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森 罗雅琴 郑恩彤 常江丨对抗信息失序：2022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2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综述，尝试据此归纳新闻学学术发展当下的重点议题和演进方向。基于LDA主题模型，在对样本中723篇学术论文进行主题聚类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应对信息失序是引领当下全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新闻学研究的总体议程向本学科基本观念回归；在对批判理论资源的广泛吸纳中，新闻学研究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反思性和规范理论自觉，这为未来新闻学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数字新闻学呈现出更精细的颗粒度和更丰富的话语层次，学界不断在知识生产和价值确信两个维度上探索对这一新范式进行体系化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新闻学；数字新闻；新闻理论；新闻实践；新闻观念

本文以2021年的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性文章为经验基础和原点^[1]，继续沿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新闻研究文献进行主题聚类，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形式把握观察周期内研究文献的语词、摘要和主题的自然分布及其语义关联。根据最新的2022年（2021版）《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我们从传播学大类的SSCI收录的94种期刊中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五的新闻类期刊作为文献来源，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期刊检索并获取其发表于2022年的所有文献的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2022年11月20日。最终，获取用于分析的英文论文（剔除书评和编辑部文章）为723篇，其中包含Digital Journalism（131篇）、Journalism（213篇）、Journalism Practice（200篇）、Journalism Studies（112篇）和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67篇）。

基于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文本，我们使用了当前文本挖掘领域常用的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推测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2]。为了便于解释和主题命名，我们首先从文献数据中提炼出19个子主题，并将其大致归纳为新闻理论、新闻业、数字技术、新闻实践、专题报道和新闻消费六个研究主题，以此为线索回瞰过去一年国际新闻学研究的知识图景。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主题涵盖新闻信任、透明性与可信度、新闻框架、议程设置等4个子主题，“新闻业”包括新闻场域的数字化、新闻专业与商业逻辑等2个子主题，“数字技术”包含新闻创新、新闻推荐、数据新闻等3个子主题，“新闻实践”由记者安全、女性角色和新闻影响来源等3个子主题组成，“专题新闻”则划分为体育新闻、疫情危机、战争冲突和气候变化等4个子主题，“新闻消费”涉及虚假信息、新闻评论和新闻回避等3个子主题。

一、新闻理论研究

（一）作为基础设施的新闻信任

对于新闻媒体的持续民意测量表明，人们对于新闻机构的不信任在加剧，新闻业面临着整体的信任危机。犹如隐匿于背景之中的基础设施只有在崩溃时才变得可见一样，作为建筑基石的媒体信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然而，以往的信任研究通常从受众反应的角度将信任视为新闻消费的结果。例如，Natasha van Antwerpen等人就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对信任和理解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使用随机控制实验调查了建设性新闻对238位澳大利亚参与者的情绪、理解和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受读者兴趣的影响，建设性新闻对信任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原因在于，参与者对新闻普遍持怀疑态度，其不愿意完全信任报道提供的信息，同时意识到新闻的目标和内容的建设性，反而更加怀疑新闻中隐藏的广告和动机^[3]。

最近，观察视角出现从新闻消费端向生产领域转移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Rachel Moran和Efrat Nechushtai提出“作为基础设施的新闻信任”，主张理论化信任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作用，即在新闻的资金结构、生产、流通和受众测量上扮演着核心基础设施的角色，以扩大评估信任的概念框架。基础设施视角的引入，强调了在关系及其潜在的价值资源中理解信任，重塑了新闻的过程、效果及意义，并将延拓新闻经济学、新闻生产、数字平台等研究领域的理论向度^[4]。

数字平台俨然成为新闻生产和实践的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其对新闻信任的影响首先引起学者的关注。Amy Ross Arguedas等人对南北方4个国家的85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他们的叙述作为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研究不同媒体环境中的新闻从业者如何描述数字平台对新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普遍持负面描述，他们的担忧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平台妨害了新闻实践，使作为信任基础的传统规范受到破坏；二是平台改变了新闻文本和话语的传播语境，消解了新闻的专业权威。即便如此，多数受访者仍倾向于倚赖平台接触受众^[5]。可见，在平台“宰制”的媒介环境下，作为职业的新闻处于规范与实践的紧张关系之中，新闻信任遭遇外部与内部的共同挑战。

虚假新闻的泛滥是损害新闻信任的另一个因素，尤其当假新闻以“真新闻”的面貌出现时，会加剧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的复杂局面。Thomas Billard和Rachel Moran对真假新闻网站进行对比视觉分析，考察假新闻网站如何通过模仿专业新闻网站的视觉设计，制造视觉上让人信赖的新闻媒体，破坏人们对于新闻媒体的整体信任。类型和风格在可信度上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假新闻网站迎合人们对于新闻网站的类型预期；另一方面则运用设计元素，通过风格传达政治意识形态，对于认同网站风格及其意识形态的用户而言，视觉效果释放的信号会强化假新闻的可信度^[6]。在这个意义上，基础设施式的信任研究亦试图回应，诸如受众心理学中关于审美感知如何影响个人真相判断的问题。

（二）透明性与可信度

透明性业已成为新闻界的一项重要规范，在提高新闻媒体的可信度上被寄予厚望，不少人将之视为恢复新闻媒体和受众之间信任关系的“特效药”。因此，透明度时常作为考察新闻实践的一个重要维度，不仅如此，它还被运用于事实核查等领域的研究。Shangyuan Wu考察了5家在制作沉浸式故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著名新闻机构——《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CNN和BBC的200个沉浸式故事，发现只有约一半的故事具备来源透明性，而过程透明性在所有故事中都杳无踪影。虽然在娱乐性和客观性上具有优势，但沉浸式故事时间短、文字少，限制了来源和过程透明度的呈现，为确保新闻的公共服务角色，需要生产更加透明的沉浸式新闻^[7]。Anoop Kumar则以印度7家事实核查网站发布的审查方法为样本进行定性内容分析，旨在回答印度事实核查人员的核查方法以及如何在核查中坚持透明性原则。研究者通过编码确定5个相关主题：识别与选择虚假声明、研究调查过程、撰写发布核查报告、信息更正政策和透明性精神。结果表明，事实核查以系统、透明的方式进行，致力于披露和参与透明，且透明性已作为事实核查的主导原则被遵守，以提高事实核查的可信度^[8]。

同时，也不乏研究者对透明性与可信度提出质疑，争论聚焦于透明性在新闻实践中能否实现，以及透明性能否增强可信度两方面。对于如何展示透明性，Lauri Haapanen认为生产者、生产和参与透明性皆难以帮助受众理解新闻制作，以专栏形式出现的编辑部文本（editorial text）可以公开解释新闻决策、披露制作过程，是展示透明性最有效的方法。以新闻写作中的引用为例，研究者从语言学上的情态、上下文和语境三个方面解释其复杂性，以此证明即便是编辑部文本，也在实现透明性上面临阻碍。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性假设难免与真实的经验性实践脱节，记者有可能受到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等机制影响只披露社会认可的做法，致使透明性规范的实施反将善意变为制度性的“神话”^[9]。另一方面，Michael Koliska通过两项线上实验探讨了美国新闻消费者的信任如何受到透明度的特征和类型的影响。第一项实验表明，既有的透明度类型无法增加可信度；第二项实验基于第一项实验结果提供的解释简单却直接：新闻消费者似乎没有在新闻阅读时察觉到透明度的特征与存在^[10]。一如Koliska所言，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受众如何感知和处理透明性信息，并有必要对透明性进行再定义，将其视为报道中的一种“休眠信息”，只有在被需要时才可能提高可信度。

（三）新闻框架

新闻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往往藉由新闻框架发挥效果。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动荡，社会运动频仍，新闻框架依旧是考究新闻对公众舆论、国家形象和刻板印象形成的重要概念工具。大规模的身份政治运动引发了关于阶级、种族、性别问题的激烈讨论。面对群体间冲突加剧，研究者从新闻框架入手探索各类政治、社会事件的报道与人的认知、行为之间的关系。Rachel Mourão和Danielle Brown以“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为例，采用3（新闻框架）×2（社交媒体参与）被试间在线实验设计，评估抗议活动数字新闻中的框架（暴乱、对抗、合法化）及视觉元素是否更能引发受众的社交媒体参与。结果显示，只有视觉效果对分享新闻意愿有直接影响，相较于其他预先存在的态度，框架对社交媒体参与行为的影响有限，但框架可以通过改变态度进而影响行为^[11]。

Nael Jebril和Mohammed El Bouzidi考察了法国立场不同的4家重要报纸半年里对于“黄马甲”（the Yellow Vests）运动的报道，编码了8个框架变量并将其划归两个框架类别，其中同情（sympathy）、情境（contexual）、合法化（legitimising）和不公正（injustice）框架被归为积极框架，消极后果（negative consequences）、奇观（spectacle）、讽刺（cynical）和去合法化（delegitimising）被归为消极框架。研究指出合法化框架在媒体中被普遍使用，去合法化框架使用最少。尽管《世界报》和《费加罗报》政治倾向不同，但它们一半以上的报道都使用了消极框架；《十字报》使用的积极和消极框架总数相似，通过混合使用各种框架保持报道平衡；《人道报》与其他三家报纸判然有别，合法化框架占比约九成，未使用去合法化和讽刺框架。媒体报道框架整体上与媒体所持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其中新闻来源可能是框架生成机制的一个重要驱动。该项研究证实了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预设的文化范式与刻板印象^[12]。

Dror Walter等人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了美国媒体报道外国的新闻框架。首先利用机器学习对2018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10家报纸关于55个国家的105,991篇相关报道进行框架识别，确定三种主要框架：冲突（conflict）、经济（economic）、人情味（human-interest）。然后通过三组潜在的前提：显著性（prominence）、关联性（relevancy/relatedness）、冲突（conflict）来考察不同国家对应的报道框架的差异性。对于显著性高的国家，特别是在GDP上表现突出的国家及与美国在贸易、文化、地理上关联性强的国家，更多使用经济框架，较少用冲突框架，而涉及军事开支等冲突变量时则冲突框架更显著^[13]。

（四）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作为新闻学的经典理论，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仍被不断讨论且始终围绕着“谁在影响媒体议程设置”以及“媒体是否还具有议程设置的能力”展开。社交媒体被视为议程设置中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变量，已经成为受众挑战媒体机构和政治精英的工具。在情感两极分化、主流媒体不断受到质疑的当下，Benjamin Landis和William Allen结合级联激活模型（cascading activation model）和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公共新闻机构应该如何与受众互动。研究以德国新闻节目《今日新闻》（Tagesschau）未报道一名阿富汗难民被控奸杀欧盟官员之女拉登伯格（Maria Ladenburger）为例，将5,409条脸书（Facebook）评论的内容分析、编辑部回应以及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平行报道联系起来，指出当公共资助的新闻机构报道备受争议，特别是会诱发国际争端的议题时，级联效应更可能发生，多元媒体的相互竞争也为受众提供了更广阔的话语空间^[14]。

Renita Coleman和Haoming Wu提出从情感议程设置（affective agenda setting）的角度，分析2008年、2012年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数据。所谓情感议程设置，是指新闻媒体通过报道把对候选人性别特征的描述及其基调转移给公众。研究将人口统计数据中的年龄、性别、教育和党派用作预测因素，对政治环境中的情感议程设置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年轻人和有党派倾向的人更容易接受媒体的情感议程，而教育和性别则没有显示出任何影响^[15]。Bernaola Serrano则通过历时性的观察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和互联网的兴起对于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影响。研究选取西班牙的三家主要报纸《国家报》（El País）、《阿贝赛报》（ABC）和《世界报》（El Mundo）在1998年、2008年和2018年的头版为样本，对其新闻来源进行量化分析以观察报纸对外部来源的依赖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报纸的外部依赖性不断上升，经济衰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环境导致媒体失去控制自身议程的独立性，并最终影响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功能^[16]。

Yan Su以“黑命贵”运动为案例，应用网络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探索美国精英报纸与推特之间的媒介间议程设置（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研究以4189篇报纸文章和123万多条推特为样本，依靠有监督和无监督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内容分析和网络议程的可视化呈现，再通过时间序列分析进一步探讨两个媒体平台的议程如何相互影响：二者在议程实体属性上无实质性差异，均重视警务、暴力和系统性种族主义议题。但设置情感议程时则截然不同，报纸整体上使用的是支持性语气，而推特则是谴责性语气。这表明报纸在设置政治和文化属性的议程上更具影响力，情感属性议程上并无明显的媒介间议程设置效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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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业研究

（一）新闻场域的数字化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提供了从中观层面观察新闻场域、媒体组织内外的多重关系的视角，数字技术成为当前新闻场域研究的新维度。Terje Lindblom等人将场域理论与技术哲学相结合，通过对40位来自瑞典新闻领域各个职位的行动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从自主性、资本和惯习三个层面揭示新闻人如何看待新闻领域中的技术变革，并将受访者的主体立场考虑在内。在宏观上，受访者普遍将数字技术视为外部力量，建构了一种“数字异质性”；在中观层面，当掌握新的技术技能和拥有良好数字素养成为被集体认可的资本时，职位就会重新洗牌；在微观层面，以社交媒体使用和受众指标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被新闻人内化为一种作为参与感的惯习融入进新闻实践^[18]。

新闻网站的原生广告引发了关于新闻自主权与经济需求的讨论。You Li和Ye Wang借用场域理论中资本、位置和占位（positon-taking）三个概念，思考美国流行新闻网站的原生广告披露清晰度（disclosure clarity）与其在新闻场域的地位有何关联。该研究对57个美国流行新闻网站原生广告的位置、语言及视觉披露的显著性进行内容分析，揭示受资历和资本的影响，获得更多普利策新闻奖和社交媒体粉丝的新闻机构倾向于执行更清晰的披露；而在组织内部，一个网站不同接触点之间的披露清晰度存在差异。概言之，新闻与广告的边界在缩小，商业逻辑影响下的新闻自主性正逐渐下降^[19]。Jieun Shina和Katherine Ognyanova则借鉴场域理论来描绘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资本，将社交媒体资本的概念理解为新闻机构通过社交媒体产生的资源，以推特上的受众规模和参与度作为衡量指标，发现声誉是预测新闻机构社会媒体资本的一个可靠指标，新闻质量于社交媒体资本而言并无显著影响，甚至在政治保守的受众中呈负相关^[20]。

与场域相关，空间取向的生态学视角也被引入数字新闻研究中，关注地方新闻媒体如何吸引读者和广告主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Mirjana Pantic对美国10家地方性数字媒体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并指出努力保持新闻业务运转的地方新闻媒体通过专注原创内容，已经在利基（niche）市场站稳脚跟，原创内容是读者参与、订阅和捐赠的主要驱动力；此外，由于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数字媒体对志愿者和新闻系学生制作的内容持开放态度^[21]。

（二）新闻组织的专业与商业逻辑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新闻业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组织生产的专业主义与商业模式受到冲击，为适应新变化而催生的创新形式造成了规范和伦理上的冲突。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新闻组织开始倚重新的广告形式（如原生广告）。Matt Carlson和Andrew Locke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17家著名新闻机构如何经由原生广告向潜在读者推广其内容工作室，从而确立其话语的合法化。新闻机构通常使用融合的与分离混合的话语：前者以“故事”连接新闻与广告，后者通过暗示性的语义表达，既与新闻机构的品牌声誉建立联系，又表明二者的区别，保留分离的余地^[22]。此种关联与分离的推拉关系是新闻机构面对数字时代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启发我们思考既有的新闻边界与新闻规范是否阻碍从整体上理解新的新闻实践。

诚然，原生广告打破了新闻责任与广告商利益之间的规范壁垒，具体反映在记者与广告销售经理的关系中。Johannes Beckert对来自德国不同新闻机构中的9位记者和9位广告销售经理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分析表明被访者均对原生广告的欺骗性表达了道德上的担忧，然而这种担忧是相对的：道德策略被用来减轻他们因原生广告造成的认知失调，却不足以令其恪守传统新闻职业规范。实际上亦无证据显示，广告部门在原生广告合作中对新闻编辑室产生系统性影响^[23]。

媒体采编与经营的关系常被比喻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二者的分离长期以来作为公认的原则在新闻业得到贯彻，面对新闻环境的改变，旧的道德驱动式规范与新的经济驱动式规范之间充满张力。Andrew Duffy和Lydia Cheng通过电话采访了美国地方和城市新闻机构中18位兼有纸媒和数媒工作经验的资深编辑人员，发现受访者在讨论重建编辑工作与商业利益关系时使用了零散矛盾的话语，普遍出现认知失调。在研究者看来，与其将认知失调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宁将之视为一种重要且理想的紧张关系，它的持续存在可能会为新闻业带来价值^[24]。

与西方学者对新闻专业与商业逻辑的关注点不同，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者更关心新闻业中的技术逻辑。de-Lima-Santos等人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关注南方国家在工业4.0时代的数字新闻商业模式。基于对巴西13个新闻机构的14位专业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巴西的数字新闻媒体正在通过技术创新、专注利基市场等手段超越传统战略，以获得竞争优势并寻求可持续性发展，而且巴西媒体大多数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皆有赖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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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技术与新闻创新研究

（一）新闻创新与数字工具

新闻领域使用数字工具的势头愈发强劲，新闻采集、生产、分发、管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层出叠现，这些技术工具的应用场景和效果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塑造着新闻等疑问也萦绕在人们心中。算法工具已经成为常用的报道工具，但在对其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缺少新闻价值和规范的考量，从而引发学界对算法黑箱威胁新闻独立性的担忧。Yael de Haan等人基于对27名记者的访谈，应用“算法的民间理论”（algorithmic folk theories）这一概念重点考察了算法工具对于新闻记者的影响。结果表明，极少有算法工具专为新闻生产设计，记者在算法逻辑嵌入其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对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知识也主要基于民间理论。这说明记者几乎没有意识到算法在他们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甚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专业自主性来对抗算法的影响^[26]。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Gutierrez Lopez等人采用混合方法（multi-method approach）对BBC的记者和技术人员进行民族志观察，访谈了《泰晤士报》的记者，以调查新闻编辑室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闻生产。尽管记者普遍愿意尝试在工作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但技术人员难以将技术整合到新闻工作流程中。这说明将新技术嵌入新闻工作中需要记者和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在技术设计层面融合新闻工作惯例及价值观^[27]。

为研究数字工具的使用是否有助于产生更具创意的新闻实践，Suzanne Franks等人以专为记者设计的数字创意支持工具INJECT为例，该工具集成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创造性搜索算法（creative search algorithms）和推荐功能，旨在帮助记者快速有效地发现新角度、内容和线索。研究发现，INJECT使记者取得更多的创造性成果，但大多数记者表现出的是探索性的创造力而非变革性的。该数字工具的创造性搜索算法量化了新奇性，建基于此的模型也显现出了评估新闻产出并为编辑决策提供信息的潜力^[28]。

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新闻实践上，还涉入了新闻管理领域。Torbjörn Rolandsson等人从数字化管理主义的角度研究瑞典广播电台一项名为“新闻价值”的项目，该项目旨在服务算法新闻分发。通过民族志观察和对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最初被用于实现个性化列表和新闻数据采集的工具，其产生的新闻活动的元数据成为新闻管理和实践评估的标准化依据。由此可见，数字工具的使用本身，可以作为观察权力如何在数据驱动的新闻编辑室中运作的窗口^[29]。

（二）走向多样性的新闻推荐

在新闻消费日益被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新闻聚合器等渠道中介化的当下，这些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平台为形塑公共话语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新闻推荐系统就是其中重要的技术架构之一，其具体设计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考虑到基于偏好的个性化新闻推荐可能加剧意见的两极分化，Lucien Heitz等人提出规范的、多样性优化的新闻推荐系统有益于建设“去极端化”的民主社会。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单因素组间实验，要求参与者持续使用五周定制的新闻应用程序。实验结果显示，多样化新闻推荐与个性化新闻推荐表现出相似的个体新闻消费效用，前者的用户（特别是政治保守的用户）对反对意见的容忍度更高，并促使用户拥抱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30]。

Lynge Asbjørn Møller基于马克·德耶兹（Mark Deuze）的“专业意识形态”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闻意识形态概念框架，将之应用于相关案例之中。分析发现，个性化的新闻推荐通过使用对多样性敏感的算法可增强新闻的公共服务功能，能够促使用户接触多样化和偶然性的内容。算法的透明性对于区分“助推”反思行为与“操纵”选择极为重要，能够调和新闻公平和客观的意识形态愿望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记者和算法设计者之间需要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和互动，有助于将新闻规范和理念转化为算法设计中的技术选择，以调解彼此对新闻自主权的影响^[31]。Møller在另一项研究中，具体说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何通过采用传统的“把关”角色来“规范化”新闻推荐算法。他对19位来自丹麦、挪威和瑞典全国性报纸的代表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显示，大多数报纸会使用新闻推荐系统，然而出于对共享新闻的担忧以及不愿让渡编辑控制权，该项技术使用程度仍然有限。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正在将新闻分发的权力转移给算法，但也坚守其传统把关的角色，或对网站的特定板块进行把关控制，或在新闻推荐系统中加入编辑控制^[32]。

此外，Glen Joris等人还注意到受众与新闻推荐系统的互动关系，在一项337人参与的在线实验中，让被试在一个虚构的新闻环境中使用四种不同的新闻推荐系统。实验证明，所有多样化新闻推荐都使受众产生曝光多样性（exposure diversity）行为，但使用多样性新闻推荐的用户并不认为他们的新闻阅读更加多样化，从而出现“多样性悖论”。最后，研究者倡导新闻机构承担社会责任，将多样性作为推荐系统设计中的关键价值^[33]。

（三）数据新闻

数据新闻在全球流行，被认为在公民赋权、政府问责等方面拥有巨大潜力，但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不同国家、地区有何差异，哪些因素制约着数据新闻等问题吸引着专家学者的兴趣。数据新闻能够揭露隐藏的信息，因而具有调查性的特征，在西方新闻系统中常被用来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但在坚持集体主义、社会和谐、统一规范和对尊重权威等价值观的亚洲有着异于西方的特点。为回答亚洲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着新闻实践，Shangyuan Wu对6个亚洲新闻机构的210篇数据新闻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报道都体现了亚洲价值观，在与其所在国相关的报道中尤为明显。报道依赖政府来源的信息，缺乏揭露隐藏信息或调查强大实体的报道，表明这些媒体不仅没有充分利用数据新闻的调查特性制作更多监督性新闻，反而将重点放在告知公众的市政角色上^[34]。

Lindita Camaj等人通过线上问卷的方式调查了71国的数据新闻记者，将数据新闻的发展置于宏观政治框架内，比较公共透明性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世界各地的数据新闻实践。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会造成数据获取上的不公，信息富国和信息穷国在数据新闻实践上的差距在扩大。在开放型数据基础设施中工作的记者对预先处理的公共信息表现出更强的依赖，在封闭型数据基础设施中的记者则更有可能诉诸于信息获取立法，依赖第三方数据的提供或泄露^[35]。

数据新闻很大程度上由传统媒体巨头垄断，规模较小的地方级及地区级媒体处于劣势地位，Florian Stalph等人以魏申贝格（Weischenberg）的新闻语境层模型（contextual-layers model of journalism）为理论基础，对9位在德国地方级、地区级日报工作的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发现：在地方层面，数据记者积极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数据权限；数据新闻的实践取决于少数倡导者在新闻编辑室将这种实践制度化并主动进行培训；将现场报道的“鞋革”（shoe-leather）传统与数据驱动的实践相结合能够增强地方媒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36]。

经济新闻有着以数据为中心的传统，Ángel Arrese通过梳理经济新闻中运用数据的历史发展轨迹，总结五个核心方面的数据应用：（1）使用数据和数据库；（2）发展数据分析和新闻故事相关的概念性基础设施（conceptual infrastructure）；（3）使用可视化工具；（4）根据数据特性应用新技术；（5）整合新闻编辑室内部各类专业人员。数据新闻可以从中吸取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1）平衡管理丰富的数据，数据的新闻价值及用于解释数据的分析和概念工具；（2）可视化的目的在于通过数据关系简化和澄清复杂问题，提供对当前事务更清晰明了的解释；（3）将调查报道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4）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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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闻实践研究

（一）记者的安全及其威胁

针对记者的暴力是世界各地新闻自由和民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记者在多重场景中面临着多种形式的安全威胁，由此滋生的恐惧和自我审查令新闻在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在不同背景下围绕不同维度展开。Marína Urbániková和Lenka Haniková以斯洛伐克记者扬·库恰克（Ján Kuciak）及其未婚妻被枪杀事件为个案，研究记者如何应对创伤性事件并采取相关安保措施。基于对斯洛伐克12位顶尖调查记者的半结构访谈，发现记者们的应对方式可分为五类：（1）情绪净化；（2）分享和寻求支持；（3）回避和转移；（4）违抗和捍卫；（5）继承遗志并赋予悲剧意义。安保措施方面均会采取组织和个人层面的系列措施确保线上线下安全，但在日常工作中并不会持续使用^[38]。该项研究让记者面临的压力、创伤和恐惧得以可见，强调了有效保护记者的重要性。

威胁记者安全的因素复杂而多元，安全风险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被综合考虑。Téwodros Workneh调查了26位来自不同性质新闻媒体的埃塞俄比亚记者，从中发现在EPRDF（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战线）失势后的政治过渡时期，埃塞俄比亚记者的安全风险来源从主要来自国家实体转变为非国家行为体（如治安维持会、破坏分子和非正式组织）。其中植根于民族政治的极化媒体（polarized media）成为加剧冲突的武器，基于身份的他者化现象激增，社交媒体平台的主导性新闻框架对记者造成了“软威胁”^[39]。

Özlem Erkmen从另类新闻理论（alternative journalism theory）出发，运用后殖民女权主义路径调查在土耳其另类媒体工作的女性记者的生活经历及基于性别的安全问题。通过对13位另类新闻机构的女性记者和2位相关新闻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评估了在父权制和专制政体交叉影响下，伊斯兰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对她们职业和私人生活的影响。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安全威胁来自于威权政府，该国安全和司法部门是压制批评性新闻的战略工具，线下和线上的监控和骚扰加剧了压迫。此外，在另类媒体机构内部，男性气概的霸权是最大的威胁来源，对于女性劳动和性别权利的漠视和职场性骚扰普遍存在。面对这些威胁与压迫，女性记者间的团结与反抗联结而成的支持网络是保护的盾牌，女性记者对抗这种“他者”和“压制”机制的意志，是其韧性来源。研究指出，在制定媒体行业涉及性别及多重身份的规范进行安全培训时，缺乏对威胁进行分类的交叉框架^[40]。

依赖信息技术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被监视的社会，数字环境给记者的安全与保障带来新的挑战，调查记者面临的风险尤甚。为研究欧洲调查记者如何看待互联网监控，Philip Di Salvo对隶属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驻六个欧洲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的调查记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归纳和主题分析，研究发现受访记者的担忧集中在五个方面：（1）压力下的消息源保护；（2）互联网监控的临时性和成为潜在对象的不确定性；（3）互联网监控的（私人）扩张；（4）国际监控网络和情报共享的危险；（5）钓鱼网站和“点击错误链接”的风险。研究表明监控被认为是一种持续的、不言自明的威胁，强调了互联网监控对调查记者的“寒蝉效应”，这种疑虑和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调查记者的安全和福祉，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沉默^[41]。

（二）新闻编辑室中的女性角色

多样性是新闻业的一项重要原则与要求，但女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于新闻编辑室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新闻编辑室中的女性角色，反思新闻文化中的结构性歧视与不平等。结合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和女性主义理论，Margaretha Geertsema-Sligh和Tim Vos从25个服务记者的美国新闻相关网站筛选出525篇2002年至2019年期间相关在线文章和博客文章，通过话语分析探索新闻编辑室中关于性别平等的元新闻话语，结果证实女性在新闻编辑室中总体处于不利地位，在人数上的代表性不足，面临着薪酬差距、事业天花板和各种形式的骚扰。然而，新闻编辑室的性别平等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多样性，扩大受众范围，增加收入，塑造更理想的新闻业，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制度和规范，变革新闻编辑室的文化和组织结构^[42]。

与此同时，Andreas Riedl等人就政治新闻中的女性代表性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内容分析、在线调查和深度访谈三种途径获得相关数据和材料，从新闻文化、性别组织和作为个人的记者三个层面推导出新闻生产中性别因素影响记者的多层框架，发现记者自身的性别是报道女性声音和观点的最强驱动因素，这也表明当涉及女性代表时，记者的行动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同时，性别化的新闻决策嵌入到新闻文化框架之中，女性代表性不足受到职业角色而非组织性别准则的影响，将女性放到权力位置上可能会有助于优化性别代表性^[43]。

更进一步地，Kaitlin Miller和Seth Lewis针对广播新闻业女性经历的骚扰问题，访谈了19位在美国地方电视台工作的女性广播记者，发现她们主要面临四种类型的骚扰：扰乱型的当面骚扰；肢体上的粗暴骚扰；令人生厌的线上性挑逗；作为威胁和批评的线上骚扰。由此可见，女性广播记者需要进行许多无偿的情绪劳动以应对频繁的骚扰^[44]。为衡量性别对于新闻制作的影响，Newly Paul等人运用性别亲近理论（gendre affinity theory），通过三个在线实验，测试记者性别、消息源性别、问题性别和受众性别的相互作用对于记者可信度、媒体可信度及新闻相关性感知的影响，发现鲜有证据表明记者性别、消息源性别、问题性别会影响记者和媒体的可信度，但受众性别会影响记者的可信度与新闻相关性感知^[45]。

（三）“谁”在影响科学新闻

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让科学新闻成为一个学界热点。经济、政治等因素介入科学新闻使其独立性备受质疑，研究集中在讨论公共关系、社交媒体和社会政治等因素对于科学新闻的影响。Suzanne Franks对20位南非或在南美媒体工作的科技、健康和环境记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科学记者如何看待机构性科学传播（institutional science communication）和科学公关（science publicrelation）的崛起对其职业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记者与科学家、机构科学传播者的关系。研究发现，科学记者将自己定位为科学研究的解释者和翻译者，认为与科学家的关系应保持微妙的平衡，既要取得科学家的信任，又要保持自身职业的独立性；公共信息官（PIOs）在科学家和记者间发挥了重要纽带的作用，可以帮助记者掌握新动态；对于公关影响的担忧主要来自“复制粘贴新闻”，并将之视为对职业边界的威胁^[46]。

科学记者在报道复杂、不确定性的问题时，更多地依赖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ies）并高度信任专家信源，如大学、科研机构等提供的新闻稿，这引发了对于公关材料影响科学新闻的质疑。Evans Comfort等人为研究科学新闻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收集了2019年在《自然》《科学》出版的文章和关于每项科学研究的媒体报道。通过随机分层抽样的确定414项科学研究样本，298篇来自大学和智库的相关新闻稿和678篇媒体报道。通过内容抓取和句子级别嵌入模型（sentence-level embedding models）的手段进行数据分析并发现：公关材料显著影响了科学新闻的关注度和内容，高可读性的高质量公关材料，特别是视频形式的内容会诱导新闻生产，从而影响公共科学议程^[47]。

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科学证据是证明政府为抗击病毒传播而实施的限制性措施的根本理由，一系列社会政治因素影响着此类科学新闻报道。Anna Litvinenko等人基于对俄罗斯独立媒体、亲政府媒体和专业科学新闻媒体的23名科学记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揭示大多数受访记者承认科学新闻报道政治化现象的存在。政治性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媒体机构层面（或隐或显的内容标准）、新闻来源层面（来源的可及性和自我审查）和个人层面（自我审查）。受访者对这三类限制的体验因其所在媒体机构的政治倾向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记者坦承会自我审查，政治审查制度可能已经被记者“内化”为新闻实践的一部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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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闻类型研究

（一）全球大流行与体育新闻

全球体育赛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体育赛事被不断地缩减甚至取消，体育记者难以直接采访教练或球员，颠覆了体育新闻的常规报道模式。体育记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报道角度，顺应疫情的趋势调整报道框架。虽然这种颠覆乍看之下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挑战，但也伴随着机遇：当体育新闻突然失去其惯常的内容时，它在被迫着重塑自身，加快体育新闻学的建设步伐。

体育新闻记者是体育新闻中重要的行动者，其新闻实践的转变反映的是整个体育新闻界的趋势动向。Carolina Velloso对报道北美四大体育联盟球队的12名记者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访谈，以此考察2020年新冠疫情对体育记者的新闻实践工作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场疫情加速并加剧了体育新闻界已经存在的三个趋势：一是记者与球员接触的机会减少，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团队媒体管理人员的把关行为；二是记者过度依赖官方球队提供的信息资源；三是新闻内容上有了新的转向，记者更加注重于那些几乎不需要获取新资源的报道，热衷于长篇特写、数据和分析驱动的报道^[49]。Andy Sturt和Fahad Humayun则将目光聚集于记者在NBA“泡泡”内的新闻报道实践上。通过元新闻话语进行文本分析，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体育记者在NBA“泡泡”内的报道变向包括：记者的新闻规范和实践被破坏；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倡导社会变革，出现涉及社会正义问题的报道；记者依据自身在“泡泡”中的新闻经历进行反省或思考^[50]。

疫情的冲击使得体育频道无赛可播，体育赛事报道一时陷入困境，整个体育新闻业处于脆弱的状态。Patrick Gentile等人认为体育新闻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他们过对美国体育报纸的23名成员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并认为旨在简化传播流程的技术对该体育新闻行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zoom的使用大大改变了体育新闻的规范。同时，体育新闻业的未来充满未知性，特别是新冠病毒带来的隔离阻断了新闻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制作高质量的体育新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新闻已经很难按照疫情前的惯例运作，也很难回到标准化的规范状态^[51]。

危机时期往往是一个社会系统重新评估权力流动以及由谁掌握权力的关键阶段，体育新闻业正在经历这种重塑。Gregory Perreaulta和Daniel Nölleke认为应该重新思考体育新闻的意义，并对大流行期间发表的美国体育新闻进行元新闻话语分析，指出疫情之下的体育新闻彰显了其在社会整合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有望再次成为新闻界的经济引擎。研究者积极反思了“玩具部门”这一称号，认为体育新闻能通过传递体育的乐趣来促进社会凝聚力，所谓“玩具”正是体育的确切价值^[52]。

（二）疫情之下的危机报道

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迫切需要通过获取各种信息，减少信息弱势，重新组织日常生活。媒体作为公众获取疾病信息的重要来源，其报道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政府危机管理的有效性和危机期间社会稳定的维持。反过来，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对病毒严重性的感知乃至政府疫情防控政策的看法也对社会危机的规模产生重大影响。Gina M. Masullo等人的研究将危机报道差距（crisis coverage gap）的四个原则理论化，提供了一种理解危机期间公众信息需求和当地数字新闻报道之间的差距的新思路。他们对美国人进行了三轮小组调查，分析了疫情初期的三个时间点在脸书上发布的本地新闻，以此说明危机报道差距是如何运作的。研究指出，媒体在危机期间可能无法持续提供公众真正想要或需要的信息。精英主义的新闻媒体更注重于商业新闻的报道，然而公众却更希望得到诸如疫情下商店会如何应对的社区新闻，以及确定危机信息的真实性的事实核查新闻^[53]。

关于媒体在健康危机中的作用已经有过许多研究，却很少有研究将政治危机纳入公共危机的视角下去考量，记者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并平衡自己的传播角色，人们知之甚少。Mojca Pajnik等人以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斯洛文尼亚为例，对记者进行个人访谈。采访表明，当健康危机与政治危机同时发生时，新闻工作者处于多种角色并存的状态：帮助推广防疫措施的责任感与批判性监测、（自我）反思，并试图恢复公共和私人媒体的职业标准。这一发现证实，媒体的角色和实践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民主状况，还取决于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动态结构^[54]。

Olga Eisele等人则将危机报道的研究视角转到了公众的情绪反应上。人们对危机局势的反应、对政治决策的依赖是政治危机管理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研究者分析了新冠疫情期间，奥地利两家高发行量报纸的数字新闻报道及其在用户评论中引发的情绪。结果显示，公众在封锁期间对政府的情绪化程度有所增加，作者将其解释为对负责任的政治危机管理者的情感集结（emotional rally）。在奥地利新冠肺炎危机第一波爆发期间，政治决策者在引发公众情绪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另外，数字媒体平台不仅能快速提供信息，而且让用户积极地表达情感，尤其反映在他们对政治领导人及其表现的评价中^[55]。

（三）战争冲突报道

信任是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信源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在战争冲突情况下，这一点变得尤为复杂。记者有时候必须依赖来自敌对媒体来源的信息，但这些来源却常被认为是不可靠的。Yonatan Gonen等人探讨了冲突双方的媒体如何使用对立面发布的信息，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闻机构在2006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600篇文章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冲突双方都对彼此发表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以往的研究大都认为，利用对方媒体的信息可以为国内受众提供观照新闻的另类视角。Yonatan Gonen等人的研究挑战这一看法，指出相比于暴力冲突情境，合作情境下的记者会更倾向于在新闻话语中持有保留意见，反而增加了公众对其可靠性的怀疑。事实上，保留意见破坏了冲突局势中所需的信任，致使缺乏信任的情况从双方媒体间渗透到公共领域当中，继而影响大众对另一方公共领域的信任^[56]。

在冲突报道中，不仅记者的立场和叙事框架会受到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受众亦是如此。Williamson Sinalo等人将视角转向新闻受众的接受层面，采用了跨文化叙事的方法，调查了五家在线新闻媒体对2015年布隆迪危机的报道。包括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比利时《晚报》、肯尼亚《每日民族报》和布隆迪《复兴报》。结果显示，包括非洲媒体在内的大多数媒体采用了传统的叙事格式（呈现野蛮的肇事者和无辜的受害者），这些报道最终都激化了种族冲突。然而，政府经营的布隆迪媒体颠覆了这种叙述格式，将野蛮性归于抗议者，将合法性归于总统。作者借鉴了劳伦斯·韦努狄（Lawrence Venuti）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概念，认为强调新帝国对布隆迪的影响，对肯尼亚读者来说可能是一种归化的形式；但对西欧读者而言则是一种异化策略，因为这样的报道在提醒他们注意，所谓的合法国际（西方）机构的不公正。为此，新闻机构应考虑更多新的叙事方式来呈现非洲冲突，并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解释这一事件^[57]。

冲突之后，如何坚持正确的报道以形成正确的记忆也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维度。2013年，国家历史记忆中心在一份关于哥伦比亚冲突（1958-2012年）的综合报告中指出，有22万人死于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Jose Ortega探讨了哥伦比亚新闻媒体在和平谈判期间是如何报道这一特定数字的。通过定量内容分析和主题分析，研究者发现，记者报道数字的方式与报告的两个关键方面相矛盾：尽管该报告不认可对冲突的“官方记忆”，但新闻报道仍将这一数字视为事实，且很少受到争议；尽管该报告认定准军事组织而非游击队（如FARC）对伤亡应负有更大责任，但媒体还是将FARC描述为造成死亡的主要非法武装组织。因此，研究者呼吁为促进正确记忆的形成，记者应该坚持在冲突新闻中坚持全面性和准确性，在构建记忆时需要澄清歪曲和隐瞒的问题^[58]。

（四）气候变化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新闻媒体将专业的气候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信息进行传播，为公众定义或建构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全貌。正如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言，媒体关于风险的强调与讨论有着某种启蒙的作用。Athanasia Batziou研究了2018年夏季英国热浪的气候报道，考察英国大小报如何建立热浪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结果发现，在议程设置方面，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在受众面很广、流传程度很高的小报中；而且记者在报道这一事件过程中，甚或没有意识到热浪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气候变化^[59]。

然而，气候变化已然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新闻记者在其中扮演着环境教育者和倡导者的角色，不仅通过大众传媒唤起人们的注意，还需要鼓励受众采取积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2019年夏天，欧洲的几个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浪，同期还有两项极端事件归因（EEA）研究相继发表。Nadine Strauss等人在先前对在线新闻媒体报道热浪的研究基础上，访谈了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并发现：被访者对EEA的研究缺乏了解，却高度重视描写热浪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如可能性或强度）；报道热浪的专业记者与普通记者的数量相对较少；气候报道高度依赖科学专家作为消息来源；缺乏气候变化否认者视角的报道；记者作为教育者的角色认知强于倡导者；以及气候报道受到的时间和资源限制相对较少等结论，展现了可能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报道的特殊性和背景因素^[60]。

除了物质性影响之外，气候变化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国家背景下新闻媒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话语结构也颇为不同。Yunya Song等人结合计算机辅助的定量语言学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纵向比较最近6年美国、英国和中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中的道德推理。研究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倾向于将气候变化描述为一个国内问题，而中国媒体则倾向于将其“框架”为一个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此外，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在传播不确定性和争议时通常采用平衡报道的准则，与中国媒体话语中固有的气候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简言之，东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报道上有着不同的道德修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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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闻接受研究

（一）虚假信息的受众理解

当前，虚假信息的内容和影响无疑已成为传播学研究焦点议题。但关于受众本身如何判断和理解虚假信息，以及虚假信息会如何影响受众对媒体的看法，尚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近年来，中国香港政府已经公开表明了其立法打击假新闻的意图。Francis Lee由此考察了人们对虚假信息的判断以及这种判断与反假新闻法的立场有何关系。研究者认为，大部分民众会将各种有问题的新闻视为虚假信息，而党派人士倾向于将与自己立场相左的材料视为虚假信息。此外，对虚假信息的感知严重性及其后果的感知程度，与公民对政府立法反假新闻的支持程度成正相关的关系。研究具体解释了不同立场的民众对虚假信息的感知和定义^[62]。Maria Kyriakidou等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问题，通过在英国一项焦点小组研究去探究人们如何概念化虚假信息，以及这种概念何种影响他们的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受众对虚假信息的一般定义超越了“假新闻”和阴谋论的范围，包括有偏见的新闻、“政治操作”和失实信息。研究者认为，受众不是简单地不信任信源或被动地接受虚假信息，而是接触不同平台的媒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怀疑态度，这反映了他们对新闻媒体作为文本和机构的批判性解读^[63]。

虚假信息传播至少涉及两类主体：虚假内容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前者制造带有误导意图的信息，而后者将该信息解释为真实，从而完成欺骗圈套的闭环。Anna Staender等人从虚假信息的呈现形态入手，检验耸人听闻式的假信息是否传播效率更高。通过在六个国家对不同“震惊”程度的虚假声明的版本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证实经常使用小报或另类媒体的、对真假界限模糊的受众会更容易相信虚假信息，尤其是当信息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呈现时。然而，对于大部分普通用户来说，以冷静、客观中性风格呈现的虚假信息具有更广泛的传播力和欺骗性，比故意夸大的虚假信息更容易获得信任^[64]。Martínez-Costa等人则从接受者的主观认知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没人能骗我”的概念，即认为自己相比他人对虚假内容更有免疫力。研究采用了焦点小组访谈法，探索了新冠疫情背景下，普通公民在评估健康相关新闻真实性时的行为。结果显示，年轻人认为老年人更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而老年人认为年轻人缺乏事实核查所收到信息的判断能力，表现出“第三人称效果”式的过度自信；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对自己应对虚假信息的免疫力更有信心^[65]。研究启示，公民的认知偏见和心理社会学行为是打击虚假信息的关键，为此呼吁向公民提供全面的媒体素养培训。

事实核查是打击虚假信息的一个重要新闻手段，大量的研究集中于考察事实核查有效性，但对受众在日常新闻消费中如何进行事实核查有待深入探讨。Maria Kyriakidou等人从该角度出发，回答了受众本身是如何理解事实核查并在日常新闻消费中的使用问题。研究基于两组数据采集设计：第一组由英国的14个焦点小组52名参与者的在线讨论内容形成；第二组为两项定性调查，测量受众对事实核查的理解及其对同期英国媒体在事实核查方面做法的评价。事实核查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边缘化的，在人们的日常新闻消费中的影响很小。然而，人们希望电视新闻中进行更多的事实核查，以此来监督政客并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政治^[66]。如同研究者所呼吁的那样，事实核查需要被公众看见并重视，只有公民注意并更积极地参与核查，新闻才能真正发挥其为公民赋权的功用。

（二）新闻评论的参与及把关

对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内容进行评论是用户参与新闻（再）生产的重要方式，也是公民经由数字新闻消费和流通过程具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可是，在线讨论空间也沦为散播攻击性和仇恨内容言论的出口，不少新闻评论夹带负面、恶意情绪，而内容竟与新闻本身无关。为了讨论新闻界如何借助新兴技术应对恶意评论，Hyunmi　Baek等人分析了韩国领先的互联网新闻门户Naver的用户及其对政治新闻的评论数据，旨在了解新闻恶评者的特征，并基于此开发恶评的预测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恶意评论者的人口学特征表现为男性和老年人；与普通用户相比，恶评者倾向于在花多时间对更多新闻进行评论，而且删除评论和写长评论的频率也更高^[67]。

作为对恶意评论的回应，新闻编辑室中出现了新的角色，即过滤、编辑、审核和鼓励用户评论的“评论版主”，目的在于强化新闻评论区的“把关”。Paasch-Colberg等人基于20次的访谈，探讨了德国的新闻评论版主如何看待和回应评论区的仇恨言论，以及如何解释审核实践的差异。访谈结果发现，仇恨评论是一种复杂且微妙的现象，它的识别和审核需要高度的上下文敏感性，尤其在讽刺或文字游戏等“灰色地带”，评论版主对仇恨言论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他们对于仇恨评论的看法和处理的差异与个人、职业惯例和组织层面等因素均存在复杂关联^[68]。

目前，新闻学界对不文明行为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影响不文明行为认知的个体差异或信息属性层面。Emily Van Duyn认为，有必要将对不文明行为感知的研究扩展到数字新闻环境的特征上，因为环境因素可能改变给定空间中特有的话语行为。研究者考察了评论者和评论读者的不文明感知，与他们对评论区功能（即评论审核和匿名）的感知和可用性、及其对评论社区的联系感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证实了评论空间的特征，特别是在这些空间中所形成的联系感，与不文明行为的感知存在很强的负相关，说明评论区的不文明行为可能会损害公共话语的质量以及对新闻组织和内容的看法^[69]。

与强化对评论区的管理不同，媒体机构将评论区的控制权部分下放给读者，有助于促进受众的话语表达和新闻参与。《纽约时报》有两个不同的精选评论列表：一个基于新闻记者的选择（纽约时报精选），另一个基于读者的投票（读者精选）。Juarez Miro通过对比两种类型的评论，揭示了新闻评论区内把关人与情感公众之间话语权争夺的紧张关系。研究认为，读者会更偏好于那些直接的、带有讽刺意味的评论，代价是容易卷入评论区的争辩，而记者则更看重清晰、理智且更为正式的评论，以营造和谐的评论环境^[70]。

（三）新闻回避

互联网新闻的易得性越来越高，新闻消费方式亦日趋多样化。在新闻弥散的数字环境下，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阅读新闻？对这种“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现象的理解，亟需更多元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的支撑。Stephanie Edgerly借助美国成年人的全国性代表样本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低新闻消费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对政治缺乏兴趣、认为新闻缺乏相关性、新闻自我效能低下，以及对新闻体系缺乏了解等因素导致了较低的新闻消费水平。令人意外的是，新闻对情绪的影响（如新闻疲劳、心烦意乱）与新闻消费的总体水平却没有相关性，不能为低水平的新闻消费提供解释^[71]。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新闻回避的研究激增，但在理解和理论化社会阶层与新闻回避倾向之间的关系方面，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知识。Johan Lindell等人在对一万名瑞典人进行邮件回复的调查研究中，分析了社会阶层与不同渠道间新闻回避的关系，发现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以他们相对缺乏文化和经济资本作为衡量标准）明显更有可能回避网络新闻。文化资本的缺乏预测了对网络新闻的全面回避，即对网络公共服务新闻和“优质新闻”的回避；然而，回避网络“流行新闻”的可能性却在降低。经济资本的缺乏则预测了网络上对新闻的全面回避和对“流行新闻”的回避。由此，研究者呼吁关注：（1）社会不平等的多维性，（2）不同类型新闻体裁和新闻渠道的象征价值，（3）新闻回避规范性问题中的社会不平等^[72]。

从社会结构的宏观视角来看，新闻回避无疑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对于微观的个体而言，新闻回避也不全然是消极的。澳大利亚在实施最严格的封锁期间，政府和心理健康组织发布了在大流行病期间保持心理健康的建议。一个共同的建议是避免过度消费新闻。对此，Kate Mannell等人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20名参与者进行了采访，发现人们主动回避新闻、限制新闻消费是为了保持幸福感，调节负面情绪。人们的新闻回避行为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并与在有限程度上保持知情的策略相关^[73]。考虑到社会不确定性和风险可能继续增加，了解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如何参与消费和流通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涉新闻的社会整合与民主建设的归旨，亦关涉每个社会个体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和福祉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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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结与展望

综观2022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观念取向和学术脉络，我们得以清晰地归纳出一个总体性的主题，那就是对当下全球愈演愈烈的信息失序状况的关切。新闻业对数字技术不加反思地采用、不同政治经济力量对数字新闻生产与流通的干预，以及伴随着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出现的公共信息政治化的趋势，加速了新闻生态的恶化，致令不实信息、虚假新闻和阴谋论广泛流行，并不断破坏建基于传统新闻认识论和新闻专业文化之上的社会信任网络。对此，全球新闻学界从理论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其研究成果体现了新闻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向本学科那些最基本的观念的回归，包括真实性、透明性、新闻价值、专业主义、公信力，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学研究在2022年体现出了更加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和对主流传播学功能主义传统的更自觉的反思。

此外，与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总体状况相比，不难发现2022年的新闻学理论与观念发展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一方面，新闻业既有的体系、观念和实践得到更加严肃的检视，数字化带来的效能升级不再是学界最重要的关切点，如何通过重申新闻学的某些核心价值以恢复或重建新闻机构信任成为牵引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开始以更加确定的姿态与不同的批判理论（如女性主义）传统展开对话，学术进一步精细化，拥有不同价值诉求的研究者展开了对新闻生态中特定“具体场域”的批判性考察，以寻求建立一种适应数字时代的新闻规范理论。数字时代的新闻学在理论光谱和概念体系建制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总体而言，正在经历“数字转向”的新闻学体系在2022年体现出了更精细的颗粒度和更丰富的话语层次，全球学界逐渐在知识生产和价值确信两个维度上探索对这一新范式进行体系化的有效路径。在可预见的未来，新闻学学术研究或将在规范理论和批判理论方向上发掘新的议程，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认识论”革新。而来自技术哲学的理论滋养，以及正在不断“复兴”的批判性精神，将成为未来新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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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518060；罗雅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郑恩彤，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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