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衡，陈子充 | 海峡两岸碳排放关联效应与低碳化合作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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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碳排放关联效应
与低碳化合作路径研究
推荐语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孕育着两岸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重大的机遇和动能。本文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揭示了两岸碳排放的复杂关联，并精确识别出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等产业应作为两岸协同减排、绿色发展的重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当前两岸绿色低碳化合作方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多维度策略建议，探索两岸如何将经济低碳化、绿色化合作作为两岸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新动能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曹小衡，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经济、台湾经济、两岸经贸关系、两岸经济比较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独立或主持完成国务院台办、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及其他部委委托课题。相关成果曾多次获正国级和省部级领导批示，并得到相关部门多次认证、表彰、获奖。代表著作主要有《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东亚经济格局变动与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等。
陈子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来，两岸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两岸产业合作仍以“高碳”部门为主，如何提升以低碳化为目标的两岸经济合作质量已成为紧迫课题。基于世界投入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可定量分析两岸碳排放关联效应并对协同减排重点产业进行划分。测算发现：中国大陆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远高于台湾；两岸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呈现台湾对中国大陆远高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单向”特征；两岸协同碳减排重点产业以机械、电气电子设备等制造业为主。当前两岸低碳化合作面临基础薄弱、制度化合作进展缓慢、服务业碳排放问题逐渐凸显等制约因素，应从机制、技术、产业、政策等多角度切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低碳化合作路径，应对两岸产业合作低碳化转型挑战，推进两岸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海峡两岸；低碳经济；碳关联效应；合作路径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逐渐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增加初步脱钩，发展的轨迹逐渐绿色化、低碳化，正在清晰地描绘出低碳发展的蓝图，开启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地，依照自身经济发展阶段与特征，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减碳行动方案，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双碳”目标的设立既是立足于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高质量经济发展之路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国际形势，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等现实需求的切实回应。
“双碳”目标约束下，海峡两岸经贸合作面临低碳转型挑战。自两岸开启经贸交流以来，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阶段高度互补的优势推动贸易、投资总额持续增长，两岸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但两岸凭借生产要素价格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付出了二氧化碳排放过量等巨大环境成本。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等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标（EPI）》评测结果，全球参评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仅位列160位，中国台湾地区位列74位，这一结果凸显出海峡两岸环境治理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当前，两岸产业合作以“高碳”工业部门为主，低碳化转型任务比较艰巨，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整体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导致在陆台企生产活动呈现出较高的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多重因素使当前两岸产业合作面临“结构减排”与“技术减排”双重压力。因此，深入研究两岸产业低碳化合作的现况与挑战，探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合作路径，对实现两岸区域绿色一体化以及提升两岸经贸合作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综合运用世界投入产出与国际能源消耗数据，深入剖析海峡两岸产业间碳排放关联效应，并依据测算结果为两岸低碳化合作提供政策参考。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将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与经济关联理论拓展至两岸碳排放关联研究领域，并细化至产业层面考察两岸区域内与区域间各产业碳排放的相关性；第二，结合碳排放关联效应测算结果，对两岸协同减排进程中各产业优先级进行划分；第三，总结当前两岸低碳化合作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提出低碳化合作路径。以上三点对两岸低碳化合作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多区域产业间碳排放关联理论机制
多区域产业间碳排放关联理论来源于经济关联理论。区域一体化趋势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特征。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浪潮中，东亚、欧盟、北美等全球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不仅带动区域内各国（地区）自身经济增长，也对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形成拉动效应。经济学一般将这种区域间或产业间关联效应分为三种——乘数效应、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区域内乘数效应指区域内各产业间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区域间溢出效应指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另一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单向影响；区域间反馈效应指区域的经济变化对另一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另一区域经济变化反过来对该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
区域性协同生产与贸易活动会造成环境成本在时空分布上出现显著差异，由消费行为引致的生产过程碳排放可能通过区域间及各产业间的相互投入而发生转移，即一个区域最终需求不仅会影响本区域的总产出与碳排放规模，也会影响到与本区域产业间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其他区域。与上述经济关联效应相对应的，区域间碳排放关联效应也可具体分为三种：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区域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及区域间碳排放反馈效应。
投入产出法是研究区域间碳排放关联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该方法最早由里昂惕夫提出并用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各部门在生产各环节中的相互依存关系，Miller在其研究基础上改进了两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并用于测量区域间的“溢出-反馈”效应，随后Pyatt和Round利用乘法分解方法将区域间经济关联分解为乘数、溢出和反馈三种效应。潘文卿和李子奈以最终需求为出发点对以上三种效应的测算方法进行改进。目前，学界对区域间经济关联效应的研究体系已比较成熟，在充分考虑世界不同地区的技术水平与经济结构的前提下，构建了改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MRIO）模型，全面刻画了全球贸易网络中各经济体部门间的生产关联与产品流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拓展至碳排放关联效应研究领域。Guo等使用2002年投入产出数据研究了中国30省28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情况，结果显示隐含碳从东部区域净转移至中部区域，且能源密集型产业贡献最大。赵玉焕和王乾利用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从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视角对区域间碳关联进行分析，结论显示东部区域碳排放乘数效应明显弱于中部与西部，东部与西部对中部的溢出效应明显强于中部对东、西两个区域。现有文献对于海峡两岸不同产业间碳关联问题还鲜有涉及，本文将由此展开研究。
（二）多区域碳排放关联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世界其他地区共同构成的三区域投入产出表简表，三者分别用区域1、区域2、区域3表示，结构如表1所示。
对应方程组形式如下式（1）：
其中ARR为区域R内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RS为投入系数矩阵，表示区域S内部各产业单位产出中来自区域R的中间投入。XR表示区域R内各产业的产出，YR表示区域R内各产业的最终需求。令TRS=(I-ARR)-1 ARS，其中I表示单位矩阵。分别用MRR表示区域R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SRP表示区域P对区域R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FRR表示区域R的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可整理得到MRR、SRP、FRR的表达式如下：
三区域投入产出的模型矩阵相乘形式则可表示为：
式（5）中，等式最右边第一部分表示区域内乘数效应，第二部分表示区域间溢出效应，第三部分表示区域间反馈效应。
记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亚洲发展银行（ADB）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2000—2021年全球62个主要经济体及世界其他地区（Rest of the World）内部35个产业部门的中间投入、最终消费与产出数据。本文所使用的碳排放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IEA)世界能源平衡表,该表包含1971—2019年全球150个国家（或地区）以及35个区域内各产业的能源消耗数据，并提供了用于计算能源消耗的换算系数，可根据能源消耗情况计算出各国及地区内各产业因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综合考虑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及碳排放数据的代表性与可获取性，本文选取2000年、2010年与2019年三个年份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及碳排放数据。为使三个年份的数据具备可比性，本文采用以2010年不变价格水平衡量的投入产出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将投入产出表内63个经济体划分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三个区域，并将投入产出表内35个产业部门合并重组为19个产业部门，具体部门分类如表2所示。
二、海峡两岸碳排放关联效应分析
（一）两岸区域整体碳排放关联效应分析
碳关联效应是在综合考虑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关联效应基础上，用于衡量区域及产业间产出关联情况下碳排放的相互影响情况。对于碳关联效应的研究，我们首先从海峡两岸区域整体视角进行考察。表3给出2000年、2010年与2019年三个年份海峡两岸及世界其他地区各自区域整体碳排放的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及反馈效应系数测算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中国大陆区域内由各产业间关联所导致的碳排放总量规模远高于台湾及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值大小代表区域内所有产业部门同时增加一单位的最终需求引致的该区域整体碳排放规模增加总量。中国大陆在2000年、2010年与2019年三个年份数值均为最高，中国台湾次之，世界其他地区最低。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作为全球唯一具有全工业产业链的经济体，内部整体生产体系比较完整，最终需求更多来自区域内部各产业的中间投入而非区域外，各产业间关联程度更加紧密使得最终产出引致碳排放的“能力”更强。相比之下，台湾更高的经济开放度以及对区域外部更强的依赖程度导致区域内各产业关联度相对较低，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也较低。此外，我们将两岸以外的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视为一个经济体，将原本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内生化为同一个经济体的内部投入产出，地区间原本存在的贸易壁垒等因素必然导致合并后的经济体内部产业关联结构松散，可能使其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测算结果偏低。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大陆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在2000—2010年间基本保持不变，2010—2019年出现大幅度下降，至2019年已降至2000年的70%左右。台湾与世界其他地区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台湾下降幅度更大，2019年数值相比2000年降幅接近一半。
第二，两岸之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呈现台湾对中国大陆远高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总体特征，即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中间品投入引致碳排放的“能力”更强。区域间整体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表示A地区所有产业最终需求增加一单位导致与其存在经济关联的B区域碳排放规模增加总量。2000年、2010年与2019年三个年份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10.50、9.01、5.61，近年来下降幅度较快。同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57.15、100.23与39.67，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历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溢出效应均远高于中国大陆对台湾，表明两岸间的碳排放关联具有“单向”特征，目前两岸经贸事实特征也支持这一测算结果。两岸间贸易流向始终以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为主，且中国大陆是台湾最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与中间品出口地。受台当局政策限制，当前两岸依然呈现出单向、间接为主的经贸合作模式，导致两岸经济溢出效应并没有得到完全释放，进一步导致两岸碳排放溢出效应的“单向”特征。
第三，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碳排放溢出效应远小于中国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溢出效应则远高于台湾对世界其他地区。这一特征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已深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并逐渐扮演重要角色，各产业与全球各国构成紧密合作关系，且以中国大陆对外出口为主，使中国大陆产出对世界其他地区产出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台湾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产业部门比较集中，出口占比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近年来仍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海外”的分工模式为主，因此来自台湾的直接投入对区域外经济体最终产出的带动作用有限。两岸对外经济溢出效应的差异最终导致对外碳排放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特征。
第四，中国大陆、台湾与世界其他地区碳排放反馈效应系数数值均较低，即反馈效应导致的碳排放规模相对有限。区域间碳反馈效应系数代表本区域所有产业每增加一单位中间投入，通过溢出效应令其他区域产出的增加量反过来引致的本区域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值。历年测算结果中中国大陆的碳排放反馈效应值均为最高，世界其他地区次之，台湾碳排放反馈效应值最小，且三者数值均比较小，不足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的1%。
（二）两岸产业间碳排放关联特征分析
产业层面的碳排放乘数效应、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系数测算值分别表示该产业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引致的本区域碳排放总量增加值、另一区域碳排放总量增加值，以及其他区域产出的增加量反过来引致的本区域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值。我们将2010年与2019年两岸产业间碳关联效应系数测算结果直接对比，以便从中发现近年来各产业的变化情况，表4为对比结果。
中国大陆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与2010年相比，所有产业的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均有所降低。其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其他制造业（回收业等）、造纸与印刷业等部门降幅最大，达50%左右，而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部门下降幅度很小。2019年中国大陆碳排放乘数效应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以及化学制品及医药制造业，均属于制造业且碳排放强度比较大。2019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碳排放溢出效应，除部分服务业部门以外，其余行业数值相较于2010年均有所下降。其中对台湾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包括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化学制品及医药制造业，这四类产业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均超过了0.4，其余行业均值仅为0.23。与2010年相比，中国大陆碳排放反馈效应系数值除个别服务业部门以外，其余均呈现下降态势。
台湾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农林牧渔业、造纸与印刷业以及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三部门的碳排放乘数效应与2010年相比有所升高，其余产业部门均呈下降趋势。从具体数值上看，台湾各产业的碳排放乘数效应普遍低于中国大陆，只有纺织与服装服饰业、造纸与印刷业与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三个部门与中国大陆比较接近。台湾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部门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高达602.56，其余所有产业均未超过100。2019年台湾各产业对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只有商业及公共服务业出现上升，其他所有产业系数值较2010年均有所下降，其中化学制品及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三个产业下降幅度最大，降幅约为70%。2010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最高的前三产业分别是化学制品及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和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至2019年前三名变为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与其他制造业（回收业等）。鉴于化学制品、机械电子与橡胶塑料等产业目前仍是两岸间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以上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的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碳排放强度数值的下降。同时，台湾各产业对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均远高于中国大陆同产业对台湾的溢出效应值，这一方面缘于中国大陆整体碳排放强度高于台湾，另一方面缘于两岸间以台湾出口中国大陆为主的双边贸易模式。台湾碳排放反馈效应系数一向较低，全部产业反馈效应系数之和仅为1.5，仅约为各产业碳排放乘数效应之和的0.1%，因此反馈效应对台湾碳排放影响十分有限。
基于碳排放关联效应系数测算结果的分析是针对各部门在相同最终需求下对区域内碳排放的影响，刻画的是各产业引致碳排放“能力”的大小，但现实情况是各部门的最终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各类碳排放效应的实际贡献率需要结合实际最终需求进行测算。表5为2010年与2019年两岸产业间碳排放乘数效应、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对各产业碳排放实际贡献率的变化情况。
首先，2010—2019年中国大陆整体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出现上升，区域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实际贡献率有所下降，台湾情况刚好相反。表5最后一行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由2010年的86.6%上升至2019年的88.9%，体现中国大陆近年来整体碳排放总量更多的是由区域内各产业间相互投入所引致，该占比已接近9成。同时区域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实际贡献率之和则从12.9%降至10.7%，说明中国大陆以外最终需求引致的中国大陆内部碳排放占比正逐渐下降。台湾呈现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情况，2010年台湾整体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为62.4%，2019年下降至60.6%，区域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实际贡献率由37.4%提升至39.2%，表示目前台湾整体碳排放规模约有4成是由台湾以外地区的最终需求导致的。
其次，中国大陆各产业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远高于台湾，与之对应的是台湾各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实际贡献率高于中国大陆。2019年中国大陆各产业的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平均值为80.9%，19个产业部门中有10个部门实际贡献率在85%以上，其中实际贡献率较高的产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建筑业、其他服务业（房地产、教育、医疗等）、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等。采矿业是中国大陆全部门中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最低的行业，2019年下降至33.17%。此外，造纸与印刷业2019年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也不足50%，仅为49.20%。2019年台湾各产业的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平均值为53.38%，且产业间数值差距极大，实际贡献率最高的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达到了97.68%，最低的采矿业仅为8.58%，其余大部分产业实际贡献率普遍低于中国大陆。台湾较低的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必然导致较高的溢出效应实际贡献率，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作为主要出口部门，2019年碳排放溢出效应的实际贡献率接近60%，即该部门碳排放有将近6成是为满足台湾以外地区的最终需求。类似的还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019年碳排放溢出效应的实际贡献率约为80%。同年中国大陆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该数值分别为12.21%、24.06%，表示产业内碳排放主要是为满足区域内的最终需求。
最后，海峡两岸在2010—2019年间碳排放反馈效应的实际贡献率变化幅度均不大，中国大陆整体从0.45%小幅上升至0.5%，台湾则从0.24%小幅降至0.19%，二者变化趋势与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实际贡献率比较接近。2019年两岸碳排放反馈效应的实际贡献率最大的产业都是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体现出两岸主要出口产业对两岸以外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进一步通过溢出效应提高了两岸内部碳排放规模。
（三）两岸协同减排重点产业划分
海峡两岸碳关联效应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找出两岸协同减排进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产业类别。由上文分析可知，两岸间碳排放溢出效应呈现“单向”特征，因此我们对两岸重点减排产业的划分以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碳排放溢出效应为主要依据。判断某一产业是否属于两岸协同减排重点应至少考虑两个方面：第一，该产业是否具有相对较高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第二，该产业是否具有相对较高的实际碳排放规模。为此，本文构建如下坐标系：纵轴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各产业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相对值；横轴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碳排放溢出效应引致的实际碳排放规模相对值。横纵坐标轴划分出四个象限，第Ⅰ象限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该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相对较高且实际碳排放规模相对较大；第Ⅱ象限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该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相对较高但实际碳排放规模较小；第Ⅲ象限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该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相对较低且实际碳排放规模较小；第Ⅳ象限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该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相对较低但实际碳排放规模较大。分布在第Ⅰ象限内的产业应首先作为两岸区域间协同碳减排重点关注产业。
2019年两岸协同减排重点产业划分结果如图1所示。第Ⅰ象限内的两岸协同碳减排重点产业包括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化学制品及医药制造业、商业及公共服务业共四项，其中前三项属于制造业部门，同时也是两岸经济关联最为紧密的产业部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大量出口引发上述四部门较高的碳排放规模，且此四类产业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也比较高。当前两岸产业合作低碳化应首先围绕以上四类产业展开，逐步提高低碳生产效率，控制台湾对中国大陆工业出口品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总量。第Ⅱ象限内产业包括造纸与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以及交通运输服务业。该象限内产业特征为两岸间贸易引致的碳排放总量较低，但单位产出引致碳排放能力较强，尤其是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已经非常接近第Ⅰ象限且具有所有产业中最高的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值。因此，这三类产业同样值得关注，需着力降低产业碳排放强度。第Ⅲ象限包含农林牧渔业、采矿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业、木材与木材制品业、电力热力燃气供应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共七个产业，这些产业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较低的同时，碳排放规模相对量也比较小，可作为两岸协同碳减排的示范产业。纺织与服装服饰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服务业（房地产、教育、医疗等）与建筑业是落在第Ⅳ象限内的产业。这些产业虽碳排放溢出效应系数较低，但大部分属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的部门类别，由两岸间贸易导致的碳排放总量相对较高。
综上，机械与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以及化学制品及医药制造业等部门作为当前两岸重要合作产业，同时具备高碳排放能力与高碳排放规模两种特征。因此,两岸在持续加深以上产业经贸联系的同时，也需要从低碳减排角度出发，降低产业合作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此外，两岸在商业及公共服务业等服务业合作领域的碳排放问题也逐渐显现，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海峡两岸低碳化合作问题的思考
（一）两岸低碳化合作面临的挑战
本文运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与国际能源消耗数据，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两岸产业间碳排放关联效应，测算结果反映出海峡两岸在产业低碳化发展及两岸间产业低碳化合作领域正面临以下三点挑战。
第一，两岸现有产业低碳化转型条件和基础较为薄弱。在全球低碳化发展浪潮下，海峡两岸均提出相关的减排目标与措施，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两岸能源消费均极度依赖化石能源，这对两岸产业低碳化转型及合作造成极大障碍。2021年中国大陆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高达83.4%，台湾该占比也达到66.13%，高排放、高污染问题随之而来，反映在两岸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系数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均以加工组装的生产与贸易模式为主，存在低增加值率、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特征，且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
第二，两岸低碳制度化合作进展缓慢。当前台湾中间品单位投入引致的中国大陆碳排放规模远大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其中既有中国大陆工业生产低碳化进程落后的“技术性”原因，又有两岸进出口商品类别不同的“结构性”原因。两岸碳排放关联效应表现出的“失衡”特征使得两岸间贸易活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造成的环境成本存在极大差异，中国大陆承担了更大的碳排放压力。“双碳”目标下，中国大陆正积极推动两岸产业数字化、低碳化转型，近期发布了《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湖南）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相关规划与政策，并成功举办两岸产业减碳合作研讨会、2022年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传递出中国大陆正在努力探索两岸低碳化发展互补联动的新模式。而目前台湾在两岸低碳化合作领域仍未提出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规划与建议。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岸低碳化合作仍将由中国大陆主导，应持续引导台商台企参与到中国大陆低碳发展规划当中。
第三，服务业可能成为未来两岸产业合作领域的碳排放“大户”。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业单位产出下的耗能与碳排量均比较大，并且对能源存在较强的依赖性，部分服务业还具有不可贸易性等特征，服务业的低碳化转型将带来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新问题。当前两岸碳排放联系仍主要体现于制造业领域，但两岸在商业及公共服务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领域的碳排放问题已逐渐凸显，部分服务业类别表现出较强的引致碳排放能力。虽然目前两岸服务业合作大门未完全敞开，服务业实际引致碳排放总量不算很高，但随着中国大陆逐渐由工业化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以及两岸服务业合作基础日益夯实，两岸在金融、商业、旅游等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将逐渐热络，如何在服务业经贸总额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有效控制其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将成为重要挑战。
（二）两岸低碳化合作的路径探索
推进两岸低碳化合作进程是大势所趋，是提升两岸经济合作水平的必经之路，是在两岸经济合作问题中贯彻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内在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低碳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环保意识的逐渐提升，两岸在节能减排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但受制于能源结构与贸易模式等诸多因素，低碳化转型仍任重道远。在此背景下，两岸应积极探索低碳化合作路径，创新低碳合作方式，从机制、技术、产业、政策等多个层面入手，携手应对低碳转型挑战，共同把握绿色发展机遇。
1.机制层面
第一，推动两岸“碳市场”建设进程，包括：构建并完善两岸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大化发挥两岸各自比较优势，满足两岸相关企业碳排放需求；以企业层面合作带动各相关部门逐步建立两岸制度化协同减排机制；扩大两岸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涉及的行业范围，将化学制品、有色金属、橡胶塑料等两岸重要合作产业逐步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拓展两岸碳排放权交易途径并与国际接轨，增强两岸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与发言权。
第二，加强两岸碳减排标准体系建设，包括：建立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监测评价机制，重点监测两岸高碳合作产业的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制定切实可行的两岸产业低碳化合作目标制度，加强企业能耗标准与“双碳”目标任务的衔接；构建两岸碳减排重点行业内企业的低碳发展考核机制，以中国大陆低碳发展战略为导向，按照当地减排计划与能源规划为在陆台商台企设定相关约束性指标，强化考核意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台企给予奖励；优化两岸合作重点产业与相关企业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完善企业能耗产出效益评价体系。
2.技术层面
第一，构建两岸低碳技术创新联盟，包括：设立两岸协同减排技术突破目录，将金属冶炼、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产业生产工艺环节深度脱碳等工业前沿技术作为重点研究项目；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借助国家级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区等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构建以两岸龙头企业为主体，上下游协同的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着力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应用，加快清洁技术的落地速度，逐步建立两岸绿色低碳产业示范园区并向全国范围推广。
第二，提高两岸低碳技术创新要素流动性，包括：提升对台湾绿色产业资本与低碳技术人才的开放水平，引进与中国大陆现有低碳发展规划或技术基础配套潜力较强的先进资本与人员，完善台湾引进人才的人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协调两岸低碳技术专利资源相互竞争问题，促进低碳技术两岸协同共享，建立低碳技术中介服务中心，提升两岸相关企业对低碳技术的共享意愿。
3.产业层面
第一，优化两岸经贸结构与产业合作布局，包括：顺应国际低碳发展潮流，推动两岸绿色贸易发展；推进两岸贸易出口品的绿色清洁化，进一步压缩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从事低端加工活动的在陆台商台企产能；鼓励台湾从事绿色低碳相关技术或产品生产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大陆产业链，以中国大陆““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为核心，提高两岸电子信息等关键产业的低碳产品供给水平与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以“一带一路”作为两岸绿色贸易合作新契机，积极推动区域能源治理中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合作，共同开展绿色产业对外投资活动；引导传统高碳产业的在陆台商优化投资布局，向中国大陆环境资源承载力较强的地区转移产能。
第二，开辟两岸绿能产业合作之路，包括：逐步优化两岸主要合作产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将绿能产业合作定位为两岸战略性产业合作，签署产业合作协议，从宏观层面明确两岸绿能产业的合作路线、政策支持与技术标准等；引导在陆的绿能产业相关台企实现产业集聚，搭建两岸绿能产业合作联盟，相互促进绿能前沿技术的研发与转化，降低企业建立、运行及管理成本，持续保障两岸绿能产业合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
4.政策层面
第一，加强金融财税支持，包括：设立两岸产业低碳化合作专项资金，推出两岸企业碳减排支持工具，帮助两岸相关企业平稳实现数字化、低碳化转型，提升高碳行业抵御风险能力；中国大陆金融机构可在已有的信贷、绿色债等金融工具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保险等风险缓释工具，为低碳产业或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相关台企予以融资支持；财政方面可通过补贴、税收返还、政府采购等方式对两岸节能减排合作项目进行扶持或给予技术研发激励；不断拓展金融财税支持政策的覆盖面，充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两岸碳减排合作效益显著的项目；针对两岸双边贸易中的高碳出口品，对出口企业开展“碳税”征收试点，倒逼出口企业减排技术升级，优化出口结构。
第二，畅通招商引资渠道，包括：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应立足发展本地绿色经济、低碳循环经济，坚持低碳环保的招商引资原则，增强招商引资针对性，对从事新材料、新能源、现代服务业、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高端科技型产业的优质台企可精简引资项目审批流程，降低其市场进入成本；各地应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梳理出与低碳发展理念高度契合的目标台企名录，积极引导相关台企与本地企业深度结合，聚焦绿色低碳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和强链。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广泛采用互联网招商、并购招商等多种模式，联合各地行业、商协会定期共同开展招商引资推介会等，对引进符合低碳发展模式的项目给予奖励。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79—9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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