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小镇做题家”为何能蝶变为“斜杠青年”？

编者按：

11月1日，“吟宋古今”2023悦读宋韵节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幕，一系列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活动将持续至12月。今天，在越书房，可以通过文字去了解多面的宋朝诗人，探寻宋韵文化的底色。

唐朝和宋朝都盛产诗人，但两朝诗人的学识底蕴和政治身份有很大的不同。如唐朝的顶流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主要就是诗人，不太写文章。虽然也从政，但基本是翰林、拾遗之类的闲官散官，进不了权力的核心圈。

而宋朝的顶流诗人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却有着多重身份，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斜杠青年”。如王安石，集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于一身。单就是论文学，他也是三项全能，会写诗，会填词，文章更是名列“唐宋八大家”。同时他的经学功底也很深，编了《三经新义》教材让全国学生用。如欧阳修，也头戴多顶帽子——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文学上，欧阳修诗词文无不精通；而他同时又是历史学高手，除修定了《新唐书》250卷外，还个人修撰了《五代史记》。再看苏轼，更是难得的全才，诗人、词家、文豪、书法家、美食家、画家、中医研究者，那一道道斜杠画起来都快变成百叶窗了。

而在从政上，他们也处于朝廷的主流圈子。王安石位居人臣，欧阳修干到副国级，就苏轼的官小点，但也历练过三个正部级岗位和八个州的一把手。王安石更是主持了轰轰烈烈的变法，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从这里我们看出，宋朝的士人基本上有三种身份叠加，文人、学者、官员。作为文人，诗文词样样精通；作为学者，受过良好教育，可谓学富五车；作为官员，处于主流圈子，会参与时代的大变革。这和唐朝文士相对纯粹单一的身份有很大区别。所以，宋神宗才会自豪地说,李白只有苏轼的才华，却没有苏轼的学识。

这源于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政策，而科举政策的巨大变化更是直接催生了这一变革。我们先来看唐朝。科举虽在隋唐开始，但在唐朝没有成为仕途的主要渠道。录取进士一年最多的是玄宗朝，共录取71人；最少的一年在高宗朝，录取了1人。平均每年满打满算，通过进士、明经录取的也就80人。

按这样的录取比例，“小镇做题家” 怎么会有出头之日？而且还常出幺蛾子，比如杜甫，好不容易被召到长安考试了，结果李林甫跟唐玄宗说，“野无贤遗”，这一届就不录取了。而李贺更倒霉， 因父亲的名字跟进士的“进”谐音， 连进士也不让他考。

宋人殿试图 图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而到了宋朝，科举的大门敞开无阻，进士科成了最重要的仕途晋升通道。到了宋太宗时，977年第一次开科举，一榜就录取了500人。成绩特别优秀的，直接授予一州通判的重任。最多时，一榜录取了1317人。此后，录取的人数都保持高位运转。

取士政策的放开，让大量青年才俊涌现而出。王安石本来考了第一名，结果因用词不当的瑕疵被皇帝改成第四名。苏轼在省试考了第二名；后来在制科考试中，又拿到了三等——为宋朝百年以来第一，因为一等、二等根本不授予。

而这些人，多半来自寒门，都是宋朝的“小镇做题家”。

如苏轼，出自偏僻的西蜀地区。

欧阳修家境更差，因他父亲是老来得子，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他是在他母亲的教导下，用荻秆在沙地上写字，才通过科考改变命运的。

王安石好点，爸爸还当过知州，但家境也一般—— 王安石中举后一直在基层做官，一个原因就是做外官收入高，能解决他拖家带口的家庭负担。

“取士不问来路”，给寒门之士打开了阶层跃升的通道；而“广开来学之路”，让读书人人有份，更夯实了这通道的根基。为了让小镇青年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宋朝在教育上下了大力气。

从地方到中央都在兴学重教，公办学校越办越多。地方的官学也不设门槛，向平民子弟完全开放；要是进入太学，除公费就读外，还能减免赋役，每月发一千文钱的伙食补贴。

私人书院也大量崛起，如岳麓书院一些著名的书院都在宋时诞生，让教育的渠道愈加畅通。“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需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正是当时的盛况所在。

为了更彰显科举的公平，宋朝还用了很多招数。比如“锁院”，一到考试期间，就把主考官关起来，不让见人，一关就是几十天。比如糊名，把卷子上的名字全封起来，再让人誊抄一次，完全闭卷录取，所以才会造成苏轼的卷子被欧阳修认为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而只敢给了第二名。

而唐朝的试卷是不糊名的，只要主考官认识你，就完全凭私心录用。而唐朝还盛行所谓“行卷”和推荐， 考生在考前将自己写的诗文送给达官显贵，就能在考前做好工作。

教育上不遗余力，取士时不问出身，考试上完全公正，寒门子弟终于可以凭实力向上流动了。据统计，北宋共71名宰相，科举出身的65人，占了93%，科举代替了恩萌，取得了主流正途的地位，达到了“奖掖孤寒、抑制势家”的效果。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教育环境佳，基础打得实，从政道路通，这就导致宋朝产生了一大堆斜杠青年，学识上满腹经纶，才情上妙笔生花，仕途上高居庙堂，能集文人、学者、官员于一身，这是有宋一代之前看不到的一幕。

而这极大地提升了宋朝文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才会产生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才会产生张载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豪情。

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就是保持上下互通的流动性，让“小镇做题家”有蝶变成“斜杠青年”的希望！而不是自己天生赢在起跑线了，还要对他人的努力冷嘲热讽。

在笔者看来，宋韵虽五彩缤纷，但支撑宋韵文化的底色应只有一种色调：公平且向上——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人有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不是我们今日所大力倡导和期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