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背后的周树人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这段百年之前的话在今天的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广泛流传，它创作于1919年，在这之前，它的作者刚刚成为“鲁迅”。

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从此我们有了“鲁迅”。这之后的鲁迅，是在文学、思想上都已趋于成熟、稳定的“鲁迅先生”，是直到今天仍受到亿万青年追随与崇敬的偶像人物。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未成为鲁迅的浙东青年周树人，也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在求学、生活、就业的道路上经历过迷茫与挫折。鲁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浙东青年周树人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艰难选择，最终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一

先来谈谈鲁迅的求学之路。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经济上还是相当宽裕的，和清贫不太相干。据记载，在1921—1926年之间，鲁迅的年工资收入最高时有360块大洋，再加上稿酬收入等，先生在当时妥妥地属于高收入群体。但是，在成为鲁迅以前呢？和很多人一样，鲁迅曾长期经受生存的压力，这直接影响了他的求学之路。

十几岁时，他离开三味书屋，“当过兵”，也“挖过煤”。

19世纪的最后几年，正是甲午战败、国事日非的年月，而此时缠绕着绍兴少年周樟寿的却不是“国事蜩螗”，而是怎样“活着”。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事发，父亲周凤仪病倒，药铺、当铺，冷落、白眼，“要饭的”，成了他生活的关键词。周樟寿举目四顾：科举之路决意不走了，去做绍兴师爷和经商实在也感到为难，此时的他还有一个新方案：进江南水师学堂当兵。

选择是艰难的，连在水师学堂做学监的叔祖周椒生也认为当兵“有辱家风”，但周樟寿没有太多犹豫，毕竟——这意味着学费就不用交了。相比起来，要将“周樟寿”这个家谱上的名字改掉，实在不算什么太大的代价。从此，水师学堂多了一个学生——周树人。

“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

没错，这话真的是鲁迅说的。论挖煤，先生是专业的。但是周树人是怎么“从水兵变成矿工”的呢？

1898年，周树人进入水师学堂，出乎他的意料，这所新式学堂的氛围并不“新式”，新生的食宿条件极差，而老生却能大摇大摆地享受大房间，甚至早饭送上门的服务；周树人被分到的是管轮科，按照惯例，毕业后也注定是驾驶科学员的副手。这种等级制度实在令人厌恶，不到半年，周树人即决意离开，再考入矿路学堂。

他们这一届矿路学堂的学生是中国首批正规系统学习地质学的人，并常到南京青龙山煤矿的矿井中实习。也是这时，他读到严复所译《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了对科学的强烈兴趣。

三年后毕业时，周树人获得金质奖章，毕业证上写道：“学生周树人，现年廿一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此外，他还喜欢骑马，尽管在旗营里练习时常常遭到旗人子弟的暗算和辱骂。

这一时期的周树人，给自己刻了一枚图章：戎马书生。他的生活和梦想，似乎都离后来的鲁迅相距甚远。但是此时的周树人已不复在绍兴时的仓皇无措，他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有着广阔可能性的前景——留学，获取更多新知去。

二

1902年3月24日，因为成绩优异，周树人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同窗好友赠诗：“英雄大志总难伴，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同满目疮痍的古老中国的鲜明对比，带给他强烈的震撼。

当时的留学生，因为身为弱国国民的自卑、前途的未知以及身在他乡难以排遣的孤独，很多人陷入迷茫，精神颓废，甚至自暴自弃，以至于之后出现了《留东外史》等一系列讽刺留学生的小说。

然而周树人从未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泥潭。那时的他，“赴会馆，泡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平日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每工作到深夜才睡”。他的日语、德语、俄语水平，以及生物学、医学、人类学、哲学等新知，便在这样的努力下急速扩充。

他对那些把辫子盘在头顶形成“富士山”“标致极了”“躲在房间里炖牛肉吃”的同胞们带着一种激烈的痛恨，甚至在预科毕业后极力避免和这些中国留学生成为同学。从读经到挖矿再到学医，这其中有因为生存带来的无奈，却在周树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

他的人生始终带着对国家和民族深重的使命感，在困难中毅然前行。也正因如此，文章开始成为周树人的武器。

1902年年底，距今整整100年前，百余名浙江青年成立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决定出版名为《浙江潮》的杂志，这百余人中，正有来自绍兴的周树人。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周树人“不谦让，不躲懒”，连续发表一系列带着不加掩饰的热血和热情的文章。

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他一边向大众科普中国的地理和矿藏知识，一边介绍外国人如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质的研究，希望能通过传播知识，唤醒国人的爱国之情，“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 在俄军拒绝撤出东北时，周树人发表《斯巴达之魂》，激励国民之尚武精神：“今惟决死！今惟决死战！”“为国民死，名誉何若！荣光何若！”

留学期间，周树人带头剪掉了辫子，在断发小照后面，他题写了一首绝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三

众所周知，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但是这个决定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从1906年离开仙台医专到正式以文学家成名，在这条路上，周树人走了十二年。这十二年中，文学显然并不能成为他谋生的手段，周树人的正经工作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现在的社交媒体上，鲁迅最出圈的表情包和周边之一是他左手叉腰、右手拄着一块木板的形象，木板上面写着三个字：“不干了。”这个形象的鲁迅被大家广泛演绎为宣布“躺平”的代言人。周树人在工作中果真如此“任性”吗？

1909年，周树人结束七年的留学生涯回国，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之后又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监学等。

1912年受蔡元培邀请开始到教育部工作，此后，周树人的职务包括但不限于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读音统一会会员、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等。周科长的管辖范围是博物馆、图书馆、文学与美术等，先后参与京师图书馆等的建设，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等。

这样看起来，周科长的工作也相当繁忙了，但是我们一般将这一阶段称为鲁迅的“沉默期”，他自己也将其描述为“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一方面，在那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教育部总长如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鲁迅后来回忆道：“我身作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

另一方面，办公室的同事大多忙着下棋、品茶、念佛经、唱京戏，就算公文堆成山也是不管的。更不用说在读音统一会上，各种专家不认真讨论问题，反而先相互攻击；袁世凯的专制之下，教育又只剩“祭孔读经”了。

整整十四年，周科长从未升迁，他选择在苦闷中“稽古”，读古书，抄佛经，搜集古董，但是他也从未“玩物丧志”，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汉画像目录》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他在困难中上下求索，而也正是这一时期痛苦的思考、扎实的工作，为“鲁迅”的创作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在这间沉默的铁屋子里，周树人终于开始“呐喊”，鲁迅诞生了。

四

在刚刚过去的万圣节上，众多青年人通过cosplay的方式为繁忙生活寻找一个“发疯”的机会——青年人似乎在经受前所未有的焦虑。尽管时间已经过去百年，我们依然可以从青年周树人身上找来一些关于成长的启示。

留日学者李冬木即以青年周树人为对象，通过细致、严密的实证主义研究，以“周树人在日本读了哪些书”为问题的起点，在明治三十年代的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解答“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路径，写出了《越境——“鲁迅”之诞生》。

在《越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七年，周树人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不断进行着旧有文化的瓦解，同时也进行着新文化的选择与接受，最终“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那时的周树人正走向未来的“鲁迅”道路上，正一点一滴地建构着自己，这个自我生长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近代精神建构的艰难历程。

鲁迅先生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今天的我们发现，可阅读的不仅仅是“鲁迅”，还有那个未成熟的“周树人”，他和无数人一样，经受过成长的阵痛，最终在漫长的求索中完成蜕变。循着“从周树人到鲁迅”的道路，或许我们不需要那么焦虑，只是应该学会如何去思考，如何突破周边的信息茧房，更重要的是，应当学会如何为自己建立扎实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