面，西方以更大力度开辟海外市场，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式解决国内危机。麦迪森指出，到1913年，大英帝国占领的海外殖民地的总人口为4.12亿人，是英国本土人口的10倍。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尤其是殖民战争，将全球绝大部分地区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西方获取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似乎可以为国内自由民主政体的运行提供足够的经济成本。然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从世界体系中获得的财富数量差距很大，各国之间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由此，各国围绕进入和控制世界体系核心区而不断斗争，矛盾不断加剧。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关税手段提高国内市场价格水平以保护本国资本的利益，同时通过资本输出，直接在国外从事生产，绕过关税壁垒获得所在国市场的利益。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的德国，在成长为工业强国后，为争夺更多的发展空间，挑起了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被强加了过多的战争赔款，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迫使西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资本寡头的利益。在这场危机干预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两种具体模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及其引发的世界大战无疑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失败的象征，也是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标志。以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产生为主要标志的政治衰败，其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推动资本主义演变到垄断阶段，处于垄断阶段的西方各国又产生新的矛盾，相当部分国家在对外扩张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败，无法从现代世界体系中获得足够的财富以支撑自由民主政体的运行，最终滑向法西斯主义。
世界大战引起的意外后果是大量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加上战后西方各国吸取战争教训，对资本实施管制，大大降低了国内的不平等，缓解了劳资矛盾，这是西方在战后二十多年时间里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较小的重要原因。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促使西方政府管制资本，并非意味着政府获得了一种超强能力，能够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拥有强大权威。这种所谓的管制实际上是西方不同资本集团为维护整体利益而在政治上暂时达成妥协的产物，而妥协达成的前提是各类资本集团的利益大体一致且力量总体平衡。当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野逐渐加大，或者力量平衡被打破，这种妥协就无法持久，资本受到的管制也会消除，政治衰败也会随之而来。
（二）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衰败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西方国家第三次大规模政治衰败浪潮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迄今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相较于前两次政治衰败浪潮，此次政治衰败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曾被视为“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十分严重，身份政治大有取代阶级政治之势。具体地说：其一，自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后，尽管整个阶级内部始终存在矛盾，但在打压工人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基本能够团结一致。然而，21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来，西方国内精英不断分化，突出表现为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成为常态，大量激进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持温和路线的中间政党遭到冷遇，一些激进政客甚至主动为工人阶级代言，将矛头对准现有的政治体制，一些国家出现了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斗争。“极化”已经成为形容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生态的一个流行词。其二，随着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后工业化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量“笨重”的工业生产线被搬迁到海外，西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激烈对立的场景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于是，过上相对富裕生活的人们开始将关注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以往阶级政治所忽略的文化和社会领域。“随着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已经在西方消退，一连串全新的政治运动，包括复兴的族群民族主义，正在取而代之。”再加上全球化下工人阶级的肤色和性别日益多元化，作为表达文化和价值诉求的身份政治应运而生。身份政治在西方早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进步，主要表现为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基于相同的身份特征和认同需求组成各种身份群体，要求享有与主流群体相同的权利。然而，时至今日，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已远超正面效应，主流群体也开始表达身份诉求，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对立。不同的群体对内形成集体认同，对外则彼此对立、相互排斥，长此以往必然威胁国家认同。亨廷顿所担忧的国民身份危机正逐步变为现实。因此，精英分化、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对抗成为了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鲜明特征。要理清这些看似复杂的现象，依然需要将这场政治衰败浪潮置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背景下。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遭遇“滞胀”危机，为克服困境，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浪潮。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西方通过削弱政府权力，甚至废除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资本的种种限制性规定，以及大规模给企业减税，以为社会经济带来活力。由此，二战后施加于垄断资本的限制性措施被解除，以金融全球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为重要标志，金融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演员”，当代西方逐渐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第一，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鼓吹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这并没有使自由竞争取代垄断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形态，反而使垄断愈加严重。因为在资本主义早已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统治市场的情况下，自由放任只会有利于实力雄厚的少数资本寡头。“对于任何希望理解今天美国和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来讲，垄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力量。”第二，20世纪70年代初，黄金与美元脱钩，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美元大量超发，资本积累和增值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化趋势。加上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空前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泛滥、金融市场投机盛行，金融垄断资本最终发展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第三，在新的科技成果的支撑和价值链理论的启示下，全球生产网络这一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最主要特征是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分散化，其主导者无疑是西方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正是凭借着对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的垄断，主导生产链，获得高额利润。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为争夺和维护世界霸权，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加快了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均使得国际垄断资本获得了空前的扩张机遇。表面上看，国际垄断资本形成和迅猛发展，通过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形式，从全球获取巨额财富，可以促进西方持久繁荣和稳定，但这种看法忽视了国际垄断资本引发的国家失能、不同群体利益疏离等严重问题。事实上，国际垄断资本带来了西方国家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国民经济”瓦解，国家逐渐丧失从国民经济中汲取资源和财富的能力，“全球经济”形成，国际垄断资本仰赖全球经济获取财富，以至于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
第一，伴随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大量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不仅使西方国家大量就业岗位消失，税基流失，西方社会曾引以为傲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不断萎缩，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国际竞争力也遭到削弱。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在西方国内投资设厂，尚且可以带来大量就业岗位，资本与劳动者、民族国家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利益关联，而全球化和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配置资源、“以钱生钱”，其与国家及其内部的多数群体的利益纽带早已断裂。针对一些学者认为制造业可有可无，只要掌握产业链高端的观点，美国两位学者提出产业公地理论，深入论证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发出预警：“在那些基于尖端科技并具有重大增长潜力的制造业领域，美国正在失去全球竞争力优势地位。”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超强力量，使得西方金融资本被全面解除管制，乃至市场经济被过度放纵，由此大量公共机构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渔利的工具，民主机构失去了对资本活动进行节制的基本功能，国家主权被逐步架空。正如斯蒂格利茨批评指出的，所谓的全球化规则和制度，实则“代表的不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普通公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利益”。此外，西方经济金融化还导致整个社会投机盛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大量货币的投放，创造财富的能力被严重削弱，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被极少数资本寡头获取。美国前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斯托克曼指出，在美国，“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和企业，都沉迷于举债度日，这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金融化、虚拟资本主义的出现和金融全球化的狂飙突进，使产业资本在全球的积累和循环中因货币失去价值基础进入不确定性状态。由此，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关系由互融共荣转向激烈的竞争和斗争，不同群体政治共识的利益基础不断瓦解。这方面的事例，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典型。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间，美国以工商业、金融业、军工集团为代表的资本集团曾就构建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动全球化发展等方面有着广泛共识。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陷入困境，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美国的政治极化逐渐形成，精英们在内外战略的认识上分歧愈加严重。
第四，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不仅包括资本积累和财富转移，也包括为资本积累和财富转移拆除阻碍资本、劳动力、商品自由流动一切藩篱张目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资本操控和消解国家意志，或者说“去国家化”，其结果是西方形成了一小撮只有全球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的精英人士。这便是亨廷顿曾批评过的“达沃斯”现象，即“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举“族裔平等”“文化多元”等旗帜的多元文化运动的催生下，西方的多数国家逐渐成为多元文化社会。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多元文化运动并没有塑造平等，反而带来了作为社会主体族裔的白人群体和社会底层的非洲裔、拉美裔等群体之间严重的不平等。面对不平等状况，不同社会群体以文化认同冲突表达身份政治诉求，严重冲击着国家认同。一些政党和政客们为了回避阶级政治话语，掩盖阶级矛盾的结构性根源，有意将阶级矛盾转移为种族或族裔矛盾，更是加重了社会撕裂和政治对立。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衰败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点，是资本主义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的产物，没有改变政治衰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推动西方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国际垄断资本形成后，极少数资本寡头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的绝大多数阶级成为被剥削阶级，带来了资本与国家、不同资本集团、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新的矛盾，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日渐削弱，政治衰败成为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一些政客将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归咎到中国，认为中国从世界体系中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多，直接影响了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显然是一种错误和荒唐的观点。从历史上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且尚未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同样发生了政治衰败。从现实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西方垄断资本也从中国市场获取了巨额利益。仅就金融危机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遭遇的严重危机，中国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通过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帮助西方度过危机，通过投资美国国债和欧洲政府债券强有力地支持美元和欧元。“实际结果是，在这场危机中和危机后，全球汇率都非常稳定。”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美国通过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海外投资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途径获得的霸权红利总量达73 960.9亿美元，占当年GDP比例高达52.38%。换言之，美国有52.38%的GDP是通过霸权获得的。中国是霸权红利损失占GDP最高的国家，达51.45%。若按照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主要用美元支付，同时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的美元体系的最大支持者。若非中国支持，西方恐早已发生经济危机进而出现政治衰败。
四、结语
政治衰败现象是深入反思和透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重要契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梳理近代西方历史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西方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暂时走出了困境，取得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辉煌成就，但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也随之不断显现。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用财富代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运行良好的根本前提是大量财富的支撑。当西方统治阶级无法获得足够财富，或者当大量财富被统治阶级中的极少数精英占有，自由民主政体运行的经济成本得不到保障时，就会产生所谓政治衰败现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以来的数百年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政治衰败浪潮。尽管这些政治衰败浪潮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根源均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决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用来为少数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的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与西方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野不断加剧，极少数资本寡头占有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引发了种种问题。当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政治衰败表明，主权与资本之间的张力、国家能力丧失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且这个问题已经演变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可能也是西方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加重了社会矛盾，影响了世界稳定。
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执民主政治话语权之牛耳，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描述为适合任何国家的最先进制度，并在全球积极推广，但并没有给他国带来繁荣景象。透视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质及其弊端，反思政治衰败的产生机理，进一步说明任何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无视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只会带来动乱和危机。在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来越宽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得到不断发挥，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表明人类不同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有望进入共存互鉴的时代。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政治学研究》专栏，第116—125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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