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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自私的天赋:为什么利己是经济学的起点?

张五常 勿食我黍 2019-12-26

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 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本著作享誉学界。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他的一个重要论调,就是人类的自私带来社会的财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论调。怎么来看这个论调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斯密讲到的人类自私,不是说人类天生自私,而是说人类不可以不自私;他并不是假设人类自私,不是说人类天生自私,而是说他们不可以不自私。这一点很清楚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斯密的理论重点。他说,你要靠兄弟姊妹来养你是不可以的,你不能靠别人的同情心来存在。他说人类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效果,这个适者生存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展的论点。后来那位人类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是凭着这个提出了自然淘汰思想。
  自然淘汰被认为是人类几千年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思维,一直流传到今天,他的思想就是起源于斯密的理论。斯密说,人类自私是因为他们不可以不自私。假如他不自私,就会遭到淘汰。这是斯密理论的一个伟大重点,影响了达尔文,跟着达尔文就是整个科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到底人的自私怎么来的

  关于人类的自私,到了斯密之后的李嘉图,他没有说过人是不可以不自私的,他也不是说人是天生自私的。李嘉图把这个自私变成假设,是一个假设,假设人是自私的。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的发展就变成公理性的,英文叫做axiomatic(公理的、不证自明的)。你把它叫做假设也可以,武断的假设也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争论,就是这样子的。


  人类争取极大化,自私是一个假设,你不要跟我辩论,这是一回事。但是我回到斯密这个问题,到底人的自私怎么来的?斯密说,为了要适者生存,所以要自私。这是一个很大问题,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可以说,这是斯密的一个很大的漏洞,他这一点也影响了达尔文。达尔文曾经被人家批评到底是不是有适者生存?到了达尔文的时候,也就是我自己在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适者生存这个是很重要的。而是不是适者生存呢?我们看上去当然是适者生存。根据斯密说适者生存,斯密影响达尔文。
  到了1976年,刚好是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两百年后,有个人叫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说,人类不是为了适者生存而自私的,他说人类自私是因为基因里面有自私。他写了一本书,1976年发表,也是一本伟大的论著,那本书叫《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个人讲人类的自私,有不同的态度。斯密的自私是不能不自私,你不自私就会遭到淘汰,所以斯密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到了李嘉图,就是到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说就不要管他是不是自私,我们就武断假设他是自私,这是maximization postulate。到了道金斯,他说人类自私不是假设,也不是适者生存,根本是人的基因里面,所有生物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自私的基因。1976年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论著,这本书不浅的。
  再回过头来看,我非常佩服斯密。我认为,历史上最好是斯密,我非常佩服他。当我批评斯密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不喜欢斯密,我把斯密捧到天上去。但是斯密这个问题呢?他这个适者生存的自私问题,这个自私不会毁灭人类的。你想想看这个逻辑,人类自私是为了适者生存,又怎么会为了自私自己毁灭自己呢?他是为了生存才自私,他不会为了自私而毁灭自己。但是道金斯不一样,他说人天生就有自私的基因,他要毁灭自己绝对不困难,这简直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在斯密的时候,自私不会毁灭人类,你看整本书,那时候人类的演进是往好的方面走。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斯密的世界,你看整个二十世纪,多少次人类要毁灭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又霸占,加上文鸽,又有人民攻社,很多次人类很可能自己毁灭自己的。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可能毁灭自己!这点在斯密的理论里面是不可能的,他说适者生存,人类怎么会自己毁灭自己呢?而道金斯认为人是有自私基因的,自私是可以毁灭自己的。
  自私自利会无疑给人类带来好处,这点我同意,这是绝对的,贸易会带来好处。但是,自私自利会可以带来互相残杀,会带来欺骗,就是人类的自私是可以毁灭自己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怎么去讲这个问题呢?斯密说人类自私不可以毁灭自己,你回看达尔文的时候,没有证据说是很多动物都绝迹了,我们现在回过去看,很多动物都绝迹了。为什么会绝迹呢?你看道金斯的看法,假如自私是从基因里面引起的,它绝对有机会毁灭自己的。假如说是适者生存,自私是不会毁灭自己的。适者生存又引起达尔文的自然淘汰,也是适者生存。
  在达尔文的时代,没有看到这么多年以来,很多动物都是自己灭绝自己的,现在回过去看的话,很多生物都是灭绝的。到了道金斯,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可以自己毁灭自己,是基因里面有自私。而李嘉图说自私是一个武断的假设,就是你不要跟我争论,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人类就是自私的。他说这种自私也可以自己毁灭自己的。所以呢,到我出道没多久,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人类会毁灭自己的问题。
  经济学的发展,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要毁灭自己?从七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发展地相当快,到现在的八十年代开始,人类可以毁灭自己。这种经济学分析呢,就叫做博弈理论,博弈理论由此而来。博弈论在五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学过一两个学期,然后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博弈理论又回头了。
  为什么博弈理论受到重视呢?就是斯密那个问题,是说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个问题,这一点经济学家不能接受,经济学家不能同意,自私会带来社会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毁灭人类的坏处。然而从自然淘汰那方面来看,很难说这个自然淘汰的自私,很难说自然淘汰的结果,这个自私会毁灭人类的,这是说不通的。假如你说道金斯说的自私是基因里面的,会毁灭人类。这个假设,李嘉图这个假设人类自私也可以毁灭人类。就是经济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类自取灭亡的倾向,是不能否认有这个倾向的。
  我的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他就研究这个东西,是他教我,我很感激他,但他教了我之后自己也跑到博弈论那方面去了。(此处有笑声)因为他怎么解释人类会自取灭亡呢?人类会自取灭亡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用斯密的架构怎么解释呢?所以他走向博弈论的那方面。我是接受这个自私的假设,我是接受斯密的,你说自然淘汰,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用什么处理方法来解释人类灭亡呢?我引进了交易费用。
  怎么引进交易费用呢?怎么把交易费用放进去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把它放进去了。我不是交易费用的创始人,科斯在1937年有提过,1960年又再提,还很多人都提过的,什么讯息费用之类的。但是怎么处理呢?我认为科斯处理的不够好。怎么把交易费用放进去?怎么解释拥有讯息费用人就变得自私?有交易费用,害得人类可以自取灭亡。假如是斯密所说的那种自私,又引进了交易费用,在逻辑上是推不出人类会自取灭亡的,是推不到的。现在我这里呢?你自私,假设人是自私的,可以灭亡。


  为什么会灭亡?那我把交易费用引进来就可以解释的到。但是怎么放进去呢?怎么把交易费用放进去呢?大家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是会说而已。那个德姆塞斯(Harold Demsetz)他也只是会说而已,他能够解释什么呢?经济学者太关心什么东西对社会好,什么东西对社会不好。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社会经济学者,假如人饿死了,我只需要知道他为什么饿死,但他饿死好还是不好,就不关我的事。你们要很清楚,经济学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比如说,从事福利经济学的那些全部是废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是去解释,为什么人会快乐,或者会不快乐?这是很傻的事情,白痴才做这种事情,但有人从事这样的研究,经济学教授中有人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傻的事情,我怎么晓得你快不快乐?这一类的经济学家,天下蠢材无数。

  经济理论需要回归实证

  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上,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这一点是肯定的,自私也会带有害处,会毁灭自己,该怎么处理?这两方面一起出现,我的答案,据我所知,唯一的方法就是引进交易费用,这是我知道的唯一方法,除非你采用的是另一条线,重新改过那公理搞来搞去。我不去走博弈理论这条路,因为我认为它无从验证。这个博弈论其实是卷土重来。六十年代没人理它,它再回头,就是我1968年提出的。
  我1968年就提出过那个抬石头的例子,我对阿尔钦提出这个例子:两个人抬着石头下山,各自抬石头,每人每次可以抬50斤,但是两个人一起抬可以抬到120斤,那就多出20斤。那当然是联手抬好了,我抬一边你抬一边。我把需要的力气推到你那边,你又把需要的力气推到我这边,结果是多少斤?我们知道,结果是不会少于100斤的,假如少于100斤就干脆分开抬了。
  但是也达不到120斤,因为我推你,你也推我。那怎么决定呢?假如两个人合作抬的话,就是110斤,你怎么决定这个数字?因为我提到这一点,而且在1969年我发表的那篇文章提到卸责偷懒的问题,结果他们就197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用卸责偷懒来推出这个公司理论,非常非常的红极一时。我不同意那篇文章,但他是我的老师,我说了他不听。他问我好不好,跟着又提到勒索、恐吓,跟着就是威廉姆森,整本书就是讲一些抽像的术语,跟着发展就是博弈理论,博弈理论就好像在说故事一样。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实证的科学。李嘉图之后,跟着有马歇尔,有罗宾逊夫人,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说得很清楚,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实证的科学,是可以验证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也就是我提出这个抬石头问题,这个卸责的问题。我把我需要的这个量推到你那边,我就卸责了,我偷懒了,这就产生恐吓的问题,跟着就是博弈理论,博弈理论卷土重来就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
  在验证方面,你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假如没有乙的话呢,就不会有甲。假如没有乙却有甲,那就是错的。关键就是,甲跟乙都是能看得到的。下雨看得到雨,伸手出去也是湿的;天上有云,看上去就是有云,下雨,天上有云。假如没有云的话就不会有雨,没有云而有雨的话呢?有云才会下雨的假设就是错的。所以验证出能看到云就能看到雨。那假如说卸责偷懒,你怎么知道我卸责偷懒呢?我说恐吓,你怎么知道我在恐吓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跟许多经济学家争论,他们看到的都是无从观察的,要验证的话,就是要正式的一个规格,公理性的,经济学就是axiomatic。
  经济学有很多种方法来解释,但是公理性的解释,变成把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居然和自然科学走在一起了。自然科学是公理性的,数学是公理性的,数学不能解释他没有验证的。你说它是公理性,他可以验证,生物学是公理性也是需要验证的。那么经济学经过李嘉图之后,在某方面是公理性的。经济历史不是公理性的,经济学是需要能够验证的。
  假如甲发生,乙也跟着发生。没有乙,就没有甲。假如没有乙有甲那就是错的,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到的,看不到怎么验证?你说欺骗,我怎么晓得你是在欺骗。我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我惊心大眼地看着她,你到底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意图?你不能说我看她,就说我张五常有意图。
  所以我对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失望,充满了机会主义啊,恐吓啊,勒索啊,博弈啊,我怎么晓得什么意图?经济学那些充满了无从观察的术语全都是废物,只有一个无从观察的术语,我不能不接受,只有一个,就是需求量,我不能不接受。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是需求定律。价格下降看得见,需求量是没有这件事情的,需求量是意图的量,真实世界里没有需求量这件事,但是不能没有这一点,因为不能没有需求定律,所以这点我不能不接受,所以我只好接受需求量。
  仅仅是需求量一样东西,我已经搞了好多年了。我想不出什么处理的方法,因为没有这样东西存在,需求定律这个东西存在,世界上没有需求量这个东西,需求量是意图的需求,我怎么晓得是不是你的需求,但是我不能够没有这一点,我不可能没有需求定律,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这个需求量我一定要处理,我能够处理的到,就是我跟其他经济学家的分别。我可以解释的到,你们解释不到。仅仅因为一个需求量,真实上没有这样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就已经很乱,还加上几十样东西让我怎么搞。
  勒索啊,恐吓啊,偷懒啊,这么多我怎么处理?你说博弈,更离谱,就是因为当年我提出那个卸责的问题,在1969的文章里面提到卸责这个问题,偷懒的问题,跟着就被我的老师阿尔钦和德姆塞斯在1972年写了一篇文章,以这个卸责偷懒为主题,再加上恐吓勒索,跟着就是威廉姆斯的机会主义,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卷土重来。你问我,你可以发表博弈论的文章,你甚至可以因此拿到诺贝尔奖,你可以升级为大教授,但是这对于解释世事来说是废物,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我自己的老师,我很佩服我这个老师阿尔钦,他跟朋友三个人写了这篇文章,其中就提到勒索这个问题,他们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他说,假如你去运输石油的时候,这个输油管在地下,只是从这个油田接到你的炼油厂那边,假如你去租这个输油管的话呢,是很头痛的。因为万一人家一下子不租给你不是完蛋了吗?所以这个输油管炼油厂是要自己建的,因为你租人家的话,人家勒索你怎么办?人家一下子不租你不是就要停工了。他说那些输油管一定是炼油厂自己建的,但是运油的油船就不是了,他说油船就可以租了。他说你这条船不行我就用另一条船,不一定是要靠你这一条船。所以他们在文章中结论,主要的证据,运油船是租用的,但是输油管是自己建的,这是勒索问题的效果,一下子没有人可以勒索到你,你不租船我可以租别人的船,但是输油管一下不租给你就没有办法了。
  我当年是加州石油公司的主要顾问,我替他们处理运油的问题,我写了两份报告很厚的。我看到他们的这篇文章错的一塌糊涂,石油公司租用油管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石油公司自己买自己的油船,和他们说的正相反。那我怎么办呢?我那些研究的资料是签了合约,是不可以给任何人知道的,但摆明了老师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合写的那篇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例子,错的一团糟。
  那我该怎么做?我跟石油公司商量,问:“我可不可以把这一点,也就是租船还是自己买船,还有租油管,这些实例告诉我的老师?”他们考虑了半天,说:“好吧,你讲吧。”我就对我的老师说,你的文章错了。我说勒索是错的,我说油管输油管很多时候都是租用的,反而大的石油公司大家都自己买自己的运油船的。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把他们文章里那个例子给划掉,其他不改,照样刊登。那有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篇很出名的文章,就没有了这个例子,但没有了那个例子并不代表你是对的。
  所以这个问题,关于那些无从观测的例子太多了。你要验证,比如说一定要有云,要下雨的话一定有要看到云,你要看到雨看到云。原则上一定是要可以看得见的,你看不到的东西越少越好,唯一不得不接受的,对经济学来说,是需求量,没有这样东西的,真实世界里没有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这个需求量,因为没有需求量就没有需求定律了。
  所以说,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经济学理论就这么多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所有的,就是这一句话: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就这么多,没有其他,其他的都是骗你的。假如你连需求量都不能接受,那就没有经济理论了。所以我一生都在处理需求量。

  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没有前途

  谈谈自己的经验。经济学在我之前,马歇尔是好的,费雪是好的,罗宾逊夫人是好的,希克斯比较一般,萨缪尔森也是一般。但是50年代的时候,那些经济发展的学说,一律胡说八道。到了1961年我毕业之后去了研究院,1962进了研究院,经济学的发展有几年是比较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Stigler,Aaron Director,还有Milton Friedman,后来有Ronald Coase。我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有Alchian在,有Brunner在,有Baldwin在,有Hirshleifer在。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初期,那个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越战之前,这是好的。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讲验证,那个时候的文章开始说验证。
  可是到了越战之后就麻烦了,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我看着美国经济学的制度,因为他们要反传统,他们那个时候勉强地拉学生去当兵,根本打越南是很无聊的,因为越南人也没得罪你,你叫那些年轻人去死,去打越南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很多毒蚊子,你非要把他们逼去打仗,他们就争论起来了,学校里出了很多炸弹事件。
  我去华盛顿大学的时候,1969年,上课的时候围起来不准我去上课,几百个学生,有的同事还带着枪去保护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要数文章。年轻的教授们说:“老教授为什么比我厉害?你又不懂数学,我学过数学,你连数学都不懂,你凭什么比我高薪水?为什么你有终生雇佣合约,而我没有?”于是就开始吵起来,吵得一塌糊涂,所以就逼着开始有这个数文章的准则。
  我是很特别的,1969年一出道,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终生雇佣,跟着三个月之后,我没有要求的,是他们投票通过,升我为大教授。跟着呢,院长那个时候是诺斯,跟我说:“要数文章不关你的事,你是例外,你有没有文章出都是那么多薪水,你做什么我们不管。”所以我那时候的文章能一直流传到今天,都变成经典。
  你们要明白我为什么要选走这条路,我1967年写完《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写完,那时候比较有份量的经济学者,现在再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那时候认为我是价格理论的第一把手,你们现在看我的《佃农理论》就知道,我证明佃农理论的那个分析,有经济学在里面,有很好的价格理论在里面,而且我从事验证,那是我在学生时代的事情。跟着,我又找到了合约的选择。所以我1969年出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拿到终身雇佣合约,几个月之后就升为大教授。那个时候是毫无疑问的,同事之间一提到张五常,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价格理论最好的。你可以想象1969年暑假我回到香港,我去跑工厂跑市场,看到那时候的现象,我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有多震撼。
  一个物理学的本科生,你问他为什么茶杯会掉地上,为什么会那样子,都会解释给你听。而我是那时众所公认的价格理论的、几乎等于就是第一把手,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过高级理论,而且我的《佃农理论》震撼西方,我回到香港看到那些现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选择?我可以选择放弃经济学,我不一定要靠经济学找饭吃的,所以我就认为经济学一定要改革。
  所以我到了华大之后,知道经济学全都是废物,生产函数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看到街边讨价还价这些现象,为什么要讨价还价?经济学在什么地方提到过讨价还价,而满街都是在讲价格,你怎么解释?没有人告诉我。你说麻不麻烦呢?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里面居然有人讨价还价,这在经济学中是没有可能的。在工厂看到那些件工合约。所以,那个时候的问题,是我考虑要不要放弃经济学,不放弃就要做一点事情。
  我去了华盛顿大学,我对那些同事说,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时候诺斯在,巴塞尔也在,他们都知道经济学有问题,他们一直认为要全盘革新,重新来过,唯一的人选就是我。经济学要革新,这个人就是你,你不做就没人做了,以前的戴维德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指着我做,现在讲起来是40多年前的事。我的《经济解释》,去年开始算是做好了,有四斤那么重,我现在还要把它整理一次,再加长一点。
  回看起来,经济学为什么搞得这么乱?为什么这么麻烦?我解释给你们听,那些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了,这是第一点。太多了。这些是无从验证的。我不是很想批评诺贝尔奖,因为我自己拿不到。说起来真是难以相信的。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学啊,如果他们想要拿到诺贝尔奖,他们的理论是要经过验证的,一定要有验证,为什么经济学不需要呢?假如经济学要验证过,那以前所有拿到过的诺贝尔奖都不值得拿。为什么经济学不需要验证?你们说经济学是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这是公理性的,跟物理一样,axiomatic,未必一定要验证,但是物理学、生物学都是axiomatic,自然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那博弈理论怎么验证呢?看不到怎么验证。
  你们说我看到长发的女人,怎么知道我是想入非非呢?无从验证。所以这个问题,博弈论拿了很多诺贝尔奖,怎么可能呢?你们接不接受经济学是不是实证科学?但是假如你们接受经济学是实证科学的话,而这个实证科学是公理性的,你就要讲究验证。你没有验证,你的理论我就不能接受,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拿到诺贝尔奖的是要讲究验证的。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呢?瑞典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到今天都不知道,那我没话讲了,他们不知道我没得讲。
  第二个问题呢?假如说到用实证科学来讲,那是一定要有实验室,化学有实验室,生物学有实验室,物理学有实验室。那假如经济学也要变成实证科学的话,也需要个实验室。实验室来干嘛呢?就是真实世界。我绝对反对那些经济学家在教室里做什么实验,你相信那些实验吗?你怎么可能在教室里让学生给你一粒糖看你吃不吃啊?你们不要笑,真的有人为此拿了诺贝尔奖,有人这样从事验证,真有其事,Vernon Smith为此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真实世界才是经济学唯一实验室,你们要出去走走看看。
  我整天都在街边走来走去,人家以为我发了神经,他们说这个大教授发了神经满街走。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常谈艺术、文化与收藏》,你们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最近在网上,你们到网上去找,你就可以知道我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一天到晚在街上跑来跑去,你要搞收藏就要在街边走,你要去研究讯息费用哪些高哪些低。我1975年就开始在马路上跑,已经有41年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么走是划得来的。我不是只能写得出经济分析的文章,我在收藏方面也学了很多东西,最主要是收藏方面,我是替基金收藏,赚到了钱,但是学到的知识都是有用的。
  我不是说你要照我这样子整天在马路上跑,但是你要知道,比如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开工厂的,怎么可以推出这种法律来呢?这些人自己完全没有做过工厂。开工厂是很难的,所以谁搞出这些劳动法就该罚他去开厂。那些支持《劳动合同法》的人,假如他们破产的话,就可以杀掉。不可以完全不知道情况就推出这样的法律,经济学家不肯去跑真实世界,政府数据怎么信得过?
  第三点呢?经济学上很多理论都看不见的。萨缪尔森的那些,从物理那里搬过来,譬如说物理上的均衡,是个真事。你把乒乓球往地上抛,球在地上会滚来滚去,然后会停下来,这是均衡月亮怎么绕着地球转,有个什么轨道,这些都是均衡。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完全不是事实。我在芝加哥大学,1967年我去的时候,有位明星学生去发表他自己博士论文的伟大发现,大名家在坐,我那时是学生,就口出大言,我说外面市场为什么会波动?他那时说外面的市场怎么波动,怎么可以找到均衡点。
  那些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看到这位明星学生,觉得终于出了一个好学生。我拍案而起,我说你们都是傻子,你告诉我均衡是真事吗?你往窗外看,你告诉我外面什么时候的经济是均衡的?这些都不是真事。芝加哥大学发神经,这种垃圾论文你们还给他一个博士,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不愉快的事。
  最后一个日本人,一个教数学的日本教授,Hirofumi Uzawa,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世,很出名的,他当时在场,他说:“Steven,你对,我们错。因为你呢,你是经济学,我们现在搞的不是经济学。你不要发脾气,这是另一种学问,与经济学无关,是从事数学的。”他就打个圆场。
  对这个问题呢,把物理上的东西搬过来,又把经济学当物理学来处理,都是用数学搞来搞去,概念都是物理学搬过来的,这是很大的问题。跟着呢,就是说把经济学搞得太复杂了,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你到外面去看看就知道了,你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是没有机会的。你要相信我,世界复杂,你又跟着复杂,复杂对复杂怎么搞?你要解释复杂的世事,你要用的越简单越好。现在经济学乱教一通,理论这么复杂,我写的那本《经济解释》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从简单走入非常的深入。同学们说看不懂,要重复再重复,说来说去,有的人说重复的太多,有的人说批评的不够,但来来去去的就是很简单的理论。
  你们想象一下,世界这么复杂,你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当然很难成功。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对同事们说,我真的搞不清楚。因为那些经济理论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假如我现在蠢一点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天才,我不懂。可是当年呢,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嘛,这是你们说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到底我的天才到哪儿去了?没有理由那么多天才。
  我看到那些文章真不知道说什么,全部是数学方程式。我不管你的理论怎么样,我不管你怎么复杂,你只要告诉我,你只要说两句,说两句到底你的理论是什么?你说不出来,就像我的《佃农理论》,你问我佃农理论是什么,我两句话就可以解释给你听,什么事情我都两句话解释给你听。你们这篇文章的理论是什么呢?都说不出来,都是抽象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世界复杂,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这成功的机会是零。那我的简单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一条需求曲线,就这么多,没有其他的。什么生产函数啊,弹性系数啊,统统不要理它们,就是一条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边际用值就变成边际成本。反过来呢?需求曲线就变成了供给曲线,加多几个弄下去,我就用件工处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复杂点就是,社会是多人竞争。那多人竞争就麻烦,因为那准则的选择呢,用价钱是一个准则,你可以用别的准则,你就要解释为什么哪种准则会被选择。在我1974年的文章里面,价格理论就谈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你有了准则以后呢,你引进的竞争要复杂很多,但是就要简单。但其中呢,你的处理呢,就要把交易费用或者制度费用加进去,但怎么摆进去呢?那个问题来来去去就是要简单,放进去的时候呢,出来的东西呢,要很漂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很简单,从调查到文章寄出去我只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我的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优良座位的票价为什么偏低,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你去买票,有些贵票,有些比较便宜的票,几个层面的票,为什么贵的票一定是先卖呢?差点的位置呢,一定是迟一点才卖?留空呢?当时香港的戏院分很多种的,有楼上楼下,有些贵位置,有些便宜位置,始终都是价格贵的位置一定先卖光。
  据说去听音乐会也是这样子,好的位置一定是先卖。为什么先卖呢?我的解释就是,我的答案很简单,贵的不是先卖的话,便宜位子的人就会跑到贵的位子去坐,但如果贵的位子卖完了,就不会出现这种跳座现象,假如我是戏院老板的话,我就把贵的位子价格弄得便宜点,虽然是高价位,但还是比低价位要便宜,这样能防止跳座的行为。你说是不是非常之简单?那时我在香港电影院的位置,分楼上楼下,楼下又分三个层次,现在没有这种分别了,那时候有的,分不同价钱,楼上的贵价位子先卖,楼下最贵的先卖。我就说,因为楼下的人不会跑楼上去,楼上的人也不会跑下来,所以楼上楼下是不同的。所以你们看,非常简单。解释简单,理论简单,清清楚楚,验证也简单,因为楼上楼下不会彼此换位子。
  1977年发表的简单的文章,到今天还存在,说不定一百年后还在,好的经济学文章就是这样子。我1973年发表的文章《蜜蜂的神话》,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说蜜蜂,现在这篇文章还存在着,这篇一百年后也一定还存在,非常的简单。其他的我的《佃农理论》,1968年发表的,现在差不多五十年了,还在。就是因为简单,非常之简单,知得比较深,虽然没有像票价和蜜蜂的文章那么浅,但是都还在。

  写文章为的是传世,不是过审

  做学问你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你们为的是什么呢?我很同情现在做教授的那些老师们,这样不行那样又不行,写中文又说不算,什么学报有规定,大的学报有奖金,小的学报没有奖金,这么多约束怎么写得出好文章来。当年我是很幸运的,没有人叫我写。我去了华大,才不过三个月,就升我做正教授。诺斯亲自对我说:“人家都要发表文章,你不需要,不管怎么样薪水最高就是你的了,你就自生自灭吧!”院长也这么说,你想你自己的东西就行。后来我出去石油公司做顾问,赚了很多钱,我说我不好意思再拿你们华大的薪水了。不需要不需要,你照样赚你的钱。推来推去,最后还给他们一半我的薪水。
  我在石油公司做顾问时写的篇文章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但是不准发表,看过的人都说非常精彩,但不准发表。石油公司跟我说得很清楚,他们说:“我们是被告,有罪,我只是要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有罪,到底有没有犯罪,我们是不是有阴谋,我们要知道,你一定要说真话。”资料什么都可以拿得到,可惜不准发表。
  回想起香港的情况,对经济学来说,这么多年来一篇好文章我都没看过。不是说你们不行,我怎么知道你们行不行,只是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呢?政府花了很多钱的,又要受到文章怎么写、投哪些学报的规定的限制。如果当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际遇的话,我也是写不出来的,那我也一事无成。你们可能是天才,谁知道你是天才,在这种环境下完全没有可能的,什么都要算分数很难的。
  有人批评我,所有发表的文章是不需要经过评审的,所以应该是不算数,那你要怎么说都好。你要知道,我在香港被评审了无数次,谁评审我的文章。我的文章一推出来,人家听到我写了文章,都还没有写就有几个学报都来订,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是不会吹牛的,是忠于学术的,他们知道我写文章就是为了过瘾。
  有时候他们说,文章太长了,能不能剪短?我写了一篇文章,是讲中国的婚姻,解释怎么样娶妾室,怎么样绑小脚,怎么样杀婴儿,种种中国婚姻的问题,写到最后的时候一大段都是大骂功用分析,骂得凄惨。那篇文章寄去伦敦,他们说太长了,不够位置,可不可以减少几页纸,我就把破口大骂的那段撕掉,说不要那一段了。文章登出来,Buchanan就大骂:“最好的一段你为什么要撕掉?”所以你们要记住,做学问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希望的是传世。
  你们听到我不会说自己是什么博士,什么教授,这些头衔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比如说《佃农理论》是我写的,够了没有?够了吧,你写给我看看。我不是只有《佃农理论》,我有十几篇文章都是这个水平,现在《经济解释》是我写的,所以你们应该是走我的路线,但是现在不让你走,上面逼你要数文章。就像我当年从事摄影沙龙一样,以前在欧洲的摄影沙龙也是这样子。你们知道梵高吗?他没有办法把一个作品交到沙龙。
  莫奈那些作品也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进去。因为评选沙龙的那些人士,原先认为他们那些作品都是废物。当年进不去的那些人呢,现在的作品动不动一张就要卖几十亿美金。现在国家逼你们写那些所谓的沙龙作品,你们心里想的是评审员到底喜不喜欢我的文章。这篇文章我写的,我喜欢就可以了,关你评审员什么事?这都是悲剧。
  英国有皇家沙龙,法国有皇家沙龙,当年的沙龙名家一个都没有成就。像英国的一个大师Turner,开饭都不够钱,他一生画了七千张画,粗制滥造,真正的大名家,现在一张Turner的作品拿出来两亿美金都算是便宜了,他没有可能参加沙龙。你们现在就是被逼跑沙龙,大学的规定没得救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报,很多人批评张五常没有一篇文章在《美国经济学报》(AER)出现。我的那篇《蜜蜂的神话》是他们写信来求我的,我说我不是给你的,我是写给科斯的,有什么关系,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的文章只要有分量,写完之后,在地上挖个洞,埋到三尺之下都会被人再挖掘出来。你的文章没有分量,在哪里发表都是垃圾!


本文来源于“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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