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新雨 朴龙 | 为担当者担当: 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涓滴效应”研究
为担当者担当: 基层领导干部担当
作为的“涓滴效应”研究
谭新雨
（华东理工大学）
朴龙
（南京大学）
引文参考：谭新雨、朴龙. 2022.为担当者担当: 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涓滴效应”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4(2):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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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临新时代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求,集体担当作为俨然成为基层政府组织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鉴于基层政府部门中领导的关键角色,本研究以担当作为的“涓滴效应”作为探索基层集体担当作为的重要视角。基于对 C 市和Y 省的 537 名基层干部的 2 阶段“领导—下属”匹配调查以及 157 名基层干部的实验研究发现: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显著影响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风险规避偏好、变革责任感是担当作为实现有效“涓滴” 的重要心理路径;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显著影响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作用效果。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清晰描绘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涓滴效应”;深刻剖析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实现路径与积极情境,科学论证了基层政府组织中集体担当作为的现实可能与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心理路径;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
投稿时间：2022/3/13
送外审时间：2022/3/17
首轮外审完成时间:2022/4/5
录用时间：2022/5/11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2019)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作为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人民群众的直接服务者,基层干部担当作为能够弥补改革顶层设计和群众现实需求的差距,推动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从而促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尤其是突发公共危机(如新冠肺炎疫情、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快速应对、有效控制,离不开广大基层干部彰显的责任担当,可见,激励广大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意义重大。在新时代,何以激励广大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习近平(2020)指示:“为改革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2020)不难发现,基层领导干部的价值偏好、行事风格在激励广大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毕竟,科层制组织中,基层领导干部在政策精神阐释、组织氛围塑造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见,领导干部是否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将深刻影响其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行为决策。因此,深入剖析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自上而下的传递机制)的形成机理,既呼应“激励+问责”的担当作为外部环境,又挖掘基层干部集体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增强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可持续性。
厘清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概念界定是准确理解其“涓滴效应”的重要前提。“担当作为”一词源于中国场景,单从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行为属性来看,“敢于担当”更接近国外研究中街头官僚勇担责任风险的主动担责行为( taking-charge behavior)(Homberg et al. , 2019),“善于作为”更接近国外研究中街头官僚变革创新的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Vigoda-Gadot and Beeri, 2012;林亚清和张宇卿,2019)或政策执行中的政策企业家精神(Frisch-Aviram et al. , 2020),并且,这些被用来测度中国场景中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概念已在国内研究中得到验证和使用(黄扬和陈天祥, 2020;陈鼎祥和刘帮成,2021)。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大多聚焦于探索基层干部的“敢于担当”(萧鸣政等, 2015;郭晟豪,2021),而对“善于作为”方面尚无开发的成熟量表。在领导对下属担当作为的影响方面,部分学者围绕领导风格对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影响机制展开讨论,如变革型领导风格(Homberg et al. , 2019)、伦理型领导风格(Hassan,2015)等;部分学者聚焦于领导实践对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作用效果进行探讨,如自由裁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Luu, 2018)、变革导向干部培训( Jakobsen et al. ,2019)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则从行为模式的“涓滴效应”视角切入,探讨基层领导行为模式(尤其是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影响,这不仅回应了“为担当者担当”的政策意涵,还蕴含多重理论逻辑:在中国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基层领导干部是落实容错纠错、懒政问责等政策精神与上级指示的关键主体,在政府组织规范/ 氛围塑造和资源分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可能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与引领作用;此外,鉴于呈现高权力距离文化的科层制组织深受横向竞争进阶逻辑(晋升锦标赛)和纵向问责逻辑(压力型体制)影响,于是,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行为模式会通过管理实践形塑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Fleming, 2020;段哲哲和陈家喜,2021)。
行为公共管理主张从基层干部的心理状态去预测其行为规律,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的“涓滴效应”可理解为基层干部在与上级领导、与群众互动情境中的行为决策(张书维和李纾, 2018)。于是,本研究基于心理机制衔接基层领导干部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研究问题: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如何形塑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 下属基层干部的心理要素如何发挥中介作用,从而构建“外部情境(领导担当作为)→心理状态(基层干部决策心理)→行为模式(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自我决定理论符合本研究中分析基层领导干部对下属基层干部“涓滴效应”及其心理过程的需要。自我决定理论基于“自主性—受控性”维度将个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分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其中,自主动机包括内在动机、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受控动机包括外在调节、内摄调节(张书维和李纾, 2018)。具体到本研究,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角色示范会激发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内在动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衍生的管理实践将形成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外部压力,从而塑造其担当作为的外在调节;基层领导干部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角色期待及组织内行为规范的塑造,将构成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内部压力,从而产生其担当作为的内摄调节;基层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会潜移默化地激发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变革责任感构成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整合调节;基层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会弱化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乃至使其转向风险承担偏好,从而塑造其担当作为的认同调节。于是,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成为基层领导干部对下属基层干部“涓滴效应”的重要实现路径。
探讨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能够回应当前基层治理现实中部分基层干部出现的“不会为、不敢为、不能为”苗头,从而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现实考量。
不难发现,领导对下属的“行为涓滴”、下属对领导的“内隐追随”均难以摆脱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影响(Vigoda-Gadot and Beeri, 2012)。以此,本研究将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作为限制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因此,本研究包括 3 个研究问题:(1)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将促进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①);(2)风险规避偏好、变革责任感在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发挥中介效应;(3)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是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① 涓滴效应指某种特定行为、知觉或体验的自上而下逐层扩散的现象。以往研究大多设计 3 个层次(高层领导→中层领导→下属成员),但这样很难实现对“涓滴效应”内在机制的考察。因此,本研究为实现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内在机制的有效检验,仅设计两个层次(直接领导→下属成员)。
本研究在以往基于社会学习或社会认知理论探讨政府领导行为“涓滴效应”的基础上(Park and Hassan, 2018; 陈鼎祥和刘帮成, 2021),从动机视角出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分析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实现过程(外在压力与内生动力),并进一步阐释“ 涓滴效应” 的实现不仅包括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 Homberget al. , 2019),还包括个体主动模仿的内部动机,以及领导行为塑造激活的外部动机、组织规范唤起的内摄调节。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框架,清晰细致地描绘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心理路径,即变革责任感(整合调节)和风险规避偏好(认同调节)的中介效应,拓展了“涓滴效应”的中介机制研究以及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场景。此外,本研究纳入政府部门高权力距离导向及领导关键角色的潜在影响进行考量,引入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实现的关键,为破解基层领导干部带动基层组织集体担当作为的行动困境提供分析视角。
二、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为实现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本研究在已有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新时代基层干部的任务情境特征,对担当作为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界定、内涵阐释、情境回应:基于“变革—担当”二维框架来界定基层领导干部及其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即“敢于担当”(责任担当)和“善于作为”(变革创新)。
(一) 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影响
在科层制组织中,尤其是中国人事干部管理体制下,基层领导干部在基层政府组织的规则制定与资源分配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对自我决定理论的运用和对现实管理实践的总结,本研究认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的“涓滴效应”蕴含三重逻辑。
一是潜移默化的塑造逻辑(内在动机)。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基层干部会观察角色榜样的积极行为,并将其作为自己在基层治理情境中进行价值观塑造和调整的重要依据,进而力图模仿其积极行为(Bandura, 1977;Salancikand Pfeffer, 1978)。鉴于基层领导干部在基层组织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自然成为下属效仿的角色榜样。于是,基层领导干部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属基层干部的行事风格,进而塑造其行为偏好(Park and Hassan, 2018)。具体而言,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塑造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价值观、态度、动机(下属可能推断担当作为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积极效果),并打造基层干部担当作为行为的“参照系”,实现对下属基层干部的示范效应(Clark, 2016;Fleming, 2020)。于是,下属基层干部形成担当作为的内在动机,即发自内心地想担当作为。此时,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的“涓滴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
二是响应期待的模仿逻辑(内摄调节)。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希望下属与自己保持行为一致性,于是,他们往往表达出对下属担当作为的角色模型期待(Meijer, 2014),并借助组织内“同级最佳实践”予以弘扬和宣传。此外,作为科层制组织,基层政府组织中固有的同级竞争进阶逻辑对基层干部也有一定激励作用:一方面,他们主动模仿领导的担当作为来赢得领导的赏识,博取晋升机会;另一方面,鉴于领导的地位与权威,基层干部在与基层领导干部的互动中,将领导视为效仿的角色榜样,甚至认为担当作为才能像领导一样在仕途上获得长远发展。此时,他们的担当作为并非源于兴趣和乐趣,而是受制于自己的内部压力,属于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内摄调节(职责所系、发展所需)。
三是回应情境的趋同逻辑(外在调节)。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借助人事制度(规则制定)、组织规范(氛围营造)等规范性权威打造鼓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任务情境,建立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与其思想及行为的合规性、与物质性资源及发展性资源的获取度的紧密联系(Andersen and Jakobsen, 2018)。此时,基层领导干部扎实推进上级鼓励探索、容错纠错等政策制度的有效落实,会减弱下属基层干部敢担当的风险顾虑;倡导改革创新并提供保障支持的举措能提高下属基层干部善作为的积极性(Miao et al. , 2018);借民主评议、组织生活会等基层党建活动强化自己对下属关于担当作为的认知“渗透”(Jakobsen et al. , 2019)。此时,基层干部面临外部情境倡导担当作为的显性压力与隐性压力,在等级控制逻辑和集体主义文化驱使下,他们与组织倡导的担当作为这一行为角色模型保持一致(Destler, 2017)。此时,他们担当作为更多是源于对基层领导干部塑造的外部压力的回应,属于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外在调节”(适应情境、行为趋同)。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变革责任感是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实现的重要中介
变革责任感指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工作中变革担当(Fuller et al. , 2006;Campbell, 2018;林亚清和张宇卿, 2019),是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重要中介。
策略一:偏好传递。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基层干部会通过观察和模仿其角色榜样(基层领导干部)的行为,推测和效仿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等(角色建模)(Bandura,1977)。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过程中,基层干部从基层领导干部展现出的担当作为表现习得担当作为的价值理念,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态度,从而产生强烈的变革责任感;而变革责任感促使基层干部更愿意承担风险、产生更大的变革动机,更易激发他们担当作为(林亚清和张宇卿,2019)。
策略二:价值灌输。民主评议、组织生活会等基层党建活动是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的重要政治活动。已有研究表明,基层领导干部会通过变革担当导向的培训(组织生活)向下属基层干部灌输担当作为的价值观,引导下属基层干部朝着担当作为的方向不断努力(Jakobsen et al. , 2019)。此外,基层领导干部会宣传与弘扬同行最佳实践(基层干事创业典型),塑造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角色认同,激起他们的变革责任感,以变革责任感支撑他们在改革浪潮中勇担重任、敢闯敢干(Campbell, 2018)。
策略三:情感互动。与基层领导干部的互动情境影响下属基层干部的行为决策(张书维和李纾, 2018),为他们担当作为提供赋权收责、过错包容、信任支持、资源保障等管理举措。此时,变革责任感则成为追随者(下属基层干部)对领导者(基层领导干部)角色期待的情感回报(Homberg et al. , 2019),他们自身的变革责任感随之增强(“士为知己者死”),更有可能呈现担当作为等积极行为表现(林亚清和张宇卿, 2019)。
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偏好传递、价值灌输、情感互动策略,容易唤起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而下属基层干部对担当作为的责任感、认同感使他们认为担当作为行为模式符合其个人职业价值观,从而使他们深刻认识并强烈认同担当作为的时代意义与公共价值,有力引导他们在基层复杂的治理情境中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这符合自我决定理论中整合调节(担当作为的价值观塑造与行为引导)的基本观点。因此,变革责任感能够有效解释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唤起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心理过程。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变革责任感在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间发挥中介效应。
(三) 风险规避偏好是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实现的重要中介
风险规避偏好是指基层干部在面临不确定的决定(或活动)时的回避态度(害怕承担风险)(Clark, 2016)。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基层干部往往具有相对更高的风险规避偏好(Dong, 2017)。进入政府部门后,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风险规避的科层制组织文化可能加剧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Kuehnhanss et al. , 2017),成为激励他们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重要障碍。
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不仅对下属基层干部进行了显性行为模式的示范,还进行了隐性价值偏好的传递。他们彰显出的风险价值的价值偏好会促进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价值偏好从风险规避转向风险承担(Bandura, 1977)。此外,鉴于领导的习惯性责任转嫁(“甩锅”) 成为基层干部保持风险规避偏好的重要诱因(Weaver,1986),此时,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更容易打消下属在干事创业时对领导“甩锅”的风险顾虑,从而逐步扭转他们的风险规避偏好(Arnold, 2015)。当基层干部的风险价值偏好从风险规避转向风险承担,他们在基层复杂的治理情境中能够克服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复杂性因素时的心理恐惧(Nicholson-Crotty et al. , 2017),从而更为认同变革态度和担当精神,此时,风险承担偏好以认同调节形式激发出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表现。
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往往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并采取一系列鼓励探索、包容过错的管理措施(Miao et al. , 2018),力图打造担当作为导向的组织氛围(Bentein et al. , 2022)。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一系列举措如此发挥作用:一方面,凭借下属基层干部对体制和组织的高依附性,使他们在体制鼓励探索与组织包容过错的转型过程中,自身的风险规避偏好得以缓解乃至扭转( Hameduddin and Lee, 2021);另一方面,使下属基层干部认为担当作为是存在“可能获利”的风险的,而非存在“显然损失”的风险(Baekgaard, 2017),即塑造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更可能带来收益而非损失”的风险认知,而影响他们风险规避偏好的关键恰恰是与风险关联的是收益还是损失,于是,他们更加认同担当作为这类存在风险的行为模式(Clark, 2016),形成促使他们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浪潮中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认同调节。因此,风险规避偏好是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实现的重要心理中介,并符合自我决定理论中认同调节(认同担当作为的价值和意义)的基本观点。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风险规避偏好在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四) 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效果
领导—下属交换(LMX)指以职业为导向,领导与下属通过一系列交换来各自表达角色与期望的双向互动过程(Fleming, 2020),包括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和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其中,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包含超越绩效合同的关系,比如高度的信任、尊重和与工作相关的沟通(Vigoda-Gadot and Beeri,2012;Fleming, 2020);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 LMX) 更多旨在维系执行例行任务(“规定动作”)的关系范围(基于基本报酬的交换)。作为衔接领导风格与下属行为的中介变量,领导—下属交换( LMX) 质量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Vigoda-Gadot andBeeri, 2012;Mostafa and El-Motalib, 2020),但其作为制约领导对下属行为作用效果的情境变量的角色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大多数领导会为每位下属“量身定制”互动关系,而非以同样的方式对待(Fleming, 2020),于是,运用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来解释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差异化“涓滴效应”就显得尤为合适。
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情境中,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能够实现对下属更为显著的“涓滴效应”。一方面,基层领导干部与下属基层干部之间存在更深入的沟通和更频繁的互动(乃至超出正常工作范围),这就为基层干部观察领导的行为表现、领悟领导的指示精神(揣摩领导的意图)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情境(Molines et al. ,2022),使基层领导干部对下属基层干部的行为影响和价值引导效果得以显著提升(Bauwens et al. , 2019),促使基层干部更为深入地效仿领导担当作为并内化担当作为的价值偏好,从而积极回应领导对他们担当作为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能够从领导那里获取更多的组织资源、管理支持、沟通信任,从而拥有更多工作资源来回应领导的工作要求,即效仿他们的担当作为表现(Molines et al. , 2022)。此时,基层干部更加愿意以额外的变革努力或责任担当来超越角色行为,于是,他们不断呈现领导期待的担当作为表现以持续获得领导的注意、支持和响应(Fleming, 2020)。
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情境中,领导为基层干部提供情感信任、管理支持、资源保障,帮助他们克服干事创业过程中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心理焦虑(Molines et al. ,2022),扭转他们的风险规避偏好,从使他们朝着领导期待的担当作为方向发展(Fleming, 2020)。当基层干部与领导处于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时,基层干部往往会扭曲对领导担当作为的理解,比如,认为领导的担当作为是在进行“政绩表演”,甚至主观糅入组织政治因素(Vigoda-Gadot and Beeri, 2012),认为领导不惧风险地担当作为,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此时,他们的风险规避偏好难以得到扭转,因此不愿担当作为。
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情境中,基层干部更加信任领导(Nguyen and Tuan,2022),钦佩他们的领导魅力和管理智慧(Molines et al. , 2022),认为他们真的是担当作为的好干部,认可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此时,基层干部随着自身变革责任感的逐渐增强,倾向于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非常规情境中(如疫情防控),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此外,与领导保持高质量交换的基层干部,更坚定自己有义务回报领导的赏识、信任与支持,有责任超越角色去践行领导的角色期待(如变革担当等),甚至甘愿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风险。可见,此时基层干部具有更强的变革责任感(Campbell, 2018;林亚清和张宇卿, 2019)。当基层干部与领导处于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时,基层干部认为领导的担当作为是在为自己谋取晋升空间而非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此时,领导的担当作为很难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变革责任感),从而难以促使他们与领导保持步调一致(担当作为)。
简而言之,基层领导干部展现及期待的担当作为表现,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中会被基层干部看作锻炼机会,而在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中则会被基层干部看作谋取私利。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 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对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正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的关系。
假设 5: 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正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变革责任感之间的关系(H5a);负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风险规避偏好之间的关系(H5b)。
假设 6: 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正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经过变革责任感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间接影响(H6a);负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经过风险规避偏好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间接影响(H6b)。
图 1 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本研究将运用调查研究(研究一)和实验研究(研究二)两种方法检验概念模型:调查研究(研究一)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弥补实验研究(研究二)在外部效度(现实性、可推广)方面的不足;调查研究(研究一)清晰细致地呈现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影响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深层次心理机制,弥补实验研究(研究二)在心理中介机制检验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本研究发挥实验研究(研究二)在因果推断方面的优势(研判因果关系方向),即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影响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及决策心理,规避调查研究(研究一)可能出现的同源偏差、内生性(互为因果)等问题,提升研究模型的内部效度。此外,本研究围绕研究模型实施重复研究(replication),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及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总之,本研究充分考虑调查研究法提升结论外部效度方面的优势和实验研究法确保模型内部效度方面的长处,实现两种方法的优势互补,共同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汪光炜和卫旭华,2021)。
三、 研究一: 调查研究
(一) 研究样本和程序
本研究借 C 市和 Y 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开设的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面向 132 名基层领导干部及其 537 名下属基层干部开展为期 3 个月的 2 阶段“领导—下属”匹配调查及调查实验。问卷调查中,每套问卷分为基层领导干部问卷和基层干部问卷两种。其中,基层领导干部评估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基层干部评估基层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以及自己的风险规避偏好、变革责任感。第 1 阶段,面向 C 市和 Y 省的基层政府组织发放 690 份基层干部问卷;第 2 阶段(3 个月后),面向受访单位发放 138 份基层领导干部问卷;最后,将基层领导干部问卷及其对应的基层干部问卷进行统一回收,并通过受访者姓名首字母和手机号后 4 位实现基层领导干部问卷和基层干部问卷的有效配对。经过有效性甄别,基层干部问卷的有效率为 77. 8%(537 份)。其中,在性别方面,男性 329 人(占61. 3%),女性 208 人(占 38. 7%);在年龄方面,21 ~ 30 岁的 144 人(占 26. 8%),31 ~40 岁的 227 人(占 42. 3%),41~50 岁的 140 人(占 26. 1%),50 岁及以上的 26 人(占4. 8%);在学历方面,专科的 137 人(占 25. 5%),本科的 245 人(占 45. 6%),研究生的 155 人(占 28. 9%);在工作年限方面,1 ~ 5 年的 116 人(占 21. 6%),6 ~ 10 年的171 人(占 31. 8%),11~19 年的 170 人(占 31. 7%),20 年以上的 80 人(占 14. 9%)。直接领导问卷的有效率为 95. 7%(132 份)。其中,在年龄方面,21 ~ 30 岁的 6 人(占4. 5%),31~40 岁的 53 人(占 40. 2%),41 ~ 50 岁的 62 人(占 47. 0%);50 岁及以上的 11 人(占 8. 3%);在学历方面,专科的 17 人(占 12. 9%),本科的 26 人(占 19. 7%),研究生的 89 人(占 67. 4%);在工作年限方面,1~5 年的 13 人(占 9. 8%),6~10 年的43 人(占 32. 6%),11~19 年的 61 人(占 46. 2%),20 年以上的 15 人(占 11. 4%)。
(二) 测量量表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中测量量表多源于国内外期刊论文中的成熟量表。但是,本研究并没有直接运用某一测量量表,而是整合国内外成熟量表,尤其是运用在中国情境中进行过修订的版本。① 同时,为避免翻译偏差,本研究邀请两位公共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青年学者对量表进行并行、双向的“翻译—回译”流程,以确保量表的理论信度。此外,在正式调研前,请问卷调查对象(基层领导干部及其下属基层干部)对问卷表述进行完善,确保量表的外部效度。其中,本研究中测量题项均采用 Likert-5 点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
① 林亚清和张宇卿( 2019) 关于变革责任感的测量量表实则是在 Morrison and Phelps( 1999)、Campbell(2018)的变革责任感测量量表基础上基于中国场景进行了情境化修订。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准确性,本研究同时参考该变量的国内外量表版本,并通过预调研结合基层管理实践进行修订。因此,量表均罗列多个来源。
在基层领导干部和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测量中, 借鉴 Homberg et al.(2019)、郭晟豪(2021)的量表来测量责任担当(“敢于担当”);采用 Vigoda-Gadot and Beeri(2012)、林亚清和张宇卿(2019)的量表来测量变革创新(“善于作为”)。经过一轮预调研进行删减与修饰后,测量题项包括“我经常尝试采用对组织更有效的新型工作方法”等 6 个题项。其中,担当作为量表运用于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评价时,Cronbach's α 值为 0. 844;担当作为量表运用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评价时,Cronbach's α 值为 0. 838。
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测量借鉴 Vigoda-Gadot and Beeri(2012)、Fleming(2020)、林亚清和张宇卿(2019)的测量量表,包括“必要时,领导会运用他或她的权力来帮助我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等 6 个题项,Cronbach's α 值为 0. 904。
变革责任感测量借鉴 Morrison and Phelps(1999)、Campbell(2018)、林亚清和张宇卿(2019)的测量量表,包括“我有责任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来改变组织现状”等 5个题项,Cronbach's α 值为 0. 887。
风险规避偏好测量借鉴 Klijn et al. (2022)、Wei et al. (2015)的测量量表,包括“我讨厌可能给自己带来消极后果的工作”等 8 个题项,Cronbach's α 值为 0. 743。
(三) 效度分析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本研究中效度分析主要检验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首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变量测量间区分效度。表 1 是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模型比较结果,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五因子模型)拟合度很好(χ2/ df = 2. 53, RMSEA = 0. 05, CFI = 0. 92,TFI = 0.91)。同时,本研究还检验其他可能成立的 5 个竞争替代模型,发现假设模型的拟合系数显著优于 5 个竞争替代模型。因此,变量间具有良好区分效度,同源偏差问题不明显。并且,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均大于相关系数的平方,再次表明变量间区分效度良好。此外,本研究中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量(λ)均在 0. 01 水平上显著,且组合信度都大于 0. 70。因此,变量的聚合效度良好。
尽管本研究采用 2 阶段“领导—下属”匹配调查,但仍然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于是,本研究进行了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一是将所有变量加载到单个潜在因子上,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如表 1 所示,假设的五因子模型(χ2/ df =2. 53,RMSEA= 0. 05, CFI = 0. 92,TFI = 0. 91)拟合数据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χ2/ df =6. 17,RMSEA= 0. 10, CFI = 0. 73,TFI = 0. 70),且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性 (Δχ2 = 1556. 12,Δdf = 10, p<0. 01);二是通过对所有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来检查未旋转的因子解,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单因子可以解释数据中绝大多数变异(5 个变量的方差解释总量是 62. 28%,单个变量的最大方差解释量是 29. 78%),由此判定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变革责任感(r = 0. 367, p<0. 01)、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r = 0. 460,p<0. 01)显著正相关,且与风险规避偏好(r = -0. 381,p<0. 01)显著负相关;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与变革责任感显著正相关( r = 0. 511,p<0. 01),与风险规避偏好显著负相关( r = -0. 441,p<0. 01)。据此,假设 1、假设 2、假设 3 得到初步支持。
(五)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2 和假设 3 分别假设变革责任感和风险规避偏好在担当作为从基层领导干部到下属基层干部的“涓滴”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进行假设检验。在此之前,本研究先将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并保存残差值以用于随后假设检验。本研究在检验假设模型的同时,还将其与完全中介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度(χ2 = 1111. 19,df =413; RMSEA= 0. 05, CFI = 0. 91, TFI = 0. 90)略优于完全中介模型(χ2 = 1125. 81, df =414; RMSEA= 0. 05, CFI = 0. 91, TFI = 0. 90)。
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到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的路径系数均显著(r = 0. 32,p<0. 01;r = -0. 29,p<0. 01);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到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的路径系数也均显著( r = 0. 37,p < 0. 01;r = - 0. 23,p <0. 01),即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在基层领导干部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因此,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数据支持。假设 5a 和 6a 提出,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正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变革责任感的关系,负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风险规避偏好的关系。本研究首先计算交互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领导—下属交换质量),然后把交互项加入假设的中介模型中,并设定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和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的关系,以及交互项和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的直接关系。此时,本研究中的调节—中介效应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良好(χ2 = 1121. 99, df = 438; RMSEA= 0. 05, CFI = 0. 92, TFI = 0. 91)。加入交互项效应后, 模型产生了更好的数据拟合度。结果显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交互项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γ = 0. 07, p>0. 05);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交互项对风险规避偏好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γ = -0. 12, p<0. 01);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交互项对变革责任感的效应是正向显著的(γ = 0. 13, p<0. 01)。据此,假设 5a、假设 6a 得到支持,假设 4 未得到支持。
图 3 显示了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就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高于均值 1 个标准差)而言,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的(正向)影响更强烈;而就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而言,这一关系被削弱。
图 4 显示了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就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高于均值 1 个标准差)而言,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的(负向)影响更强烈;而就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而言,这一关系被削弱。
表 3 中结果表明:“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变革责任感→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间接效应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更显著,在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显著性减弱,且组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风险规避偏好→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间接效应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更显著,在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组显著性减弱,且组间差异显著。因此,假设 5b、假设 6b 均成立。
本阶段调查研究实现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开展第二阶段的实验研究:一方面,这将实现对研究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更可靠的推断(提升模型的内部效度),尤其是明确因果关系方向、规避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是否为互动因果);另一方面,这将实现研究模型的重复研究(重复验证),可提升调查研究中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尤其是实验研究可以检验调查研究中获得的结论在特定时间、特定情境中的适用性。总之,接下来的实验研究法将发挥其在提升研究模型内部效度方面的优势,实现与调查研究法在提高研究结论外部效度与刻画个体心理机制方面的优势互补,共同减少各类偏差干扰,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四、 研究二: 实验研究
(一) 被试者与实验设计程序
参与实验的被试者为参加 MPA 课程的 160 名基层干部,其中,3 名参与者未完成实验要求的全部环节,因此,有效参与者为 157 名。有效样本信息是:年龄介于25~40 岁,平均年龄为 33. 47 岁( SD = 5. 60)。学历分布情况是:大专或以下学历占比 24. 20%,本科学历占比 44. 60%,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占比 31. 20%。
为有效验证本研究中的 3 个假设,本研究采用 2(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水平:高 vs 低)× 2(领导—下属交换质量:高 vs 低)被试间实验设计①,设计 4 个实验组:(1)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 LMX);(2) 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3)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4)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 LMX)。所有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 4 个组,具体的实验环节如图 5 所示。
① 在实验研究中,本研究统一以“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和“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来表述基层领导干部不同担当作为水平的实验操纵;以“ 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 LMX)” 和“ 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来界定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差异的实验操纵,下同。
(二) 实验操纵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情境模拟实验, 情境设计为在基层疫情防控等应急处突过程中进行风险决策,需要被试者对现行政策进行突破和对实施方案进行探索。这是考虑到他们都是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而此任务又恰是他们在当前工作中实际体验的,方便他们联想到特定任务场景。本研究结合阅读材料、学习视频、PPT 课件等在4 个不同的 MPA 教学班实施为期 1 个月的实验干预,构建虚拟工作情境。实验操纵结束后,被试者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本研究围绕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概念定义进行实验操纵。(1)在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虚拟情境中:分管领导欣赏大家在危急关头展现出的闯劲,非常喜欢看到大家在疫情防控一线开展的政策精细化探索,周围那些具有创新工作思路的实干派同事纷纷被调到重要的工作岗位;(2)在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虚拟情境中:领导不喜欢大家想法太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不惜动用问责手段来确保大家能规规矩矩做好分内之事,如果哪位同事“惹祸”,领导会毫不犹豫地“甩锅”;(3)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的虚拟情境:在日常工作中,我能感受到领导对我的工作相当满意,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许多其他同事尚不知晓的有价值的信息,与同事相比,我跟领导的心理距离更近,如果有晋升或评优秀机会,领导会优先考虑我,此外,在工作之余领导也对我格外关照,多次积极帮我解决难题,哪怕是工作之外的生活难题;(4)在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的虚拟情境中:我与领导仅限于工作关系,在日常工作中,领导仅告诉我需要如何去做,一句话都不会多说,所以说,他根本不了解我的工作潜力,也更谈不上关心我们在工作中的障碍和生活中的迫切需求。
在实验操纵之后,本研究测量了因变量(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并检验了实验研究部分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的实验操纵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为实现实验结果与调查结果的比较,本研究在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①、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测量方面运用了与研究一相同的量表。但是,本研究对这些题项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以使它们适用于实验操纵情境。实验研究中各测量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均非常理想: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下属),α = 0. 885;变革责任感,α = 0. 914;风险规避偏好,α = 0. 916;领导—下属交换( LMX) 质量,α = 0. 944;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领导),α = 0. 927。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均被用于实验操纵效果检验。此外,本研究以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因子结构,结果表明拟合度良好(RMSEA= 0. 053, CFI = 0 . 936, TLI = 0. 928),且标准化因子负荷值均在0. 700 以上。
① 此处的问卷填写是用来检查实验干预效果,而非纳入后续的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操纵检验表明,实验操纵的确符合预期研究。在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实验组中,被试者确实感知到领导更高水平的担当作为(M = 4. 36, SD= 0. 43);而在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实验组中,被试者确实感知到领导更低水平的担当作为(M =2. 67, SD= 0. 37),F(1,156)= 675. 965, p<0. 01, partial η2 = 0. 81。此外,在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 实验组中,被试者确实感知到更高质量的领导—下属交换(LMX)(M= 4. 37, SD= 0. 43);而在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实验组中,被试者确实感知到更低质量的领导—下属交换(LMX) (M = 2. 67, SD = 0. 60),F(1,156)=418. 983, p<0. 01, partial η2 = 0. 73。
随机性检验。本研究检查了实验样本中那些可能影响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同质性水平,表 4 中结果表明 4 个实验组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各实验组在这些方面是同质(等价)的,于是,这就消除了潜在的混杂效应,排除了后续实验分析中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潜在影响。
为了检验实验研究的假设,本研究分别以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担当作为水平为因变量,以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水平(高 vs 低)和领导—下属交换质量(高 vs 低)为自变量,对其主效应及交互效应进行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基层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对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156)= 27. 807, p<0. 01,partial η2 = 0. 154。其中,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M = 3. 97, SD= 0. 72)显著高于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M = 3. 46, SD= 0. 66)。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水平具有显著的主效应, F ( 1, 156) =34. 956, p<0. 01,partial η2 = 0. 186。其中,身处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中的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M= 4. 00, SD= 0. 72)显著高于身处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中的下属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M = 3. 43, SD = 0. 62)。在实验研究中,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F(1,156)= 8. 454, p<0. 01,partial η2 = 0. 05,这在图 6 中也可以体现。假设 1、假设 4 得到验证。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基层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对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156)= 24. 017, p<0. 01,partial η2 = 0. 136。其中,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M = 3. 84, SD= 0. 73)显著高于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M = 3. 32, SD= 0. 73)。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156)= 24. 830, p<0. 01,partial η2 = 0. 140。其中,身处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中的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M= 3. 85, SD= 0. 80)显著高于身处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中的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M= 3. 31, SD= 0. 65)。在实验研究中,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下属基层干部变革责任感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F(1,156)= 4. 680,p<0. 01,partial η2 = 0. 03,这在图 7 中也可以体现。假设 5a 得到验证。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基层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水平对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156)= 29. 896, p<0. 01,partial η2 = 0. 163。其中,高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M = 2. 40, SD= 0. 70)显著低于低水平担当作为领导的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M = 2. 87, SD = 0. 43)。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 ( 1,156) =22. 113, p<0. 01,partial η2 = 0. 126。其中,身处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中的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M= 2. 43, SD= 0. 69)显著低于身处低质量领导—下属交换中的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M = 2. 83, SD = 0. 46)。在实验研究中,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F(1,156)= 4. 526, p<0. 05,partial η2 = 0. 03,这在图 8 中也可以体现。假设 5b 得到验证。
五、 讨论与结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政府部门工作场景中,基于心理学与公共管理交叉的行为公共管理视角构建“担当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心理机制(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下属基层干部)”的调节—中介模型,并基于多来源、多节点的“领导—下属”匹配数据,检验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风险规避偏好、变革责任感、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的逻辑关系,解读基层政府组织中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涓滴效应”及心理路径,研究结果如下。
(1)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显著正向影响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2)风险规避偏好、变革责任感在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之间发挥中介效应;(3)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正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下属基层干部的变革责任感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下属基层干部的风险规避偏好之间的关系;(4)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与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直接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一定情况下达到显著水平(实验研究结果);(5)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调节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经由变革责任感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间接效应(正向调节)、经由风险规避偏好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间接效应(负向调节)。
(二) 理论贡献
本研究检验并诠释了担当作为在基层领导干部和下属基层干部之间的“涓滴效应”,拓展了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领导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在已有研究主要从领导风格、领导实践等领导因素切入探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形成机制基础上(Luu, 2018;Miao et al. , 2018;Homberg et al. , 2019),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涓滴效应”为切入视角,引入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这一前因变量,证实领导的担当作为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逐层传递(“涓滴效应”),既符合中国政府部门中集体主义导向下个体行为的组织趋同偏好,也为基层干部集体担当作为提供重要分析视角。
本研究拓展了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实现的心理机制研究。在以往研究注重运用社会学习或社会认知理论、以自主导向动机(如公共服务动机)分析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基础上(Homberg et al. , 2019; 陈鼎祥和刘帮成, 2021),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控制导向动机出发,探讨外部情境(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领导—下属交换质量)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内摄调节、外在调节,并挖掘发挥认同调节、整合调节作用的变革责任感、风险规避偏好。因此,本研究不仅检验了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能否“涓滴”,还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涓滴效应”的心理机制(如何“涓滴”),实现对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动机的整体性、系统性分析,从而在以往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分析“涓滴效应”的基础上,促进了自我决定理论的有效运用。尤其是,本研究将影响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典型心理—风险规避偏好,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实现路径,有力证实了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能够借助政府部门高权力距离导向、集体主义文化以及个体对组织和体制的高依附性实现对下属基层干部固有风险规避偏好的扭转,从而撬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困局” 。
本研究拓展了基层领导干部对下属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涓滴效应”的边界效应研究。政府部门的科层制组织特征、高权力距离导向使得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在下属的行为、态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大多将繁文缛节(red tape)作为领导与下属互动过程中的限制性情境因素(元帅等,2022),而对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在领导行为与下属行为之间关系中发挥的边界效应缺乏应有探讨。此外,大多数研究将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作为前因变量或中介变量(林亚清和张宇卿, 2019;Fleming, 2020),而对其作为情境变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尚未进行充分探讨。而本研究以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行为(担当作为)、心理(风险规避偏好、变革责任感)的边界条件,有力证实了领导—下属交换(LMX)质量是领导担当作为实现成功“涓滴”的关键,其中,高质量领导—下属交换(LMX)是领导有效带动下属“敢担当作为” (扭转风险规避偏好)、“应担当作为”(激发变革责任感)的重要条件,为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何以带来下属基层干部的多样化行为或差异化心理提供重要分析解释。
(三) 管理启示
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行事风格和管理实践是他们有效引领基层政府组织集体担当作为的关键。新时代,要大力弘扬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一方面,倡导基层领导干部要敢于在新时代改革浪潮中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尤其在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充分发挥担当作为的模范带头作用,力图打造担当作为导向的组织行为规范。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注重运用担当作为导向的管理实践: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卸包袱;在将督察问责“利剑”指向庸官、懒官的同时,对敢闯敢干的基层干部采取包容过错、容错纠偏的态度;科学运用基层党建实现对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教育培训,通过干部教育培训以及对改革创新先锋、干事创业典型的大力弘扬,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担当作为的政治价值观,形成担当作为的行为自觉性,引导下属基层干部塑造“只有担当作为才能像领导一样在仕途上获得长远发展”的行为认知。
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激励下属担当作为的过程中,要突出对其变革责任感的激发和对风险规避偏好的扭转。新时代,基层党建不能仅注重培养基层干部的职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更需要坚定他们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政治价值观,激发他们为党和人民担当作为的时代责任感。担当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要注重营造鼓励探索、包容过错的组织氛围,以“包容+问责”的组合管理实现对下属过错的区别对待(干事创业还是避责怠政),降低基层干部对干事创业的风险顾虑,促使他们形成“担当作为更可能带来收益而非损失”的风险认知,增强他们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主动性。
高质量的领导—下属交换(LMX)是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保障。基层领导干部要注重建立与下属的高质量互动关系(群众基础是关键),包括非正式沟通、授权决策参与等。此外,在新时代基层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与干部遴选过程中,应考虑建立“担当作为+民意测评”的双重标准要求,既注重考察基层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非常规任务情境(疫情防控等)中是否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又要突出领导干部能否以德服众、以能服众,与下属保持良好和谐、融洽的关系,唯有如此,方可实现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行为模式的积极扩散,推动基层政府组织的集体担当作为,打造新时代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
(四)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研究局限。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基于 MPA 学生群体,以滚雪球方式获取研究样本,并没有实现随机抽样,在代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研究设计方面,在问卷调查中,虽然采取两阶段的“领导—下属”匹配的研究设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期许偏差,但仍难以完全克服同源偏差问题;在实验研究中,虽然采取“随机控制组后测设计”类型真实验,也设置了控制组,并通过软件实现样本随机进入实验组,但缺少前测设计,具有一定局限性。在测量工具方面,鉴于目前尚无担当作为的成熟通用量表,本研究对担当作为的测量是整合国内外学者对“敢于担当”(责任担当)的测量研究(萧鸣政,等,2015; 郭晟豪,2021)和对“善于作为”(变革创新)的测量研究(Homberg et al. , 2019;陈鼎祥和刘帮成,2021),所使用的测量工具的效度有待加强。
在未来研究中,可考虑采取基于地区(东部—中部—西部)、系统(公安、税务、民政、卫健等)、城乡(城区—乡镇)3 个维度设计抽样框,以“多地点、多机构、双层级”的非概率抽样辅助多节点“领导—下属”匹配的研究设计,以提升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可考虑开展“所罗门四组设计”类型真实验研究,同时设置有前测和无前测的实验组、控制组,并确保被试随机进入实验,这样既能体现实验效果,又能规避前测带来的学习效应和疲劳效应;可考虑基于中国场景,聚焦于基层干部群体,设计“变革—担当”二维框架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测量量表,从而在分析基层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对下属基层干部的“涓滴效应”过程中切实提升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参考文献 略
文章已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经授权由《公共管理评论》公众号转载。建议到中国知网下载原文阅读，尊重版权，尊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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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