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妮 屈新皓：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经验与中国模式比较

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经验与中国模式比较

李翠妮 屈新皓

作者简介：李翠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后；屈新皓（通讯作者），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

引用格式：李翠妮，屈新皓.  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经验与中国模式比较[J]．农村金融研究，2022（11）：58-68．

「摘要」论文重点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异同与利弊进行梳理与分析，系统总结出可借鉴可学习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固有模式，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布局上的异同，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也为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开展全球产业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全球产业布局；国际经验；美日德模式；中国模式

一、引言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作为国际产能转移的受益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发展经验推广至其他国家，让更多国家享受产业转移红利，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提升。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截至2020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007.9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生产、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得到长足发展。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逆全球化的国际保护主义势力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李天宇、王晓娟，2021 ；梁鹏等，2021），国内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基础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升。在复杂的内外环境驱动下，原本具有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产业出现“外逃”（林毅夫，2017；李东阳，2000），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被迫“回流”（余东华、孙婷，2017；秦放鸣、张宇，2020），高新技术产业被设“黑名单”。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全球产业布局面临着前所未有之挑战（吴宏政，2021）。因此，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破局”，持续有效推进全球产业布局，实现中国产业升级与稳步发展，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重点对美国、日本、德国全球产业布局的异同与利弊进行详细分析，系统总结可借鉴可学习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固有模式，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布局上的异同，对中国坚定经济全球化、更好更高质量地推动全球产业布局提供可参考借鉴的经验与启示。研究发现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根本原因更多地在于“利己”动机，通过对全球产业布局战略与政策的调整，来应对其国内激化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这为中国全球产业布局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但其启示意义是有限的，这源于中国全球产业布局的本质与发达国家并不完全一致，我国更多地在于“利己利人”，讲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具有“大局观”战略思维，旨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因此，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在“自推”作用下出现了很多问题与风险，对其国内国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产业空心化”“失业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然而，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经验也有其可取之处，中国在经济转型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在研究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全球产业布局的发展现状与国内形势，借鉴美、日、德经验对于中国优化全球产业布局、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建立全球产业布局的“中国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二、全球产业布局的国际经验

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并没有系统地对全球产业布局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梳理，大多是从投资战略、产业转型等角度来分析比较美、日两国的全球产业布局特征（王衍飞、张红霞，2017；彭凯、段元萍，2015），例如彭凯、段元萍（2015）总结了日、美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并分析了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借鉴意义。王衍飞、张红霞（2017）从投资战略阶段、区域、主体、主导产业以及方向与趋势出发对中、美、日对外投资战略进行了比较。可见既有文献关于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的异同、存在的利弊以及与中国经验的比较等方面仍缺乏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创新性通过构建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基础、工业化阶段、产业演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四个方面以及战略意图和企业文化两个方面对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别进行分析，总结出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利弊及经验，以期对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布局模式，并与中国全球产业布局经验进行比较，为构建全球产业布局的“中国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一）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异同分析

1.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相似之处

（1）全球产业布局前提是经济实力提升，制造业有待转型升级

从经济基础来看，美国、日本和德国均是在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得到一定积累，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展开全球产业布局。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业达到鼎盛时期，作为美国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高达全国GDP的28.3%，制造业与经济实力在全球具有绝对优势与垄断地位。为了实现产业升级，保持其核心竞争力，美国加快剥离丧失竞争优势的非核心低增加值的制造环节并向日本、德国等国家转移。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经济呈现出萧条的状态，制造业更是遭受灭顶之灾。为尽快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日本通过引进美国制造业先进技术与创意的方式来提升自身产业发展水平，并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行业，快速推动当时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20世纪60-8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制造业处于转型升级的“黄金时代”，逐渐开启了全球产业布局。

同样，德国二战后通过承接美国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制造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1952-1966年德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被誉为“经济奇迹”，再次回到世界经济前列，1967年以后，德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

（2）全球产业布局呈现出“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性演变

从全球产业布局的工业化演变来看，美国、日本、德国都经历“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各国先是在国内进行工业化发展，待工业升级与市场成本增加后倒逼推动“去工业化”，而过度“去工业化”或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再工业化”。

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时期陆续超越法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均步入当时世界前列。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保留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精密机械、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附加值高的技术环节，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能转移到德国、日本。伴随着全球分工深化，美国全球产业布局进一步扩大到东亚国家或地区，加快“去工业化”进程。然而过度“去工业化”的脱实向虚，引起产业经济结构性失衡、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使美国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与风险。2009年美国拉开了“再工业化”的序幕，重点集中在新能源及节能项目、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等新兴领域，保证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德国通过承接美国传统产业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上世纪80-90年代后期紧抓全球化发展机遇展开全球布局，国外众多工业领域的发展远快于国内发展，德国工业比重持续下降。由于德国第三产业主要依附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带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仍是德国坚持的选择，为了防止“去工业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也为了加快国内产业升级，21世纪初，德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德国工业比重经过了2001的低谷（28.86%）后开始上升到30.43%（2005年）。

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在承接美国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吸收创新实现了从大规模生产、模仿到高技术高自动化的产业体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80年代开始，美日贸易摩擦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日本将一些成熟的生产线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本土保留代表制造业高端的核心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核心技术研发部门，以寻求在未来的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也避免了和美国制造业一样的严重空心化问题。

（3）全球产业布局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演变

随着分工深化与高精细尖运营，制造业生产链不断分化独立出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例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资本运作等。随着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低成本的新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让发达国家更加专注于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控制产业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等。在高端制造与先进服务业形成“强强融合”的新竞争优势，服务业布局的步伐开始向全球迈进。

美国凭借其在制造业高端环节的绝对优势，以及在制度、人才、技术等要素上的比较优势，通过不断建设并优化制度环境、完善法律体系与社会信用系统，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适宜成长壮大的环境基础，美国高附加值、高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实现了迅猛发展，自然而然推动了服务贸易崛起，引领服务贸易全球布局浪潮。其中，美国供应链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据绝对领先地位。《2020世界最佳供应链企业排名》前12家流通品牌中美国就占据9家。其中苹果公司在155个国家及地区拥有511家全球官方零售店，沃尔玛通过大卖场或大型购物中心的方式，在全球的27个国家及地区开店，亚马逊虽无线下门店，但通过线上经营，已在全球开设17个国际站点，“好市多”在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经营仓储会员店。由此可见，美国通过供应链方式推动服务业全球化布局，并具有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

德国则是在具有领先优势的工业制造领域重点发展应用于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等产业的新兴技术，全球约有2/3的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标准化协会”，德国在新兴产业领域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和技术标准话语权。通过服务出口与对外投资的方式实现了服务业全球布局。德国基于机械设备而产生的整套技术解决方案，为全球相关企业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设备调试、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被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部分发达国家视为促进该国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

日本企业并未很好地把握住数字化和模块化发展机遇以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而是固守传统产品的技术路线和分工模式，通过加大投资研发比例来保持高端产品（含零部件）的核心竞争力，结果在数字化模块化浪潮中，日本短生命周期的产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半导体、IT、计算机等部分优势产业被其他国家赶超。总体来讲，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

（4）全球产业布局受到“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

各国当局出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考虑，通过颁布国家战略或产业政策对全球产业布局加以引导，在全球产业布局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就美国而言，掀起的去工业化浪潮起初是在市场作用下展开全球产业布局，随着全球分工的进一步加深，美国“去工业化”不断深化，甚至出现“空心化”现象，在经济发展愈发不利的情况下，美国及时出台“再工业化”政策进行政府干预，抑制该趋势继续发展。但这并不是抑制所有制造业进行国外转移，而是继续鼓励中低端传统产业的转移，抑制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向外转移。一种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美国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的转移，国内对应的供应链系统随之转移，这就与美国集中有限资源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违背，不利于美国服务业在全球竞争优势的维系。此举虽然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一些关联紧密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对美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优惠政策鼓励高附加值的产业“回国”构筑高端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稳固美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使美国继续屹立于世界前沿。

对德国来讲，德国企业自80年代起逐渐改变以往相对保守的投资风格，甚至抛弃以前的生产战略，参与到全球化发展竞争中，开启全球产业布局，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1世纪初，德国对制造业过快下降进行干预，提出“再工业化”战略，2010年欧盟提出“欧洲2020战略”中就涵盖了“再工业化”内容，2012年10月在发布的《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中更加明确“再工业化”战略目标。德国政府2013年推出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也是紧紧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焦点锁定在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德国“工业4.0”战略被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

对日本来讲，80年代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美贸易摩擦，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再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战略。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重点支持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注重强化重点实验室对商品化产品的研究，主动寻求产业集约式发展。随着“科技立国”战略的深入贯彻，日本的高精尖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产业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期间，随着全球化发展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日本也将传统制造业向全球转移布局，但凭借独特的产业组织和精细的生产方式，日本产业空心化的进程相对缓慢。

2.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的不同之处

（1）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意图有所不同

对美国来讲，美国开展全球产业布局从地缘政治关系出发，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执行复兴产业规划，向日本和德国布局大规模传统产业，包括能源、钢铁、纺织、建筑、机械、化学和汽车工业等。美国对作为欧洲两大阵营的前沿阵地的原联邦德国提供支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德国全球产业布局更加注重本国发展。90年代中期，全球产业布局偏向于发达国家，既有利于德国企业获取更先进的技术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能降低汇率波动等带来的外来冲击，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对欧盟的投资最多，其次是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996年后德国国内市场疲软，需求不旺，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德国企业瞄准亚洲、拉美、中东欧等增长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遇，加速扩展海外市场，助力德国经济发展。

对于日本来讲，全球产业布局更加注重市场规律，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日美贸易摩擦的影响。80年代日本传统工业发展受劳动力价格和数量双重制约，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度提升，在国际市场逐渐失去竞争力，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日本传统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低成本国家或地区布局。

（2）企业文化差异导致全球产业布局倾向不同

由于美、日、德历史文化底蕴不同、企业风格也大相径庭，这会对企业全球产业布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美国企业利润至上，以经济收益推动企业全球产业布局。企业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不断尝试和创新，打破常规以适应新的环境。二是推崇务实主义。美国企业认为“有用就是真理”，注重实际效果，少有形式主义，提倡依靠个人奋斗实现个人价值，与员工间是纯粹的金钱雇佣关系，更加注重员工的个人表现和对企业的贡献。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下，不难理解美国“去工业化”导致严重的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在务实主义利益驱动下，具有冒险主义、创新精神的美国企业纷纷跨出国门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利润，实现个人英雄主义抱负，体现个人价值。

日本企业讲求精细化管理，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优秀，对生产、运营、管理等环节具有较强的控制力，生产链上下游之间团结合作，但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这样做能够提高供应链上下游的沟通效率，并在共同开发和降成本等方面占据比较优势。因此，日本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劳动力密集且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全球产业布局，通过确立目标成本，不断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在全球竞争力方面拥有成本领先优势。

德国企业风格体现在精益求精、严谨可靠的传统质量文化上，特别是汽车制造行业更能体现其风格。德国企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质量提升，对质量的追求超过对成本的控制。因此德国在全球产业布局时会更多地考虑目标国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禀赋水平以确保能达到质量要求，在推行模块化供货模式时，向各级供应商提出严格的供货标准，以确保生产供应链各环节达到设定的质量水平。

（二）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的利与弊

在对美、日、德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相同点和差异点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提炼出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存在的利与弊，以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推进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中提供参考。

1.利在于：（1）腾笼换鸟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美、日、德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去工业化，将低附加值、低技术、高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剥离到国外，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中高端的高新产业的发展中。且“再工业化”政策提出的“制造业回归”也是有范围、有条件、存在阶段性的，而不是将劳动密集型落后产业搬回到国内，这既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环境，也降低了生产要素在国内与全球的配置效率。其旨在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能更加聚焦于高附加值、高技术、高素质劳动需求的高新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金碚、张其仔，2014）。（2）推动全球服务业发展。美、日、德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推进既有助于这些国家集中有限资源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的生产性服务业（施锦芳，2014），提升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以引领全球服务业发展；又能让更多的国家享受服务业发展红利，助力其提升服务业水平，从而推动全球服务业发展。（3）为目标国提供更多由模仿向自主创新发展的机会。美、日、德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在作为目标国接受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时，从模仿到创新，再到引领，美、日、德均成功转型为先进的创新型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日本在承接美国传统产业实现工业化初期，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以模仿为主，但他们并不是一味地简单模仿，而是在有组织、有选择地引进欧美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之后，不断加大政策、资金和人员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对原有技术和流程进行优化提升，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再创新，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后发优势，日本产业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基本实现了从创新“跟随者”到创新“引领者”身份的转变。（4）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强国家间的经济社会联系。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进一步加深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使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流模式，改变了企业和产业的组织结构，利用外包方式出口大量的制造业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同时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从而与其他国家建立起紧密的经济供需关系。另外，劳动力作为生产核心要素，全球产业布局必然为目标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来更多新技术与新管理模式，不仅能提高就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创新水平，也加强了国家间劳动力之间的交流协作与共同发展。

2.弊在于：（1）去工业化过度会带来经济结构性失衡。全球产业布局讲求适度发展，工业过度转移会导致国内工业空心化、产业结构过度虚拟化、经济发展脱实向虚、产业结构失调进而引发经济失衡，甚至带来经济危机。美国过度“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过度转移，集中力量发展以金融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国内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2）比较优势过于集中在制造业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逆差。如果国内优势资源集中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旧经济”的发展与升级上，忽略互联网等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剧该国在国际贸易中贸易逆差的风险。德国的比较优势过于集中在制造业的中高技术产品，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德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的问题。（3）国家经济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接收国承接转出国产业转移，经济政治发展可能会受到转出国过多干预，甚至受制于人，经济政治独立性受到威胁。日本在承接美国产业转移过程中，过分依赖美国，国家主权、政治决策均受到美国干预。

三、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经验与中国模式比较

从经济基础、政府干预、政治意图、产业布局路径、遵循规律等方面出发，对中国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经验进行比较，寻求两者的相似与差异之处，以期对全球产业布局的不同经验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树立起中国全球产业布局的信心与决心。

（一）相同之处

1.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开展全球产业布局相同的是，中国全球产业布局也是建立在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截止到2012年，中国GDP增速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在此期间，中国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推动了企业展开全球产业布局。2013年在“一带一路”倡导及在自贸试验区的赋能下，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全面展开。

2.全球产业布局受到政府的“有为干预”

自改革开放至1991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开始尝试走出国门。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在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2000年基本上将“走出去”战略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2001年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随着国家战略提倡与政策支持，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扩大，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条件逐渐成熟，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全球产业布局初步开展。2013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首次从国家战略规划层面支持全球产业布局，中国全球产业布局步入了新时代。这与处于全球产业布局第二阶段的日本所推行的“亚太经济战略”“国际协调战略”异曲同工。

3.促成双多边合作协议，推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

双边多边合作协议旨在通过降低关税、减少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合作限制尽可能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成员国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二十世纪前后，为应对全球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挑战，美、日、德以及中国等国家均加大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力度，据世贸组织统计，截止到2020年底，全球累计共签署255个区域贸易协定，其中90%为双边自贸协定，有170多个区域的贸易协定生效。之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对外洽签双边自贸协定的战略意义，加快谈判步伐。截止到2020年底，美、日、德前后签订多种区域贸易协定，美国加入14个、日本17个、德国45个。其中美国参与的主要贸易协定有TPP、NAFTA、USMCA、TTIP、TISA以 及APEC、G20、OECD等，中国除了参与WTO项下的多种贸易协定，近几年还积极申请加入FTA、CPTPP、DEPA、RCEP等多边贸易协定。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其他区域较少。可见，中国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一样，通过签署多种多边双边贸易协定来扩大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领域、巩固合作关系，以努力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中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二）不同之处

1.全球产业布局战略意图不同

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在霸权主义思想下的垄断、统治、操控全球经济的战略意图，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则是建立在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主导下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意图。2012年党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013年习近平主席发表“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这为中国在新时代展开全球产业布局打下了明确的思想理论与政治基础。

2.全球产业布局产业演变路径不同

不同于美、日、德沿着“工业→服务业”的演变路径展开全球产业布局（杨长湧，2011），中国全球产业布局是基于中国国内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与国家政策引导的基本国情，走出了一条“服务业-工业同步迈进”的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发展路径，构成中国模式。这源于中国服务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中，紧抓时代发展机遇，以“弯道超车”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电信服务业快速发展。在“走出去”战略与企业利益驱使下，中国以电信、金融、商贸为主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展开全球布局，主要投资于非洲等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而同时期，即二十世纪初，中国制造业对外布局的体量较小、动力不足，这与美、日、德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这是由于，一是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在家电、汽车等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产业则高度依赖于进口零部件和技术，对外投资发展受阻。二是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疲软，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中国大力开展国内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导致制造业全球产业布局意愿并不强烈。可见，该阶段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并未接收到明确的投资区位和行业选择的政策指引和导向，中国企业以优势产业先走出去，展开服务业和工业并进的全球产业布局模式。

3.并未出现“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逆全球化现象

与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呈现出的“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性演变规律相比较，中国自1992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始终提倡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2013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首次从国家战略规划层面支持全球产业布局，中国全球产业布局步入了新时代。自2013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陆续多批次批准了18个自贸试验区，已经初步形成了“1+3+7+1+6”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推动形成了我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全球产业布局开辟了重要通道（梁鹏等，2021）。

还有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与自贸试验区对应的是协议开放，通过减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成的投资和贸易协议来促进投资自由化，支持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进行境外投资试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化、数字化、高端化发展趋势越来越鲜明。另外自2020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跨境投资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烈。该阶段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全面迅速扩张，截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跃成为全球首位，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世界前三，仅次于美国与荷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和采矿业等行业，近80%集中在第三产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007.9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生产、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见图1）。

四、结论和启示

（一）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异同与利弊进行分析，总结出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的常规模式，可以表述为：在市场经济自由化发展与国家战略指导的双重作用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要素、发展环境等发生变化，削减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利益，阻碍了产业升级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配置生产资料以期达到利益最优，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工业的全球布局，经历“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性演变过程，且遵循去“低”存“高”发展“优”的规律，随着工业与信息技术发展，产业不断升级，与之对应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逐渐开展全球产业布局，且遵循“传统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数字服务”逐步扩张的发展规律。但由于美、日、德不同国家的战略意图、企业文化与风格的不同，导致美、日、德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呈现出不同的布局倾向。同时，我们总结出美、日、德全球产业布局的利弊之处，利在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通过腾笼换鸟去“低”存“高”发展“优”，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推动全球服务业发展，为目标国提供更多由模仿向自主创新发展的机会，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强国家间的经济社会联系。

通过对中国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经验的异同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进行全球产业布局也存在相似之处：全球产业布局都是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展开的，且受到政府的“有为”干预，通过产业政策、开放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全球产业布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都在寻求机会与平台来促成双多边合作协议，旨在推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争取世界话语权。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中国开展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意图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不同，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二是不同于美日德沿着“工业→服务业”的演变路径，中国全球产业布局是基于中国国内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与国家政策引导的基本国情，走出了一条“服务业-工业同步迈进”的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发展路径；三是与发达国家全球产业布局呈现出的“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性演变规律相比较，中国自1992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始终提倡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并未出现“再工业化”之类的逆全球化现象。

（二）启示

经过对美国、日本、德国所创造的全球产业布局经验进行剖析，加深了我们对全球产业布局的认识，也对我们认识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继续全球产业布局带来了深刻启发。美、日、德在应对国际复杂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问题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成果，这虽然对解读大变局下中国全球产业布局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与可能出现的发展隐患值得我们借鉴，通过总结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从美国、日本、德国三国全局产业布局经验可知，不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所制定的国家战略、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等对本国的经济转型以及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日、德三国全球产业布局发展的相同之处就在于政府干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能边界以实现“有为政府”，以更好发挥市场竞争实现“有效市场”。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新常态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低成本竞争优势快速消失、资源环境制约力不断增强、国际保护主义扩张、新冠疫情常态化、高质量发展的格局下，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应积极把握市场发展动向，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产业政策“看得见的手”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看不见的手”，强调激励与创新相结合，尊重市场，放松管制，以包容、开放、绿色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另外，政策制定更应着重创新性与前瞻性，应避免产生像传统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产能过剩、寻租、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在解决传统产业政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同时，推进建立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共进，最终以创新、高效、协同的产业政策助力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

2. 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对于中国来说，中小企业在税收、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就业等方面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巨大，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展和转型升级关系到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借鉴德国经验，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财政、税收、融资、补贴等政策措施鼓励与扶持中小企业加大对新技术的应用与升级，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向低耗能、低污染和高附加值的集约型经营模式转型升级。鼓励与扶持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特别是要引导与培育战略型创新型产业的中小企业，提升其在行业的竞争优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3. 快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及时优化产业布局

美国在面临金融危机与产业“空心化”的困境下，及时出台重振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通过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赤字，增加投资与就业机会，达到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同时，实现新兴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在更高层次上的协调升级，巩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霸主地位。日本在面对美日贸易摩擦激化时，迅速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降低成本，减少外部环境对日本产业的冲击。然而日本在模块化和数字化冲击下并未快速响应，致使日本部分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可见，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响应并及时应对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或衰退的重要因素，即“时势造英雄”。因此，中国在“大变局”中应准备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才能确保经济稳步发展。

4. 紧抓核心产业，防止产业“空心化”“软化”

众所周知，制造业对解决劳动力就业、增加人民收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目前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在进行全球产业布局进程中，先进制造业作为核心产业对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应紧紧抓牢、重点发展。但由于先进制造业通常属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端产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高，对中低端劳动力存在“替代效应”，而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较多。因此对于劳动力密集的中国来说，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远不及中低端制造业。如果效仿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布局国外，既可能造成产业“空心化”甚至“软化”，又势必会造成国内就业率下降，带来一系列不良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更应该紧抓核心产能，保留那些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重要制造业。对于过剩产能，中国应权衡利弊，对国内欠发达地区与国外发展中国家进行全方位考量。将发达地区的过剩产能向国内欠发达地区转移，既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又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人民收入，在推动国内大循环、稳定经济大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向国外进行产业全球布局则应该讲求适时适度适配，既要提高产业转移的成功率，使转移产业得到良性发展，提高当地人民收入，更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面的安全，确保两国和平发展。

5.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避免结构性失衡

“大变局”下的中国，国内服务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也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显现出较强的产业发展韧性，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数字服务良好的发展势头，发挥着突出的支撑作用。可见，服务业对经济发展具有“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内外形势多变的情况下，更应该着重发展。这与实体经济制造业转型升级不但不冲突，反而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研发设计、先进技术、品牌营销、资本运作、培训咨询、维修维护等生产性服务，有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全面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全球产业布局过程中应避免出现德国“重制造、轻服务”的失衡现象，也要规避美国“去工业化”造成的国内供应链系统的不完备等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带来的不利因素。

6.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大变局”下的中国面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的两难窘境，创新是突破困境的唯一路径，也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低谷期，通过“逆向工程”的模仿创新方式，实现了从创新“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成功转型为先进的创新型国家，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大大提高了国家竞争力。因此，对于处于新常态阶段的中国，应继续坚持加强创新发展的引擎作用，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全面展开，以创新推动中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7. 进一步扩大内需与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全球布局

持续激发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进一步强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中国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进一步扩大内需既能促进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又能提升传统消费升级，加快培育新型消费，通过反作用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激发服务业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全球布局紧密相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降低服务贸易壁垒，签署多边双边合作协议，加强服务领域国际合作，积极组织或参与服务贸易国际谈判，通过签订双边、多边、区域等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产生影响，以“中国模式”推动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全球化发展。鼓励建立面向欧洲、亚洲市场的国际合作示范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推动服务贸易全球布局。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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