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婷 崔晓敏】亚洲产业链：现状、演变与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数据，讨论了亚洲产业链的现状、演变及发展趋势。过去二十多年间，亚洲产业链快速崛起，带动全球产业链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逐步演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亚洲产业链具备资源禀赋多样化、制造业层级梯度化、区域内贸易往来密切等特征。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生产过程呈现国别“雁阵”的演变轨迹，但技术密集型产业仍主要由发达经济体掌控。2008年后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对亚洲产业链既有总量上的负面影响，又加速其内部结构调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已有变化趋势。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区域内产业关系将更趋于互补，各国有望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以中间品贸易和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链快速发展。从一个国家单独制造到多个国家协同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的再配置，全球产业链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各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融入全球化生产分工。过去二十年，全球产业链最大的变化来自亚洲，亚洲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中国。因此，有必要基于产业链分析方法，重新梳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的关系，探讨逆全球化浪潮、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冲击，并且进一步从国别和产业两个维度讨论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从全球视角看，全球产业链逐步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向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这一时期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呈现出两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尤其是欧洲、北美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第二，亚洲产业链中区域内贸易占比较高。2000-2017年，区域内增加值贸易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占比从40.3%升至46%，其中东亚地区在亚洲区域内增加值贸易中占比接近80%。此外，亚洲区域内的中间品贸易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化学和制药行业以及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行业尤为突出。
从亚洲的区域视角看，亚洲主要经济体可分为自然资源型、低等技术产品制造型、中等技术产品制造型和高等技术产品制造型四类，并且亚洲产业链中的各经济体在中高端产品制造上存在互补关系，在低端产品制造上总体呈现竞争关系但也逐渐向互补转变。此外，亚洲产业链演变呈现出雁阵模式的特征，尤其是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的产业链随各经济体生产成本和工业基础的相对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演变特征。第一，纺织服装产业链实现了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向中国大陆，从中国大陆向印度和越南等地的两次转移，呈现出“雁阵”的特征。第二，电子行业产业链中的中低端产品或任务也呈现出“雁阵”的特征，但高端部分仍主要由欧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掌控。
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亚洲和全球产业链受到巨大挑战。既有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积极、稳定的外部环境。反之，局部和整体的环境变化（例如贸易摩擦、区域或全球性突发事件等）都可能引起产业链的调整甚至重构。越复杂的产业链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越高。
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全球产业链。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长期止步不前，在美国阻挠下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WTO的机制和公信力持续减弱。另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关税税率在2008年后有所上升。同时，逆全球化浪潮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通过退出或重谈贸易协定、采取双边或单边主义的手段等措施，增加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拜登新政府上台后美国的经贸与外交政策将可能出现较大调整，重启多边合作、恢复价值观外交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鉴于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拜登政府上台很可能会延续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还可能联合其盟友打击中国。
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既有总量上的影响，亦有结构上的调整。从总量上看，逆全球化浪潮破坏了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打破了原有的产业链平衡，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利于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和投资，也将冲击依赖国际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亚洲产业链。从结构上看，外部环境变化将促使亚洲产业链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进行调整。在中低端产业上，亚洲经济体仍然在劳动、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享有绝对优势，因而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外部环境变化对亚洲产业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低端产业在经济体之间的转移。而在高端产业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会增加技术转移的壁垒，限制后发国家通过学习模仿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使一些国家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从供需两端挤压全球产业链，强化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为了应对疫情，各国（地区）纷纷采取货物贸易（含医疗物资）、航班/列车/船舶、边境口岸、人员流动等方面限制措施，导致国际物流迟滞、货物贸易成本增加。同时，疫情迫使部分国家工业生产中断，进而对产业链上下游国家产生连带影响，使得亚洲和全球产业链短期供应中断的风险增加。从中长期看，疫情促使各国反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加速一些国家出于经济安全的目的加速关键产业的回流或产业链的多元化。此外，疫情也为亚洲产业链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机遇。亚洲在合力抗击疫情和产业链修复上的突出表现，以及逆全球化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暴露出的内在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了区域产业链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亚洲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包括国别和产业两个维度。
从国别视角看，亚洲产业链将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推进。第一，拓展均衡的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是亚洲经济体增强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手段，其表现形式为贸易伙伴数量的多元化、贸易伙伴份额的均衡化和产业链分工的不断细化。第二，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亚洲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可以优势互补。同时，增加亚洲区内产业链合作、减少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外增加值的依赖，还有助于降低外部冲击对亚洲经济体产业链的影响。此外，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国内市场的不断壮大，发展区域共同市场还有助于对接亚洲内部的供给和需求，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从产业视角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呈现不同的重构路径。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继续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变化较为敏感，但对技术水平、资本设备、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的要求相对较低，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从高收入向低收入国家转移的特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与同类国家的产业链位置关系也将从竞争多于互补向互补多于竞争的情况演变。第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区域一体化在保障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上将发挥更大作用。从供给端看，这类产业链依赖产业集群且需要较高的技术知识，而亚洲经济体具备高端产业的制造基础。从需求端看，亚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对新兴技术的掌握，但目前亚洲多数经济体在电子和机械产品上对欧美国家存在一定依赖。
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位置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从产业层面看，伴随着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留在国内的企业将转向中间品供应商或者设计、营销和售后等服务商，进而向产业链的上游或者下游迁移。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在贸易摩擦、产业链安全性考量和高端技术转移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一部分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行业已经转到美国进口关税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和墨西哥等。未来在产业链调整中，中国企业有动机通过加强亚洲区域合作，提高产业链位置和产品竞争力，减少或避免与美欧国家间的直接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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