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等丨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
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
周勇（1953-），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党史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现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多项。著有《红岩精神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等80多部。主编国家文化工程《复兴文库》第二编第七、九卷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等核心期刊、权威媒体发表论文100多篇。获国家社会科学成果奖、省部级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
摘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历史定位,是由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合作方式决定的。在整体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全局走向以及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抗日运动开展政治指导——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擘画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坚持抗日与民主并行等主张,发扬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同时,在局部中,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指导者定位,有助于彰显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和深化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抗战精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引文格式
周勇, 耿密. 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5): 1-11.
文章内容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并未特别关注,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这一论题作学理上的阐释研究。笔者团队对此曾作了一些前行探索,分别对“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大后方的政治指导”[2]、“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3]、“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4]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不过,这项研究还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阐述。比如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它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表述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原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指导者在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这一历史地位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对于已取得共识的问题不作重复论证,而主要针对与“政治指导者”有关的内容作进一步分析探讨。
一、
论题的提出以及相关问题的辨析
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话语表述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情况下,为什么笔者还要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观点?提出这一观点是否意味着不赞成使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表述呢?这当然不是。笔者意在从学理上进一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清晰准确的定位,试图推动解决一个学界过去想解决而因时代环境局限没有能够解决好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认识。本文并不指望一蹴而就,但如能有所推动,有所进步,也是值得尝试的。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问题的论著非常丰富,主要的表述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二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关于第一种表述,不同的学者对“领导”的阐释也有一些差异,有的认为“抗日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的认为共产党“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抗战的领导权”,还有的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5]。这些观点都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在逻辑上也还存在不够周延之处。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时,就不好说“领导”了。因此,胡绳曾指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6]1991年1月,胡绳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再次强调说:“他(引者注:指国民党)也想领导,我(引者注:指共产党)也要领导。最后他的领导作用给我们限制住了。总的说抗战不是按照他的方针进行下去,而是共产党的一套政策才坚持到底,也限制了投降、倒退和分裂。我们影响了各派政治势力。”[7]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仍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和探讨的学术难题。关于第二种表述,最初是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提出来的,他强调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8]804-805这是在论述对日作战时,批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反对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而提出的。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8]1097-1098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都是从政治上讲的,意在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发挥的特殊的、重大的作用。大约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提法开始进入学术界。特别是1991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把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第四章定名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9]。胡绳曾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说”过于简单,因此使用“中流砥柱说”这样的形象表达,既避免了在“领导权”问题上的学理性争议,又较好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此后,“中流砥柱说”得到普遍使用,直到今天。“中流砥柱说”这种表述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又回避了“领导”一词在历史逻辑上不能自洽的难题,体现了学术智慧。对此,笔者是完全赞同的,也是常常使用的。但这一表述在学理上仍有瑕疵,因为这是一个形象化、文学化的表述,并非学理化的表述和定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0],这一重大论题如果一直停留在形象化、文学化的表述层面是不够的,社会上对此说也存在一些疑惑。因此,还需要从历史学视角、从学理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更加准确的、简洁的历史学定位,这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初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念和研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11]笔者认为,这是用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中发挥政治指导作用所作的具体阐述,对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指导者定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有关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表述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根据中央审定的最新的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方案,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已经定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1],而不再是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我们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以宽广的胸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作出的新判断,是中央对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的新定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实事求是”恰恰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这给我们当下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以积极的启示。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学理判断,是笔者这些年深入研究抗战史的心得。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认为,需要在形象表述的基础上,进而从学理表述去定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即在坚持“中流砥柱说”这个形象表述的同时,还应该从学理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本文在前面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对笔者本文的学理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二、
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历史地位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笔者基于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境遇所作的长期思考,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政治指导作用的方式作出深入考察后得出的观点。
(一)抗战时期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境遇的决定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历史定位是由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合作方式决定的。
民国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引领,只能是政治指导者的历史定位。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控中央政府并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对外代表中国开展外交,与盟国结盟并接受各种援助。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在抗战初期仅掌握几块根据地和少量的军队,尤其没有掌握中央政府和外交等执政资源,因此无法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全面领导。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符合抗日战争发展规律和适合对日抗战的战略主张来对抗战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但这些主张主要通过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原则性的政治指导方式来实现,而无法通过政治领导这种上对下的指令性方式来实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殊的合作方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整体引领只能是政治指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主体。这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较之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合作,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双方有合作的政治纲领———国民党一大宣言;有合作的组织方式———以国民党为基础,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没有明确的政治合作纲领,尽管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国民党在抗战中一直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合法地位。例如,依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籍参政员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参加各项活动[12]46,而不是以政党代表的身份受到政府邀请而担任此职[12]67-68。并且,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合作的具体机制作保障,双方采取“遇事商量”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衔接。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将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概括为“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13]。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共同抗日为前提,没有共同政治纲领和固定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存在着两支军队、两个政权、两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存的特殊局面下的政治合作。这一特殊的合作方式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政治指导来发挥其对全民族抗战的引领作用。
战争是国家综合力量的比拼,既是战争资源等物质力量的比拼,也是战争意志的较量。在抗日战争中,敌强我弱,必须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对敌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因此,需要统一谋划对日作战的整体方略,并围绕这个整体方略开展各项战争动员工作,让这个方略得到充分贯彻落实。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环境,亟须一个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政治力量对如何进行抗战做出引领,这一时代重任摆在了国共两党的面前。
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本应担负起领导抗战的主要责任,但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很好地承担这一重任。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缺乏充分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决心和能力;只满足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缺乏充分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决心和实践能力。七七事变前,国民党与日本多次达成妥协协议;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仍不够坚决,而且在抗战要达到的目标上也不够彻底。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内不断出现对日妥协的言论和倾向,最终发生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公开投敌、建立傀儡政权的汉奸卖国行为。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甚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目标仍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态势即可,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缺乏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的勇气和毅力[14]。因此,国民党没能很好地担负起全面、整体领导抗战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以自身政治主张的战略前瞻性、科学预见性,对抗战发挥了特殊的政治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全局政治指导的榜样。中国共产党此时虽然不是执政党,甚至还不具有国民政府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地位,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和政策反映民心、体现民意,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不仅率先提出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还及时调整政策,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倡导和关键助推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提出了各种反映民心、体现民意的抗日主张并坚决执行,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时代把对抗日战争发挥政治指导作用的重担放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全国民众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殚精竭虑、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毅力。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地位。
(二)政治指导方式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引领作用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具备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决心、能力和毅力,但没有领导全民族抗战所必须掌握的政治资源、军事力量、外交手段等硬实力支撑。因此,受这些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方式有两种,既有政治指导,又有政治领导。
政治指导与政治领导,二者在内涵上具有相似性,又有较大区别。从目的和效果看,二者具有共通性,但在实施方式和手段上又有较大不同。政治指导具有非强制性,以建议、倡议等柔性方式对自身的政治主张进行推广和传播,对其他政治实体和社会团体的行为产生引导性影响。政治领导则具有强制性,是运用掌握的权力,以命令、要求等刚性方式,对其他政治实体和社会团体的行为产生约束性或激发性影响。政治指导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来达到目的,并无强制性手段来保障其实施。政治领导则具有上对下的领导属性,能够通过相关的刚性机制来确保命令和要求得到贯彻和落实。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政治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整体上,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抗日战争的整体走向,指导全国抗战。即:提出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引导全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党的政治主张、思想路线的先进性和行动的模范性来影响执政的国民党和全国民众,引领全国同胞共同对日抗战,实现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的局面。
第二,在局部上,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其他党派、社会团体及普通民众,则主要通过提出符合抗日战争规律、维护人民权益、维护中间党派利益的政治主张,对他们实施政治影响,开展政治指导。比如,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开展的统一战线和军事、群众、经济、文化、新闻、外事等工作,对整个大后方社会并无强制性约束力,但却发挥了坚定抗战决心、凝聚抗战意志、开展社会动员的指引作用[15]。这些举措及其效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开展政治指导的典型案例。
第三,在抗日战争的具体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人以不畏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站在抗战的最前沿,为全国抗战树立了先锋模范的榜样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抗战中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在这场民族战争中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又主要体现为在各项抗日斗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6]521-523。中国共产党党员听从党中央号召,在各种岗位上都为全民族做出了榜样,无论是战场杀敌还是后方生产,无论是文化建设还是军需运输等,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全局上对抗战进行政治指导的同时,也在局部上发挥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主要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起敌后战场的总指挥部,并构建起了与正面战场并行、与之相互支撑的卓越高效的作战指挥系统,全面领导和指挥敌后战场的各项斗争。中国共产党直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及相关地方部队、民兵对日作战的各种军事斗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到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牵制和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主战场。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沦陷区和大后方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实质性领导了团结在这些党组织外围的各社会团体的抗战工作。这主要表现为直接领导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沦陷区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抗日斗争。这些地下党组织在截获日伪情报、破坏日军的“扫荡”行动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南方局的各项工作,不但领导了南方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还将领导力量向港澳地区延伸,争取到大批坚持抗日民主的社会团体,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大后方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局和总体上发挥了政治指导作用,在局部上发挥了领导作用。
三、
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出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全民族同胞共同抗日;坚持人民战争理念,为坚持持久战奠定了战略基础;提出抗日和民主并行的主张,促进了抗日民众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树立起血战到底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思想引领和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奠定了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在全局上政治引领、在敌后战场上率先实践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就发出了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7],呼吁武装抗日。此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适时调整政策,为谋求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努力。1933年3月3日,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中,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意愿略[18]。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19]446。这一主张是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思想,后来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基础,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地方实力派商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20]。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指导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国共合作之路日趋明朗。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逐步达成共识。1937年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真诚的实践者,在抗战的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关键时刻都提出了自己的具体主张和动员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最有远见、最富牺牲精神的执行者,充分依靠群众,将这些主张和口号在实践中落地见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采取“应战不求战”的消极策略,虽然一方面下令对日抵抗,但另一方面又不断试图与日本达成妥协。中国共产党则截然不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天,193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21]356这一主张率先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工作中,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立即做好抗日宣传动员、与国民党华北地区地方当局协商组织抗敌统一战线、就地组织华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21]360;9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致电蒋介石,发表《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的通电》,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一起为国效命,收复失地[21]361。这些主张为最终促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这些言行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意识和言行一致、率先垂范、光明磊落的作风。(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战争理念,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战略基础中国共产党擘画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基本方略,为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作出了前瞻性指导,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战略谋划。全面抗战一开始,1937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广泛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实施人民战争[21]387。8月25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武装力量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面抗战的核心,大力动员和发展抗日群众运动,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必然取得最终的胜利[21]474。11月12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局限,强调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只有始终坚持全面抗战原则,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指导抗战[16]387-388。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驳斥“速胜论”和“抗战必亡论”两种典型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实现抗战胜利的战略方针、战略路径。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写成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敌强我弱使得中国的抗战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必将失道寡助;中国坚持的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国际上必将得道多助。形势必将随着战争的演变而逐渐转化,敌我之间的优势与劣势也会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得有利于我。故而,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因此,中国必须要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将战争过程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与之相对应[16]439-518。中国共产党为落实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开辟和壮大了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前线,开创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两个战场共同抗战的战略格局,构建起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战略支撑。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群众,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用我之所长打击敌之所短,让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有限的兵力在敌后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相持阶段的主战场,从抗战全局来看,“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了重要贡献[22]。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三)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与民主并行的主张,促进了抗战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与民主并行的主张,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抗战结束后开启国共谈判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战略准备,打下了社会基础。抗战时期中国面临“抗日”和“民主”两大基本问题。“民主”既是战时之必需,更是对战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同胞共同抗日,就必须实现抗日与民主并行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12]399。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正式开启之际,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没有民主自由就不能动员人民抗战,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19]256-257。中国共产党还提出要吸收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组成国民会议,使之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在大后方,国民参政会之所以成为拥有一定政治话语权的战时咨询机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以及其他中间党派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国民参政会虽未成为理想的民意机关,但对扩大抗日民主、动员社会各界群众共同抗战,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正是在国民参政会这个民主议政的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各种正确、合理的主张,引导大后方民众积极追求政治民主。特别是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中间党派和大后方民众的积极拥护。同年11月10日,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中,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主张,就战后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五点协议[23]。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让人民享有民主的抗日主张,更是身体力行不断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组建民意机关——参议会,让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成为抗日民主的典范。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立即成为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一切政治力量必须作出的战略抉择。为此,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谈判,为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建立联合政府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促谈,针锋相对,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决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胁迫和军事进攻,取得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动权,最终签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随后,根据《双十协定》,1946年初召开了中国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决议。这些都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战后民主、建立联合政府作出的战略准备和重要成果。(四)中国共产党培育了血战到底的抗战精神,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注入了精神力量抗战爆发以来,面对敌强我弱的劣势,中国共产党毫不畏惧,始终以饱满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以不怕牺牲、顽强斗争的坚定意志鼓舞全国抗战军民,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为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独有的政治指导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要以坚决的武装斗争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的主张。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主张肃清一切亲日派分子,吸收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组成国民会议,让国民会议成为真正的民意权力机关。针对抗战中各种妥协投降的言行,1939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坚决主张“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4]9月8日,针对汪精卫叛变投敌,中国共产党发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明确要求“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12]511。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斗争求团结、斗而不破”的原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由于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得异常惨烈,但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军人都展现出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不仅善于团结民众共同抗日,而且在各种危急关头展现出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殉国将领和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同样,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和“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为国捐躯,也激励了国人共赴国难的决心和毅力。这些抗战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激发了全国各族同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盟国军事、新闻等各界的广泛赞誉[25]。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大众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的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华北与日军英勇作战[26]。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高度评价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贡献,他认为,自1938年之后,八路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使日军不断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并遭受惨重的损失”[27]15;并且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团结与合作,获得了老百姓真诚和积极的支持[27]23。曾在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多处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也注意到,中共军队拥有一种特殊的高昂士气,这种士气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勇气和自信,以及愿为实现中国的自由与幸福而流血牺牲的爱国意识[28]。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深厚的爱国情怀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为全国抗日军民树立了榜样,为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视死如归筑成血肉长城的精神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激励了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意志,有力地打击了妥协投降行径,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敬佩和外国友人的赞誉,最终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1]的抗战精神,凝聚起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万众一心的磅礴精神力量。四、
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定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的抗战史著作和国民党方面的抗战史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刻意歪曲贬低。这既与他们的政治偏见和学术短视有关,又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定位不够明晰有一定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有助于准确定位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定位有利于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在过去的相关论述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大都采用的是“中流砥柱”的表述,但这样的表述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的定位不够明晰。坚持“政治指导”表述,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学理上的阐释,也是对“中流砥柱说”的学理支撑。“政治指导”是“中流砥柱”的题中应有之义。“中流砥柱”是一个形象化表述,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定位,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超越党派理念的抗战方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拟定整体抗战方略,弘扬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抗战精神,提出抗日与民主并行的主张,增强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积极性,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政治指导”是“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内容。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因党员数量、军队数量等因素,与国民党存在硬实力上的悬殊,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需要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开展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指导者,指导全民族抗战,发挥了其他党派、政治团体没有发挥且无法替代的政治指导和引领作用,这丝毫不亚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取得的英勇战绩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充分发挥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事实上引领抗战整体发展的核心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定位有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诠释“中流砥柱”的内涵。“中流砥柱”是用形象化的语言,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政治指导者”的定位,是用理论性、学术性的话语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局中的地位。前者是对后者的形象化表达,后者是对前者学理性逻辑的延展和升华。(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的定位有助于强化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中失声缺位,尤其是西方舆论话语对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作用的认知,存在严重的局限。虽然西方学界承认中国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少人却将中国参与的亚洲战场视为次要战场,并且普遍强调美军在亚洲战场的关键作用,严重低估中国在亚洲战场中发挥的支撑作用,一度否认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成员国的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外学界都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英国学者拉纳·米特指出,中国是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四个大国之一,中国在二战中的表现为后来取得世界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29]。中国学者张海鹏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存在两个战争策源地,两个全面战争爆发点”[30]。这些观点,对全面客观地考察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胜利于1945年,前后共14年,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界而分为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时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11]。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在敌强我弱又缺乏国际援助的背景下,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开展了英勇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斗争决心和毅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前期局部抗战,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早发起抵抗的国家,这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又一基础性事实论据。五、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抗日战争的全局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全局走向以及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抗日运动开展政治指导——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擘画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坚持抗日与民主并行等主张,发扬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对抗战取得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同时,在局部中,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在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因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本文的这一思考,是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深化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新尝试,是我们“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新努力。相信这对于客观准确地诠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局中的历史定位,是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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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复兴文库》编纂出版”(19ZH002)子课题“大后方的建设和民主运动的开展”,项目负责人:周勇;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追加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作用研究”(2021YBZJ08),项目负责人:耿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