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高妍春 | 政府回应性、政治支持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 ——基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调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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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回应性、政治支持
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
——基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调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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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视角通过覆盖全国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政府回应性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情境讨论了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充分发挥政府回应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社会政治运行实践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提供启示。
作者简介
郑建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心理与行为、社会治理心理学、公共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出版专著9部（独著5部），在《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心理学报》《教育研究》《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刊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系列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智库等100多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课题。
高妍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而政府的回应性对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既有文献对于政府回应性在何种条件下如何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仍相对缺乏。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构建政府回应性与公众政治参与之间的理论模型，并运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 000份有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对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 政府回应性正向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与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反向调节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影响关系；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个体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反向调节影响。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视角研究政府回应性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拓展和增强了公共选择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情境和检验效力，为促进政府有效回应、增进公民政治支持、推动政民互动等提供实证研究依据和实践方向指导。
关键词：政府回应性；政治支持；制度化政治参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推进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公众权力和权利的重要方式和路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众政治参与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的共同影响。既有研究对于外部环境因素（如国家和社会属性）的分析，主要从国家政治（政权与治权）维护、社会资本构建、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探讨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而基于个体心理因素（如认知、情感、动机、评价）的研究，则主要聚焦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主观绩效、社会公平感、参与意愿、政治绩效评价、社会经济地位等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往关于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因素及机制研究，多基于诸如制度因素、政治文化因素及个体因素等进行单维度分析，而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的互动视角切入进行的系统性专门研究尤有不足。依据行为公共管理框架，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如政府回应）如何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并探析二者的因果机制。从实践角度来看，一方面，执政党对于推动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与探索，是建立国家社会关系良好互动格局并激发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和治权的维护、获得，关键在于回应基于公民政治权利的政治参与诉求和吸纳体现政治权力的公民参与。因此，本研究将重点讨论政府回应性对公众参与的影响。
为进一步揭示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政治参与影响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本研究整合公共选择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拟对政府回应性的主效应、政治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作出分析。公共选择理论指出，公民在政治过程中具有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倾向，其行为会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配比。有效回应是政府基于民众需要、诉求和偏好等展现出的理性反应与尽责体现，也是民众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形成信任感的基础。政府回应性的提升，不仅可以保证政民互动的良性发展，还可以提高公众的外部政治效能感水平，进而激发其更强的参与意愿。按照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具有自主、胜任和关系三个基本的心理需求，具体到政治系统的运行实践中，政府回应性高（vs低）将影响公众是否感受到需求的满足，这将促使公众感受到高（vs低）自主性或者低（vs高）受控性；相较于高受控性情况，那些拥有高自主性动机的公众在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时，更能体现其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信任和支持。因此，在政府回应性与公众参与的关系中，政治支持发挥中介作用。自我决定理论的有机整合观点指出，根据自主性水平可以将动机对行为的调节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认同动机和整合动机的调节是高度自主的，而外部动机和内摄动机的调节则是最具控制性的。政治价值观是个体对所处政治系统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与偏好，政治价值观偏好的强度高低将决定个体行为动力是来自自主性动机（认同调节、整合调节）还是受控性动机（外在调节、内摄调节）。为此，本研究认为，政治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可能会改变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效应以及政治支持的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本文拟分析政府回应性提升如何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按照“环境—体验—行为”的逻辑框架将外部因素和个体主观感知、行为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予以检验，重点考察政治支持的中介效应和政治价值观的调节效应，以期丰富和完善政府回应性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机制，增进我们对上述内容的理论解释能力和实践指导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一）政府回应性与公民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和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不同于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兴趣等主观心理概念，政治参与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行为，是参与主体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实践活动。除有关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因素外，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受到其心理变量的影响，例如政治效能感、社会公平、政治信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回应性等，且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还会随着其与政治体系互动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个人在政治领域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且在政治过程中追求效用最大化，以“效用”作为其对自身行为的基本评价，个人的行为和决策需要通过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作出选择或决定。而满足公众的诉求和期望是政府回应的最终目标，政府对人民的回应性也体现了政府政策反映公民需要、诉求和偏好的程度。作为评价治理效果及公权力运行质量的关键性指标，政府回应性体现了政府对公民意愿及诉求的满足程度。因此，政府回应性的提升，不仅体现了公民参与、平等对话、公民理性、公共责任等价值理念，同时也是责任政府从多层次、多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以回应社会和民众需求的必然要求。换言之，政府回应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让民意得到有效的表达，而与之对应，则必须保持民众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如果政府能够听取公众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作出回应，公民将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反之，如果政府回应不足或存在问题，则会使民众认为表达无用进而降低其外部政治效能感，从而作出尽量不与政府打交道、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决策结果。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1：政府回应性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二）政治支持的中介作用
政治支持是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体现，包括公众对政体、权威机关的支持以及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社群组成及其表现的支持。其中，政治制度绩效是政治系统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来源，例如，政府回应性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它不仅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其本质在于对公民利益的回应。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组织环境能够满足个体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时，个体内在动力将得以提升并且能够促进外部动机充分内化，进而表现出积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如坚持和保持行为的改变、积极的工作态度、有效的工作表现及组织公民行为）及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并不断进行心理调适以增强其幸福感体验。对应于现实的治理实践，政府回应具有激发公众利益认同、价值认同并满足其自主需要的功能，在激发政治参与主体内在动机的同时，将使公众生成指向政治系统的支持性态度与行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党和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期望的回应方式及满足其要求的程度，影响着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支持。特别在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通过对公众诉求的有效反馈，能够及时地将其诉求加以吸纳并转化为公共政策，这也将有助于保持民众对政治系统（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政治支持是反映政治系统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量，既包含有以行动表现为主的显性政治支持，也体现有以思想等方式存在的隐性政治支持；而在隐性支持向显性支持转化进而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政治参与成为上述两种支持转化实现的重要行为路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公众所处的环境会影响其内在动机，进而影响其参与某项活动的自主性程度。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公众倾向于将文化需求、价值观、法律法规等加以综合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进而在体验到对特定行为自主权的同时予以更多的投入。相关研究发现，公众会在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基于自身对政治权威（个人权威、意识形态、制度结构、绩效等）的评价而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行动。作为个体关于政治支持所采取的一种行为表现方式，政治参与是公众政治支持对其所处政治系统施加影响的重要桥梁。特别在以执政党的政治动员为主要驱动的政治参与中，其性质多为支持性参与，这种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关系。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2：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政治价值观是公民个体对于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反映了个体对所处政治系统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与偏好，它不仅是个体形成政治态度的基础性观念，同时也是推动个体与政治系统互动和行为发生的指导性原则。相关研究指出，在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中，“国家统一”“有效治理”“社会和谐”等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等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与现代中国政治的统一思想标签“人民”相一致，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天下”这一整体性、统一性观念，聚合了公共性政治权威、社会秩序、政务职事、政权组织等方面的内涵要义，体现了“以全体生民为主体的整体性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关系到政治制度和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因而公众对政治价值观的认同会影响到其关于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政策、政治制度等的认同以及对其所处的政治秩序的服从，同时也会涉及公众对政治角色、政治态度、政治决策的衡量与选择。根据“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公众在不同价值取向的作用下形成特定的世界观，进而引发其对相关问题的不同思考、激发不同类型的个体规范，并最终展现出差异化的行为。
政治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差异，使个体对政府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表现的评估也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对政府信任及治理水平的感知评价。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的有机整合观点，动机是从无动机、外部动机到内部动机的连续体，当个体外部动机受到环境制约时，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的影响，公众大多在受控动机下迫于外界的规则和要求才会开展行动；而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当个体认识到参与行为对自己的重要性时，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将会发生作用，公众会体验到更多的自由和意志。有研究将中国公众的政治价值观概括为济世兴邦，认为中国公民对社会政治系统的评价判断更多持以惠世利民和兴国安邦的偏好标准。具有较强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的个体，意味着其对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政府有效治理等方面有着更强烈的期盼和追求；基于此价值偏好，个体将会作出更多努力并付诸行动，此时政府回应性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效应则相对较低。反之，对于那些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上相对较弱的个体，其对包括政府在内的政治系统的要求和期望相对较低，这将促使能够诱发其个人行为的自主动机得以产生。此时，个体行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当政府对其需求予以响应或使其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则个体在充分认识和认同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更倾向于使用认同与整合两种调节策略，将外部动机整合为自主动机进而驱动自身行为，从而使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关系得以增强。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3a：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在政府回应性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关系中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政治支持中介了政府回应性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且该中介作用的大小会受到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调节。有研究指出，个体基于特定价值、目标或意义等的认同，对其展现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到本研究，当个体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得分较低时，有关政治体系或政府绩效（例如政府回应）的积极评价更容易激发公众的积极行为，这使得政治支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显著增强；反之，当个体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得分较高时，公民是否作出相关行为及对其内在动力的激发主要依赖于其价值观基础，此时不仅政治支持与政治参与的关联减弱，同时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对公众政治参与的间接影响效应也会有所下降。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3b：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个体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反向调节作用。
如图1所示，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不仅调节着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关系，同时还对政治支持的中介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样本情况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22年3月23日至31日通过网络平台执行的调查项目。该调查项目抽样在分层取样的基础上随机选择受访对象，具体执行如下：第一，基于常住人口数，确定除港澳台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人数目标（不少于300人/省）；第二，在各省省会城市必选的基础上，随机抽取2—3个地级市（不少于100人/市）；第三，从已抽取的地级市中随机抽取区县进行问卷推送。最终，共获得有效数据11 000份，其中除直辖市外，共包含84个地级市（平均样本量108/市）。11 000名有效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在18—74岁之间，平均年龄40.84岁。其中，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分别为5580人（50.73%）、5420人（49.27%）；在学历上，“初中及以下”3675人（33.41%），“高中/中专/技校”2025人（18.41%），“大学专科”1668人（15.16%），“大学本科”3362人（30.56%），“硕士研究生及以上”270人（2.46%）；在收入上，个人月均收入“2000元以下”1257人（11.43%），“2001—5000元”5438人（49.43%），“5001—10 000元”3325人（30.23%），“10 000元以上”980人（8.91%）；在户籍上，本地城镇户口5234人（47.58%），本地农村户口4220人（38.36%），外地城镇户口746人（6.79%），外地农村户口800人（7.27%）。
（二）数据获取
1.政府回应性
对于政府回应性的数据测量操作，目前存在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种路径，例如孟天广等将政府回应时长作为政府回应性的代理变量（客观指标测量），而王浦劬等将公众感知到的政务公开及公众诉求回应状况等作为政府回应性的代理变量（主观指标测量）。基于本研究所采纳的政府回应性概念界定及设定的研究目的与变量假说关系，我们采用王浦劬等人编制的问卷对政府回应性进行测量，该问卷由5道题目构成，共一个维度，题目样例如“请您对政府的回应时效性作出评价”。该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1到5依次对应“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和“非常好”，计算所有题目得分的均值，分数越高表明受访者对其所在地的政府回应状况评价越高。在本研究中，政府回应性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67。
2.公民政治参与
本研究根据郑雯雯等编制的问卷题目调整部分题目表述形式，用于测量受访者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状况。该问卷由10道题目构成，共一个维度，题目样例如“我会积极参与村委会或居委会的各项活动”。该问卷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其中1道题目为反向计分），从1到7依次对应“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计算所有题目得分的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状况越好越积极。在本研究中，公民政治参与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79。
3.政治支持
使用郑振清等人编制的问卷对政治支持进行测量，该问卷由4道题目构成，共一个维度，题目样例如“长远来看我们的政治制度能解决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计分方式上，本研究将原问卷的4点计分调整为6点计分，从1到6依次对应“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计算所有题目得分的均值，分数越高表明其所持有的政治支持态度越强烈。在本研究中，政治支持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71。
4.政治价值观
使用郑建君等人编制的问卷对政治价值观进行测量，该问卷由27道题目构成，包含有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和政府有为等7个维度，题目样例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前，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该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1到5依次对应“非常不同意”“有些不同意”“不确定”“有些同意”和“非常同意”，计算所有题目得分的均值，分数越高表明其所持有的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越明显。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复核效度检验显示， x2 =1766.44，df=303，CFI=0.97，TLI =0.97，RMSEA=0.021，SRMR=0.019；同时，其α信度系数达到0.88。
5.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对其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将政府信任作为控制变量，并使用既有研究有关政府信任的问卷对其进行测量。该问卷由2道题目构成，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从1到6依次对应“完全不可信”“相当不可信”“有点不可信”“有点可信”“相当可信”和“完全可信”。计算2道题目得分的均值，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政府信任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69。此外，本研究还选取了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户籍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三）统计分析策略
本文使用SPSS 26.0和Mplus 8.3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所关注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其次，在完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和Bootstrap法对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最后，进一步检验个体政治价值观对政治支持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四、假说检验及结果
（一）区分效度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我们对本研究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通过比较基准模型与竞争备选模型之间的拟合优度来判定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分析前，在采用先验问卷结构法对政治价值观题目进行打包处理的同时，还采用因子法策略将公民政治参与的题目进行打包处理，使其由原来的10道题目变为3道题目，然后使用Mplus 8.3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四因素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四个竞争备选模型，模型A为三因素（合并政治支持与政治价值观），模型B为三因素（合并政治支持与政治参与），模型C为三因素（合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参与），模型D为两因素（合并政治支持、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参与）。从与四个竞争备选模型的比较来看，四因素的基准模型的拟合结果最佳（x2=2613.31、df=137、CFI=0.96、TLI=0.95、RMSEA=0.041、SRMR=0.038）。这表明，本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核心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由于数据均通过受访者自我报告获得，为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严重干扰，本研究采用两种方式对其进行检验。一是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所关注的四个核心变量的所有测量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9.40%，小于临界值40%。二是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由46道题目构成的单因素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表现欠佳（x2=18488.45、df=143、CFI=0.73、TLI=0.68、RMSEA=0.108、SRMR=0.083）。由此可知，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对假说模型进行后续检验。
（二）描述统计分析
表2呈现了本研究核心变量与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从其结果可知，政府回应性、政治支持、政治价值观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同时，除政府信任外，性别、年龄、学历、月均收入和户籍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也与上述四个核心变量之间相关显著，后续假说检验时将一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
（三）主效应、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
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本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同时借助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进行区间估计。在具体执行中，一方面将性别和户籍类型转化为虚拟变量，另一方面将学历和月均收入进行赋值处理（即将“初中及以下”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5分，将“2000元以下”到“10 000元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4分）。将性别、年龄、户籍、学历、月均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和政府信任作为控制变量统一纳入模型，整体的拟合表现较好（x2=255.88、df=9、CFI=0.98、TLI=0.95、RMSEA=0.050、SRMR=0.022）。具体的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政府回应性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565、SE=0.016、p＜0.001）。第二，政府回应性对政治支持的影响路径显著（效应值为0.347、SE=0.013、p＜0.001），政治支持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显著（效应值为0.226、SE=0.013、p＜0.001），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间接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078、SE=0.005、p＜0.001）。第三，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对政治支持的影响路径显著（效应值为0.296、SE=0.018、p＜0.001），且政府回应性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对政治支持的交互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091、SE=0.027、p＜0.01）。
基于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标准，我们将政府回应性和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根据其得分高低分组并绘制交互作用图（见图2），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政治价值取向表现的低分组（bsimple slope=0.380、se=0.012、t=32.337、p＜0.001）和高分组（bsimple slope=0.306、se=0.012、t=25.429、p＜0.001）中，政府回应性均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斜率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那些具有较弱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的人群中，政府回应性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更明显（Z=4.36、 p＜0.001）。
（四）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关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对政治支持中介作用的调节，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IMM)为-0.021、SE=0.006、p＜0.01、95%CI为[-0.034, -0.009]。同样，将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得分按照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划分为高低分组，比较政治支持中介作用的大小差异，结果显示：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低分组中，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间接效应值为0.087、SE=0.007、 p＜0.001、95%CI为[0.074, 0.100]；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高分组中，该间接效应值为0.071、SE=0.005、p＜0.001、95%CI为[0.061, 0.082]；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不同水平条件下，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间接效应差异显著，其差异值为0.016、SE=0.005、p＜0.01、95%CI为[0.006, 0.025]。
五、分析与总结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通过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 000份有效数据，探讨了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与条件,并检验了政治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
（1）政府回应性显著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政府回应的关键是为公民提供制度化参与路径，以便于提供公民有效表达诉求的渠道并满足其需求和期望。在此过程中，公民会在比较参与成本和收益后作出选择和决定。因此，政府的及时回应，将促使公民对自身“效用”感知的提高，使其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
（2）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具体来看：一方面，政府回应通过激发公民的内在动机使其生成指向政治系统的支持性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政治支持通常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成为“以思想方式存在的隐性政治支持”向“以行动表现为主的显性政治支持”转变的重要路径。
（3）政治价值观反向调节着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关系以及政治支持的中介效应。作为公民个体对于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政治价值观是政府回应性影响公民政治支持过程的重要调节因素。若个体持有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较强时，则个体的行动动力更多来自个体内部，政府回应性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效应相应较低；相反，若个体持有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较弱时，个体行动动力则更多来自外部，政府回应性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关系便得以增强。
（二）理论贡献
第一, 本文从公民政治参与视角检验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政府回应是包括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期望的感受和认知、评价和认同以及将诉求和承诺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侧重强调政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已有研究从街头官僚、公共管理及善治等理论视角，集中讨论了政府的回应机制，这些研究主要从政府主体视角进行阐释，而忽视了对公众态度、遵从的主要规范、知觉控制层次、公民倾向及其本身的意义系统的关注和分析。本研究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尝试解析政府回应性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效果，对应结果不仅回应了既有研究关于政民互动过程中公众如何从“成本—收益”维度评判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观点，同时也加深了对政府回应性影响效应的理解，为充分发挥政府回应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 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揭示了政治支持如何链接政府回应性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影响关系。此前研究主要基于治理理论、政府合法性、社会资本、社会经济资源、认知—情感—评价等，探讨治理成本（经济、法律、合法性成本等）、政府政策程序合法性、社会资本、个体情况（收入、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参与认知—情感—认同等方面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框架下，重点讨论了个体自主需求的满足与个体态度及行为的关系，并得出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正向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的结论。通过将自我决定理论应用到政府回应性与政治参与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增强了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情境和检验效力。
第三,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有机整合观点，探索了政治价值观的调节效应，揭示了政府回应性影响公众政治支持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发现，政治价值观反向调节着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影响关系，即对于那些持有济世兴邦价值取向相对较弱的个体，其行动动力更多来源于受控动机，这也使得公众对政治系统支持的形成及程度更加有赖于政府回应的高低与效果。该结论呼应了Osei-Frimpong关于自主性动机和受控性动机中有关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外在调节以及内摄调节等四种调节策略的观点，通过探究不同强弱程度济世兴邦价值取向个体的动机类型和调节策略，分析了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关系强度，不仅丰富了自我决定理论框架体系在政治领域的解释应用，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探究政治价值观影响效应及政府回应性的边界条件提供了理论启示。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社会政治运行实践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提供如下启示。第一，提升行政主体对政民互动的认识理解，政府要从“是否予以回应”向“如何有效回应”转变，力求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治理与回应，以充分关注公众的感知和诉求并切实提高政府回应的有效性。鉴于政府注意力的有限性，其往往按照权威、利益和避责的逻辑，去“关注”或者“应付”某些问题, 进而忽视对公众诉求的回应和反馈，影响了公众的感知和体验。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以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平衡注意力资源、重视制度因素、不断优化回应机制。第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和考虑增进公众政治支持的意义与途径。政府实施政策以及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获得公众政治支持，而根据公众偏好调整公共政策则极大增加了提高政治支持的概率。为此，政府应特别关注公众的意愿、能力、价值偏好等主观因素与政策问题、环境因素及政策执行者间的相互作用，积极推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协商、合作及政策评估等过程，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制度路径。第三，政治价值观对政府回应性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影响，这一结果提示各级党委政府需在关注公众各类需求、诉求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回应的政策目标，因地制宜运用回应策略、政策工具推动政民有效链接，以提高政治合法性和治理效能水平，不断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同。
（四）不足与展望
未来研究可重点对以下内容予以优化提升。首先，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同一时段进行变量的数据收集，由此形成的分析结果在因果确认性及共同方法偏差干扰方面均存有不足；未来可采用多时点测量方式提升数据精度，也可通过调查实验的研究设计与方法操作，来进一步检验变量关系的整体因果特质与结论的外部可推广性。其次，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中的有机整合观点，考察了政治价值观这一调节因素对政府回应与政治支持关系的影响，而有研究指出二者的关系可能还会受个体经验、政治制度绩效评价及信任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对上述因素的作用及表现形态进行探究，以丰富和确定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边界条件。最后，本研究重点关注了政治价值观在政府回应性通过政治支持影响政治行为的边界条件，而对于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机制并未予以专门性分析。由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可知，个体价值取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其他因素中介，其行为由个体规范激活，而受价值观影响的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则决定了个体规范是否得以激发。未来可从政治价值观念、个体规范构建到政治行为激活这一路径切入，以考察政府回应性与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所存在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机制。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政治学研究》专栏，第37—4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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